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星星生活捷克佳/在曾以“安全与法治”闻名的加拿大，如今却频频上演“即抓即放”的司法闹剧——凶犯轻易保释、警察频遭杀害、民众惶惶不安。尤其自C-75法案通过以来，加拿大司法系统愈发倾向“身份优先”而非“罪行问责”，试图以包容之名修补历史创伤，却悄然将正义推向边缘。
本文摘编整理自专栏作家特里斯汀·霍珀（Tristin Hopper）为《国家邮报》选摘其新著《别成为加拿大：一步踏入深渊》（Don’t Be Canada: How one country did everything wrong all at once）的部分内容。该书现已由萨瑟兰出版社出版。
作者霍珀深入剖析了加拿大现代司法体系核心中危险的矛盾，“即抓即放”（catch-and-release）的起源、现实与危机，一桩桩令人震惊的案件背后，是制度性纵容的恶果正在发酵。
**引子：一个令人震惊的“加拿大故事”
2022年12月28日，年仅28岁的安省警员格热戈日•“格雷格”•皮尔兹查拉（Grzegorz “Greg” Pierzchala）在布兰特福德附近路边发现一辆车，疑似想要协助时，却在下车不久便遭遇伏击式袭击，不幸殉职。
他是短短七个月内第八位在执勤中被杀害的加拿大警察，创下历史罕见的悲剧记录。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嫌疑人兰德尔•麦肯齐（Randall McKenzie）原本因暴力和非法持枪等多项罪名已被拘留，却因其原住民身份获得保释。
尽管最初因公共安全考虑被拒绝保释，但在2022年早些时候，安省一位法官哈里森•阿雷尔（Harrison Arrell）在听证会上表示，麦肯齐虽暴力、难以预测、潜逃风险高，但因其原住民的身份，有权获得司法宽容。结果，麦肯齐戴着脚镣被释放，随后剪断脚环逃跑，并在数月间继续作案，最终杀害皮尔查拉。
而这起悲剧，仅仅是冰山一角。它所暴露出的，是加拿大近年来司法体系中一股越来越强烈的“去惩罚化”趋势，尤其是对暴力犯罪者的“即抓即放”处理方式，已引发社会对公共安全的广泛担忧。
一个曾以安全与法治著称的国家，正在沦为惯犯的天堂。我们不再关心罪行本身，而开始为罪犯找借口；我们不再追求正义，而追求“社会平衡”的幻象。
**一场法理上的“社会工程”：C-75法案的来龙去脉
要理解“即抓即放”现象，必须从2018年自由党政府主导通过的C-75法案谈起。这项法案明确指示法官在保释决定中“充分考虑被告是否为土著或其他弱势群体”，并进一步降低保释门槛。
C-75法案被宣传为“减轻羁押压力、消除司法偏见”的改革之作，其核心内容包括：
•明确要求法院在审理保释时首选非羁押措施；
•强调对原住民、黑人、LGBTQ+、移民等群体给予身份上的司法考量；
•鼓励采用“修复性司法”、“社区矫正”等替代性惩罚手段；
换句话说，在C-75之后，加拿大法院的量刑逻辑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谁”。
这一法案意图解决原住民及弱势群体“被过度监禁”问题，但实际上导致一个荒谬的局面：同样的暴力犯罪，若施暴者是边缘群体，具备“身份弱势”标签时，就更容易被保释甚至免于牢狱之灾。理由？“历史压迫”“文化背景”“社会不平等”。
其结果是，一批本应受到惩处的惯犯被一次次释放，继续危害社会。
**惯犯天堂：加拿大城市陷入治安噩梦
疫情封锁结束后，加拿大城市迅速陷入严重的治安危机。温哥华、卡尔加里、多伦多等地暴力犯罪激增， “袭击陌生人”等随机犯罪频繁发生。
温哥华：“204人，1.1万起案件”
一份202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温哥华市中心，警方统计出204名“超级惯犯”，他们一年间共涉及11,648起刑事案件。温哥华市犯罪率最高的前40名罪犯，共被定罪2,152次，平均每人54次。其中不乏袭警、持刀伤人、抢劫等严重罪行，却几乎都能迅速保释重返街头。
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有精神疾病、毒品依赖、无家可归背景，而他们在被捕后往往通过“保释+疗愈+恢复计划”的组合快速脱身，真正的惩罚从未到来。
多伦多：TTC成“移动治安死角”
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也未能幸免。2023年全年，多伦多公交系统TTC报告共发生1,068起袭击事件，地铁、公交车成了犯罪高发区。其中包括多起随机持刀伤人、推人下轨道等极端暴力行为。作案者几乎无一例外是有前科、精神不稳、流浪状态的惯犯。
警方承认，他们有时“在48小时内三次抓捕同一个人”，但因保释机制宽松，根本无从真正惩治。
温哥华马吉德普尔案引发舆论关注
2022年10月，一名名叫穆罕默德•马吉德普尔（Mohammed Majidpour）的惯犯在温哥华市中心随机袭击一名19岁华裔女性，并纵火焚车。他早已有20多项犯罪记录，却仅被关押一个感恩节周末就获释。
在被保释后不久，他两小时内又被捕，当时正试图偷窃330元的服装商品——这是警方“连续两天逮捕”他的又一次记录。
加拿大皇家骑警、城市警局等执法机构开始公开表示，司法系统正在“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
司法部长汽车三年被盗三次
想想看，宽松的保释制度是如何让加拿大成为世界顶级汽车盗窃中心之一的。问题如此严重，就连司法部长的公务车，一辆政府提供的丰田汉兰达，在三年内也被盗了三次。
2024年夏天，多伦多警方宣布破获一个安大略省大型汽车盗窃团伙：逮捕124人，追回177辆被盗车辆，并提出749项指控。在抓获的嫌疑人中，44%已获保释。警方甚至还没来得及发布新闻稿宣布逮捕结果，61%的嫌疑人就已获得保释。
几个月后，多伦多涌现出加拿大汽车盗窃案泛滥的标志性画面之一：一段通过门铃拍摄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视频中一名男子被自己的保时捷卡宴撞倒。
这位保时捷车主刚刚把钥匙交给一位潜在买家，正绕着车尾走动，这时这位买家突然跳上车，全速倒车冲出车道。视频显示，车主被抛到街上，随后他的卡宴加速逃走。
18岁的莎拉·巴德肖(Sarah Badshaw)被捕，并面临多项指控，其中包括“驾驶机动车造成人身伤害”。尽管如此，她还是立即获得保释。第二天，她因另一起汽车盗窃指控再次获得保释。
**司法系统内部“道德绑架”与执行困局
当前司法实践中，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逐渐显现：犯罪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被淡化，而被告的身份标签成为量刑依据。
许多检察官、法官私下承认，他们并非不想判重刑，但受到政策指引和舆论压力——尤其是在处理原住民、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犯罪时，必须考虑“结构性不公”。
法院在判刑时必须考虑是否为原住民、黑人、移民、跨性别者，甚至“是否经历过殖民压迫或文化冲击”。于是，加拿大法律系统形成了某种“逆向歧视”：同样的罪行，若犯罪者属于边缘族群，其获释和减刑的可能性大幅上升。
更有甚者，某些原住民犯罪者可根据“文化豁免”原则申请在本族传统习俗下接受“非西方式惩罚”——例如参加部族仪式、进行道歉仪式、参与“长老圆桌会谈”等。
此外，自由党政府为响应所谓的“司法系统种族偏见”批评，在2020年后推行了强制性培训、行为守则，甚至建立了“判决观察机制”，实时监督法官是否存在种族偏见。
这在无形中形成了另一种“逆向歧视”：对某些群体犯罪者过于宽容，而对受害人诉求视而不见。
**民众恐惧：受害者沉默，普通人不安
一位温哥华市民在媒体采访中说：“我在市中心走路不敢戴耳机，不敢直视陌生人，生怕下一秒被袭击。”
在卡尔加里，一名孕妇在地铁站被推下月台后幸存，她表示：“我原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电视里，现在我每天出门都提心吊胆。”
更严重的是，越来越多受害人选择不报案，因为他们深知：警方可能无力逮捕；检察官可能撤诉；法院可能保释；媒体可能将焦点放在犯罪者“背景可怜”而非受害者身上。
这是法律信任的崩塌，是制度对守法公民的抛弃。
**警察群体集体绝望，呼吁恢复威慑机制
皮尔查拉之死引发震动。2023年初，加拿大四大警察工会罕见联合发声，在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中，批评联邦政府的“保释优先”政策令前线警力陷入危险，并呼吁重新恢复对暴力犯罪的威慑机制。
公开信中指出：“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使我们大量工作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不是在维护治安，而是在送人出狱。”
他们指出，C-75法案已严重削弱执法效力，造成警员伤亡上升、士气低落、警民信任崩解。许多地区的警员离职率飙升，新兵招募陷入困境。
越来越多警员、检察官和受害者家庭表达愤怒：“惩罚概念的缺位”与“身份优先的法律”使社会彻底失去对正义的信心。
有警察在匿名访谈中表示：“你今天抓了一个持刀伤人的罪犯，法院明天就让他回到你巡逻的街区。我们像在做无用功。”
**联邦政府的回应与省级政府的反弹
尽管社会各界呼声日高，特鲁多政府坚持不撤C-75法案，反而指责批评者“未理解司法系统的复杂性”，并表示“改革尚在推进，需更耐心评估效果”。
2024年夏，加拿大13个省与地区的省长在年度会议上一致决定向联邦政府发起压力，要求彻底改革保释政策，呼吁“全面重审C-75法案”。信中写道：“我们不能再容忍以改革之名所带来的伤害与混乱。正义不应被身份政治所绑架。”
他们在联名信中写道：“警察不应该在同一个罪犯身上执行三四次逮捕令，这不仅浪费公共资源，更危及社会安全。”
这一呼吁已是继2023年后的第二次联署，省长们跨越党派，反映出社会安全共识已经压倒政治分歧。不仅保守党强烈反对该法案，魁人政团、新民主党中也出现了反思声浪。
安省总检察长公开批评联邦政府“为犯罪者提供保护伞”；阿省、萨省、魁北克等地司法部门纷纷自行加设保释限制条款，与联邦政策“对冲”。
**专家警告：加拿大成为“犯罪减刑实验室”
加拿大原本以“稳健法治”自豪。但当前的司法政策越来越像美国左翼州份的“社会工程实验”——强调系统性不平等、批评惩罚性司法、推崇“治疗代替惩罚”。
问题是：当制度过度同情加害者，最先被牺牲的，就是守法公民的安全感。
加拿大犯罪学家约翰•马丁（John Martin）指出：“加拿大正在走向一个危险转折点。我们的司法体系正在为少数人的历史创伤买单，却忽略了今日无辜者的鲜血。
马丁直言不讳地警告说：“我们已经从一个‘重视法治与秩序’的国家，转变为全球最宽容罪犯的司法实验室。”
他指出，加拿大目前在非暴力犯罪保释率，少数族裔犯罪者“文化豁免权”使用频率，政府资助犯罪者“心理疏导项目”支出等方面均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加拿大的暴力犯罪率、公共安全满意度、警察信任指数则呈现多年连跌。
**制度性纵容已无法忽视！我们还相信正义吗？
加拿大当前的“即抓即放”司法体制，正在制造一个危险的现实：惯犯因“弱势身份”频繁获释，执法机关疲于奔命，普通民众安全感锐减，而这一切的核心根源，正是制度的改变——惩罚不再是回应罪行的逻辑，而是依赖身份标签来衡量正义。
加拿大原本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包容理念本应成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力。然而当这些理想被滥用成对罪犯的纵容，对执法的限制，对受害者的冷淡，我们是否还敢说：这是公平正义的体现？
皮尔查拉警官的殉职不是一个孤立悲剧，而是一个国家失衡制度的缩影。当我们为罪犯找借口，为其设立“文化背景”豁免，为了显示进步而不断降低刑罚时，我们失去的，正是这个社会最核心的安全、信任与正义。
正如霍珀在书中发问：“加拿大人最大的错，或许就是太害怕看起来‘不够进步’，以至于忘了维护最基本的公正。”
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是为善良者撑腰，而非纵容恶人。
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还要继续用“宽容”的名义，让法律放弃应有的威严与公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