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29/中国土地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多维新闻网 陈雪丹(旧金山)来稿／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核心问题。从“诗经”的记载里，我们可以见到，从三千年前的宗周时期，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周天子和他所分封的国君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当时的生産情况则是：“”嘻嘻成王……率时农夫，播厥百穀，骏发尔私，亦服尔耕，十千维藕。“

这就是说，当时的农业生産，已经达到在三十里这样广大的地面，一万个农奴并肩劳作这样的规模。而且，爲了刺激农奴和农民们的积极性，成王还允许农奴和农民有一些私田，以至于秦国“商鞅变法”中就有一条，鼓励农民和农奴开阡陌、辟荒地，也就造成了秦国富强的一个因素。

一、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井田制，究竟井田制是儒家的一个理想，还是真有其事，史学界还没有定论。但是，从以上“十千维藕”的大规模耕作，以及“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记载来看，宗周时期，已有了“力役地租”的雏形。

到了春秋时期，鲁国于西元前594年，建立了对公田、私田一律按亩收税的“初税亩”制度，从而宣佈了封建社会的肇始：但秦始皇征三十万农民戍长城，五十万戍五岭，七十万爲他在骊山造地宫和坟墓，说明力役地租仍是农民最苦的差役。因而，“史记”“秦始皇帝本纪”里，就有“天下苦秦久”的记述。而从安徽到渔阳服力役的农民，不堪遇雨逾期不能到达就要斩首的酷刑，遂爆发了大泽乡的陈胜吴广起义，以致在这次起义的基础上诞生了汉朝，实行了免收全国田赋12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乃成“文景之治”。

以后，北魏开始实行“计口授田”的“均田制”，但战争频仍，统治者荒淫奢靡，以致发生隋末农民大起义，乃有在接受这一教训基础上，励精图治，修明政治，崇奉俭朴，集聚国力的初唐“贞观之治”。

从周至宋，经过了两千年，到西元993年，北宋时期，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个明确提出“均贫富”这一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要求。以后，明末李自成部将李岩提出“均田免粮，平买平卖“”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以致在农民起义的废墟上，满清入关，根据范文程的建议，把历来实行的“租庸调”（租，即是实物地租，交粮食；庸，即是交绢；调，即是服劳役）改爲“一条鞭法”，即是只交赋税，免去徭役。乃成“康熙之治”。

而到了清中叶以后，内忧外患，交相爲虐，丧权辱国，莫此爲甚，乃有太平天国起义，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和”薄赋税，均贫富“的口号，以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纲领。这是一个未经实施的，实际上也实行不通的农民平均主义理想。在奠都天京以后，出于战争中保障供给的需要，又提出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分配土地”遂成空文。

到了近代，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这一主张，在1949年以前的大陆，在内外战争的扰攘中，仅是一个理想而已。

因此，土地问题乃是观察和解决中国历史上，自宗周以来三千年历朝治乱相循的钥匙。土地在每个朝代，都有个由分散到聚集，由荒废到精耕的过程。分散到了各户农民，生産就发展了，内需充足了，也就国富民裕了；土地被豪强兼併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农民贫困了，生産和商业交换也就凋敝了，在“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情况下，“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若何”，官逼民反，也就天下大乱，遍地烽火了。

在经历了一番战乱以后，荒芜的土地，又被农民开发耕种了，土地又回到农民手里了，加之，统治阶级接受教训，轻徭薄赋，于是就出现新王朝初期的盛世，也就是“杜诗”里所形容的“开元盛世”的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关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百馀年间无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但是，在天下呈平日久以后，由于统治阶级忘记了前朝覆灭的教训，有的骄奢淫轶，广修宫苑；有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有的争权夺利，内斗绵绵；以致不恤民力，加重负担，国势日衰，引来外患。内忧外患，交相爲害，使农民不堪负担，只能揭竿而起，再造新朝。

二、

1949年前后，在台湾海峡两岸，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在大陆地区，开展了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即，在政党的领导下，在军队、法院、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的支援下，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先斗争，后没收，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而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立即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先是组织以村爲单位的互助组、合作社，接著，又组织以乡爲单位的高级农业合作社；

接著，就是以区爲单位的人民公社，以后，又退回到”以乡爲单位的“三级所有，队爲基础”的人民公社。即以乡爲一个公社，政社合一，下辖大队，和生産队。而以生産队作爲生産和核算单位。生産队内的分配制度，只实行了短时期的土地分红，以后，则是取消土地分红。在“全国学大寨”运动中，实行“人五劳五”的分配方式，以后，则是“人六劳四”或“人七劳三”。也即是说，逐渐加大按人分配的比例，减少按劳分配的比例，以便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共産主义社会”。

在土地、耕畜等大的生産资料入社，统归集体所有以后，农民所有的也仅是宅基地，按各户人口，分给一两分自留地，和住宅附近的零星果树。1964年，“大饥荒”和“调整巩固”以后，允许农民开种“八边地”。即：宅边、地边、坟边、路边、院边、塘边、河边、林边开垦荒地，谁开谁收。但在以后的“砍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又将八边地收归集体。农民仍然只留很少的“自留地”，以资种菜种粮，添补家用。

但其他生産，如养猪养鸡，也在统筹之列。即，每户农民，养猪实行“吃五留五“政策，每年必须向供销社交半头猪，然后才允许你吃其馀半头猪。也可以两户合交一头猪。养鸡，则要有一定数量的鸡蛋交售任务。虽然给一定报酬，但价钱很低。属于义务和强制性的。

中国农民在这样惨重的压榨和限制下，除了付出了三、四千万善良百姓被饿死的代价以外，恐怕还借重于中国历代“圣君圣哲”们传授给他们一个“忍”字。在文化革命后期，1978年，在小岗村农民的集体倡议下，才开始实行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方式。，目前，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又提出了“土地流转”的新的“土地改革”。

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则是在五十年代，实行了以“赎买政策”爲主的“和平土改”，即是，国家将土地从地主手里买过来，分给农民耕种，然后，将农业纳入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实行土地的自由买卖，遂造就了一批新的农场主，爲台湾的农业现代化，台湾政局的长治久安和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并使一些土地资本，转化爲商业资本，加入了台湾经济起飞行列。因此，如果要说台湾经验，也就是蒋介石、陈诚在五十年代初期，稳妥扎实地在台湾推行了“新的土地改革”，爲他们在台湾站稳脚跟，经济建设，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

按照2008年10月19日公佈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规定的，土地承包给农民以后，农民可以将所承包的土地，”转包、出租、互换、转让“，也就是所谓的”土地流转“。先是说“七十年不变”，现在又说“三十年不变”。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想：“土地流转’以后，好处是，有利于农民将固定资本，转换爲流动资本，可以进入城市，取消户籍制度的双轨制，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扩大内需，壮大国内的市场经济，减少对外资和外贸的依赖；有利于在城乡经济接轨、工农经济接轨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别；有利于将将城市中的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吸引到农村中来，将长期落后的分散的农业，转变成因地置宜的多种型的农、林、牧、副兼收并蓄的现代化的农业；有利于在提高农民物质、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在农村实行政治改革，推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和监督管理。

和历史上的一些改革一样，只有良法美意是不行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要有自下而上的实事求是的开展，自上而下的积极稳妥的推动，才可逞功。否则，原来设计的制度，将会走样，将会産生许多弊病，以致不仅不能利民，反而贻害百姓，使经济下滑，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甚至引来外力趁机入侵。宋朝王安石变法即是在“变法”与“复旧“，改革与保守的斗争中，反复了三十多年，以致国势日衰，引来女真入侵，徽、钦蒙尘，宋室南渡，天下板荡。这个历史教训，不可轻易忘记。

“决定”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産生的弊病，大致有以下数端：首先，土地承包，多有不公，使有权、有势、有钱、狡黠的农户，先得地利。多分地、分好地、分得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在果树和养殖方面也占尽便宜，而使淳厚老实的农民留下穷根。

其次，巧取豪夺，土地兼併。贫困农民，缺乏抵抗生、老、病、死多种人爲和天然灾害的能力，富裕农民就可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土地流转，买进农民土地，形成新的地主资本家和无地无业的农村无産者，形成新形势下的阶级分化，长期发展就会使社会陷于混乱，以至发生暴乱。

再者，城乡流动，爲害社会。由于中国农村广大，农民人口众多，城市能力有限，难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失地失业流民，这将成爲很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加之男、女比例失调，旷男鳏夫有增无减，十年后人数将达千万以上。人口老龄化也日渐突出，多种问题丛集，以至社会动荡，国家失去安定，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贪腐放纵，权贵横行。在贪腐不能有效遏止，权贵资本主义日益泛滥的情况下，依靠外资和外贸的经济状态不能扭转，以致经济增长放缓，物价失控，如果农业这一基础经济空虚化，农民这一最大社会群体不能稳定，改革和开发的成就，也可能毁于一旦。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一著不慎，满盘皆输。望当局慎重将事，稳妥而积地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2008－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