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论/很多人不敢回首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的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全世界的华人恐怕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眼泪。美国“911”事件后表现出的人性辉煌，在中国这次地震灾难中同样闪烁；人们曾痛心疾首地以为一去不返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美德义举，在整个灾区到处传颂；而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开放、务实、亲民作风，与冷血的缅甸军政权恰巧形成对比；虽然必须检讨、追责的事并不少，但中国特色的体制和机制，还是尽其所能地发挥出了其效率和能力，令世界为之惊叹。死伤惨重的八级地震，震出了中国领导人的新形象，震出了中国的的软实力，也震出了中国人的真精神。
而这一切，中国的媒体功不可没。地震初起，传闻有人照例下达了若干禁令，但是这一次灾害的规模和危害，非比寻常，媒体工作者秉承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素质而突破了禁令，自发赶往灾区报导地震惨景和英勇的救灾事迹。难得的是，这一次最高决策层体察到民众和媒体的强烈心愿，索性放开，不仅让国内媒体八仙过海，对海外媒体也开门放行，中国和世界的民众通过电视、报纸、网站、广播和杂志，同步接收了视频、图片和文字等各种形式的关于受难、救难的海量信息。不仅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过去常受诟病的中央官方媒体的表现一新人们耳目，尤其是四川电视台、南方报业集团派出的采访团队，其献身精神、人道情怀、职业技能，特别令我们深为感佩。
中国媒体这次大规模、多角度、全方位的报导，做到了几个打破：
打破了那种只有海外华文媒体或西方媒体才敢、才能揭示中国的真实，而中国媒体只能按照官方定调演奏“主旋律”的神话；
打破了在社会阶层分化、利益群体多元的环境中，中国媒体要么是“鹦鹉”，脱离现实、脱离民意、只重复官话、套话、废话，要么当“乌鸦”，处处找碴、时时挑刺、事事添乱的局面；
打破了媒体一旦放开，将散播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破坏胡温及高层“以民为本”形象，势必激化官民矛盾、颠覆稳定局面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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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不仅大篇幅报导无数包括官员、军人和农民等各色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迹，从而凝聚了人心，振奋了民气；媒体也不断地介绍交流各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发现救灾中的失误或遗漏，让现场指挥者亡羊补牢，查清隐患，防止灾害扩大；媒体还监督救灾各个环节，提醒关注救灾帐篷去向、红十字会捐款落实等等问题，使审计部门提前介入，使决策者更谨慎、透明，取信于民；媒体更探讨天灾后面的人祸，纾解民怨，宣泄压力，在制度层面、宏观视野中呼唤和促进变革；值得称道的是，如此之大的灾难，由于信息不畅，总难免有各种谣言流传，而媒体在开放的环境中立即进行调查，及时澄清不实之词——谣言不是止于智者，而是止于媒体。
有目共睹的事实，让中国的媒体工作者足以自豪：他们没有在这场举国同心、全民携手的搏斗中缺席，他们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他们通过笔和镜头激发了全民的爱心善举，为灾民争取了不断突破记录的金钱财务捐助；批评、反思的文字不再是海外或西方媒体的专利品，在中国的媒体上表现得更到位，从而使“人祸”不至被人为、扩大放大。这个变化是最令人吃惊的，正是因为这个变化，媒体不仅起到了民众希望媒体起到的作用，也将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决策者“以民为本”形象，迅速得到民众和世界的公认。
有位作家说过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党和政府救灾，灾也救党和政府。地震灾害通过什么途径来救党和政府？途径之一就是媒体。现在，抗震救灾正在从突击救人转向灾后重建。但有这样的说法正流传，媒体开放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举措，隨著救灾高潮过去，对媒体的管制又将恢复过去的做法，甚至还传出对某些媒体要“秋后算帐”。我们宁愿相信这只是出于杞人忧天。明智的领导人，一定会看到媒体的贡献和功效，看到媒体的开放与高层的目标、与民众的心愿从总体上讲是一致的；而过去对媒体的箝制，使媒体远远落后于开放、多元的社会现实，将舆论的主导权让位给了流言和对中国缺乏切肤了解的境外媒体，毫无疑问对中国改革转型、和平发展构成了很大的损害。
中国正经历一段特殊的岁月：一方面哀恸地震遇难者，忧虑震后次生灾害，一方面即将全民欢欣共庆奥运盛举，这种悲喜两重的特殊情绪犹如悬在执政者头上的“堰塞湖”，媒体无疑是唯一的泄流口。“堰塞湖”是否安全，泄流口是否畅通，取决于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能否摒弃传统思维、顺应地震带来的宣传管理机遇，让媒体在被尊重的状态下，继续自由发挥其在紧急救灾期间凝聚全民爱国的作用。
中国今年虽然多灾多难，但正是媒体的开放，让人们感觉到了信心和希望，从而塑造了更坚强的民族形象，并藉此积蓄更难逆转的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相信温家宝书写“多难兴邦”的用意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