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住自己的饭店不被强拆，叶斌在屋顶上钉下了18000颗钉子，把它修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有人称他是“最名副其实的钉子户”，但只有走进他的生活，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貌似强悍的男子，内心的脆弱与无奈——
里面的人拔掉门上的插销，把加粗的钢网卷帘门往上抬了抬。叶斌警惕地朝后望望，才猫腰钻进去。他跨过18个汽车轮胎摆成的“梅花阵”，总算回到了自己搭建的“堡垒”中。
一个多月前，为防止强行拆迁者揭瓦而下，这位南京建康路上王府餐厅的店主，愣是把18000颗钉子倒钉在屋顶上。这张极具象征意味的图片被传到网上，44岁的叶斌由此成了“最名副其实的钉子户”。
“我实在是被逼无奈。”叶斌苦笑着说。
22年前，叶斌租下厂里的公房，在这个名为旧王府的地方，开了间餐厅。从那时起，包括伙计、厨师在内的4家10口人，就以这个店作为生计。
只是，2007年的9月28日，旧王府的两百多家住户，突然接到了一份拆迁通知书。也就是在这一天，他们才知道，早在2000年12月，这里的土地，就被政府以760元／平方米的价格协议出让给某开发商。
不过，眼看着开发商“吃肉”，叶斌坦言自己并不指望跟着“喝汤”。他承租旧王府2—1号公房已经22年，按照规定，拆迁时可以拿到补偿款的60%，其余40%的上缴房管局。
叶斌想得挺简单，只要能在附近找到门面房，支付60%的房款，4家人还可以另起炉灶开张。
可出乎他意料的是，评估公司最终评估的拆迁补偿款只有309850元。按照这个补偿价的60%比例，他这间51.1平方米的店面，每平方米的拆迁补偿为1万元。
起初，叶斌以为自己弄错了。他把记者带到距餐厅不到500米的“观城”，那里临街门面出售价格，每平方米都超过5万元。“观城用的同样是那个开发商的地，位置还没有旧王府好。”叶斌觉得，30万元这个评估价，与自己100万元的预期相距太远。
从去年9月底开始，叶斌与开发商就围绕补偿款的高低进行谈判，今年7月19日,南京市有关部门召开“强拆听证会”，叶斌以“补偿价格不合理”、“为商业开发而强拆私宅不符合物权法”为由，呼吁“不可强拆”。
听证结束后，参与听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法律界人士，均没有在发言中表示可以强拆。但是9月28日，一纸“行政强制拆迁决定书”还是送到了他手上。
像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叶斌这辈子也没被强拆过。他只是听说，距餐厅不远的一个地块被强拆时，“碰到这样的二层小楼，拆迁公司就搭梯子上房，从上往下攻。同时底下有人踹门，两面夹击，跟打仗一样。”
叶斌看看自家的二层阁楼，开始筹划“防空”。有人建议他到肯德基买废油抹到瓦面上，可又怕“干了不滑”；有人说，在房顶拉铁丝网，再通上电，可又担心“电死人，吃官司。”叶斌后来想到“滚钉板”，决定干脆朝外钉钉子，
10月5日，这位歇业关门的店主买来42张木板，50斤钉子，请两个木工花两天时间把钉子钉透木板，再反扣在屋顶上，木板之间又打上枪钉。尽管戴着手套，几个人手上也被扎出好几个窟窿眼。叶斌觉得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不会要人性命，再有就是能起到震慑作用。
为了把守住大门，他在进门处摆起轮胎阵，3个轮胎摞成一组，一共放了6组，逼得“入侵者”必须一步步挪进来。他还特地留了几块钉板，紧急时，可以丢进轮胎洞中。
家里的“小黑”也派上了用场，这条两岁大的小狗白天窝在棉大衣里休息，夜间守卫，已经训练到“一有陌生人经过就狂吠不止。”
阁楼仍然是叶斌最担心的地方。他在气窗上留了块钉板，可以移动，每天有人在阁楼上值班，时不时探出头，查看屋顶上的动静。叶斌盘算着如果有人从气窗突破，也只能一个个下来，到时可以合围。
几个月来，叶斌只有在说起他的“作战计划”时，才会这样眉飞色舞，而且总让人联想起电影《地道战》里对付鬼子的场景。
但是精心准备的叶斌，也还是小觑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性。
10月30日凌晨4点，一个七八十人组成的拆迁队来到旧王府。先是隔壁老王家的气窗被打破。有人把头伸进来，业主老王以为是小偷，只穿着裤衩，就冲过去往外顶。结果五六个人从大门冲进来，把老王拖到门外的一辆车里。他老婆也被人盖上一件衣服，关到另一辆车上。大件搬出来之后，就开始拆房。
叶斌透过玻璃看着，让店里的人做好决战的准备。不过，对方并没有准备动他的房子。挨到早上8点，右边老杨家的孙子刚出去上学，4个大汉冲进来，把杨顺海反扭着胳膊押了出去，他年近80岁的母亲也被人抬出了屋子。两人先后被拉到麒麟门外的小旅馆里住了半天，此后祖孙三代流离失所。
“那是老人住了一辈子的私房，当她的面就拆。她现在回想起来，还直抖。”杨顺海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了当时的场景。
“拆迁公司的人又没有执法权，凭什么进屋抓人扣人？”亲眼看到这两位邻居的遭遇，叶斌多少后怕，因为如果给强拆成功，就完了，“马坐在人家屁股底下，人家还跟你谈吗？”
叶斌决定不再坐以待毙。11月8日，他听说山西路广场搞记者节活动，就去找媒体反映情况。中新社的记者来采访，把照片发到网上，同时附上他的诉求：“我支持城市发展，我也不眼红开发商赚钱。但老百姓有最起码的要求，就是维持现有的生活的水平不要下降。”
让叶斌感到欣慰的是，网上数以万计的留言中，9成以上都认为他的要求并不过分。叶斌也坦言在媒体报道此事之前，自己就像“生活在漫漫长夜中”，内心时时“充满恐惧”。
他至今仍记得，有一天跟拆迁小组的人在价格上“没谈拢”，第二天凌晨三点半钟，餐厅所有的玻璃门窗都被砸碎。当时报案了，警察也来了，却没有什么结果。后来，玻璃刚换过，又被砸了一次。
大多数人都觉得，叶斌是在“鸡蛋碰石头”。一度，叶斌也曾想过顺应“国情”，托人找开发商谈，“能不能各退一步”。
最终人情也没起作用，这一纸强拆令，让叶斌“较真”了。
“好比买猪肉，肉价是10块钱一斤。买肉的说，我现在评估了，两块钱一斤。我给你5块，你卖不卖？你不卖，我强制把肉拿走，还照2块钱给你。”叶斌咽不下这口气，他觉得“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只是，这个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业主发现，整个拆迁从立项、评估、裁定，包括强行拆除，整个程序都比较规范。后来，他找到一本480页的《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文件汇编》，细细研读之后，他觉得问题出在评估细则上。
2003年，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邓府巷事件”，一名39岁男子因为房子被强拆，愤而在拆迁办公室内自焚身亡。南京市由此出台了《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又称市政府第227号令)。
叶斌发现，这个办法是根据当时的市场行情制定的政策。2003年，南京市内区位一级的住宅保障单价，是每平方米3900元,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
“从2003年到旧王府拆迁的时点2007年9月,这是全国房价高涨那几年，评估的细则能一成不变吗？”叶斌质疑道，“这个滞后的保障单价，没起到保障被拆迁户这个弱势群体的作用。”
不过，叶斌的质疑并不能改变开发商的态度。在开发商的眼中，叶斌属于典型的“无理取闹”。
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叶斌的房子是公房，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租金，按说承租协议已经失效。而且叶斌将住宅改作经营性用房，又没办理相关手续，因此按经营性用房给予补偿，已算照顾。
但同时，这位负责人又强调，“开发商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重新考虑他的情况，所承诺的补偿金额已经超过70万元。”她说，“这个房子不是他的私产，希望他不要再闹下去。”
“如果真像她说的那样，他们为什么还要给我70多万呢？房管所直接收房不就行了？”针对开发商的说法，叶斌捧出了租赁证、收据、纳税单和营业执照作为证据。他同时觉得“以抠门著称”的开发商能给出“70万的报价”，足以证明此前30万元的评估价格“多不靠谱”。
如今，这条“在《儒林外史》中就被提及的繁华街市”，只剩下这11户开发商眼中的“钉子户”。
一位姓韩的中年妇女独自住在一间木结构的房子里。面对这间“冬天透风，夏天进蛇的木屋”，这个女人捂着肚子，在寒风中流着泪说：“有钱买得起房子，我早就走了，怎么会愿意在这受罪？”开发商只同意给她每平方米7000元的评估价，而周围的房价，在15000元左右。
韩女士的隔壁住着一家8口人，两个残疾人常年卧病在床，一家人依靠低保和开小店卖盒饭为生。“祖传的门面房就像是母鸡，可以下蛋(指出租或做买卖)。”一位老太太说，“现在他要拿走，给的钱还不够买一只公鸡(指住宅)。”
叶斌也始终不认可“钉子户”的提法。他觉得就像一个记者曾经对他说过的那样——钉钉子的做法貌似很强悍，实则映衬的是内心的脆弱和无助。
有时，两杯啤酒下肚，这位硬汉也不免直言：“你想，如果推土机的铲斗长驱直入，就算有1万多颗钉子，有个屁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