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馄饨侯
我那记忆里的中关村（1）
中关村，坐落在北京的西郊。从我记事起，我就生活在中关村，我熟悉它的一草一木。这些年，中关村的变化越来越大了，名声也越来越响了，可也变得让我越来越感到陌生了。在我的记忆中，中关村还是我童年，少年时的中关村。
不知为什么，人们谈中关村，往往都从它的地理位置谈起，又谈它的一些楼，再谈它的一些人。似乎是因为中关村的人，都是从那一座座楼里出来的，而中关村的事情又是在这一个个人身上发生的，我好像也脱离不了这个路数。
以前的中关村并不很大，它北面到蓝旗营，城府路，清华大学南门；南面到黄庄，北大附中；西面是中关村大街，东面到保福寺，清华园火车站，连五道口一带都还到不了。反正东南西北，差不多都是一站路左右的距离。而在它的西北角上，还被北大嵌入了一角，那个地方叫中关园。
我从雅虎和谷歌的卫星地图上，很容易的就找到了中关村。雅虎的卫星照片时冬天拍的，谷歌的是夏天拍的。图中红色方框里，就是中关村。我也一眼就认出了我住过的楼房。我耳边顿时想起了腾格尔的歌声，“那是我的家乡。。。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天堂。。。”
50年代初，国家在北京西郊筹建科学院，选中了中关村。科学院的研究所大都在东面，家属区在西面。把中关村和西面的海淀镇隔开的，是中关村大街，那条大街以前又叫白颐路，是指从白石桥到颐和园的路。332路汽车（再早些时候是32路，后来因为公交车线路多了，改成了332路，一直沿用到今天）从白石桥经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魏公村，友谊宾馆，人民大学，黄庄开到中关村，到了那个丁字路口，向西拐，经过海淀，北京大学，西苑，到达颐和园。
中关村大街西面，是海淀镇。以前，在这条街离中关村拐角处不远的地方，有个很大的冰窖。那时还没有电冰箱。冬天，人们从冰冻的昆明湖和运河里凿出一块块一米见方，一尺多厚的大冰块，用汽车拉到这，存到冰窖里。到夏天再取出来，送到各个商店去冰镇汽水，西瓜等食品。后来，随着电冰箱的出现，这个冰窖失去了它的作用。现在，不知是哪个电子公司的大厦，矗立在原来冰窖的遗址上面。
现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中关村通往海淀的那个丁字路口上，原来有座石桥，桥下还有一条小河，也不知那条小河的源头是哪里，只见它沿着北大的围墙，缓缓地向北面流去，不知最后是流进了圆明园还是颐和园。
50年代末的中关村，还被许多农田包围着，夏天，可以闻到麦地和稻田里飘来的麦子，青草和稻花的香味。从中关村往西去，一站路之遥，海淀镇再过去一点点，就是有名的六郎庄，著名的京西稻就出产于此。记得小学时，有一次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家乡海淀》，一个同学写了一句“著名的京西稻，就出自我可爱的家乡海淀”而被语文老师大加赞扬。
秋天，站在中关村的丁字路口上向西眺望，可以看见西山的红叶。那时北京的天空是没有什么污染的。站在颐和园的佛香阁上，秋高气爽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北海的白塔，甚至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
当初建设中关村，是从北向南开始的，分为南区和北区。盖楼房时是先有北区，后有南区。北区的楼号是从1号楼到30号楼。南区的楼是从31号楼到80几号楼， 89号楼是个单人宿舍楼，又盖回了北区，在靠近蓝旗营那里。记忆中到文革开始时，是没有超过90号楼。
南区和北区被一条马路隔开。这条马路就是现在的四环路。当年，觉得南区和北区隔着还挺远的，以致小孩儿们玩时，也是南区和南区的玩，北区和北区的玩。
当年的那条马路是一条林荫大道，路两边都是高高的钻天杨。春天，杨树发出嫩叶，随后长出像毛毛虫一样的杨树花；夏天，碧绿的树叶为人们遮挡着烈日；秋天，树叶由绿变黄，落了一地，孩子们走在上面，挑着老的树叶，拿着两根树叶下的茎，钩在一起，看谁能把对方的拔断；冬天，光秃秃的树干立在路边，独自抗衡着北方严冬的寒冷。现在，马路的路阶几乎已经修到了几座楼房的墙脚下，林荫道早已不复存在了。
当年，在南区31楼后面，是一块东升人民公社的菜地，地里还有一架水车，可以给菜地浇水。那菜地边上有一个很大的王八驮石碑。我猜想，差不多中关村在文革前几年出生的的孩子，都在这块石碑上面爬过。王八的屁股园园的，光溜溜的，小孩子要想爬上去，还要颇费一些周折。据说这块王八驮石碑现在还在，只是被拉到大钟寺还是什么地方去了。
冬天，那块地上什么东西都不种了，小孩们就在那片空地上放风筝。那时，鲜有现在这么高级漂亮的风筝，大都是孩子们自己糊的“屁股帘”或“蛤蟆骨朵”式的风筝，。那时玩的东西，很多都是极其简单的，自己动手做的。滚铁环（这大概是唯一要家长给买的），抽陀螺（北方孩子又叫抽），扔沙包，滑冰车，弹弓枪，弹玻璃球，拍洋画，搧香烟盒叠的三角。。。
待续
我那记忆里的中关村（2）
不知为什么，中关村南区的楼的颜色大都是红色的和黄色的，而北区的楼的颜色，几乎都是灰色的。然而在北区有三座楼，13，14和15号楼却很值得写一写。这三座楼在所有楼当中，是质量和格式最好的。14楼是一字型，13和15楼是L型的。里面都是地板地，有四间或者五间卧室，有热水，洗澡间。这些楼里住过许多科学界泰斗级的人物，大多是一级研究员，一些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我知道名字的有，吴有训（物理学家，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物理学家, 钱三强被称为中国的核弹之父），陆元九（航空制导，导弹专家，我们当时听到这名字觉得很好笑，就叫他差一毛七块），武汝扬（科大副校长，自动化所所长），叶渚沛（化学冶金所第一任所长，他的氧气顶吹炼钢法，为我国的炼钢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女儿现在在美国，好像就是那个拍了电影Morning Sun的），贝时璋（生物学家），邓叔群（植物学家，邓拓的哥哥,文革中被批斗致死。就因为邓拓是他弟弟，他一定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红卫兵抄他家时，我曾经跟着进去看过，他静静的躺在床上，任由红卫兵在家里天翻地覆的折腾。其实，他们兄弟两人都是学部委员，哥哥是自然科学的，弟弟是社科院的），李善邦（地质学家），钱学森（导弹，火箭专家，不用介绍大家也知道他），陈世骧（生物学家），汪德昭（声学所所长），熊庆来（数学家，当过华罗庚的老师），张文裕（物理学家），赵九章（中国卫星奠基人），屠善澄（人造地球卫星控制技术专家），王淦昌（核领域泰斗），杨嘉墀（自动化专家），顾准（被称为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中，最有份量的一个人）。。。。每个人都可称为那门学科的掌门人，每个人的贡献和学问，随便到谷歌里查一下，就可以找到一大串。这些人当中，许多都是早期的欧美海归，如果要评论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开创性的贡献，恐怕怎么推崇都不过分。
记得唐山地震后，时不时地谣传有余震。人们如同惊弓之鸟，总是考虑是否要到屋外的地震棚里去睡。有一次闹得最邪乎的时候，我问父亲，咱们是不是也去地震棚睡觉？父亲笑着对我说，我刚听别人讲了，那尊大菩萨不动，咱们就不用动。我问那菩萨是谁呀，父亲告诉我，就是15楼的李善邦呀，一级研究员，专门研究地震的，他不慌，你慌什么？再不信，你自己去他们家看看，反正也不远。我当时还真的骑着自行车，跑到15楼。他家就在一楼，从窗户望进去，只见里面一个老头在台灯下伏案看书，于是我踏踏实实的回到家里，和平常一样的闷头大睡了。其实，地震的预报未必和他有直接的关系。
大概这些国宝级的一级研究员太重要了，有段时期，还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驻在北区，为十四号楼站岗，据说那时里面住着钱学森。晚上，可以看到黑幽幽的门洞里，站着个解放军战士。
文革开始后，许多科学家受到冲击，有的家里挤住进了别的人家，厨房厕所也变成了几家公用的了。有的科学家则搬到别的楼里和其他的人家挤在一起。两三家人合用一个厨房，合用一个厕所。直到文革后期，外国人可以来参观访问了，才逐渐有所改善。
最广为流产的是动物学家童第周的故事。文革中他家在27楼和另外一家合住一个单元。后来美籍华人牛满江要来他家访问他，院里临时无奈，想给童第周换房子搬家也来不及，只好让另一家暂时不要回家，把走廊里的蜂窝煤搬走，好歹可以说是自己住一个单元。
童第周是何等老实的知识分子，文革中让他劳改扫厕所，他就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哪天厕所要是不干净了，人们就会想到是童老没来上班。想必他瞒不过牛满江，牛满江也不会看不出破绽。
后来童第周总算苦尽甜来。文革结束后当上了政协副主席。时常可以看见红旗轿车开在中关村的大马路上来接送他上下班。
再有一座有名的楼，就是位于南区游泳池边上的86楼，人们戏称陈景润故居。当年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景润的名字想遍祖国大地，86楼也随着景润名声鹊起。现在86楼好像还没有拆除。
我每次回家经过这几座楼时，都要驻足凝视良久，斯人已去，楼已易主，心中难免一股“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感觉。我倒是觉得，14楼应该保留车中关村科学院的纪念馆，许多文学家，政界名人都有故居，为什么这些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不应该有个纪念馆呢？
我那记忆里的中关村是安详的，宁静的。不像现在这样喧闹，这样负有盛名。我记忆中的那些科学家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从不张扬，从不去招惹媒体。似乎那时中关村的人，都习惯于默默无闻的工作。就连两弹一星这么大的成果搞出来了，人们还不知道，那些元勋们，有的就住在这三座楼里，就在我们身边。
北区在靠近中关村大马路的边上，是25和26楼。这两座楼是北京大学的家属楼，不知为什么，它们跑进了中关村的地面。那个后来带头和法轮功干仗的院士，就住在26楼，因为他的太太是北大的教师。那时他还没有现在这样有名，也只有两间卧室，也是和许多人家一样，和别人合用厨房厕所。我只记得他们家很早就有电视机。我父亲因为和他在清华读书时是同学，有几次听说有好节目，就带我去他家看电视。
我家刚刚搬进中关村时，是住在南区。到了50年代末，中关村有一次住房大大调整，为的是让同一个研究所的人，都住在相近的几个楼里。那时分房子简单极了。根据家里人口多少，分派一下，几天之内就分完了。听母亲对我讲，当时分房子的人事先还带着母亲去看了一下新房，母亲轻没经验，一看有阳台，就说，我儿子还小，阳台不安全，回头摔下楼去怎么办？分房子的人说，我是照顾你，才把有阳台的房子分给了你，别人想要还有不到呢。 后来，我们可真是体会到这阳台的好处了。晒衣服，放杂物，冬天放大白菜，着实派了很大的用场。
谁知从那次大调整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将近二十年，人们的住房条件就几乎再也没有变过。许多人刚搬进去时，还没有小孩，夫妇俩人住一间也还凑合。待到后来结婚生子，人口增多，房子却不再增加了。有的人家。刚搬进去时，孩子很小，一张小床也占不了多大地方。可带到儿女长大了，诸多不便，房子面积却不再扩大了。于是乎，到后来，几家十几个人合用一个单元里的厨房，厕所，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那时的家具，从床，到桌椅板凳，基本上都是公家配给的。自己家有的，就是几只箱子。一直到文革后期，许多人闲着无事可做，才想着自己做个沙发，打几件家具。中关村的人们就这样凑合了将近二十年。一方面是本身对生活要求不高，另一方面，也是形势使然。我印象里，中关村的人和邻近北大清华的人相比，虽然同为知识分子，但也有所不同。北大清华的人大概是因为要为人师表，穿着和居家摆设上多少要略为讲究一些，而中关村的人，大都不讲究穿。像景润那副模样的绝非一个两个。大街上骑着辆破车，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车把上的网兜里装着一把青菜的人，说不定就是个副研究员。
尽管今天看来，那时的生活很清贫，很平淡，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却没有丝毫的抱怨。我们觉得那时的生活很丰富多彩，因为，我们在中关村这个大院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中关村的大人们，对孩子们也都很好。我们就随着我们的国家，在中关村里经历了许多国家大事，看着国家一步一步地蹒跚而行。
待续
我那记忆里的中关村（3）
大跃进的时候，吃食堂，吃大锅饭。家里都不做饭了，每天各个所里的食堂，推着饭车，到楼前来卖饭。小孩们觉得挺好玩，饭车一来，各家都出来，挺热闹的，可也不知为什么，没有实行多久就取消了。
接踵而来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我母亲的一个姑姑（我叫她姑姥姥）在农村，因为没有粮食吃了，只好带着孙女来我们家住，家里一下多了两个人，定量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吃。姑姥姥就告诉我们可以去搂榆树钱，拣杨树花，回来包菜团子吃，虽然没有吃过几次，可我想她们在农村一定是经常吃了。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就熬了过来。现在想来，大人们那时一定是很为难的。他们肯定是想尽办法，让孩子们没怎么太受罪。现在你设想一下，家里一下子住进两个人，别说挤在斗室里一起又吃又睡一年多，就是在美国住大房子，吃饭不受限制，能不生出矛盾也不易了。不要说太太或者先生能否受得了，自己能否受得了都是个问号。可我记忆中从没见父母为这事情吵过。
后来政策松动，可以养鸡了，这可是让小孩儿们高兴的一件事。许多人家都养了几只鸡，为的是可以有鸡蛋吃，因为那时买鸡蛋要凭票。中关村的楼和楼之间起初盖的都像距很远，楼和楼之间都有花园。那些鸡白天就放在花园里让他们自己找食吃，晚上捉起来放进笼子里。
那时不知是哪个坏小子，发现斗鸡很好玩，就煽呼鼓动那些半不大不小的男孩儿都喜欢上了斗鸡。哪个楼发现了有比较个儿大英勇的大公鸡，就把自己自己家的公鸡抱上，或撺掇自己楼里家中养了公鸡的小孩儿抱上公鸡，去和别的楼的公鸡斗。常常是一个大孩子骑个自行车，车后座上驮着另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只大公鸡，后面又跟着一群小孩，呼啸着跑到另一个楼门前，抱着鸡，对另一只鸡做出挑衅的样子，然后把鸡一撒，两只鸡互相凝视一阵，越走越近，就开始斗起来。你要说什么叫好斗的公鸡，什么叫斗败了的公鸡，什么叫斗的和乌眼鸡一样，我可是见过。那斗赢了的引吭高歌，斗输了的垂头丧气。想想那时，真是叫少年不识愁滋味。
还有就是捉知了，北方人又管知了叫季鸟，学名蝉虽然简单，却是太文雅了。那时中关村有许多杨树，一到夏天，就生出来许多知了。知了的叫声此起彼伏，整整响彻一个夏天。小孩们用自行车内胎或橡皮筋熬成胶，抹一小团在长长的竹竿头上，也是三五成群，循着蝉声走到树下，从下面把竹竿悄悄伸上去，把胶粘到知了的翅膀上。知了被粘住的那一刹那，是孩子们无比兴奋的时候。
知了是从大树附近的地下钻出来，爬到树上，一夜之间，从壳儿里蜕变出来的。晚上，小孩们打着手电，一棵树一棵树的找过去，把那刚刚从地底下爬出来，还没爬到树顶的知了捉到家里，放在纱窗上，看着壳子慢慢裂开，看着它们从那难看的壳子里钻出来，先是头，倒着挂下来，然后是身子出来，慢慢地脱离了壳。看着它们的翅膀由短短的一小截，一点一点的伸长，最后变成美丽透明的蝉翼。你可以感觉到那蜕变的过程是那样的动人，那样的美丽。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叫薄如蝉翼，什么叫脱胎换骨，什么叫蜕变。
那知了壳，学名叫蝉蜕，是可以入中药的。小孩们攒多了，可以送到中药店去换钱。满满一鞋盒子的蝉蜕可以换两三块钱。
那时对蝉的认识只是好玩。后来大了，读到了几首咏蝉的唐诗，对蝉这小小的昆虫有了另一这心境。我慢慢觉得，中关村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有点像那蝉一样。
虞世南的《蝉》，是唐人咏蝉诗中时代最早的一首。全诗共四句：
垂委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不正是当年老一辈知识分子高风亮节的写照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他们不靠拉关系走后门，不靠歪门邪道，靠的就是真才实学，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而自己却只是垂委饮清露，今天，还有多少这样的知识分子。
同是唐代诗人，同样作咏蝉诗的，还有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他的《咏蝉》诗是：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多像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呀！挨批斗，遭误解，吃尽了苦头，只能和在狱中的骆宾王一样，仰天长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在唐代，除上述两位诗人外，还有一位著名诗人李商隐曾作诗咏蝉。他的《蝉》诗是：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恰如其分的描述了知识分子渡尽文革劫波的的情景。五七干校，工厂劳动，历尽劫难，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却发现故园芜已平，房子被别人分了，老婆孩子天各一方，人人都闹了个我亦举家清。向别人诉说，不过是徒劳恨费声。
由于有捕蝉的那一段经历和对儿时的眷恋，我不由得越来越喜欢上蝉这小东西了。可当后来我一次又一次的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想寻找和倾听那熟悉的蝉鸣时，我却发现，它们已经几近荡然无存了。
文革前盖的楼，楼房和楼房之间隔得都很远，不像现在，站在自家房内，可以看对面楼里人家的电视在演什么。对面人家打声喷嚏，这边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时，每个楼之间都有一个花园。这些花园队我们来说，就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一样。我们在里面捉迷藏，爬树，捉蜻蜓，偷偷地挖地道，从放学一直玩到天黑。
那时唯一能镇住孩子们的，就是一个管理花园的园丁–老李。老李很瘦，个子不高，一脸络腮胡子。他一个人带着几个徒弟，把几个花园管理得井然有序，花园里各式各样的花木争奇斗艳。我们常常看见他推着水车给树木一棵一棵的浇水。只是有一样，它要是看见小孩跑进了花园，他就会大叫起来，你给我出来，谁要是被他逮着，一定是被拧着耳朵从花园里揪出来来。小孩人人都怕他。以致于哪个小孩在花园里玩，谁要是喊一声“老李来了”，那小孩比就听见“狼来了”还害怕，不管看没看见老李，吓得马上就跑出来。
到后来，文革开始了，养花养草被批判成为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服务的，造反派也不让老李再养花了。常常看见老李一个人，背着手在花园旁边溜达。那些花就靠着自己的生命力顽强地活着，只是再也没有以前那样整齐了。
到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人们在花园边上挖防空洞。大家也舍不得那些花草树木，毕竟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只是把防空洞口修在花园边上，防空洞修在了花园下面。但就是这样，许多松树墙还是被毁了。老李这时就更没事做了，干脆被派去看管澡堂了。人们一次又一次的看见老李像祥林嫂一样，站在那里和别人说，我真心疼那些花儿，我摆弄了他们多少年啊！
再到后来，花园被平了，在上面盖起了楼房。你如果仔细看照片的话，13楼，15楼南面的那两座楼，25楼，26楼北面的那两座楼，都是建在老李的花园上的。现在只剩下14楼前面那三个花坛了。中间那个园的，我们都称它为园花园。
后来，终于有一天，听说老李死了。虽然大家都是平平淡淡的说着，可是差不多整个中关村的知道他的人都在说着，老李死了。以后，花园或许还会再有，可老李大概不会再有了。天上的老李，你知道吗？四十年后，当年被你从花园里轰出来的孩子，在怀念那些科学家的同时，同样也没有忘记你。
待续
我那记忆里的中关村（4）
谈论中关村，有几个地方是一定要讲到的。四不要礼堂，福利楼。大操场，游泳池。这几个地方，凡是在中关村住过几年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四不要礼堂现在叫中关村礼堂。之所以叫它四不要礼堂，是因为它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盖的。据说盖的时候，不要砖头，不要钢筋，不要木头，不要水泥，全部用预制块构件盖成的。前三个不要还可以认同，不要水泥略显牵强。那预制块不要水泥吗？那预制构件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它是水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要柱子不要梁。这到也有些道理，因为它确实没有柱子和梁。
后来，这座礼堂到底还是进行了翻修，还是用了钢筋水泥。不过这名字一直沿用了多年。直到近些年，当年那些习惯称它“四不要礼堂”的人都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关村的名字也更加响亮，才有更多的人叫它中关村礼堂。
六十年代初，每年夏天，科学院工会都在四不要礼堂里面和外面的空地上举办一些活动。到了晚上，人们在那里唱歌跳舞，打牌下棋，打乒乓球，猜谜，借图书。。。。那时中关村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也不显拥挤。大人可以去跳跳舞，玩玩棋牌，小孩可以去打打乒乓球，或者用学生证作抵押，租几本小人书看看，渡过一个愉快的晚上。
四不要礼堂还是正式售票放电影的地方。到了文革开始，老电影都不让演了，就偶尔放一放内部电影。小孩们这方面消息最灵通。一听说放内部电影，就上那里去挤，想混进去。用假票的，跳窗户的，硬冲硬挤的，各种招数都试过。而把门的大人，又往往都是父母单位里的一些熟人，常常是到最后，网开一面，放几个小家伙进去。我就在那里先后看了日本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虎，虎，虎》，美国电影《蛇》，《比男人更凶残》，墨西哥电影《白玫瑰》。
除了四不要礼堂，各个研究所的礼堂也时不时的放些内部电影。放电影最多的当属化学所礼堂。一来是化学所礼堂比较大，二来他们所管工会的人能量也大，总能搞来一些外国电影和国内的但不让放的电影。我在那里看了许多今天已成绝响的电影。还记得名字的苏联电影有《我了解他》，《海军上尉巴宁》，《斯韦尔德洛夫》，《普通一兵》。国产电影《五更寒》，《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狼牙山五壮士》等等。
看过电影的第二天，是小孩儿们最兴奋的时候。一个个口若悬河的谈着昨天电影里的场面，没看着的则只有在一边干听的份儿。回想起来，北京人的神聊善侃可是由来有自，代代相传啊。
和四不要礼堂一街之隔，有一座灰色的东西向的楼房，今天还矗立在那里，它就是福利楼。它兴建于五十年代，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
福利楼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谁知道，它曾经是筹建科学院时的行政办公楼，而且还不是整座楼，里面一间屋子，就是一个部门的办公室。哪像现在位于三里河的科学院院部那样气派。而中关村派出所，也在这座楼里。几万人的户口本，就那么几个警察，几间屋子就管过来了。可见当时的办事效率有多高。
在有中关村医院之前，科学院只有个医务室，就在福利楼的三楼。后来才在南区的82楼前面，盖了今天的中关村医院。
福利楼顾名思义，是要给科学院的职工谋些福利的。它北面的一楼和二楼是中关村餐厅。里面的豆沙包，松鼠鱼，松针蒸饺令我颇难忘怀。别人大概还各自有自己的最爱。在里面吃饭时也常常可以看见一些有名的科学家，带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在那里吃饭。中关村的人对穿不大在意，对胃还是不太愿意委屈。
福利楼的另一头，南面的一楼，是一家西式点心店。凡是吃过那家店做的西式糕点的，大概没有不称赞的。那时能和它的西式糕点有一比的大概只有崇文门那边的益利食品公司。一进到里面，一股奶油的香味扑面而来。它的面包做的又松又香，配上一杯店里的红茶，吃起来，别提多滋润了。还有，它的核桃排，奶油蛋糕也是做得非常棒。文革前，对于食物匮乏的人们来说，偶尔去一次两次，不失为一种调剂。
福利楼对面就是大操场。它最大的用场就是放露天电影。一到放露天电影的时候，人们就拿着马扎，板凳，从各个楼来到大操场，在那里耐心的等到天黑。不愿早来的只好站在后面，甚至站在凳子上。再有的人，干脆站在银幕反面看，只是左右相反而已。一次电影，人多时总能有上千人来看，可谓壮观之极。
文革时，电影放来放去就是样板戏，人们也不大去看了。待到文革结束后，开始重放一些老电影。一天，大操场放映《上甘岭》，当电影里响起郭兰英那久违了的插曲，我的祖国时，银幕上，“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银幕下面，许多人跟着一同唱起，“这是伟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人们谁不怀念自己生长的地方呢？
大操场，还给我留下了几件记忆深刻的事情。一件事是在大约64年，电子所研制出了高压氙气灯，号称小太阳。为了向中关村的居民展示新的成果，电子所的人在大操场搭了一个几十米高的架子，把小太阳灯架在上面。夜里，整个大操场被照得如同白昼，高灯下亮，人们可以在灯下打扑克，下棋，甚至看书。只是灯下看颜色有点不鲜艳。以后上了大学，才知道高压氙气灯是色表好（就是看上去像日光），而显色性不好（即常言说的，灯下不管色），灯光下，色彩鲜艳的花衣服，往往看不大出来。
大操场的西南角，还有一个灯光球场，它不像大操场那样，比一个足球场还大，灯光球场只是一个篮球场，但四周有看台。球场上方有灯，人们晚上也可以在那里打篮球。还可以利用它四周的看台，在那里开会。66年初夏，文革刚刚开始。有一天晚上，灯光球场里放刘少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录音。那天不知为什么，母亲把我也带进去了。只听录音机里放出刘少奇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当他讲到那句著名的话，“大家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时，引起看台上一阵嗡嗡的议论。现在想来，那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说一般老百姓，就是国家主席，也是不知大难临头，死之将至啊。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随后没有多久，整个中国，连国带家，全都陷入了十年文革的浩劫之中。
文革中，周总理来过中关村，就在大操场参加过群众大会。我事先也不知道周总理会来，只是那时年少，闲着没事，整天东游西窜，哪里人多往哪里跑，生怕漏下什么热闹没看到。那天远远看着周恩来在露天搭的台上，用他那特有的口音讲着话。讲着半截，他停了下来，到台后面去了一会儿，回来对大家讲，（原话记不得了，大意是）刚才一个电话打到后台找我，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上了从满洲里去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他们要到车上去造反。我对他们讲这样是不可以的，劝说他们下来，最后他们总算是同意下来了。
文革中的周恩来，实在是太辛苦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科学院的这些事，不要说和武汉的，四川的造反派造成的麻烦相比，就是和旁边的北大清华相比，已是轻量级的了，中关村好歹还没有武斗，可周总理还要找机会亲自过问。想到这些，不由得不让人感叹，天若有情天亦老。从周恩来逝世后悼念他，到天安门四五事件时纪念他，反对四人帮，中关村的人一直是站在前沿的。
大操场再往东一点，在物理所旁边，就是那有名的中关村游泳池。人们都知道，那时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用自己的私房钱—从他的稿费里拿出的钱修的，许多中关村的的人在那里参加过义务劳动。那正是毛主席号召到江河湖海，到大风大浪里去游泳的时候。当时连许多大专院校尚且没有游泳池呢。科学院有郭老撑着，真是财大气粗，一下子就修了一个深水池，一个浅水池，都是标准的30米宽，50米长，还特地为小朋友修了一个蘑菇池。之所以叫蘑菇池，是因为在池子中间，修了一个蘑菇形的喷泉，让小朋友们练习游泳，增添一些情趣。
那深水池是要经过测试，获得深水合格证后才能进去游的。考试就是在深水池里连续游200米。游下来，就发一个黄色的塑料证，缝在游泳裤上。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游泳池每隔一个星期到10天换一次水。刚换完水的游泳池，碧蓝见底，池底的瓷砖看的一清二楚，池边的牌子上写着，今日水温，15C。让人看着不寒而栗。
有一回，刚刚换过水，几个人坐在池边，谁都怕凉，不愿下去。忽然一个人教板，问谁能一口气从这头潜到那头，50米呀。我那天也是不知哪来那么大勇气，站起来，也不说话，运了半天气，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贴着水池子底向前游，眼睛看着池底的瓷砖在眼前一块块的掠过。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渐渐觉得快要憋不住了，忽然在清澈的池水中看见了池壁，咬着牙紧划了几下，终于在手触到池壁的同时，浮出了水面。那天池里几乎没人游，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了这一壮举，上岸之后，听见好几个小孩在说，刚才XX楼的那孩子潜了50米。打那以后，我就更相信许多事情往往多坚持一下，成功的机会或许就大些的说法了。也更相信周边环境如果是透明清澈的话，就比较容易看清目标的说法了。
那时的游泳衣裤的概念也与现在的截然不同。那时女的游泳衣都是包得严严实实的，也没人听说过比基尼，谁要是敢弄个比基尼到游泳池里亮一下，非引起围观不可。男孩的游泳裤则是尽量往小里做，仅仅将要害部位包起来，戏称是为了减少阻力和节省布料，那时买条布的游泳裤确实是要布票的。还有就是为了把肚子上的六块肌肉亮出来。不像现在美国，女的游泳衣要多小有多小，男的则人人穿个大裤衩子。
到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也不用上学了。在那血色浪漫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上午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后来又看武斗，下午就泡在游泳池里，有时游完了午场回家吃个饭睡个午觉，又来游晚场。晒的后背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那时也没什么防晒油），一直游到秋天游泳池关门为止。说来，那时整个儿一个胡吃闷睡，没心没肺。连家被造反派抄了，也照样去游泳。那时也不用读书了，偶尔游泳游累了读几本，也是闲书野史，不知是谁从学校图书馆里顺出来的。什么《第三帝国的兴亡》，《福尔摩斯探案集》，《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就这样，游到69年，过了整整四个夏天后，伟大领袖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弄得我们这帮人顿时作鸟兽散。待到几年后回来探亲，故地重游，再回游泳池，满眼望去，已是一个熟人没有，全是下一代的新面孔了。
现在再回去，有时还能路过那里，还可以听到游泳池里人声鼎沸，但我是不会再进去了，留在那里的，是我记忆里的童年和少年。
来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想去打工不知道去哪打，有个同学说他认识一个台湾人，在新泽西开了个旅馆。新泽西的法律是旅馆的游泳池要有life guard –救生员，那老板想找一个人当救生员，问我会不会游泳。我一听，这活不错，游泳还不容易。这活坐在游泳池边，一边晒太阳，一边还可以当girl watcher. 于是马上就同意了。坐着灰狗，跑到新泽西，学了两天CPR，三下五除二，就把救生员的执照考了下来。哪知老板马上把执照拿走挂在墙上，他坐在游泳池旁边去当救护，让我去干maid的活。感情就是让我去替他游一下，把执照考下就完了。气得我心里暗骂，爷不伺候你了。找个借口，炒了那台湾老板。当然这是题外话。
待续
我那记忆里的中关村（5完）
要说中关村，还要说一说它的几任领导（不一定是院长，但是是主要负责人）。从第一届开始，郭沫若任院长，实际上是张劲夫主持工作，然后是胡耀邦，方毅，周光召，卢嘉锡，到现在的路甬祥。这几个人里，郭沫若和后面这三位都是海归，都是大知识分子，海归。而口碑最好的却是两位不是知识分子的领导—张劲夫和胡耀邦。（我并不是说其他几位不好，只是说人们怀念谁当政的时期）不信你去中关村问问老人们，人们最怀念的领导，保证是这二位。这可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谁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谁说工农干部不能领导知识分子，我看问题不在这些，在于谁尊重知识分子，谁把知识分子当回事。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我在这里能讨论的。
记得母亲的一个同事讲起过，当年张劲夫作为副院长，曾亲自带着人在中关村检查卫生，发现问题就立即解决。他还随随便便的就走进了母亲那个同事的家里，坐在他家的床上，随和的和他们聊天，说要是中关村的每家每户都像你们家这么干净就好了。现在能身居高位，却又能这么细致地做工作的人，恐怕不是很多了。
那时的张劲夫也才不过四十几岁，却能把一个中关村搞得那么有声有色，能吸引那么多知识分子，包括许许多多海归，不顾国内生活条件比国外差，全身心的投入到祖国建设中去，实在是应了“士为知己者用”那句话。
还有一件令中关村的孩子们难忘的事情。60年代初，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比赛中不断取得好成绩，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的名字家喻户晓。为了让小孩们有地方打球，院里在每个楼前面都砌了个水泥的乒乓球台子，小孩儿们一放学，就聚在球台前打乒乓球。事情虽小，却让人难以忘怀。时至今日，球台恐怕已不复存在，但在那一茬孩子的心里，大概都还记着。
张劲夫之后，经历文革初期几年暴风骤雨般的动荡之后，70年代初，胡耀邦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为了能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他搞了个人们称为“五子登科”项目，就是为中关村的知识分子解决五个具体的生活问题。
房子，从50年代末，中关村就没再盖过新住房，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像景润那样身居六平方米斗室的人大有人在。要按人均住房面积算，景润一个人还算宽敞的呢。虽然胡耀邦盖的几座楼是杯水车薪，可在那时已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炉子，说白了就是他给大家弄来了煤气罐，那时大家还在用蜂窝煤，每个月要自己往楼上搬几百块蜂窝煤。煤气罐终于让人们告别了蜂窝煤的时代。
孩子，中关村人口越来越多，幼儿园却一直只有一个，我上幼儿园时就是那个，等我都下乡了，还是那一个。于是在23楼旁边，盖了一个漂亮的第二幼儿园。
妻子，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文革中许多家庭分居两地，三地。一纸北京户口如千金难求。胡耀邦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了一些两地分居的问题，但鞭长不及马腹，还是有不少人家未能解决。我们一家分居三地，直到77年才得以团聚。
票子，就是涨工资。这实际上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那时涨工资哪能一个单位自己涨，胡耀邦也就是在权限许可的范围内，搞了点补贴而已。
但就这些，已经让中关村的老九们（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称呼）感激不尽了。老九们虽然可以耐得住一时的清贫，却也不能长期不食人间烟火。胡耀邦实在是为中关村的人们切切实实的办了实事。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批判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又黯然离去。
多少年后，中关村的人们忆及走过的历程，打心眼里怀念为他们做了好事的人。这就如那歌里唱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中关村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有人说，站在82楼的副食店楼上往下扔砖头，被砸中的，十个人里有八个是研究员或副研究员。此话不无道理。常常走在中关村大街上，冷不防看着对面过来一个人，留着寸头，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镜，目光直视，若有所思，待走到近前一看，哟，这不是景润吗？要不就是排队买菜，看见前面一个人正和别人说话，看着像在哪里见过，再一细想，嗨，这不是杨乐吗？有一次，在福利楼吃饭，旁边就坐着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一家，想着身边就坐着中国的核弹之父，你说这顿饭吃得是什么滋味？
文革结束后，科学院把在中关村南面靠近北大附中的那个屠宰场买了下来，在上面盖了几座漂亮的高楼，号称正研（究员）楼。马路对面，还有几座副研楼。一大批知名科学家都搬了进去。这时，中关村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才算真的得到了一些解决。
住在中关村，可以得到许多学习上的便利，你可以感觉到占了许多得天独厚的资源。身边的那些老九们，对生活比较马虎，对做学问和教育孩子，却并不马虎。常常是他们无意的一句话，就让你受益匪浅，终身不忘。
高考前夕，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复习物理，他老爸看见了，就随便问了一句“质量是什么”？我们当时也是懵懵懂懂，一个说是重量，一个说是含物质的多少。他老爸告诉我们，应该说质量是物体惯性的表示。等到后来考物理时，这个问题就赫然印在考卷上。考过之后看到标准答案，就是他老爸说的。这几分简直就跟白送我一样。心里真是佩服的不得了。
父亲的那个大学同学，有一次到我家来，看见我在复习数学，随手就写出一道比较难的三角函数证明体让我去做，我可是真佩服他的记性。那么长的一串，居然一点不错。前些日子在电视上看到他和别人辩论伪科学，仍是当年那幅样子。他的观点人们见仁见智，但他思考的敏锐和逻辑的清楚，确是给我很深的印象，说话往往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那时他问我想报什么专业，我说想学工科，文科是非太多，毕业后又不好找出路。他说，你可不要重理轻文呀。比如这经济学，我们大学里现在只教政治经济学，而国外的经济学，管理学都已经到了定量分析，可以预测的程度了。想到十多年后的MBA火爆，经济，管理专业成为热门，而数理化却相对变冷，不能不说他有一些先见之明。
中关村的老九们爱说，我们一没钱，二没权，只能在给孩子们讲数理化上下点功夫。有一阵子为了高考，给中关村的子弟办补习班，可来劲着呢。数学所办数学补习班，物理所办物理班，化学所办化学班，一个个都不遗余力。这当中属数学所讲的最好。能把枯燥的数学讲的让人不烦，没两下子还真不行。你听着他们讲课的架势，就如同聂卫平，马晓春讲围棋复盘那样子差不多。数学所的那些人当年一个个可都是全国高考的数学尖子，讲高中数学是小菜一碟。讲完例题后常常意犹未尽，问下面的学生，你们谁有不会的题，尽管拿上来。他们都是当堂解答，从不打磕喯。
后来，科学院团委还委托数学所出题，举办了一次科学院青年工人数学竞赛。记得有一道题出的十分刁钻。给了一道二次曲线方程，让你画出它的图形。一般的二次曲线无非是圆，椭圆，抛物线或双曲线。而这道题的答案却是一个极端情况，是一个点。结果只有物理所的一个青工作对了。发奖那天，是在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还请来了华罗庚。参赛的人每人发了一本华罗庚签名的数学手册，就是那种64开本绿封面的。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那本数学手册编的十分好用。
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联想到杜甫的诗句，“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正是这些人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才使我在经历文革之后，仍能挤上大学的末班车。
到了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冲向了中关村。记得是物理所的一个研究员，陈春先，率先在黄庄邮局旁边买下了一家饭馆，开了知识分子办公司的先河。他的名字倒是应了“春江水暖鸭先知”之说。那时，许多人尚不知公司为何物。声学所办了一家“科理高技术公司”，应该念做科理–高技术公司，许多人为了顺口。都念做了科理高—技术公司。
再到后来，有了电子一条街，人们戏称为骗子一条街。马路两侧，皮包公司林立。走在路上常常冷不丁的被路边卖毛片的乡下妇女拦住。如今，虽然难免偶尔还会碰上，但已经比以前少多了，公司也越来越正规了。
出国以后，每次回去，都可以感受到中关村的变化，中关村的变化，实际上就映射着我们国家的变化。
就如同任何一件事都会有它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一样，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关村终于开始向成熟迈进了。如今，海龙大厦，中关村图书城等诸多大楼早已取代了当年的建筑。一个个有自己产品的公司也应运而生。四通，联想, 紫光这些公司虽然还比不上美国的IBM，SISCO, Apple, 但我相信它们早晚也会跻身于世界级的公司之林的。
中关村的明天会是非常美好的。我衷心地祝福中关村的人们。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