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星星生活捷克佳/当联邦政府决定收紧国际学生规模时，移民部长曾形容这是一种“钝器式”的政策工具。而最新披露的数据证明，这把“钝器”在安省高等教育体系中落下时，砸出的裂痕并不均匀——有的院校名额用不完，有的却仍在不断追加；有的系统被迫急刹车，有的则勉强维持运转。
据多伦多星报报道，省级认证信（Provincial Attestation Letters，PAL）这一原本高度技术化、鲜少被公众关注的文件，正在成为理解安省国际学生政策重构的关键切口。
一、PAL 不只是“入学文件”，而是配额控制的核心阀门
在国际学生申请学习许可的流程中，PAL 的作用至关重要：
它既是学生已被指定学习机构录取的证明，也是确保学生被计入各省全国配额的“计数器”。
当联邦政府自 2024 年起对国际学生数量设限后，PAL 从行政工具升级为“结构调控装置”——谁能获得多少 PAL，直接决定了一所院校国际招生的上限，也间接影响其财政、用工和课程设置。
二、真正的断层：学院与大学，被政策“分流”
从整体数据看，政策冲击在学院与大学之间呈现出高度不对称性。
学院系统：获得的 PAL 数量更多，却大规模用不完
大学系统：配额相对有限，但整体使用率明显更高
这一差异背后，暴露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构问题。
安省教育研究院（OISE）副教授伊丽莎白·巴克纳指出：学院对国际学生的财政依赖程度更高，但当前的市场需求正在迅速萎缩；大学同样承压，却相对更具缓冲能力。
换句话说，政策并非“平均降速”，而是在无形中放大了不同类型院校的脆弱性差异。
三、康尼斯托加为何成为“例外中的例外”？
在这一轮重新分配中，康尼斯托加学院（Conestoga College）格外醒目。
获得全省最多的 PAL，年中主动申请并成功追加 2,000 个名额。
这一结果，与该校过去快速扩张国际学生规模的历史密切相关，也再次将其置于公共舆论与政策关注的交汇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安省 47 所公立院校中，有 34 所选择主动退回未使用的名额。
这些“退回的配额”，随后被重新分配给包括多伦多大学、劳伦森大学和汉博学院在内的 8 所院校。
这并非简单的“赢家与输家”，而是反映出——在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下，大多数院校选择了收缩、防守，而非冒险扩张。
四、国际学生减少，正在转化为系统性财政压力
安省正迈入国际学生规模连续收缩的第三年。
2026 年 PAL 总量：104,780；同比下降：42%；学习许可上限：70,074。
这一趋势，叠加长期学费冻结与公共拨款不足，正在形成“多重挤压”。
大学系统：过去两年，国际学生减少已造成 约 10 亿加元收入损失，并影响研究与创新能力。
学院系统：国际学生占比曾普遍超过 30%，部分院校高达 85%；政策收紧后，全省已裁撤 1 万多名教职员工，600 多个专业被暂停或取消。
这意味着，PAL 政策不只是“招生调整”，而是正在重构院校的生存模型。
五、数据背后：谁在真正“消化”名额？
通过信息公开申请（FOI）获得的 2024 年数据显示：
公立学院获得 189,416 个 PAL，实际使用率：55%
公立大学获得 35,460 个 PAL，使用率：82%
个体院校之间差距更为剧烈：汉博学院几乎用尽名额，北方学院仅使用 28%，多伦多大学发放 PAL 数量最多，尼皮辛大学使用率仅 11%。
这些数字并非简单的“管理能力差异”，而是反映了地理位置、项目吸引力、国际声誉与政策风险承受能力的综合结果。
六、规则仍在移动，稳定预期仍未形成
2025 年，PAL 总量进一步下降至 181,590，并首次将研究生纳入配额体系，一度推高部分大学的名额；而 2026 年又将研究生豁免 PAL 要求，但继续纳入总量控制。
这种“反复调整”，对院校和申请者而言，都在削弱长期规划的可预测性。
更关键的是：
即使拿到 PAL，也不等于能成功入学。
2024 年学习许可批准率：52%
2025 年进一步降至：33%
信心的流失，正在成为加拿大国际教育竞争力的隐性成本。
七、PAL，是一扇窗口，而不是答案
正如巴克纳所言：PAL 的分配与使用情况，是理解当前高等教育变局的重要窗口。
它让外界首次清晰看到：政策如何放大既有结构差异，院校如何在不确定性中被迫“自我调节”，国际学生如何从增长引擎转变为系统风险源，
这场调整尚未结束。而可以确定的是——国际学生名额，已经不再只是“谁多谁少”的问题，而是安省高等教育未来走向的分水岭。
新闻来源：
https://www.thestar.com/news/gta/international-student-distribution/article_20e8e662-2064-4496-8f3c-8fcfc0c74e2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