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女儿的“两代”大学毕业证
1977年，在期盼和准备许久后，徐桐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进了心中理想的大学，进入象牙塔，当年他是全村唯一一个大学生，全村人都来到家里祝贺，“喜悦、激动，还有意外，都搅在了一起，说不清啥滋味，乐傻了。”徐桐如此形容当时的心情。大学毕业后，徐桐当了一名教师，每当看到一批批学生通过高考，走进大学，徐桐都感慨非常，尤其是在近三十年后，他的女儿也顺利从大学毕业了，徐桐感叹道：“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真是个难，现在孩子要幸运也幸福得多，实现理想的机会也更多。”
1977年
白天下地干活 晚上被窝里看书
徐桐是沈河区教师进修学校的一名科研员，他也是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想起那个时候考大学，“可不容易！”出生在普兰店市双塔乡彭屯村，徐桐1973年考上了高中，但因为家庭的富农成分，他没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走进大学。
拿起锄头，徐桐和父辈们一样走进了田地，种地、插秧、干农活，“但我一直在复习，书本没扔下。”
现在老家里很多人还记得，当时干活时，徐桐是最不专心的一个，他把书本背在身上，得空儿就看书。每当这个时候姐姐就说他：“看书有啥用，也不能让你上大学！”
徐桐从小就有个愿望，那就是当老师，“那是我的终极目标，说啥也不想放弃。”他总是想，自己要是一直不放下书本，就有机会被学校选上。
“那时我写了三份申请，想到乡里的小学，可是都被退了回来。”以为自己就要在农村呆一辈子了，“直到听说要恢复高考！”徐桐说。
1977年，对于徐桐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他开始积极地准备高考。“和现在孩子不一样，我那时手里就一本借来的参考书，白天干活没时间看，就晚上猫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一直这样坚持。”
1982年
拿到大学毕业证 等于有了稳定工作
考试那天，徐桐带了一枝钢笔、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考场。
那一年，乡里上千人都参加了高考，只有四五个人考中，他正是其中一个。现在想来，“因为考试前不抱太大希望，也就没什么压力。”
成绩公布时，徐桐还在场院里收拾玉米秆，“哥，你考上了！”妹妹的一句话让他乐得直蹦高，“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儿，我一下就翻过了大墙，然后连跑带颠地回到家。”
路上知道消息的人们都为他鼓掌，徐桐说当时的感觉就像中了状元一样。“现在孩子考上大学已经习以为常了，当时来说可是全村的荣耀。”后来，全村人都来到徐家祝贺，父亲还请来了老师，包了饺子谢师。
徐桐考上的是锦州师范学院化学系，锦州师范学院现在更名为渤海大学。1978年3月1日开学，他背着一个行李卷就去上学了。“当时系里只有两个班，72个同学，一年的生活费才花了60多块钱。”徐桐说。
1982年，徐桐领到了大学毕业证。
在徐桐家里，记者看到那是个巴掌大的小红本，封面上印着烫金字，徐桐说：“30年前，一个大学生手里拿着毕业证，这就等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果然，徐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市第十七中学教书，实现了自己做教师的愿望。
1999年
孩子能否上大学 我们已不再担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徐桐都在中学度过，看着一批批学生参加高考。“八十年代，不管学生还是老师，都非常重视高考，那时没有扩招的说法，录取率很低，就是大伙儿一起挤独木桥，过去了就是成功。”
徐桐记得当时“落榜”这个词对考生来说是极大的打击，“意味着学业这条路不通了。”一些落榜生还会来找徐桐谈心，“确实很难过，我都陪他们伤心。”
相对来说，徐桐觉得后来的学生自主选择面已经大了很多。1994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试行并轨制收费，大学生可以花钱读书。1999年，高校在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扩招。那一年，徐桐的女儿徐超刚上高中，“应该说我们不担心孩子上不了大学，大学文凭是必备的，我们在意的只是上哪个大学。”
2006年
大学生活丰富了 锻炼能力最重要
2002年，徐超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和她同班的高中同学也都顺利上了大学，“算是顺理成章的事。”女儿开学时，徐桐帮着整理行李，“她行李可不少，书啊，本啊，录音机，台灯……快要把家都搬去了。”
徐桐在大学的课外活动是去农场干活，劳动锻炼。相比起来，女儿徐超的大学生活丰富多了，“参加各个社团组织的活动，做社会调查，参加社会实践，做的事儿很多。”而说起对高考的回忆，女儿徐超就没有像父亲那样有深刻的记忆，“像作文题什么的，现在都记不太清了。”
2006年，女儿徐超大学毕业了。
看着女儿的毕业证，徐桐笑了，“像本书似的，有我的毕业证两个大。”除了毕业证，女儿还考取了计算机证、外语证、普通话证等多个证书，“这和我们那时候又不一样，他们学的东西更多。”
对于徐桐来讲，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大学学习更是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方向。女儿也是这样想的吗？“我觉得从大学里学到更多的是一种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凭着这种能力我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女儿徐超笑着说。(记者 王芳 摄影 孙海)
(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