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周刊/工人以数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失业。汽车制造商在游说政治家施以援手。股市暴跌，很多城市的房价跌35%以上，有毒的资产开始给银行带来沉重负担。如今看来，全球经济放缓肯定终结中国三十年的蓬勃增长，给北京构成自1989年以来的最大领导力挑战。
这可不是寻常事。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如今步入衰退，世界还抱一丝希望，期望地球上最活跃的主要经济体可以抑制全球衰退，然而全球经济衰退的预警听上去越来越真实。理由就是：中国尽管有很多储蓄，有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无法回避2008年年中开始的全球需求下降带来的影响。尽管有人大肆吹嘘中国十亿消费者的崛起，但如今中国工业心脏地带受到的冲击将揭穿关于中国已经开始过渡到较少依赖出口和投资、较多依赖家庭消费的新增长模式的虚假概念。渣打银行经济学家格林（Stephen Green）上月写道，“我们也想相信这些话，但实际不是这样的。”他说期望中国的消费拯救世界于衰退是一个白日梦。
以中国为首，整个亚洲都危险地暴露在外部冲击之下。自九十年代末以来，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从大约一半下降到35%。另一方面，亚洲（除了日本）产出的出口份额如今超过45%，比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高大约十个百分点。美国以借债为动力的贪欲与亚洲对自己生产的商品的极小胃口并举，反映了全球经济的紊乱。
如果北京要为失衡支付最大份的代价，那不足为奇，理由很简单：中国的重新平衡实际上会比美国的更艰苦。对美国家庭而言，如今的危机意味着多储蓄少消费（最近的消费数据显示这种情况正迅速发生）。然而在中国，以价值来计算，家庭消费仅相当于美国的5%，挑战在于维持一个主要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这意味着要想办法维持工业生产过剩。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1929年的美国也发现自己处于类似处境。“20年代的美国有庞大的贸易盈余，而且拥有当时历史上最庞大的储备。美国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了吗？没有。它是最遭殃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看，恰似今天的中国。”
北京意识到它所陷入的增长陷阱。它在宣布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9%之后不久公布5900亿美元刺激计划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多数人认为中国经济自此大幅度放缓。2009年的增长率可能是百分之七点多，而最新的预测加上了吓人的告诫：“或者会更低”。
北京的刺激方案赢得全球喝彩，尤其是因为它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不会坐视危机加深。但正如大萧条之初的华盛顿，政策失误会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如果它们破坏中国经济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更加倚重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话。
然而，在格林看来，中国的刺激方案的两个焦点就是出口和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开支尽管被列入重点，但不会得到充分的支持。
要明白社会服务与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去中国医院看看就知道了。病人要预交钱，到钱用完的时候他们就被赶出去，无论治没治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中国投入医疗的钱不足GDP的1%，在196个国家的排名中排行第156。同样地，穷人的孩子不交钱不能上学，而且大多数流动人口没有任何职业事故保险。家庭设法把可支配收入的大约25%存起来，以防万一。这不是有益于胡锦涛“和谐社会”的社会契约。
如今的风险在于，可能像大萧条时代的美国，工人会变成经济破产的弃儿。北京坚称保持8%之上的增长率对于吸收数以百万计从内陆农村涌来的工人至关重要。增长率越是低于这个水平线，就越多工人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尽管决策者竭力鼓动快速增长，却没有什么措施把这些工人变成另一种大军：有足够社会保护，从而可以少存钱多花钱的新消费者。
北京目前面临的挑战与1989年时十分不同。如今，它必须在全球贸易舞台上保持足够的协调，以免失去重要的海外市场，同时要告诉中国民众，快速的增长并非与生俱来的权利。从根本上说，北京必须提供新的社会契约，以社会保障取代出口驱动型增长引擎，鼓励消费。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进行这项工作，但这项工作花了十年时间。中国领导人会更好过些吗？在90年代末，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众多邻国实行货币贬值的时候力挺中国货币；这个决定让中国失去一些出口动力，但中国领导人因此获得承担全球行动责任的美誉。如今的领导人仍然保住这种声誉，但鉴于经济挑战之巨大，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领导力将在2009年受到终极考验。特别是如果那些悲观主义者预测正确，中国经济停顿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