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城市公交到房地产投资再到经营咖啡馆，大流行后的城市景观将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尽管各路专家们对北美城市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反弹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城市生活会有所不同。
（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编译报道）在过去的流行病中，城市人口由于死亡和逃亡而萎缩。这次会有所不同吗？且看世界各国的专家们如何解读。
据麦克琳杂志报道，英国历史学家本•威尔逊（Ben Wilson）在其新著《大都会：城市的历史，人类的最伟大发明》中指出，目前世界各地每天有20万城市居民增加的人类城市化进程是势不可挡的。
威尔逊说，在人们分享知识，合作和面对面竞争时，城市会蓬勃发展。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生产力也将提高。城市有时是生活的好地方，但有时却十分可怕。
简而言之，城市的魅力，聚集带来的兴奋、创新和机会，尤其是对年轻人更是如此。多伦多大学城市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称之为“密集的劳动力市场和婚配市场”。
但城市一直以来的顽疾是各种疾病藏污纳垢的场所。威尔逊写道，在19世纪英国曼彻斯特工业区，有60％的儿童在五岁前死亡，而在乡村则只有32％。大都市日常生活的特点是穷人挤在一起，在不健康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
在流行期间，城市因死亡和逃亡而人口减少。然而，一次又一次地，在危机之后，城市的诱惑又将人们吸引回来。
这次在COVID-19之后会有所不同吗？
威尔逊认为，在北美，互联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粗线条的选择，城市的优势不再完全取决于其现实存在感。对于许多城市学家而言，原本人们不可避免地回归大都市似乎将会有所改变。
多伦多瑞尔森大学泰德•罗杰斯（Ted Rogers）管理学院的教授、房地产专家穆尔塔扎•海德尔（Murtaza Haider）指出，目前采取的紧急措施可能会永久化。安省的大流行封锁使省级企业半数员工的远程工作比例从11%增加到34%，这些员工最终不会都返回市中心的写字楼。
海德尔说，在停摆之前，管理人员缺乏想象力和不信任感，他们认为除非员工在眼前工作，否则不会有效率。现在知道那是不对的。
从城市公交到房地产投资再到经营咖啡馆，大流行后的城市景观将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尽管各路专家们对北美城市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反弹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城市生活会有所不同。
这与历史经验是一致的。
多伦多大学城市学家弗罗里达写了大量关于以前的流行病如何改变城市结构的论文。伦敦在17世纪瘟疫和大火过后，重建时是用砖头而不是木头，砖不仅仅是因为耐火还可阻止携带疾病的害虫。污水管道在19世纪随处可见，用以抑制霍乱的发生。
加利福尼亚查普曼（Chapman）大学城市研究教授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一次采访中指出：“纽约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但人们忘记了曼哈顿1920年有240万人，1950年仅有150万人，20世纪初，当城市受到流行病的困扰时，他们的反应是降低密度。”
佛罗里达为这一观察结果补上重要的一笔：在1920年代，北美流行病后迅速出现的郊区化是健康的推动力，而当时的驱动力是新技术，汽车的普及。
如今的互联网也会成为另一个驱动力吗？
鉴于COVID-19引发的动荡使人们在大都市中流动，与公共交通一样，汽车也是未来城市不确定性的主要部分。
海德尔断言，有些偏远地区的员工居家工作比在写字楼效率更高，因为他们节省了通勤时间。他希望远程工作带来的遗产将是，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员工不会再回头。
海德尔说，对于市区居民，他们也不愿重新回归拥挤的公交，准时打卡的上下班，他们也希望在家中工作。疫情期间，许多城市的公交使用率骤降了85％。这个数字下降并非完全来自远程工作或骑车去工作场所的人。在最初的封锁期间，许多大都市地区曾经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如今再次出现交通堵塞。
多伦多大学城市规划教授马蒂•薛明艾斯基（Matti Siemiatycki）认为，城市交通的顽疾在大流行前就一直存在，新冠疫情则进一步加剧。大多数北美城市都采用了辐射状交通系统，通过市郊车和地铁将人们引向市中心。
在许多城市中，通往郊区的地铁空置，而拥挤的公交车则运载众多的低薪城市工人。薛明艾斯基指出，现有的公交系统和民众的需求极不匹配。众多低薪的一线工人仅能搭乘巴士线路提供的服务，在空气传播病毒的情形下，仍然超载。
华盛顿DC曾以“重生的市中心”成为教科书的案例。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到10月，其16.7万名上班族中有95％消失了几个月，经济活动比2019年下降了87％。劳动节后的星期二，大约有1000人通过麦弗逊广场地铁站，相比大流行发生前的工作日，人数则高达15,000人。
如果海德尔对返回中心城市的上班族人数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在任何大城市，这样的乘客流量多年都将不会再现。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拉瑟（Edward Glaeser）表示，由于偏远地区的工人不会全部返回，因此北美有可能会看到劳动力市场的“世界末日”，城市服务业将失去数以千万计的工作机会。
瑞尔森大学的海德尔表示，多伦多市中心是北美最大的就业中心之一，有超过450,000个工作岗位：他们并非都是为几大行业FIRE（金融finance，保险insurance，房地产real estate）工作。许多人从事零售、酒店、餐馆、咖啡馆等服务行业。尽管FIRE的员工仍然保持有酬的工作，但那些守候在城市中服务业的人却因为客流的减少不得不将营业场所关闭。
类似于中国的“民以食为天”，历史学家威尔逊认为，餐饮会对城市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其他任何小生意相比，餐饮占有重要一席。街头食品对于全球南方大城市的经济至关重要，更是边缘化人口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威尔逊说，墨西哥城和孟买都有近250,000个个体摊贩，占工作人口的很大比例。这样的生活场景早年在西方社会也出现，19世纪的伦敦街头有类似数量的食品推车，其中有500辆仅售豌豆汤和鳗鱼。
他指出，餐饮行业的就业对于现代城市经济仍然至关重要。
加拿大餐饮组织去年预计到2021年的销售额将达到1000亿加元，现在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将少于800亿加元，由于停业和员工失业将带来20％的下降。在一个受重创的行业中，失业工人将会怎样，是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多伦多高端消费区约克维尔（Yorkville）或许已经看到市中心的未来。自9月以来，咖啡爱好者可以从加拿大第一家全自动特色咖啡亭Dark Horse Robo-Barista自助购买咖啡。尽管这个试点项目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但非接触式购买此时此刻备受人们的垂青。
项目负责人表示，这只是在快速休闲、快速服务的环境中看到的一些趋势的延续，这是社会走向便利和技术转移的一部分，其启动成本不超过1万元，性价比明显优于目前的咖啡馆。
这样的替代或许会带来一场革命。大流行仅一个月，在加拿大总计约97,500家餐馆、酒吧和咖啡馆中，有10％已经宣布永久关闭。
在房地产市场上，可以看到另一个指标，表明北美城市即将进行重大重置。海德尔一直在观察商业租赁，发现即使是签约5年或10年租约的最大房客，现在也试图转租部分甚至高达10万平方英尺的场所，因为他们意识到员工不会再回来了 ，至少在今年和明年都是如此。
这是一场危机，许多专家们还认为大都市有机会做一个世纪前所做的事情，正如佛罗里达所说：“从多伦多到底特律，匹兹堡乃至纽约和伦敦，将工厂和商贸大楼改造成城市新活力涌现的地方。我们将不得不同样地减少写字楼以此适应。”
在这些经过改建的建筑物中，薛明艾斯基指出，温哥华耶鲁镇附近的砖式仓库已被改造成商店和生活空间。与佛罗里达教授的看法一样，他认为在当前的城市剧变中，有机会通过应对“围绕可负担性和种族不平等而出现的紧张局势”，来改善城市的实际功能。
佛罗里达说，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个机会，也是义务。这种流行病“正在给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裔最大的打击，并为决策者提供了最终解决社会中这些巨大分歧的环境。”
为此，佛罗里达希望看到闲置的办公空间不再成为公寓，这是人们普遍预期的，而是负担得起的住房，“我们需要制定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它的发生，没有看到这种想法或紧迫性。”
专家们都认同城市会变得更年轻。
佛罗里达说，城市仍将提供最多的工作机会，查普曼（Chapman）大学的科特金认为，年长者、对病毒易感人群和更富裕的人的离开将为其他人提供可负担得起的空间。随后，连锁店也会进入，城市中原本极具特色的方面都受到了沉重打击。
薛明艾斯基指出，以城市创新而著称的小众城市已经在中心区域之外找到了所需的廉价空间。柯特金发现加州奥兰治县的郊区也是如此。“就像一位建筑师所说，沿公路商业区（strip mall）是移民的朋友，移民推动了创新。”
用薛明艾斯基的话说，城市生活中的艺术、文化和街头节庆的真正魅力是“让城市更有活力”，这将不会被互联网取代，而是会转移到郊区。
科特金说，如果说下一代郊区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减少排放，更多的家庭工作和更短的通勤时间，可通过改变“土地使用和分区法规”来实现。但对于大多数城市学家来说，城市化的郊区拥有更多的分散人口和刺激暂时的汽车回潮。
威尔逊说，过多的去密度化对城市是一个双刃剑。正如人口密度一直是城市的祝福和诅咒一样，人口蔓延既是福音也是危险。城市将不得不继续其与汽车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斗争，这不仅是为了减少排放，而且要获得他们所占据的空间。随着更少的汽车和更多的绿色空间，大都市将变得更加密集和可持续。
在大流行后时代，城市相对分散，人口较少，群体年轻化，而且可能受到病毒跟踪监视技术的影响，这将与大流行前的城市不同。
如果政府抓住冠状病毒提供的更新机会，未来将更加光明。反之，如果城市继续沿袭其通常的趋势，即便宜的租金伴随着更少的工作，增加的就业机会带来生活成本的上涨，那就将更加黑暗。
但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威尔逊所展示的古代和当代的城市魅力，快速发展是其不变的状态。城市将一如既往地呈现出并存的优缺点，直到灾难再次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