【来源：凤凰网】红军长征时期张国焘的“草地密电”导致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但此事的真相迄今尚无定论。本文依据当事人的回忆和相关资料，对“草地密电”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分析，意图揭开“密电事件”的历史真相。
一、张国焘多次节外生支
红军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会师后，仍然面临国民党军的重重压迫，急需在军事上找到出路，6月26日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除了张国焘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认为有必要对政治路线进行检讨（当时红四方面军只有张国焘一人是政治局委员，其他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王稼祥都在一方面军），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上的问题。而张国焘提出对中央政治路线的批评，有借检讨政治路线之机改组中央领导层的意图。
中共中央于7月18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主持会议，张国焘报告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徐向前发言介绍了四方面军的特点，陈昌浩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朱德、凯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邓发的发言都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红军有了大的胜利和发展，张国焘执行了四次反“围剿”后党的路线。就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并兼军委总负责，给予他全军指挥权。
但张国焘随后又节外生枝，自恃四方面军人多枪多，要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张国焘要求政治局增补9名四方面军的干部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为了团结，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
张国焘私下散布：“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他对中共中央政治路线错误的批评无疑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多数将领的支持，同时还得到少部分一方面军干部的支持。根据聂荣臻1980年代的回忆，当时陈昌浩约见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支持张国焘。谈了一会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回去了，荣臻同志留下来再谈一下。”聂荣臻认为陈昌浩已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这本不足为奇，中央红军丢失根据地，长征初期又损失惨重，即使在遵义会议后，林彪因为对毛泽东指挥部队四渡赤水令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减员严重感到不满，曾怒气冲冲向中央提出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当时红一方面军包括彭德怀、杨尚昆在内的许多将领对中央领导也有所不满，认为中央已被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所笼罩，跑来跑去没有出路。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就记述了当时他和林彪就中央路线问题的一次争论，聂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道，既然是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两人争得很动气，还拍了桌子。当时左权和朱瑞在场，照组织纪律来说他们应该支持中央路线，不过两人都没有表态，而且按聂荣臻的说法，朱瑞只是“没有公然支持林彪”的看法。由此可见对中央路线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
而红四方面将领目睹了一方面军近乎溃败的情形后，自然会觉得中央对一方面军的领导已经破产。再加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军之间出现了一些对立情绪，更加深了四方面军将领对中央的不满。一、四方面军出现磨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1、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后，实力大减，军纪也有所废驰,中共中央的领导威信无疑在四方面军将士中受到很大的损害；2、中央的一些教条主义领导人，比如洛甫、博古、凯丰，在两军会合后发了一堆批评四方面军的议论，如说四方面军中还有土匪军阀主义残余，不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等等，这引起了四方面军将土的极大反感。
实际上，双方对分裂都负有责任。正如徐向前后来评论：“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制造分裂，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还直言：“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
当然，张国焘作为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无疑要负很大责任，如果说他不是助长四方面军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起码也没有去制止。
8月初，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前敌总指挥和政委徐向前、陈昌浩统帅右路军，率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先行北上，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则率领左路军。右路军率先通过草地，但左路军在草地中为雨所阻，加以粮草不继，在敌情变化和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张国焘再次反对北上计划。
1935年9月3-5日，张国焘决定左路军先行折返，同时电令右路军暂停前进，再定行止。他再次向中央提出南下计划，并夸大北上的许多困难，如粮食不足，部队减员等等。中央机关毛泽东等人则坚持要张国焘率左路军从速北上。双方隔着草地电报往复，相持不下。
二、中共中央突然秘密连夜北上
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裂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9月9日深夜和10日凌晨，中共中央突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秘密连夜北上。
对于中央采取秘密出走这种非常手段，通常的说法是由于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命令他武力挟持中央南下，这一“密电”恰被叶剑英看到，叶紧急通知了毛泽东等人，于是毛泽东才率领中共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脱离红四方面军，独自北上。叶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下大功，毛泽东以后一直念念不忘，还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
关于这个密电的内容，现在最权威的来源是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他提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等语。有的资料还说电文中有“毛、张、周如坚持北上，就对他们进行监视”等内容。对于密电的内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编写出版的《毛泽东传》只提到毛泽东的说法。
不过这个“密电说”令人生疑，难以自圆之处甚多。 那个现在众所周知的“密电”，原文除了叶剑英、毛泽东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个别电报人员外，当时没有其他人亲眼看过，后来在档案资料中也遍寻不见。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个密电，也不知道陈昌浩是否看过。而陈昌浩也从来没承认见过这个“密电”。
据徐向前回忆，中央率红一、三军团连夜北上后，前敌指挥部天亮后才知道，徐、陈二人都大感惊愕。徐向前对此分裂更是感到十分痛苦，非常想不通。后来四方面军前方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撤离，并对四方面军放了警戒哨，请示要不要开火。陈昌浩和徐向前商议，徐向前说了一句：“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绝对不准打。”陈昌浩也认为不能打。徐向前后来说，陈昌浩是政委，当时有军事最后决定权，如果陈要打，他是很难阻止的，所以不能抹杀陈昌浩在这一点上起到了维护红军团结的作用。从徐向前对此事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看出，陈昌浩当时根本就没有用武力对付中央的思想准备。 进一步说，假如“密电”提到了开展党内斗争，也并不能表明张国焘有用武力解决中央的意图。党内斗争是共产党解决党内意见分岐的正当途径，党内斗争表明争论还属于党内的问题，斗争结果是作组织结论。
此外，即使张国焘已经下了武力解决中央的决心，但陈昌浩是否会接受和执行这样的命令也是很成疑问的。陈昌浩和徐向前原来的态度都是支持北上的，在张国焘提出南下后，徐、陈还会同中央一再劝说张国焘顾全大局，率左路军从速北上。徐向前在这次争论中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曾要求调到中央工作，可见他是相信中央领导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陈昌浩“很能干，有才气，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连张国焘都得让他三分。平时，干部佩服他能写能讲，但也怕他发脾气。”陈昌浩当时已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他确实不满中央的领导，但很难相信他会采用武力解决中央的手段。
虽然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有很高的威信，但四方面军毕竟是共产党的军队。张国焘如果要对中央采取超越党章的斗争手段，未必会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广泛拥护。首先徐向前就肯定不会赞成。陈昌浩虽然支持张国焘对中央政治路线的批评，但他本人是和博古、洛甫、王稼祥、凯丰一样的留俄生，同属“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况且当时站在中共中央一方的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当时右路军中四方面军的部队有四军、三十军。三十军政委是李先念，四军军长是许世友。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时，三十军是作为四方面军的先遣队首先迎接中央的，从李先念在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便担任了不少重要的职务这一事实来看，他那段时间和毛泽东等人相处不错，后来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错误也没有牵涉到他。张国焘如命令对中央动武，三十军会不会坚定服从命令肯定是个问题。至于火爆性子的许世友对中央某些人批评四方面军是军阀土匪主义、逃跑路线等早就火冒三丈，张国焘如命令对中央动武，四军恐怕是会执行命令的。后来在延安批张国焘时，正在抗大学习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四方面军将领也被连带批斗。许世友的态度最不好，因此被重点批判。许咽不下这口气，联系了抗大中的部分四方面军将领，准备逃出延安到四川打游击。王建安临走退缩，并将出走计划上告。许世友被当作首犯抓了起来，差一点要枪毙。后来许世友被毛泽东收服，成了毛泽东的心腹重将。但在长征时，许世友眼中只有“张主席”，不会有“毛主席”。
由此可见所谓的“密电”一说，基本上难以自圆其说。
不过，毛泽东等人对说服张国焘北上显然已失去了信心，双方隔着个草地打笔墨官司，徒然延误战机。右路军本来已打通了北上的通道，但敌军也发现了红军北上的动向，正在调兵进行堵截。假如敌军又封锁了北上的通道，中共中央再不情愿，也只能南下了。陈昌浩的态度是很关键的，如果陈昌浩坚决服从中央决议北上，在右路军拉不回去的情况下，恐怕张国焘也只好率左路军跟进。因为陈昌浩在这一关键时刻不支持中央的决定，所以后来他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上背了很重的包袱，间接造成了1937年春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失败。
三、不可忽视的隔阂和猜疑
未解决的党内政治路线的分岐，一、四方面军原有的一些隔阂，造成和加深了中共中央对四方面军的猜疑。
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的第三天，即7月21日，发出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的决定，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原来朱德、毛泽东负责的前敌司令部被取消，前敌总指挥部的大权则在张国焘手里。
张国焘同时还宣布一方面军的各军团一律改为军，这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就自然降为和许世友、程世才、王建安、詹才芳等人一样的军长或军政委。
张国焘还在8月初以统一指挥的名义收缴了各军的密码本。这实际上切断了一方面军原各军团同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以及各军团相互之间的联系。而且右路军的行军队伍是林彪的军团打头，彭德怀的军团收尾，中间是实力强大的四方面军各军。
杨尚昆的回忆录描述了陈昌浩的拥兵自重：“在这期间，总政治部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干部必读》，主编是张闻天，编委记得有陈昌浩、傅种、凯丰和我。出版前，每篇文稿都要在编委会宣读通过。有一次，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毛主席知道后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
种种迹象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原各军团领导的警惕和猜疑。
这种猜疑竟到了这个程度：在过草地之前，陈昌浩请林彪和聂荣臻吃晚饭。聂荣臻在回去的路上竟然出现毛森森的感觉，他不仅命令警卫员枪上膛，而且自己不骑马，手枪也准备好，以应对来自陈昌浩的危险。聂荣臻还“获悉”张国焘要把他和林彪调到原四方面军的部队去当军政委和军长，他告戒林彪：“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而林彪则说聂荣臻是搞宗派主义。（《聂荣臻回忆录》283页）
彭德怀对张国焘的戒心最早也最大，特别是在林彪率一军团先行出发之后三军团孤掌难鸣，而一军团只能和陈昌浩把持的前敌总指挥部保持联系。他后来和毛泽东、周恩来秘密决定重新编制密码本，星夜送往一军团，并在8月29日恢复了他们和林彪、聂荣臻的联系：形单影孤的三军团终于有了患难与共的一军团帮助。（《彭德怀自述》，202页）当时彭德怀因为担心四方面军对中央会有“异动”，秘密把一个团的部队布置在中央所在地周围警戒。
而且在9月9日那天，彭德怀根据陈昌浩在午前和午后对“北上”态度的变化，就向毛泽东说：“我们不拥护张国焘南进的方针，现在林彪和聂荣臻离我有两天路，就剩三军团，陈昌浩如果用武力手段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他甚至向毛泽东请示为了避免两军内讧，在必要时可不可以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为人质，毛泽东答道不可。（《彭德怀自述》，202页）
值得一提的是，彭德怀的担心及其向毛泽东的提议是在叶剑英向毛泽东偷送“密电”之前。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说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红军生死存亡未卜，却有发生内讧的可能。由此可见当时一方面军方面对四方面军的猜疑到了什么地步。
在这种猜疑的心理下，一个平时正常的举动就可能增加紧张气氛。在说服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无望又担心四方面军会阻止一方面军北上行动的情况下，中央采取秘密率一方面军独自北上的非常措施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所谓的“密电”可能只是“陈谈右军南下电令”所指的那份电报的一个误会
为了弄清1935年9月8日、9日这关键的两天里右路军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徐向前、杨尚昆、聂荣臻和彭德怀等人的回忆录以及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人的传记。
徐向前的回忆是这样的：一直到9月8日，他和陈昌浩还是倾向于北上的，两人还发电向张国焘表明态度。当天张国焘即回电，命令徐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徐、陈感到十分为难，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当晚召开会议讨论，徐、陈两人也与会。会议决定北上方针不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向张国焘发电，再次陈述北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电文最后说得十分恳切：“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第二天，即9月9日，张国焘复电坚持要南下，电文最后也是彬彬有礼：“左右两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接到张国焘复电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四方面军部队分开，也表示同意。陈昌浩向中央反映两人意见，结果中央当天就向张国焘复电，说“陈谈右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当晚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住处，最后一次探询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回答：四方面军分为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见徐如此表态，失望而归。当天深夜和次日凌晨，中央即率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秘密出走，独自北上。
按照徐向前的回忆，张国焘是曾发出过命令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但那是公开的，陈、徐也向中央作了汇报。所谓的密电显然不是指张国焘于8日、9日发来的那两个电报，但又是那一个呢？
《毛泽东传》说：“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不可分开行动’。9月9 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1937年3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页362─363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按照《毛泽东传》的说法，9月9日张国焘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另一封则就是发给陈昌浩的密电。
1971年8月，毛泽东为解决林彪问题而南巡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2年，340页）此时，毛泽东说“密电”是同时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而不只是给陈昌浩一人。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这样谈到“密电”的来龙去脉：“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
值得注意的是，杨尚昆提到的电报内容只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另外就是“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他并没有提到电报内容有“开展党内斗争”，更不用说什么“武力挟持中央”了。而且毛泽东在抄下电文后，还让叶剑英将原电送给徐向前和陈昌浩。
杨尚昆的这段回忆不免让人感到，这个“密电”其实并不机密，很轻易就弄到了手。张国焘要“武力挟持中央”岂会如此儿戏？况且照杨尚昆所说，这个密电并非只给陈昌浩，而是给徐、陈两人的。那徐向前应该是看过这份密电的，但徐向前否认自已看到过。莫非是陈昌浩收到叶剑英转来的密电后，向徐向前隐瞒了？但陈昌浩自已也在喊冤，说从来没收到过这份电文。
杨尚昆本人没看过原电，也承认原电以后再也没有找到，但他认为密电存在是无疑的。因为他说9月12日，即中央已独自北上两天后，中央曾给张国焘发电，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军南下电令。”杨尚昆认为这份电报正是中央对张国焘那份密电的回复，间接证明了密电的存在。但我们对照徐向前的回忆，这份“陈谈右军南下电令”的电报早在9月9日就已经发出了。《毛泽东传》也说这份电报是9月9日发出的。可见杨尚昆的回忆和判断有偏差。而且既然是“陈谈右军南下电令”，这就是说陈昌浩已向中央谈了电报内容，这样一来又谈不上什么密电了。
对于9月8日、9日这两天发生的事，《徐向前回忆录》中的记述最详，书中还完整地引用了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及张的复电。徐向前在这段记述中没有一个字提起密电，但我们不难体会到徐帅的良苦用心。虽然密电事件最后由张国焘、陈昌浩两人负了全部罪责，并没有涉及到徐向前，但于情于理来说，张、陈两人要真的搞兵变，他这个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又怎能脱得了干系？！何况毛泽东和杨尚昆都曾经说过“密电”是同时发给徐向前和陈昌浩的。
照徐向前所说，“1935年9 月8 日，张发电要陈、徐率右路军南下，中央方面反对，开会时，毛等拟好一份要张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并要陈、徐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徐向前回忆录》，页447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表态，陈、徐都同意北上，但陈显然愿意考虑南下作为另一种方案，所以9日张国焘再次来电坚持已见时，陈就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而徐确实不愿离开左路军单独北上。
直到9月9日，徐、陈两个才勉强同意南下。而张国焘和中央这时就南下、北进问题仍在扯皮。陈昌浩刚刚有转弯的表示，张国焘马上就发密电要陈昌浩用武力挟持中央南下，那张国焘这事情做得也太快、太急、太绝了些吧？毕竟陈昌浩不是唯张国焘之命是从的人。
徐向前回忆9号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徐向前回忆录》，页452 ）在分裂的前几个小时，毛找他的动机显然是对他和张、陈的关系略有了解，想把他从张、陈那里分化出来，争取他的支持。毛找徐的时间显然是在“陈谈右军南下电令”之后，徐向前当然也知道张国焘的“右军南下电令”。
当天深夜和次日凌晨，毛泽东与中央单独率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北上，叶剑英还偷走了右路军唯一一张西北（甘肃）的军用地图。不太了解内幕的徐向前很紧张：“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点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徐向前回忆录》，页453）
照徐的说法，张国焘并没有要他们“武力解决”中央，他和陈昌浩一起制止了两军分裂后可能发生的冲突：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听从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五、这段历史还不能完全说清楚
再来看草地分裂事件的另一个关键当事人彭德怀的回忆。《彭德怀自述》是彭帅处于受审查、监管的环境下完成的，彭的每一句话都会受到严格的查证，而且这本书是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等人健康状态良好的1981年出版的，因此这本书有非常高的真实性。
彭德怀这样谈“密电”事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彭德怀自述》，203页）
从彭德怀的叙述看，叶剑英报告的“密电”是“张国焘来电南进”，而且随后陈昌浩也没向毛泽东隐瞒，这和“陈谈右军南下电令”相吻合。倒是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事先提醒下，在和陈昌浩谈话时，想好了脱身之计。
徐向前回忆张国焘于9日“复电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徐向前1982年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的访问时明确说：“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徐向前说“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显然是有所指的，因为声称在叶剑英之前看过“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人当时只是前敌指挥部的一个副科长而已。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黄春秋》1993年第1 期）廖盖隆没有说收到叶帅的回信。
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也没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问题，但引用了叶剑英本人1982年3、4月间同军事科学院几个同志的几次谈话内容，叶剑英这样谈“密电”：“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他（引者注：指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很紧张，……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我赶忙跑回去，……把电报交回给他（引者注：指陈昌浩），没有出漏子。”
从叶剑英的这些话来看，无法判断“密电”和“陈谈右军南下电令”所指的那份电报是不是一回事；“语气很强硬”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不能简单划等号，毕竟“陈谈右军南下电令”所指的那份电报确实“语气很强硬”，因为它强调“左右两军决不可分开行动”。
由此可见，这段历史还不能完全说清楚。
至于张国焘是否有用武力解决中央的具体行动，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任何张国焘企图用武力威胁中央的客观证据。后来在延安批判完全失势的张国焘时，只提到张国焘的三大错误：土匪主义、军阀主义、分裂中央，丝毫没有提到他有武力挟持中央的阴谋。“张国焘企图武力危害中央”的说法是张国焘1938年4月叛变中共后才开始出现的，这可以看做是彻底搞臭叛徒的一种手段，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