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网记者高毅／今年“两会”谈的重点是金融危机，但殊不知，金融危机产生的相互作用正影响中国着的政治体制，甚至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分水岭。
“三十而立”，改革三十年后遇到的这次危机要么会使中国走向成熟或自信，要么会令中国彷徨和迷失，出现“中年危机”。
持前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保持着整体稳定得益于经济的迅猛发展，能导致动乱的就是经济停滞萧条，如果中国能顺利渡过这次“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经济难关不能过，即便有，也是“百年之后的事了”。
持后一观点的人认为：改革发展至今，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三十而立之际，中国改革进入以政改为重心的改革。发展经济有章可循，“有中国特色的政改”则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出现彷徨和迷失。
两大任务
民间和学术界对中国政改的讨论已持续多年，但问题的核心是中共高层怎么看，因为在中国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先例凤毛麟角。那么，“两会”是否透露出些许信息呢？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工作报告花了不少篇幅论述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整体的区别，这在以往两会上是不多见的，而针对吴邦国的讲话，中国媒体广泛发表捍卫中国人大制度、驳斥西方民主的文章，这在另一方面似乎说明中国高层已对关于中国政改发出的不同声音感到压力。
俗话说“穷”则思变。这些年中国不让百姓思变的办法就是不要让大家感到“穷”——贫穷之“穷”；即便是穷，也让百姓有摆脱穷的盼头。这是中国改革截至目前走的一条道路，而且是正确的道路。
上海街头中国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不高，多少与现行政体有关。
俗话又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导致权贵资本的产生，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成为“稳定大局”的最大威胁。
温家宝曾表示，中国要完成两大任务，其一，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其二，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温家宝的这两句话就是平衡和化解这两大议题。
但是，如何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不是发展经济就能做到的，于是，各种争议陷于混战当中。
谁的民主
这一混战在2006年显得最为激烈。前人民日报副总编皇甫平（周瑞金）发表《越南改革值得关注》，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提出具体要求，最为突出的就是要”差额选举”中共总书记，否则中国政改落后于”越南小弟”。
几个月后，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撰写《民主是个好东西》，表示民主虽有其弱点，但却是目前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
这两个”右”的声音在金融危机之年销声匿迹，国内各主流媒体纷纷援引吴邦国的讲话，表示”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这次金融危机发端于西方，萧条之中的中国经济仍是亮点，这增添了中国坚持和宣传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底气。但话说回来，所谓中国特色的政改谁都没有底，谁掌握了话语权，那就是谁的特色。
包括温家宝在内的有些人将这次金融危机归咎于西方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失败，但这未免过于简单。毕竟，西方经济发展数百年，其创造的巨大财富是中国现阶段还难以比拟的。有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危机迟早会发生，关键是以什么形式、何种程度发生，不在乎是资本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表示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有自己的道理，因为西方之间也没有“照搬”一说，但精髓是一致的。温家宝也承认“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诸如印尼、日本、台湾等亚洲国家的民主就与西方不一样，而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沧桑的历史，使其更具特殊性。但无论怎么特殊，不变的就是监督制衡、追求法治、人权和平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政改话题从90年代就已经讨论得很热烈，但几经酝酿，几经流产，这给百姓一个很不好的感觉：凡是改老百姓的，不管是征地还是下岗，动作都很快，凡是改当权者自身的，都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正如人一样，改革后三十而立的中国已没有多少机会再酝酿下去，而花甲之年的人民共和国仍将面临一场大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