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目前可说是聚集最多非洲人的中国城市，“鬼佬”——这个本来泛指外国人的称呼——在广州几乎成了非洲人独享的代名词。
南方周末报道，在广州小北路和环市路交接的方圆一公里内，举目所望，几乎一半的行人都是高大威猛的非洲人，若不是周围商店的中文招牌，站在这里，有可能误以为自己置身于某个非洲国家。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日报》去年底报道，在广州常住（6个月以上）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
据非官方统计，目前在广州的非洲人估计总数已有20万之众，他们大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以尼日利亚居首。
走在登峰街头，处处可见老外身影。
2003年以来，随着中非贸易的升温，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站到了广州街头。非洲人赴广州寻梦每年以30%以上速度递增。 记者 王轶庶/图
“中国的发廊，不明白非洲的发型，沟通又麻烦，所以全到我的店里来了。”Wiliams颇为得意地说。尽管，这名“发型设计师”常常只是给客人剃个光头而已。 记者 潘晓凌/图
在教堂的入口处。宗教与贸易，是非洲人与广州所发生的最紧密的联系。 记者 王轶庶/图
**广州人对非洲人仍存排斥心理
尽管非洲人来到广州已有一段日子，人数还在日趋增加，广州人对他们的身影也习以为常，但记者观察到，一片平静的表面下，一些广州人对非洲人的态度仍存有排斥心理。
例如，许多广州出租车司机就不愿做“巧克力”（指非洲人）的生意，他们表示不喜欢非洲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锱铢必较的作风，连付车费也要讲价，有的司机更会以“身体太胖，车坐不下”、“听不懂外语”、“根本看不到”为由拒载。中国网上论坛也时不时有人发表一些未经考证的“消息”，例如“非洲人给广州带来艾滋病”等等。
来自尼日利亚、在广州生活了一年多的科特（Cote）相当遗憾地说，友谊似乎只在非洲人之间才真实存在，非洲人很难交到中国朋友：“我们是友善的民族，但中国男人一般除了贸易外，私底下很少跟我们交往。中国女子更不用说，我们稍微友善，她们就误以为我们在调戏她们！跟中国人交往，真的很复杂。”
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蔡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非洲人来多了，非洲人与广州人中间有了更多的交往，产生一些问题和磨擦不可避免。不过，广州既然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广州人就应该以平等的价值、平常的心态面对他们。”
当然，部分在广州的非洲人确实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广州媒体时不时都会有相关的报道，主要是“三非”——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非洲毒贩入穗走私毒品活动越来越猖獗。
对此，蔡禾说，非洲人来到广州工作、经商，应该遵守中国的所有法律，并办妥所有所需的证件。对一些害群之马的行为，他认为，两个态度其实可以同时存在，广州人既可以接受非洲人，毕竟他们在广州生活已是事实、是必然的发展，也可以对非洲人的犯罪现象有所批评，这也是正常的：“最重要的是，不要产生歧视的心理——非洲人就是低我（广州人）一等。”
蔡禾建议当局尽快提升对城市的管理，以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非洲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总体而言，蔡禾认为，有这么多非洲人选择在广州定居，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广州的开放程度，以及大多数广州人对他们的接受态度。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人对外来农民工也有很多意见，说他们的犯罪率比较高，当年也引发了很多讨论，但过了一段时间，广州人还是接受了外省人，这相信也会是广州人和非洲人关系的发展进程。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非洲人，他们对广州其实是相当重要的，而他们的到来也是广州步向国际化的一个标志。
在广州，一片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地带，被出租车司机称为“巧克力城”。
每天中午12点以后，“巧克力城”开始活跃。数万名黑人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三三两两，拎着几只超大黑色塑料袋，或背个双肩包，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被中国人称为“尾货”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
万里之外的非洲，有近50个需求旺盛的国家正张开双臂，一件不余地接受、迅速消化掉这些本国生产不出的日用消费品。
**诱惑：“到中国去吧！”
领到姗姗来迟的签证时，那个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伙计，终于安静下来，在护照上狠狠亲了一口。
黑人Clem像一条怎么也抓不着的泥鳅，在飞速穿梭的车马中灵活穿行。最终从附近的人行天桥走过来后，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说，“抱歉，我还没有形成走红绿灯和人行天桥的习惯。”当被提醒“广州治安不好，注意背包”时，他惊奇地瞪圆了眼睛，“你在开玩笑么？这里的治安太好不过了！”
25岁的Clem来自尼日利亚。此前，拉各斯——尼日利亚最繁华的都市——被他视为天堂。到广州后，他觉得他才站在了天堂的入口，中国才是真正的天堂。
他不停向记者介绍，拉各斯的公交车很多没了车门，逢高峰期，一些乘客就挂在车外面；拉各斯的道路基本没有红绿灯，只有在主干道上才会站着两个警察；拉各斯没有那么多小汽车，满大街横冲直撞的全是从中国进口的摩托车……
如果没来中国，Clem会继续经营他的汽车部件批零店，将合作伙伴从中国批回的轮胎、方向盘、座椅，以高于进价几倍甚至十倍的价格卖出。每次去接货，他总会碰到许多服装店、皮革店、首饰店或日杂店老板，一同等待着来自中国的包裹。每当看见夹着公文包、西装笔挺的中国人路过，有人就会吹起口哨，“瞧，我们从他们国家买的尽是些便宜的玩意，他们却从尼日利亚运走了值钱的石油！”
大约五年前，中国石油公司与中国商人大规模涌入非洲，这让不少本土人觉得，中国在抢夺他们的资源与饭碗。而从压路机到牙膏，无处不在的“Made in China”，又刺激着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周围的朋友几次劝Clem，“到中国去吧！尼日利亚用石油换外汇，中国人买下它来打造天堂！”
在卫星转播的CCTV4上，Clem看到中国的城市摩天大厦耸立、街道宽敞、交通秩序井然，最让他吃惊的是，珠三角的工厂像蚂蚁窝般密集！而他的家乡尼日利亚，除了石油资源，什么都匮乏。制造业极端落后，80%的生活用品依赖进口——而这正是很多非洲国家的缩影。
2007年9月，Clem在欧洲驻尼日利亚领事馆工作的父亲帮助Clem拿到了中国的签证，这让他的朋友艳羡不已。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中国驻非领事馆前耐心地排起长队，争逐每年限额发放的签证。与Clem同时拿到签证的一个家伙，九个月前就向中介机构预付了中介费和签证费。领到姗姗来迟的签证时，那个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伙计，终于安静下来，在护照上狠狠亲了一口。
2007年10月，Clem拖着几大箱行李走出广州白云机场，拦了三四次，终于坐上一辆的士。他递给司机一张写着中文地址的便条，没再言语。
Clem的新窝是广州东圃一个10平方米的单间，这是一个尼日利亚老乡为Clem安排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和一张沙发，洗手间得与其他三名非洲租客共用。他刚推开窗，又关上了。窗户半米开外，紧挨着另一幢楼，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祈祷早晨能看见阳光。
大多非洲人对广州的第一印象，从城中村开始。
**隔膜：“麻烦，真麻烦！”
“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到中国来，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许多出租车司机不愿做“巧克力”的生意，他们不喜欢这些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斤斤计较的坏毛病，连付车费也要讲价。有的司机会以“身体太胖，车坐不下”或“听不懂外语”为由拒载；也有人无所谓，“搭谁不是做生意？”
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
东圃、登峰街、永平街等地的城中村，及丽江花园、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这些非洲人做生意的目的地，集中于迦南、御龙、天秀大厦等几座大型中非贸易城。
贸易城的摊位没有任何审美层次上的装潢，顶多在门口摆放一个黑人塑料模特，样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和玻璃展柜里。集仓储与销售为一体的御龙大厦，摊主们把牛仔裤像咸菜一样堆在过道上，忙乱时，直接从裤堆上踏过。
这样的卖场却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D&G的牛仔裤、Adidas的鞋子、Gucci的高跟鞋、LV的挎包、Chanel的钱夹、Armani的内裤。它们廉价得让人咋舌——一条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100元……
美联社前驻非洲记者Arnold在非洲呆了近10年，他告诉记者，由于非洲几乎没有工厂，一般人对正版和冒牌没有什么概念：“只要鞋子上印有Adidas就可以了，关键是便宜。”
来自利比里亚的服装商Cote是这几座服装城的熟客。来华淘金的非洲人多数像他这样从事服装贸易，消化了中国大量已过时的库存货。金龙盘大厦一个中国老板调侃：“他们对款式无所谓，只要有弹力，能把女人的大腿包得像个粽子就行。”2004年，中非服装贸易额到达历史高峰，在迦南、天秀等两座老牌贸易城附近，一座座贸易城春笋般冒起。迦南外贸服装城经理江钢龙称，迦南2007年的贸易总额在7000万元以上。
在御龙挑货时，Cote自称这儿有许多中国朋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走上前，大手拍向店主的脑袋，或是朝对方的小腿肚踢上一脚，大声地问候，“嘿，朋友，近来还好吗？”他的“朋友”却并不领情，有人拨通手机，故意煲起电话粥；有人则不耐烦地摆摆手，中英文一并用上：“不买东西，就Go，快点Go！”
友谊似乎在非洲人之间才真实存在。碰上一些认识的服装商，Cote与他们相互击掌，指头迅速扭转一圈，打出一记响指，再用家乡话聊上一阵。像Cote这样单独行动的并不多，他们多是两三人结伴，奔走于几座贸易城，从中午挑到傍晚，用黑色塑料袋四四方方地包成棉被状，雇车运走。
在一个摊位上，Cote听说他看中的裤子要20元钱一条，猛地将裤子砸到摊主头上，愤愤地责问，“怎么那么贵？！”然后拂袖而去。惊呆的摊主回过神来后，冲着Cote粗壮的背影，张了张口，又改用粤语啐了一句：精神病。
挑了40分钟，Cote终于打算买下500条女装牛仔裤。他要求店主把每条仔裤的包装袋、商标挂牌和夹纸统统取出来。“客户只在乎价钱便宜。而我，在乎的是运输费用！”他边向记者解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店主处理包装。每每发现有夹纸还未取出，他一个箭步上前抽出来，嚷嚷，“我买你那么多东西，热情点好不好？”店主白了白眼，嘟囔道，“麻烦！”
类似的不快，每天都会在中非贸易城上演，有时甚至会惊动110。迦南贸易城一位姓宋的保安说，真不明白，有的人那么穷，还那么嚣张！
谈及与他们天天打交道的客户，摊主们常常撇撇嘴，黑人的杀价本领，让许多中国商人不胜其烦。有的预订200条裤子，最后只要10条，还要求对方以谈好的价格出售；有的取货时，还顺手在摊面上拿走一条。许多摊主懒得学英语，他们觉得，用计算器讨价还价就能应付黑人了。一位摊主表示，如果能和白人做生意，她一定把英语练好。
Cote号称在中国呆了八年，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这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告诉记者，他的签证期只有一个月，得像鸟一样，不断在中非之间往返，“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