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记者万毅忠报导／望闻问切、号脉观神这一将悬壶郎中与恹恹病患囊括其间的画面，就像一部黑白默片中记录下来的情景，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数千年。似乎在旧时的日子里，人们生死无悔，从没有人对这祖宗流传下来的医术说过不字。
但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国门，随之而来的现代科学也让中医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噩梦之中。06年4月，长沙的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10月6日他又和美国纽约的华人康复医生王澄一起提出《关于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议》，并征集签名，由此引发了最新一波对中医的挞伐，在海内外中文网站引起了激烈争辩，10月16日，中国卫生部表态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国内各门户网站也接到论战禁止令，让处于守势的中医获得了片刻的安宁。然而透过这一面由官方赐予的盾牌，人们再一次感觉到了中医在百年噩梦中的悸动。
唯中国有两个医
06年10月，王澄在国际互联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医和我们，既生瑜何生亮》的文章，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医疾恶如仇的立场。他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一家私人诊所内向多维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立场，导致这一立场的既有来自其父的渊源，又基于自身的经历。
王澄的父亲早年就读于渖阳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日本满洲国医科大学，通德文和日文，毕业时满洲已经解放，他父亲投身于新中国的医疗事业，1955年赴新疆支援新成立的新疆医学院，任学院病理科副主任，后被派去学俄文，并自学了英语。王澄认为他的父亲具有开放的胸襟，对人类的知识充满渴求，但后来被派去北京参加针对西医专家的中医培训，却无法接受中医学说，回到乌鲁木齐直对夫人说：中医胡说八道。这是幼时王澄对中医的第一印象。
王澄还告诉多维：“有一次我父亲受令急飞北京，回来后我听到他跟我妈妈说，原来有其他国家领导人听说中医能治癌症，希望中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帮助治疗一位病人，周总理一听就害怕了，连忙召集专家开会。我爸爸作为专家去了北京，大家开会的结论是中医治癌并非属实。”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王澄自小对中医就有一双审视的眼睛，后来他个人的经历和学识逐渐使他站在了中医的对立面。
王澄上山下乡时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个50多岁的老单身汉姓帅，由于双手患有内风湿关节炎，无法干重活，在村里食堂里做管理员。1969年时他存了一千元巨款，考虑是先娶老婆呢还是先治疗双手。考虑再三，他决定先把手治好了，因为有了健康，老婆自然就有了。那时王澄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位中医，收了老帅的钱之后，郑重其事地说：“你的病为时已久，我必须给你下重药。”就在用药的第二天，老帅暴死，郎中也跑了。老帅的死让王澄至今还很激动：“最让我难受的是，这件事情没人管，人被害死了也没人过问。在农村，你死活都没人管，我发现社会底层原来就是这样。”
76年，王澄已经是新疆医学院工农兵学员中的高年级学生，一次随医疗队下乡，遇到一个四瘫的小伙子被人抬来抢救，他脖子以下都不能动弹了。原来这个小伙子有精神病，一位中医用大针从他的大椎穴插进去，切断了颈椎，送来医疗队抢救，但回天无力，小伙子很快就死了。30年后，王澄向记者比划着那根针的粗细：“我看到了那根大针，有打毛线的针那么粗，可能在脖子里还捻动了。”
王澄告诉多维，直到那个时候，他对中医还没有彻底绝望，他带着更多的问题观察中医，但结果总是让他失望。1977年，王澄毕业后到新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工作，听患者说中医不用开刀就能治愈食道癌。他慕名骑着自行车去乌鲁木齐郊区，进入一间空房子里，里面有一个人声称自己治愈了食道癌，并拿出病人留下的医院病历，王澄发现那是他的同事写的病历，上面记载了患者吞咽困难，怀疑有食道肿瘤，但没有确诊。病人之后找到中医，吃了一些药后，吞咽问题消失了，这人就宣称自己能治愈食道癌。王澄告诉多维：“要确诊食道癌，要拍X光，要做活检和病理分析。那时我还天真，骑了很久的自行车去寻找奇迹，结果认真而来，反感而去。”
这一反感而去，使王澄与中医越行越远。后来他在国内完成了西医博士的课程，88年离开工作单位北京安真医院，先后在美国的杜克大学、Emory大学、费城心脏研究所和纽约Maimonides医院做研究，之后在纽约Maimonides医院和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做住院医生，于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康复专业毕业后，开设了私人诊所。
他带着对中国的记忆行走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有一天他突然省悟到：“全世界都衹有一种医学，那就是现代医学，衹有中国支持两种医学。要么全世界错了，要么中国错了。”在与多维的访谈中，王澄重申了他这一最引人瞩目的发现。
这一省悟令他自己也大吃一惊，接着他就怀疑，中国的医疗体制可能从1949年开始就出错了。在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之后，他于2006年1月写了长文《从美国看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由于中国的《健康报》拒绝登载此文，王澄将全文上网并自行印刷成册。王澄在封底写上了自己的墓志铭：“给我机会，让我看让我想，我会和别人说的不一样。”
06年10月，王澄起草了《关于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议》，一些话语引起激烈震荡。他敦促中国“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关于中医的内容。”呼吁中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科学医学（西医）成为国家唯一的主流医学”，并“立即停止中药研究”。
王澄为中医设想的情景是：和其他国家的传统土医一样，中医存在于民间文化之中，无声地潜伏在街巷村陌，衹要不害人，信者尽可以去看，就如和它历史同样悠久的风水算命，远离国家的医疗体制。王澄引用汉医在日本明治维新后遭受废医存药的命运，认为中国对中医应该更严厉，要废医验药。
像一百多年来挞伐中医的人一样，王澄告诉多维他这次用的也是现代科学这一利器：“中医往下垮的原因是它抗不过现代科学，科学带来进步，电脑和X光连在一起就是CT，后来又产生了核磁共振，数学物理化学生化是现代科学的根，因为这些现代科学是在同一个体系里的，各学科可以相互促进。而脱离现代科学的中医，就像是一个孤儿，在现代人往前看时，他们还往后看，沉溺于祖先留下的稀少的古籍之中。”
《黄帝内经》等中医古籍在王澄看来是没有完成进化的古化石，他曾撰文说：“中医是人类进化到17世纪以前的一块化石，归入中国的正统医学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并导致中医在中国泛滥成灾，中医与当代中国大陆社会进步格格不入。它不属于科学，而属于宗教范畴。”他在06年8月撰文猛烈抨击中国工程院的四名中医师院士，认为“喇嘛道士都会”随着满嘴阴阳五行的人“成为院士”。
王澄在06年11月发表的《疑难杂症－医生水平极其低下的人类群体的黑话》一文中，对中医的绝活－治疗疑难杂症进行了猛烈攻击。他提出美国没有疑难杂症，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也不会得疑难杂症，疑难杂症衹是水平低下的中医的哄人之说。王澄举毛泽东为例：1974年，毛得了一种病，吞咽无力流口水，两手两腿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的肌肉明显萎缩，被中国最顶尖的西医诊断为极为罕见的运动神经元性肌肉萎缩病ALS，最多能活两年，毛泽东果然于1976年9月逝世。王澄认为：“如果没有西医，毛泽东也会被中医说成死于疑难杂症。”
剧烈的现代风扫荡着古老的中国，有的地方焕然一新，有的地方沦为死角，王澄认定那被遗忘的死角，就是中医。他相信自己参与发起的2006年中医争辩硬是活生生地把中医这块黑洞洞的天划了一个大口子，让阳光洒了进来。他告诉多维：“我们的观点和做法，会借着中国的现代风张扬出去，多年之后，你会看到我们的观点深入人心。”
为了减弱中医的香火，王澄在06年8月向国内中医学院的学生们发出了《王澄医生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信中呼吁“把学习内容转换成100%的西医内容，先把自己训练成一个100%合格的西医。”他提醒中国的年轻人“中医在中国大陆将被赶出主流医学的事是早晚的事，你们千万不要做了中医的殉葬品，千万不要上你们骗子中医老师的当。你们每天咏经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是在考古还是在学艺。”令王澄意外兴奋的是，这么一封颠覆性的信件竟然登载在国内的新华网上。
06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澄处于一种亢奋之中，他告诉多维：“我们的论点发表以后，中医界自己炸了锅，西医在旁边看热闹。”被国内媒体称为“体制内培养出来的挑事者”的王澄，现在每天忙碌于自己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三家博爱复健医疗中心，他在接受多维访问时，坦陈自己作为华裔美国西医对中国医疗事业的关注：“我从小在中国受正统教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医疗体制，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中医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