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捷克佳）近日出版的《麦克林杂志》三月号的封面故事是由考特尼•谢伊（Courtney Shea）撰写的长文“加拿大一孩家庭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One-and-Done Family）。文章描述了加拿大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趋势，即夫妇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这种现象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考虑、职业抱负、生活方式选择和社会规范的变化，以及为什么出生率下降会给国家的未来带来麻烦。
以下内容选摘自该篇长文：
我于2021年夏天成为了父母，当时我42岁，六月底的一个晚上，我被一种陌生的呼啸声惊醒——这就是破水。我摇醒了我的伴侣约翰。“我们就不能等一下吗？” 他仍半睡半醒地咕哝道。这很有趣，因为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约翰和我在我高龄怀孕的前三个月庆祝了我们的 20 周年纪念日。其间的二十年充满了里程碑：完成学业、同居、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升职、第一次RRSP缴款、第一套住房、第一笔抵押贷款。还有很多乐趣。
老实说，当我们开车去医院时，我并没有完全在状态。我从小就没有梦想成为母亲。
我关心很多事情：我所爱的人、我的工作、我谋生的能力。我关心阅读、旅行、瓦解父权制、音乐剧。在我生孩子之前，我的生活非常充实。我只是一直不确定我是否不想要一个。然后，突然之间，我成了达比的妈妈。
为人父母的经历已经发生了轴心转移，其意义深远，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像大多数新妈妈和爸爸一样，约翰和我认为我们女儿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有趣或最迷人的。
过去的两年半里，快乐和烦恼几乎同等地充满。我知道这不是每个新父母的经历，我的感激之情是巨大的。但还要另一个吗？一定不行。就像当今许多父母一样，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在我一生中，加拿大的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增加了一倍。他们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全球运动的一部分。这在社交媒体上更是成为热门话题。
如今成年人生孩子较少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开始生育的时间较晚。职业女性尤其会为了满足职业成功的高要求而推迟为人父母，有时无论她们喜欢与否，最终都会成为父母。
经济障碍也影响着家庭规模：生活成本上升、缺乏经济适用房和儿童保育服务、供养二十几岁孩子的压力。养育文化的强度提高了人们对正确完成工作意味着什么以及需要什么的赌注。
即使对于像我这样认为自己的小三角家庭是完美形状的父母来说，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另一个孩子会破坏这种微妙的平衡。
现实是，现代父母身份已经与现代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格格不入。需要的更多，可用的更少，“一个就好”（one and done）就像通往潜在可行存在的秘密门户。
担心负担不起？一个孩子花费更少。担心平衡事业和育儿？一个孩子要求更少。担心气候焦虑？少生孩子意味着减少排放。爱你的孩子，但无法想象再次经历那些早年时光？这里有个主意：趁着你还在领先的时候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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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独生子女家庭是加拿大有孩子家庭中最常见的类型，占家庭的45%，而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占38%，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占17%。在国内层面，“一个就好”的兴起正在重新配置家庭餐桌的布局。在人口层面上，它正在推动出生率下降的趋势。
2022年，加拿大的生育率创下历史新低，为每名女性生育1.33个孩子。这比15年前（1.67）大幅下降，使我们处于人口统计学家所说的“超低”国家群体的风口浪尖，其中包括意大利（1.3）、西班牙（1.3）、新加坡（1.05）和香港（0.87）。当孩子成年时，加拿大日益灰暗的人口金字塔和萎缩的劳动力市场将对公共医疗保健和加拿大的养老金制度造成巨大压力。
所有这些都与人们更熟悉的关于人口过剩危险的说法相矛盾，特别是在食品和住房供应以及气候变化方面。
当然，人口增长是我们当前气候危机的核心——但是，展望20或30年，人口萎缩的影响将成为每个人都在谈论的问题。2000年，有17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率，即每名成年妇女生育约2.1个孩子。今天，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低于更替率。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2016年才结束一胎政策，目前正处于下降阶段，每名成年女性生育1.2个孩子。
加拿大研究人员达雷尔•布里克 (Darrell Bricker) 前往12个国家，与约翰•伊比森 (John Ibbitson) 合著了一本有关生育率下降的书《空虚的星球》(Empty Planet)，与家庭谈论他们的生育选择。
他在各地听到的都是一样的：当社会接受进步价值观时，女性就有更多选择。当有更多选择时，孩子就会更少。他以肯尼亚为例，那里的妇女和女童正在接受教育并获得避孕药具，而且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西方国家经历了150年的生育衰退，在发展中国家也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
人们想要孩子的原因已经发生了变化，布里克说：“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正在权衡你想要的生活、你想要完成的事情、一个孩子，也许是一只狗或一只猫，那么它就会开始听起来不错。”
1800年代中期，加拿大家庭平均有六到七个孩子。直到20世纪初，大多数北美人都在农场生活和工作或经营家族企业，而孩子是一种经济的员工招募方式。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在五岁生日前死亡，因此多一些孩子是有意义的。
在进入现代之前，家庭是通过经济目的和地理联系在一起的。当新兴的工厂文化将工人从农村社区带到城市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化在缩小家庭规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住房更加昂贵，儿童对国内生产的价值降低。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后，加拿大的生育率受到打击，从1910年的每名妇女生育4.04人骤降至1940年的2.7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政策制定者决心避免类似的低迷。退伍军人事务部通过提供免费大学学费、在职培训和低息抵押贷款来帮助从战争中返回的人们重新进入社会。
1945年的《家庭津贴法案》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个全民福利计划，为每个孩子提供每月平均5.94元（按今天的加元计算约为100加元）的福利，并帮助推动了历史性的婴儿潮。在战后的十年里，有一百万加拿大人购买了新房，从而打造了郊区和郊区理想。
人口统计学家一直预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成年早期，会出现一系列的回声繁荣。然而，事实上却发生了历史性的衰退。1963年通过的《平等薪酬法案》，以及1969年合法化避孕，给予了女性更多选择和更大机会。1971年开始实施的带薪产假制度，同年加拿大的生育率首次降至低于人口替代水平。
在创纪录的繁荣、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进步理念的兴起的背景下，年轻人有机会考虑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需求。那么，他们想要什么？更多的自我实现，更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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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开始的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只会变得更加激烈。如今，77% 的加拿大母亲都有工作。我们大多数人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我们想要这样做。追求个人满足的生活是一种巨大的荣幸。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浪费。
事业主义的兴起（以及带来的奋斗文化）使我们不得不在工作上牺牲大脑空间、带宽和周日下午。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说，这些要求使得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似乎成为了一个笑话。对于没有孩子的人来说，这往往意味着推迟。
加拿大初为人母的平均年龄现在为29.4岁，而上世纪60年代为22岁。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时间里，25岁以下的女性生育的婴儿数量少于35岁以上的女性。许多加拿大女性在我们的生育高峰年龄阶段通宵达旦地工作，努力偿还学生债务，兼顾临时工作，并在依然对我们的长期成功具有敌意的劳动力市场中确立自己的地位。那些成功实现了职业成功（金钱x实现感x稳定性）的人往往感觉自己不能简单地离开工作来生孩子。
许多家长在个人层面上感受到了这些统计数据和社会趋势的影响。莫伊拉•郭 (Moira Kwok) 在二十几岁和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全身心投入到学校学习：四年时间攻读科学学位，另外四年获得自然疗法医学认证。一次实习让她开始关注女性健康和生育问题，并在28岁那年开始了自己的实践。
三年后，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杰夫（Jeff），两年后他们结婚了。他们同意组建家庭——只是不是马上。郭34岁那年，这对夫妇在多伦多买了一套房子。当她第一次在生育诊所预约时，她已经36岁了，婚姻美满，诊所生意兴隆，很快就得到了诊断：“不明原因不孕症”。
安省的生育资助政策涵盖了第一轮（而且只是第一轮）IVF，但莫伊拉和杰夫仍然需要支付约12,000元来支付激素药物费用。当她终于怀孕时，郭女士避免分享她的消息，担心她无法达到最终目标。但她做到了：她的儿子于2019年出生。
这对夫妇计划使用体外受精周期中的第二个胚胎尝试再生一个，但当郭流产时，他们知道必须停止。第二轮生育治疗将花费他们超过25,000元，这还不包括身体和精神压力。
郭解释说，这是一杯充满感激和悲伤的辛酸鸡尾酒。“一方面，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凸显了我们拥有这个孩子是多么幸运。与此同时，我们对他的爱有时会让我们更难以接受我们不能拥有另一个。”
较早开始生育治疗可能会让她们在第一次就获得更多存活的胚胎，但郭试图不从这些角度思考。“这是一种权衡，”她说。“我不后悔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或等待找到合适的伴侣所花费的时间。”
她也很难想象一个大家庭的经济需求：“两个孩子同时在日托中心。谁能负担得起？”
职业成就感在劳拉•赖特 (Laura Wright) 决定停下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赖特在麦克马斯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在圭尔夫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西安大略大学社会学博士。她和她的丈夫蒂姆（Tim）结婚时都还在上学。
几年后，他们开始认真讨论孩子的问题，同意要么有两个孩子，要么没有，因为他们共同的观念是，他们有一个孩子应该有一个兄弟姐妹。当赖特怀孕时，他们甚至差点购买一辆双人婴儿车。
2019年秋天，他们的女儿米拉出生后，赖特一直在应对产后心理健康问题，但很快，一场全球流行病的到来加剧了她已经面临的挑战。从完全沉浸在学术界到完全沉浸在尿布和奶瓶中的转变是困难的。“我对女儿的爱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但如此孤立、工作中断让我很难过。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感觉，既忙碌又无聊，”她说。
重返工作岗位是重新获得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米拉出生九个月后，她申请了萨斯喀彻温大学的终身教职。当她和蒂姆提出生二胎的话题时，他们各自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一个就好。
赖特说。她发现了独生子女育儿的优点：“你会听到多兄弟姐妹家庭将一对一的时间描述为一个特殊的场合。对我来说，这就是每一天。”她和蒂姆还可以一起养育孩子：而不是分头照顾多个孩子的课外活动。他们可以花一些时间独处，无论是工作还是与朋友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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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加拿大统计局发布了一项关于生孩子成本的综合研究，结果显示17年来的平均成本高达35万元。在此期间，中产阶级父母在住房上花费约85,000元，在交通上花费59,000元，在食品上花费48,000元。所有这些统计数据都来自2017年收集的数据，这意味着它没有考虑到过去七年生活成本或当前房地产市场30%的上涨。
加拿大统计局的另一项研究显示，38%的30岁以下加拿大人认为负担能力是他们认为无法组建家庭的原因。
对于安吉这样的其他人来说，他们所拥有孩子的成本正在推动他们走向“一个就好”的方向。
安吉是萨斯卡通的一名社会工作者。她和她的丈夫相识时她29岁，他39岁。没过多久，她就说出想要孩子的想法，他回答说：“要个孩子怎么样，一个吗？”
现在，安吉无法想象拥有更多的东西。她最近在一个育儿小组中详细介绍了她在育儿部门省钱的多种方式。她用她在花园里种植的西红柿和辣椒来补充杂货店的农产品。她的女儿22个月大时，她仍在母乳喂养——部分原因是为了省钱。在他们收到能源账单之前，布尿布是一种环保举措。“我们每个月要花49元来洗它们！”
安吉的丈夫是一名高中教师，他的工资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在成为一名母亲之前，安吉是一名个体经营顾问，但去年秋天她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以获得固定薪水。父母双方都担心工作会占用他们陪伴女儿的时间。有时他们会让她在睡觉后一个小时继续睡觉。
最近，他们开始为去牙买加旅行存钱。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他们将于2027年到达海滩，正好赶上女儿的五岁生日。但即便如此，也令人担忧：她的抵押贷款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续签。
经济适用房在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家庭规模，首先是无力搬迁的年轻人数量惊人：70%的20至24岁加拿大人仍然与父母住在一起。StatsCan的育儿成本调查有史以来第一次包含了一项附录，计算了22岁之前待在家里的孩子的平均费用：额外90,000元。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城市中心，也不存在较大的家庭规模出租单元的供应。
海伦•戈德里斯 (Helene Goderis) 和她的伴侣罗宾 (Robin) 与两岁的儿子卡里 (Cary) 一起睡觉。他们喜欢共用床，但这也是节省空间的好方法。10年前，海伦当时非常好运，以1,500元的价格搬进了位于多伦多一个绝佳社区的1,500平方英尺的带后院的一居室。
过去十年她的租金上涨了约100元；该地区新挂牌的一居室租金高达2,500元，而且那还是一个地下室单位。海伦想要再要一个孩子，但她担心43岁的她正在与时间争分夺秒。但最近她得知，她所住的建筑的新业主计划拆除，这让她的家庭陷入了住房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会搬出去，但是我们能去哪里呢？”她说。她是一名自由音乐教练，需要到附近去见她的客户。卡里出生三周后，她不得不重返工作岗位以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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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尔•班纳吉（Anir Banerjee）是一位单亲父亲，有一个女儿帕基（Paakhi），她最近在卡尔加里庆祝了她的九岁生日。帕基每周二上游泳课，每周上两次巴西柔术课。最近，爸爸和女儿去印度探望家人——所有这些事情都因团结一致而成为可能。
班纳吉和他的前妻从印度搬到了丹佛，后来于2020年搬到了卡尔加里，当时帕基六岁。这对夫妇很快发现他们在家庭生育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她想要更多的孩子，但他和一个兄弟一起长大，家庭经济拮据，他觉得只要有一个孩子，父母就会在教育、活动和住房等方面投入更多。
“这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但这是数学，”他说。“我的时间和资源有限，我宁愿适当地抚养和支持一个人，也不愿与多个人一起做好工作。”
每一位家长都将不断升级的为人父母的要求作为他们个人一劳永逸的叙述的一部分。它是资源，但也包括时间、精力以及与幼儿进行情感上富有成效的对话所需的耐心。
如今，父母花在育儿上的时间是50年前的两倍，当时大多数女性都不外出工作。很多人分享了三到四项课外活动的清单，作为完成一项活动的好理由。其他人则热衷于通过旅行来充实自己。
麦吉尔人口统计学家莱曼•斯通（Lyman Stone）说，这就是围绕养育成本的讨论变得棘手的地方，他最近的报告《所有婴儿都去哪儿了？》指出，强化型养育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些关于成功养育子女的想法，许多主观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他说。
那些推迟生孩子而专注于职业需求的年轻人，也将他们的竞争精神和经济焦虑带入了育儿领域。结果是一种“永远不够”的文化。“如今，养育子女被认为是只有超级英雄才能做到的事情，”斯通说。许多年轻人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项任务。
莎拉•萨哈吉安 (Sarah Sahagian) 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性别研究硕士学位。她编辑了一本关于母亲责任的选集系列。尽管如此，当她在2020年生下孩子贝娅特丽克丝 (Beatrix) 时，她发现自己很容易受到这些力量的影响，首先是觉得自己绝对必须每晚给女儿读五本书的想法，如果只给她读四本书，感觉自己毁了她上法学院的机会。
贝娅特丽克丝将于秋季开始上幼儿园，她的父母目前正在权衡蒙特梭利学校与替代学校的利弊。
最初她想象有一个更大的家庭，但怀孕期间的一次医疗紧急情况使她放弃了这个选择，从某些方面来说她很高兴。“我也觉得发生的事情给了我一个借口，可以拥有我们想要的家庭，并且不会为此感到难过，”她说。“一个就好”会激励她的家人参与社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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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水晶球就能看到小家庭对大局的影响。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加拿大的社会安全网是建立在存款远远超过提款的假设基础上的，这在我们政府在婴儿潮时期的1952年发布了第一个普遍养老金计划时非常合理。1966年，每位老年人有7.7个适龄人口。如今是3.4个。在未来十年，这个比例将达到2:1。到2031年，联邦对老年护理的支出将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2.7%上升到3.2%。已经有人开始谈论用基于财富的方法取代我们的普遍制度，即富裕纳税人应该自付费用。
到2069年，劳动力将从2007年的峰值（69.5%）缩减至60%以下，从而削弱我们的生产力和税基。联邦政府将被迫削减省级医疗保健和教育经费。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将大学的资金转向长期护理，而基础设施将会受到侵蚀。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创新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但许多研究人员认为，真正的打击将来自消费经济的萎缩。机器人不会购买房屋、洗碗机或加热器。而且，至少目前，它们无法在人类创新领域进行竞争。年轻人一直是经济进步的驱动力，他们的活力和新鲜视角帮助社会解决当今最紧迫的问题。例如，生育率下降。
这并不全是厄运和悲观：当前不平衡的人口金字塔最终将恢复平衡。50年后，婴儿潮一代将会消失，最终，我们可以适应人口萎缩，带来的好处可能包括气候改善和更公平的财富分配。但在此之前，生育率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问题：选举纲领和政治评论家的支柱，一个注定会打破感恩节晚餐的话题。我们将讨论是否存在危机，解决方案是什么。在左翼，会听到要求政府加大干预力度的呼声；右翼则是围绕回归家庭价值观的言论。
加拿大最有效的人口战略一直是移民：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口激增与实现战后移民目标和本土婴儿潮一样重要。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放缓是通过针对技术移民的新议程得到解决的。2023年6月，当全国人口突破4000万时——这一事件充斥着大量的经济乐观情绪——这一里程碑与婴儿绝对无关。
加拿大对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承诺是我们民主理想的证据，也是坚实的经济战略。屈服于民族主义冲动的国家（法国、意大利，甚至美国，取决于谁赢得下一次选举）可能会在人口下降的时代遭受更多损失。
即便如此，移民还远不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随着全球人口持续下降，更多发达国家将争夺同样的技术移民。与此同时，这些人将在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人口统计学家达雷尔•布里克（Darrell Bricker）关于更多进步如何创造更多选择的观点。目前，加拿大的大多数移民来自中国、印度和菲律宾，这些国家都将在下个世纪与自己的生育问题作斗争。那么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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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道德原因反对旨在影响个人生育决策的公共政策。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提供更多的办公室日托服务、更多的婴儿奖金，那就会有所作为，”布里克说。“但看看北欧国家，那里的父母和公民享受着一切可以想象到的社会福利，而生育率下降仍然是这些地方的一个问题。”
社会学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妈妈劳拉•赖特说，她差点就买了双人婴儿车。她认为，这一流行病的一线希望可能是灵活工作需求的去性别化。魁北克在20世纪90年代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部分原因是陪产假正常化的政策。加拿大采用政府补贴的托儿服务将有可能帮助更多的父母平衡工作和家庭，无论他们选择生育多少个孩子。许多家长都从每天10元的托儿服务中获益匪浅。
除了缓解财务压力外，公共政策还可以在缓解育儿压力方面发挥作用。“在加拿大，从第一次看医生到上一年级，政府都会与新父母进行大量互动，”人口统计学家莱曼•斯通 (Lyman Stone) 说道。
足够好的育儿运动的出现是为了抵消当今父母面临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一理念的基础是，大多数父母可以通过让自己休息一下而受益，而且韧性和处理生活中不如意时刻的能力可能与孩子学习普通话或掌握乐器一样重要。
文章作者说，早在我成为母亲之前，“一个就好”就成了我的座右铭。几年前，我甚至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不要让完美成为优秀的敌人”，并将其放在厨房里，以提醒人们手头的任务无法完成。当达比18个月大时，她把它从墙上撕下来，并用一个混合水果袋涂抹在上面，而这些水果袋不符合育儿警察的要求。所以它消失了。但这种情绪仍然存在，因为它与生活和养育子女有关，尤其是与一孩就好的养育子女有关。
就在前几天，我女儿告诉我，她长大后想成为“成年人”，当我思考她这一代人将面临的挑战时，这让我觉得这是一个艰巨的目标。我希望她能够建立她渴望的生活，包括任何对她有意义的工作和家庭。我希望当她的父母去世后，她的表兄弟姐妹能够成为她所需要的家庭。
作者说，两年前的夏天，我和姐妹们把父亲的骨灰撒在一起，一想到我女儿独自经历这种失去亲人的经历，即使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心潮澎湃。我很幸运，为人父母的丰富情感经历并不取决于特定数量的孩子，因为构建我想要的生活才是。这样我们就合而为一了。不是因为它很完美，而是因为它非常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