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歪曲了中国的形象。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原因并非如同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们和中国的爱国主义“网民”们所想像的那样，它只是一个更广泛的国际性问题中的一个特别例子。
大多数对中国稍微有兴趣的西方人多半会看很多有关西藏、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周年纪念日，腐败与民众不满的报道。相比之下，他们却很少看的这些方面的消息：民众如何支持中国政府和制度，优秀学生依然积极争取入党，或者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状况、尤其是在省和地方一级的正面报道。
蒂摩西·盖顿·阿什是牛津大学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资料图片）
但是，存在这种现象，并不是因为“反华”的政策或者偏见造成的。虽然，许多中国人可能对此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中国自己的媒体一般都反映了他们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他们认定西方国家也会如此。但事实是，西方媒体的这种报道失衡的倾向，确实是与政府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的。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的新闻媒体商业化，而如今的媒体业界也正在经历一场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视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破坏性创新风暴”（gal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之中。
这是洛杉矶时报近日发表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蒂摩西·盖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观点。与许多评论家不同的是，在阿什的这篇题为“缺乏中国的报道与偏见无关”（Lack of news about China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ias）的文章看来，造成“西方媒体中国报道偏见”的原因，不是记者和编辑“戴了有色镜”，而是未能包罗万象地“多多益善”。
文章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西方主流媒体一般会投其所好地紧随着读者和观众们，登他们熟悉和感兴趣的那些内容。媒体并不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要谴责中国，才去报道西藏的，而是因为媒体面对的市场消费者们对西藏问题感兴趣和有迷惑。
确实，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新闻报道一般都是煽动性的和负面的，可是，他们在报道自己国家的政治时，也是如此。那些编辑和选择故事的人仅仅是在遵从其行业市场导向的规则而已：流血的新闻可以横行无忌（if it bleeds, it leads）。日常状态、波澜不惊不算新闻。就像说“许多中国市民心满意足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作为一张报纸有卖点的头条。
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的负面性，而是内容太少、报道太少了。这是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与西方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媒体不是应当减少对达赖喇嘛或者六四运动周年纪念日的报道，而是应该写其他更多的、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并正在演变的整个中国社会图景的报道。
然而，现在的趋势却是完全相反，媒体正朝着减少各类国际报道的方向发展。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也是由于经济上的问题。随着广告收入下跌，媒体的花费昂贵的海外站点在被迫关闭。这对新闻业和国际关系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
阿什写道，普林斯顿学者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在《新共和》中的一篇甚为精彩的文章中提到，他认为新闻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就像清洁的空气和平坦的公路一样，新闻并不仅仅给那些直接买报纸的人带来好处。保罗·斯塔尔的想法也适用于外交政策。在当今这个紧密连接的世界中，国与国之间必须相互理解，而这就需要相互了解对方的社会和人文状况，这也正是国际新闻报道所要提供的。
所以，正如列宁同志教导我们的，要敢于问“怎么办？”中国驻欧盟大使宋哲给出了一种典型的错误答案。在最近《中国日报》摘选的一篇宋哲的演说中，宋哲说，欧洲和中国外派记者应该“使自己的新闻报道有利于中欧增进共识、增强互信、加强合作”，以及“尊重对方的发展理念、政策选择和文化价值观。”
不对。这可能是驻外大使的职责，但是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特别不是采访记者的职责。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要准确、公平和生动地报道他们的耳闻目睹，包括自己的阅读。如实报道，看到什么说什么。所以，还是让我们引用邓小平最喜爱的一句名言：“实事求是。”
剩下的就是要亲自动手做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知道去哪里找，它们都已经做好了。在网上待上个把小时，再加上他人提供的线索，就可以引导你来到阿拉丁藏宝洞，那里有针对中国详细、各种各样的报道和分析。（不妨把chinadigitaltimes.net网站和danwei.org网站作为首个“芝麻开门”试试吧。）里面的大多数消息都没有经过专业化的真伪核实或者平衡，但是，它们会受到另外一种审视，博客作者们会毫不留情的指出其中的错误、歪曲或者遗漏。
与此同时，像《经济学人》、《纽约客》、和《大西洋》等知名西方刊物都登载着有关中国的，经过核实的长篇原创文章。当我在北京期间，我看到BBC播报的一篇有关中国农民的报道，说他们因为城市的发展而被迫放弃自己房屋，政府答应，作为补偿，会给他们的孩子建一所新的学校。但是至今新学校的承诺都没有兑现。这篇报道能说是反华偏见吗？完全不是。这是实事求是，BCC正高举着邓小平思想红旗。
那么，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呢？在此文的开篇的叹息中，我略微惋惜地指出了大多数西方读者和观众再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里所看到的报道是什么样的。而斯塔尔在他的文章中，还特意谈到了“存在”（availability）和“曝光”（exposure）的区别，很有助益。
阿什这篇评论的最后说，每天关于中国的新闻很多，关注中国新闻的老练读者总可以找到好新闻的“存在”。但是，问题是一般民众，是那些只是每天早茶时翻翻报纸的大众，他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追求“曝光”效果（希望不是八卦）的国际新闻。
神话式的国际新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回首叹息也毫无助益。如今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掘利用新型媒体的惊人潜力，让更多人，用更多的时间来曝光可靠、有趣的国际新闻。这关乎到新闻出版业的未来，而且不仅仅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