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121217/王立军从警28年起底:以打黑起家喜欢大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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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被曝13年前曾称要去美领事馆申请避难

中国新闻周刊/

“英雄”王立军

他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警察;是“打黑英雄”,几乎囊括了公安系统所有的荣誉,经过近20年的宣传,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将其推向了神坛,然而转瞬间,他又从神坛走向监狱。亦真亦假的光环褪去背后,处处写满警示

王立军头发有些凌乱,白色衬衣在灯光下很扎眼,安静地坐在被告席上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宣判。

2012年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作出宣判:王立军因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获刑15年。

从“打黑英雄”“一级英模”,到空降重庆,三年内连升三级,直至当选副市长,这个从普通农家子弟起步的中国警察的人生,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戏谑与无奈,当然,也有谎言与荒诞。

但不论是作为赞扬的对象,或是评议的主角,这个名字,注定无法从中国法治史上抹去,也注定将被反复研究与揣测。

他不只是一个人。同时,也早已成为一个符号。

大圆脸所长

1959年,王立军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天池林场。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有两儿两女,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长子。

村子不大,总共有约200户人家,彼此之间十分了解。王立军从小便是村民们熟知的聪明孩子。直到50多年后,一提起王立军,仍有不少人记得,这是村里出来的“名人”。

1976 年,初中毕业的王立军,被分配到当地林业局天池林场工作。两年后,他离开老家,到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原名铁法市)参了军,在某部担任文书。据知情人透露,在部队期间,他认识了现任妻子肖淑莉,后来结了婚。1981年,从部队转业的王立军回到阿尔山,重新成为林业局的一名普通工人。

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来自岳父的帮助。通过岳父的关系,以解决夫妻两地的问题为由,1982年,王立军又回到调兵山市,在市商业局下属的一家食品公司当司机。不过,在以“身份”划分等级的中国,那时的王立军还是一名“工人”。

1984年,根据上级要求,铁岭市公安局决定扩编招收10名警察,充实民警队伍,王立军托人说情想要入警。警察,属“干部”编制,而由“工人”转“干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多人极力推荐下,王立军最终被破格录用了。

他最初在基层担任治安队队长,很快便展现出优秀的组织和执行能力,于是被调任调兵山市晓南镇派出所副所长,后成为所长。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工作勤奋”,老矿工则记得他“管得厉害”。

晓南镇派出所主要管辖的晓南矿区,一直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王立军到岗后,发动组织退休工人夜里巡逻,自己则吃住在派出所,很快就扭转了局面。一些老矿工至今还记得他,“特别厉害,被他逮着就没好”,而且,这位“大圆脸所长”不仅管治安,连百姓家闹离婚,他也要管。

王立军日后的许多所谓开创性举措,其实早在他从警初期便已埋下伏笔。而这些做法,最初确有其积极的一面。

据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从担任派出所所长起,王立军就要求做到“有案必报、有案必到、出警及时”,这也是他日后从警数十年始终坚持的第一原则。每至一地,他便将这个要求扩展至一地,从调兵山,到铁岭,到锦州,直至重庆。

重庆律师周立太还记得,2009年9月23日,他设在万州的律师事务所丢了15台电脑。巧的是,小偷半夜行窃时被路人发现并报警,派出所距律师事务所仅200米,却并未出警。

周立太异常气愤,通过朋友找到王立军的电话,清晨六点就打了过去。周立太并不认识王立军,后者那时刚调到重庆一年多,这位局长听完情况后说:我会马上调查处理。

挂了电话,周立太即赶往办公室。没想到,赶到时,市公安局督察总队的督察已在现场调查取证。最终,该派出所8名民警受到处分。虽然此案仍未告破,但让周立太对王立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第一印象。

“他到重庆后,公安部门的工作确实起了变化,原来办公室有当事人无理取闹,报警警察也不来,现在,几分钟就会赶到。”

从组织退休人员巡逻起步,王立军不断地试验新的警务制度和工作方式,几乎全部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他的改革,往往是内部喊苦,百姓叫好。

比如,2002年任锦州公安局局长时,王立军开展了一项“猫鼠同步”治理行动,警察为猫,小偷为鼠,为了捉鼠,猫要和鼠一起“上班”,基层民警全部24小时两班倒,一线警察叫苦连天,但也有这样的评价:感觉是真干事的。

抵达重庆的王立军,又开始着手在重庆开展警务体制改革,交巡警合并,重要路口设置交巡警平台,实现有警3分钟内到达现场,原来坐办公室的干警也被要求上街巡逻。

一位知情人透露,重庆公安部门原来大约有3000余名“坐办公室的”,王到任后精简到1000多人,其余全部上了街。王立军不止一次在会议或讲话中提到,要使中国的出警、处置和施救能力达到欧美国家的警务水平,“与国际接轨”。

傲慢的开始

所到之地,必有变化,这对于王立军来说,已成规律。

因在晓南镇工作出色,1990年代末,王立军被调往治安情况更加混乱的大明镇,任派出所所长。上任不久,他就开展了全所民警集中抓捕犯罪分子的行动,将抓获的200多人集中收审,效果显著。

依靠大规模抓捕犯罪分子、集中收审,王立军改善了当地治安,并获得了上级嘉奖。他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被9家新闻单位共同评选为“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后来又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

1992年,王立军升任调兵山市公安局副局长,不久被选送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学习。两年后,学习结束,他赴辽宁省铁岭市任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

此时的王立军,刚刚35岁,风华正茂,前途无量。

在王立军调来前,铁岭市公安局的许多人都曾在公安部的表彰大会上,听过这位二级英模的英雄事迹,对他抱有崇拜与期待。

初到铁岭,王立军给众人留下的印象是“还是挺谦虚的”。 一位老民警透露,当时大家开会研究一起案子,结束后,王立军把众人送到屋门口,说:“拜托大家了,大家受累。”

但好景不长。很快,众人对他的评价就变成了“傲慢,不顾他人意见,独断专行”。

在他面前汇报工作,只能站着;任何集合或者会议,迟到、说话或手机响,他开口就骂,无论是刑警队长,还是普通民警。

一次,一位干警因为向另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晚了几分钟到王立军办公室报到,进门之后就被他破口大骂。

一次巡视,王立军认为一个执勤警察的站姿不好,便大步上前,把他帽子和肩章狠狠地揪了下来。这名执勤警察当时惊呆了,他旁边的同事则赶快转移视线,看都不敢看。

1990年代末,一个民警在夜里执行任务时被刺死,王立军当时给各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正巧赶上四位所长都不值班,几天后,这些所长都被免职,因为“所长把危险留给了同志,把安逸留给了自己”。

所长们都觉得冤,认为自己是按值班制度在工作。但从那以后,即便不值班,派出所的领导也都不敢回家,让家属把换洗衣物送到办公室,最长的坚持了一年多。

在让犯罪分子害怕前,先让警察害怕,这成了王立军的风格。虽然,惹怒他的大多是些“小事”。

多年以后,他已调至锦州市公安局任局长。一位当地记者亲眼目睹,一位干警进王立军办公室时没有敲门,王立军怒斥:“我在的时候你怎么不敲门呢?出去!重来!”

这种对细节的吹毛求疵,到了重庆,就有些变本加厉。

2010年年初,伴随重庆市警务改革的开展,警局也开始实施新的规章制度,包括:只能穿警服或者正装,穿西服必须打领带;在食堂吃饭,不准出声,不能交头接耳,不准接打电话,手机铃声要调成振动。处罚情况或名单,会以短信方式群发至所有警察手机上,常常一天多条。

当时,重庆从严治警受到全国公安系统的关注,不少省市公安机关组织到重庆学习。湖南湘潭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计划派百名民警赴渝,但正赶上“王立军闯馆事件”,便改为只有几人组成的考察小组。考察归来,一位民警感叹,若想按重庆警方的模式操作,必须先做到两点:一是涨工资,二是给警察洗脑。

重庆警方最严格的是按分数量化排名的考核制度。2012年2月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渝中区原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罗勇(副厅级)因排名靠后被免职,分配到重庆大礼堂广场治安支队(处级)工作。该支队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罗勇确已调此工作,并为他设了办公室,但一直未见其上班,具体职务上级也未宣布。“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听说与考核有关。”

没人想得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某些人眼里,这属于不近人情,专横跋扈;在另一些人眼里,这属于严格要求,树立警风威严。

但仍然无法解释下面这些事例——

2010年2月,重庆各大媒体报道:重庆女子交巡警队将配备兰博基尼、宾利、奔驰等警车,舆论哗然。有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确是王立军在会上讲的。然而,重庆警方很快回应,称报道不实。不久,负责宣传的政治部主任即被调职。不过,重庆女交警与兰博基尼的合影,也很快公布了出来。

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接待大厅装修之后,王立军去参观,因装修不符合他的要求,当场发火,该管理处政委、处长先后被调离岗位;还有一次,在武隆矿难事故现场,因航拍照片效果不理想,他便当众责骂掌管此事的指挥中心主任。

完美主义者

王立军无疑具有完美主义者心态。一位与王立军相识10余年的当地记者分析说,当王立军责骂别人时,他的心理活动是:这件事我能做好,你也应该能做好。

在一次重庆警局的内部会议上,这种说法得到了印证。王立军在会上号召大家要多学习,多读书。一半是为了鼓励,一半是为了形成反差,他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

最受称赞的是他的口才。他属于媒体记者最喜欢的采访类型。电视采访,只要把摄像机开着就行了,事后也不用剪片;文字采访,只要说个大概,他便能自己即兴完成所有内容,连记者没有想到的,他都替记者想到了。

在当下领导人讲话多数靠念稿的环境里,王立军是少有的能脱稿公开演讲的干部之一。在重庆律师周立太印象中,王立军讲起话来四平八稳,颇有学者风范,时常引经据典,从国内公安发展谈到国外治警现状,全部脱稿,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王立军的书法颇有功力,他也乐于展示。他母亲在阿尔山的墓碑就是他亲手写的;在锦州市任职时,公安局大楼里到处挂着他的字迹;他所任职过的各个公安局的新年贺卡,几乎全有他的墨宝;一张流传甚广的王立军早年照片上,他胸前挂满奖章,身后便是一幅他的书法作品,内容是否为王亲自撰写众说纷纭,但多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字确为亲笔,开篇即是: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何愁天下不太平?先忧华夏,后乐其中……

没人否定,王立军是个聪明人。参加工作时,他仅是一名初中毕业生,而后来,他是国际刑鉴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并在9家国内外专业机构任职。在重庆,他递出的名片上,唯一没有的,是他的公职头衔。

不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还是为了弥补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缺憾,王立军很看重自己的学者身份,并多次到高校作学术报告。

2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一名研究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王立军曾到学校作过学术报告,内容并无新意,基本都忘了,但王的气场很足,报告厅爆满。就在那次讲座后,王立军接受了西南政法大学的聘书,成为该校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在《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指导教师一栏中确有王立军的名字,但该院一位老师证实,从没给王立军安排过学生,“他太忙了,没有时间”。

王立军有特立独行的倾向,他也将这种倾向带到了所任的公安局内。在铁岭,他就把自己的毛笔字印到了警车上:中国刑事警察。

从铁岭开始,他一直着手设计当地警察的警服;调至锦州后,除去上述改进,他还执意将警察局更名为“警署”。

按照《人民警察法》,擅自更改警服、警徽和警车,均属违规,但十余年间,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反对,这些反而作为王立军有创新精神和艺术细胞的谈资被津津乐道。在调至重庆后,这些“创新”习惯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重庆。

重庆的交巡警标志,是王立军亲自参与设计的,这个标志被要求放在警服右上臂,由国旗、警徽、凤凰、国际刑警组织徽章等多种图案组合。重庆的交巡警警车也与众不同,光车贴多达十几处,在许多人看起来,更像专业赛车。

颇受外界称道的重庆警务沙龙,在锦州市公安局便已出现,只不过,锦州的警察沙龙规模较小,而重庆的警察沙龙,有8个开放式图书馆,藏书达33万册;锦州的警察沙龙里,悬挂的是历任公安局长的照片,而重庆的警察沙龙,张贴的则是西方多个国家警察之父的头像和简介。

但一位参观过警察沙龙的资深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令他不解的是,这些图片中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苏联克格勃、英国军情6处等世界上各知名情报机构创建元老的画像。“警务属于国内公共事务,情报则是对外的,把警务和搞情报间谍的人放在一起,这是在传达什么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王立军的风格和声势在10余年中不断地自我强化,以至于当他走得足够远、引起注意时,已不知该从何时开始纠正。

这成就了他的自信,亦成就了他的自负。

打黑

最严重的强化,当数“打黑”。

据一位接近王立军的人士透露,王立军初到重庆时曾说: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多少事,把一件事情做成功了,就了不得。警匪一家,中外如此,古今一样。我在重庆就是做一件事情,把警察和土匪分开。这位人士评价说,“这些话让人耳目一新,因为我们在官场不这样讲话的。”

但事情的发展似乎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2009年6月,在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开始进行“打黑除恶”专项治理运动。有媒体报道,王立军曾在动员大会上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一场风暴,并希望能在“打黑”中听到枪声。

“打黑”果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长时间地夺取了全国的关注。

据《重庆日报》2012年2月9日报道:截至目前,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500余个,抓获涉案人员5700余人,切断非法放水资金700亿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398件2600余人;法院一审判决266件2000余人……一批重大黑恶犯罪团伙被摧毁,并依法查处了文强、彭长健、刘信勇、赵文锐等77 名黑恶势力“保护伞”……

数字历来是成就的证明。然而,媒体报道的数字却与官方结论相差甚远。

据 2010年4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重庆“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自重庆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至2010年3月,共批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795人,其中涉黑679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44件1181人,其中涉黑54件747人;立案查办专项斗争中暴露出来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等职务犯罪案件125件148人,其中“保护伞”50人。

两组数字发布时间相差两年,但事实上,2010年7月,重庆市司法局前局长文强因犯多项罪名被执行死刑,便被看做是重庆打黑运动结束的标志。

媒体没有理由自行虚构数据,报道与白皮书所统计数据相差之远,或许正是印证了此前许多人的担忧——重庆之“打黑”,有“扩大化”之嫌,那些最初因种种罪名被抓捕的人中,许多最终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

长期关注重庆打黑的华东政法大学宪 法学教授童之伟于今年2月公开了他撰写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他将重庆“打黑”总结为:已从“治安型打黑”蜕变为“社会管理型打黑”,前者是公安和检察机关合法正常地行使侦办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职权,往往深得人心;后者则是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刑法相关条款的滥用,其本身即具有“黑打”的性质。

他说,中国刑法有400多个罪名,而重庆总是运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一罪名。“这个概念很模糊,很容易株连,以此进行社会管理,会造成社会心理上的威慑。”

事实上,在王立军的一路升迁中,“打黑”成就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砝码。

1994年,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立军指挥了著名的“9·19”扫黑行动,铁岭市以杨俊富、张洪俊、肖建军、何晶为首的四大流氓恶势力团伙被一网打尽,他声名鹊起,第二年便被评为“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

但王立军“打黑”的方式和手段令人不寒而栗。开原公安局原局长王子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俊富等人被抓起来后,王立军就提出要求,必须枪毙。

“当时,改账这些都算涉黑。这些人又没有人命,也没有抢劫。”据王子湘回忆,涉及到男女关系问题,就让女方供述为强奸,否则就将其劳教。此外,多位当年在公安局的民警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打黑期间,王立军有一个“小黑屋”,用来关押未被定罪的嫌疑犯,但一般人进不去。

威慑效果是明显的。多位铁岭市民回忆说,王立军“打黑”之后,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王立军当年的一名下属说,当时连小偷都害怕,“因为都知道,抓住是真打啊”。

童之伟在《报告》中亦提到,据他观察,重庆“打黑”有大规模抓捕犯罪嫌疑人、先抓人后取证的现象,并设立脱离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制约的秘密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关押和审讯。

掀起对重庆“打黑”普遍质疑的“李庄案”,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律师李庄,本是犯罪嫌疑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2009年底,重庆警方以李庄涉嫌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教唆“翻供”为由,将其刑拘。

李庄于2009年12月12日被刑拘,13日被批捕,20日检方公诉,30日开庭审理,半月之内,完成了大多数案件需走数月的程序,效率之高,被称为“重庆速度”。当地媒体报道此案审理之初一位官员的评价:“李庄案的审理,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几个涉黑案的难度,一定要打好这场战争,确保案件审出质量,经得起时间检验。”

这个愿望落空了。李庄最初坚称自己无罪,后又表示愿意认罪,但当重庆检方重拾几年前的另一起案件,以妨害作证的罪名再次起诉李庄后,他再次挺身而出反抗。在全国律师声援、公众大范围讨论的环境下,重庆检方最终撤诉。

这个结果从根本上推翻了对李庄的上一次判决,并从另一个角度暗示,那些曾被人在暗地里悄悄议论和传播的消息——包括,秘密羁押、刑讯逼供以及未审案先定案——确有其事。

更让童之伟忧虑的是,在这种高压的国家机器控制手段下,公民间的互相侵犯固然会受到遏制,但公权力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的威胁也在增加,并且重庆的做法有向其他地区传染的趋势。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王立军亲自参与了李庄案,但作为重庆公安第一责任人、“打黑”行动的主持者,他应该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置身事外。

他也从没对任何媒体发表对李庄案的看法。但毫无疑问,以往将他带入荣誉光环的这些手段,在重庆,似乎开始失效了。

王立军现象

王力成,一位年逾七旬的律师,将王立军的成功之路归结为“王立军现象”。在他看来,王立军最后发展到出走领事馆一幕,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系统总是需要出现一个英雄,于是,没有英雄的时候,便托出一个英雄,最终,英雄无法控制自己。

“他原来就是个普通人,就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干的事。”王力成说道。

据这位在辽宁省法律界颇有声望的老人了解,王立军从来没说过,黑社会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也从没有说过:我和我的战友将800名犯罪分子送了上刑场;他本人从没正面承认过,在对文强执行死刑前,他去“会见”了五十分钟;也没有任何一任市委书记表示过,王立军是我们的镇市之宝……

“你们可以算一笔账,”王力成说,“王立军在辽宁打黑的主要成绩是‘自己同他的战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押上了刑场’,你相信吗?铁岭市的总人口一共300 万,王立军在铁岭任局长不到三年,就是从他任刑警队长那天算起也不过四年时间,也就是说他几乎每天都要杀人,不恐怖吗?”

事实上,2011年两会期间,王立军本人曾表示过相同的看法。他说:“一个社会如果产生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王立军和媒体、体制之间,早已形成了某种“同谋”。

成了英雄的王立军,渐渐开始习惯出现在媒体面前。一位铁岭市退休警官回忆起王立军的第一句话便是:“爱得瑟,什么时候都爱带着人举着摄像机拍他。”

1995年,在辽宁受铁岭市管辖的开原市发生了一场盗抢机动车案件。三名来自哈尔滨的犯罪分子抢车后被开原市警方堵截,落荒而逃到清河区三台子村的庄稼地,开原市警方向铁岭市公安局报告此案。

然而,当开原市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时,王立军突然带着摄像队伍赶到现场,并让开原办案民警离开,自己一把抓过罪犯,踩到地上,一手举起冲锋枪,让摄像机拍摄。

1997年10月,开原市警方获得线索,3年前在辽阳市发生的袭警抢枪案的犯罪嫌疑人曹某躲在开原市,并找到了落脚点。当开原警方准备抓捕时,王立军指示,等他率人从铁岭赶到再实施抓捕,因为等待局长,耽误了时机,曹某逃脱。

开原警方再一次摸准了曹某的落脚点准备行动时,王立军又带领数十名干警和两部摄像机赶到,进行“战略部署”,安排几位领导围着他,并在摄像机前开始讲话。曹某提出要一把手枪,王立军答应了,安排了一把取下撞针的五四式手枪。在场的几位市区局长都很惊讶,但谁都没敢吱声,只有王立军的一名手下低声建议说:“给枪啊,立军,这合适吗?”王立军喊道:“咋不合适,你别吱声。”

当晚,王立军带着所有人从曹某窝藏的村口开始包抄,距离窝藏地还有20多米时,王立军指示摄像机开始录像,他冲天鸣枪,曹某听到枪声后携枪潜逃,只留下屋内包庇曹某的一家三口。王立军和几名手下痛打了夫妇俩后,搜遍了整个屋也没找到人。

夜里,开原市警方调动警力,分析曹某去向,并在第二天早上将其捉捕。报告铁岭后,大队人马又过来了,摄像机拍了一路王立军抓捕逃犯的过程。

多名与王立军共事过的公安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几乎每个案件,王立军都会在最后关头到场,让摄像机拍下来。

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东北虎传奇》里,作家陈晓东这样写道:“沙漠风暴”车紧随其后也开进了院内。王立军猛地推开车门,他一个箭步跃到夏利 车前,挥起右手就是重重一拳,只听见哗啦一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他左手举着的微型冲锋枪又是“哒哒哒”一梭子,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仿佛神兵天降,夏利车内5个人惊得目瞪口呆。

军警作家周力军的文章里,也有同样的描述,但周力军接着写道:“抓几个走私犯不一定需要举着冲锋枪打一梭子子弹这么大的阵势,但是以王立军的性格,他是爱破大案的,越是大案他会越兴奋。”

这个习惯延续到重庆,有所收敛,亦有所变质。据了解,在重庆出席警方活动,王立军不允许媒体随便拍照,只使用其专用的摄影师和摄像师,这些人从市公安局各单位宣传部门的精锐中抽调组成,因身着统一的蓝色外套,被坊间称为“蓝精灵”。

这位喜欢作秀的公安局长很在乎网络对他的评价,但对于网上关于他妻女被黑社会残杀剥皮的传言从不澄清,这种网帖应该更能体现他的英勇和视死如归。事实上,王的女儿曾是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后调至北京,妻子则在重庆工作。

王立军还有一个习惯,凡是开会谈话,都有专人作记录,这个速记团体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全国警察系统速记冠军。这些讲话和文章一起,汇集为一本书,名叫《视觉》,据看过的人说,大小装帧很像《辞海》。

三轮车夫案

王立军并非没有得到教训。最轰动的,莫过于1999年的“三轮车夫案”。2012年2月“闯馆事件”后,这起当年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1998年10月14日,三轮车夫张贵成由南向北骑行在开原市文化路上,车上拉着一对母女,横过十字路口时,一辆车正从西向东行驶,见到三轮车便刹车,但没能及时刹住,将张贵成连人带车撞倒在地,车上的小孩也吓哭了。

一名黑衣男子从车里走出来,张贵成说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男人是自己一人开车。男子让张贵成上车,张贵成不肯,男子便用手拉他,拉脱了,有点恼,就打了张贵成一拳,接着又连打了两拳。张贵成也要还手,一个过路人劝他:老头别动手,他是铁岭公安局的人。

当时周边围了很多人,没多久,当地派出所、交通队、公安局都来了人,都给这个黑衣男子敬礼。张贵成这才知道,这个人就是王立军。张贵成先是被交通队带到警局,随后去了看守所。

《中国新闻周刊》取得了这起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以及交通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书》显示:第一当事人王立军,因违反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70%的主要责任。第二当事人张贵成,因违反非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30%的次要责任。

在《中国新闻周刊》拿到的材料中,还包括当时坐在人力车内的女子任静秀于1998年10月14日当天在开原市公安交警大队做的证实材料,任静秀当时表示“没有看清是谁撞的我”。

铁岭市一位公安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王立军自己开车去开原,上午王立军给他打电话说:出事了,派人去开原。

时任开原市公安局局长的王子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时任开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朴占浩(已故)给他打电话说,王立军撞人了,要拘留被撞人,请示王子湘如何处理。王子湘说:“你自己看吧,该拘就拘,不该拘就别拘。”

当天开原市公安局开具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因交通肇事,对张贵成给予拘留15天的处罚。

张贵成的妻子霍淑贤说,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她就去铁岭找王立军,问为什么把张贵成关起来。王立军告诉她:你放心吧,肯定会放的。还派了辆车送霍淑贤回来了。

张贵成后来在看守所呆了6天。

1999 年3月10日,开原市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张贵成诉王立军民事伤害赔偿一案。张贵成的代理律师杨英杰、解宏阁用约一个月时间搜集取证,找到近20位当时在场证人做询问笔录,证实1998年10月14日是王立军一个人开车,撞倒了三轮车夫张贵成,还有证人证实,王立军当时说:“三轮车夫妨碍公务,把他拘起来。”

立案后,在开原市中固法院进行了一次庭外调解,王立军、张贵成和解宏阁律师在场。解宏阁说:“当时觉得王立军口才很好,一进门就跟我夸耀他的政绩。”

10余年后,张贵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清楚地记得王立军当时对他说,“老张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既不承认开车撞人,又不承认打人,张贵成因此十分恼火,便没答应调解。虽是调解,也有对话录音,一位听过该录音的张贵成邻居回忆,当时王立军确实向张贵成说了“对不起”。

1999年夏天,此案改在新城法院开庭。庭上,王立军原来的“对不起”变成了:我代表我的司机向你表示道歉。任静秀也成了辩方证人,证明当时并非王立军开车,而是司机任树辉开车,王立军及同事刘勇在车内后排。

然而,据另一位知情人透露,王立军本人曾有过道歉的想法,但因为此事很快搬上报端,王立军感到骑虎难下。

那时,王立军已经获得了几乎所有可能获得的荣誉:“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辽宁省十大杰出执法者”,辽宁省首届“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贵成最终因证据不足败诉。13年过去了,张贵成已是59岁的老人,几年前患了脑血栓,落下了半身不遂。官司败诉后,他再也没见过王立军。

去王立军化

一位与王立军熟识的全国政协委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2012年3月1日,重庆市两会代表在进京前作了一次精神传达,大家第一次从正式渠道听到了“王立军事件”这个名词。

会议传达了“王立军事件”的初步经过,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市长黄奇帆、组织部长陈存根和纪委书记徐敬业一同到了成都。到达后,黄奇帆与王立军进行了交谈,但传达没有披露交谈内容。2月7日晚,王立军主动走出领事馆,由北京方面接走。

这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立军从警多年,对警界有特殊的感情,对副市长的职位并不在意,但极其珍视其在公安系统内的位置。2月5日,王立军不再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决定宣布3日后,这位人士曾致电王立军以示慰问,他说,王立军当时“情绪和语气一切正常”,所以,当得知第二天发生了“王立军事件” 后,他的惊讶程度超过很多人。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会上表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王立军在任时期曾风风火火的重庆公安局,如今正在努力“去王立军化”:一些曾被王立军处理过的民警正在申请“平反”;原被王立军撤并的派出所也在逐步恢复; 重庆女子交巡警换上了正规警服;重庆公安局门口两个石球上王立军手书的“剑”“盾”二字也消失了??王立军在任时期,因有宣传评比任务,每天关于重庆公安的新闻达十几条,如今媒体很少收到警方的新闻通稿和采访邀请。

然而人们的期待,或许并不仅是去除这些表面的、细微的形式,上溯三年,甚至三十年,是否还有许多事情、案件、领域??都需要做些“去王立军化”的努力。

一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1999年,当王立军接到“三轮车夫案”的法庭传票时,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美国领事馆申请避难。

一语成谶。13年后,这个集聪敏、傲慢、疯狂、残暴、冒险家与完美主义者于一身的明星公安局局长,竟然真的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警察生命

王立军从警28年起底:以打黑起家喜欢大场面

南都周刊/


2002年1月,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在公安部2002年春节晚会录制现场。


辽宁时期的王立军。


辽宁时期的王立军。

“年轻的傻子”

按照其官方简历,王立军1959年12月26日出生在内蒙古阿尔山市,乃蒙古族人。但在1998年接受《铁岭日报》专访时,王立军却说自己出生在乌兰浩特市,儿时的蒙语名为“乌恩”,11岁时由老师起名“王立军”。

“乌恩”这个名字,除出现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电视剧《铁血警魂》中外,还是他空降重庆后使用的另外一个身份。

1978年,王立军结束了在内蒙古阿尔山的知青生涯,来到位于辽宁省铁岭市铁法地区(2002年改名为调兵山市)解放军00419部队参军。 该部队隶属于解放军基建工程兵41支队,以开采煤炭为主。

参军是当时知青返城的途径之一。王立军在此认识了早一年入伍当话务员的肖素丽。肖与王同岁,肖父当时是该部队一名干部。两人于1982年8月结婚。新婚4个月后,王立军回到铁岭,在铁法商业局食品公司做职员。而两年之后,妻子肖素丽也从部队转业,随后一直在警察系统工作。

1980年代中期的铁法地区人员混杂,治安环境不太好。1984年,王立军经铁煤集团一负责人介绍,认识了时任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海洲,自此进入警界。

王立军曾一度在王海洲家吃住,两家亲密无间。当年的照片显示,王立军曾在王海洲生日时为其祝酒,两家一起外出旅游。王海洲的子女对王立军以“大哥”相称。

初入警界的王立军,很快就展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1987年,王立军担任铁法市晓南镇派出所所长,三年破获281起刑事案件,1989年被评为“全国公安基层优秀科(股)所长”。

1991年3月11日,王立军调任大明镇派出所所长。上任后,王立军成立了打击违法犯罪综合办公室,9天打掉10个犯罪团伙。

除了“打黑”,王立军也开始了内部整顿。赴大明之前,他就找到上级要求撤换大明所不合格的警察,且拟好了名单。这种手法,之后在铁岭、锦州乃至重庆陆续上演。

经过8年拼打,王立军收获了他早年最重要的荣誉:1992年1月,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并在当年1月10日被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乔石接见。

回到铁岭后,王立军在接受采访时说,1月12日上午,在北京东单大街路口,人们递过来手帕、帽子、挎包和衣服,让他签名,“1个小时,用尽了7支圆珠笔”。

载誉归来的王立军很快被提拔为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大明派出所所长、联合刑警大队大队长。1992年8月,他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干部管理学院学习,期间被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在铁岭,十四大代表仅有三人。

学习回来的王立军,勋章缀满了警服:中国十大杰出民警、二级英模、辽宁省特等劳模等等。在进入警界10年之后,1994年,王立军从铁法市公安局跃升为上级单位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警支队和治安巡警支队。

在基层派出所期间,王立军向外界展现出一个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草莽英雄形象,靠一双铁拳的剽悍作风打出了自己晋升的道路。十多年后在重庆接待来自东北的客人时,对方提及王在1992年时获得的殊荣,王笑称:“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傻子。”

自我传奇

戴墨镜、着衬衣、打领带,搭配上一件绿色军大衣,再辅以一块“晓南镇派出所”的牌子作背景,就构成了王立军早年在铁法地区的戎装特色。

1995年在和军旅作家陈晓东一次“促膝夜话”中,王立军说:“我就像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无论担任什么角色,这场人生的戏都要演下去,不能演砸了,只能演好。”

在陈晓东所著的王立军传记—《东北虎传奇》封面上,王站在吉普车门后,身穿夹克,左手持步话机,右手持微冲。该照片出自现已退休的铁岭警员穆永川之手,拍摄于1994年的铁岭市龙首山上(亦称龙山)。王在龙山拍下不少戎装照,包括那张身着迷彩服、手持步话机和防暴枪做指挥战斗状的照片,后来他在重庆时签名自称“龙山书人”盖源于此。在铁岭和锦州时期,王立军的签名通常是竖排的。

在王立军的警察生涯中,“鹰”从铁岭一直延续到重庆。铁岭刑警办公大楼被称为“鹰楼”,源于大楼顶棚左侧矗立的一只展翅雄鹰。2003年王立军调离铁岭后,该鹰被拆除,一直搁置在铁岭市公安局尸检所大院的空地上,翅膀已断。

“鹰”的隐喻还体现在王立军的传记作品中。外界对此解读是:王立军来自内蒙古,他就是草原上的雄鹰。王立军在1992年初获得“中国十大杰出民警”之后,有画家为其画了一幅雄鹰的画,被他挂在铁法市公安局的办公室。

王立军喜欢大场面。铁岭警官描述,王立军在抓捕小偷时也会带上几十人,携带冲锋枪前往,形成震慑效应。

“王立军跳出他的‘沙漠风暴’车,一个箭步冲到了夏利车前,一拳砸碎了车窗玻璃,另外一只手举着微型冲锋枪‘嗒嗒嗒’就打了一梭子弹。车里走私犯先是一愣,然后束手就擒。”

这个场景发生在1994年10月的“虎皮案”现场,地点在铁岭下辖的开原市火车站附近的雅苑宾馆前。据多位与王共事的同事称,这些现场之所以能被拍摄下来,源于王立军多年来的习惯:他总会携带摄像机去抓捕现场,有时也会请当地媒体记者参与摄影摄像。

王立军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他负伤20多次,有9个战友在他怀里牺牲,亲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送上刑场,黑社会出价500万买他人头等,甚至还有传言甚嚣尘上:他的妻女被黑帮分子奸杀并把录像带寄给他。

悲情英雄、大难不死、与兄弟生死与共等元素让王立军充满传奇,而新闻报道、传记文学、电视剧里,其单挑群氓、勇斗悍匪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比比皆是。这些元素在铁岭时期的集中体现就是声动东北的“9·19打黑”。

打黑雏形

“9·19打黑”源于1994年6月发生在铁岭县法院和铁岭市政协的两起爆炸案。时任铁岭市委书记唐铁汉与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陈泰宝、副局长王立军商议后,决定开展一场“严打”整治行动,具体工作由王立军负责执行,专案从1994年9月19日始,至1996年初结束。

“9·19打黑”是王立军早期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笔,此次行动中所形成的基本模式,成为王立军日后18年打黑生涯的奠基之作。

王立军式“打黑”主要特征为:成立专案组、武警抓人、异地关押、刑讯逼供、揪出保护伞(即内部整顿、责任倒查)。“9·19打黑”专案组有40余人,而当时关押人犯的地点在铁岭县熊官屯乡铁岭军分区教导队三层800平方米的办公楼里。这种关押方式,在重庆铁山坪被发挥到极致。

据官方资料,1994年的“9·19打黑”伊始,40天就破获刑事案件807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923名,摧毁各类犯罪团伙86个。

原铁岭市银州区公安分局领导霍玉奎是第一个被武警抓捕的“保护伞”。但在王立军调离铁岭后,霍玉奎即被平反。

据其自述以及媒体记载,王立军在“9·19打黑”中多次亲身上阵,擒拿格斗,其中尤以孤身擒拿杨富和何晶的故事最富传奇色彩。

在《我所认识的王立军》(载于《法律与生活》 2011年2月)一文中,王立军与铁岭“四大黑社会集团之首”、辽宁省拳击冠军杨富搏斗十多分钟,最后以一个直勾拳将杨富打倒。此故事后来被编成2002 年公安部春晚的一个节目,由著名评书家单田芳 表演。但据《铁岭日报》记载,当时王立军是手持微型冲锋枪,一枪托打在杨富的下巴上。

另一名“黑社会集团头目”、辽宁省散打亚军何晶的抓捕过程同样被描述得惊险:王立军孤身驾车追何晶,后者车子突然熄火,王立军与之搏斗20多分钟,将对方制服。

不过,此事在王立军的口中也出现不同版本。他履职锦州市公安局长后,在接受央视《警察人生》专访时曾提及此事,说当时自己“子弹已经打光了”。两分钟后,他又说,自己“冲(何晶的)两个保镖的腿连续打了两枪”。

“枪毙几个黑社会头子那天,(铁岭)群众自发地打着20多米长的大字横幅到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门前庆贺,在马路上写下了‘杀杨富,平民愤,真正的共产党员王立军’的大字标语”。这种宣传方式,在其后的重庆打黑中频频出现。2010年7月7日,重庆原司法局长文强被执行死刑后,重庆市民在检察院门口燃放鞭炮、在市委门口拉出横幅“文强死、百姓欢、重庆安”。

“两案”危机

“9·19”之后,打黑成为王立军每年必出的重剑。在王立军2000年担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后,打黑规模迅速扩大。在2001年—2003年两年严打整治中,铁岭市就破获刑事案件8305起,刑拘转捕2957人,劳动教养1053人。就在王立军在打黑如日中天之际,他的职业生涯遭遇到了第一次危机。

1998年10月14日,开原市人力车夫张贵成骑三轮车,载着一名妇女和一名小女孩,与王立军所乘坐的无牌奔驰轿车相撞。张贵成称王打断其两颗牙齿。第二年3月,张贵成起诉王立军人身侵害。

案件由沈阳新城子区法院审理,于1999年8月25日开庭。王立军的代理律师是金锡盛(现已去世)与王蕴采。当时王蕴采还在辽宁省华远律师事务所工作,此案也拉近了王立军与王蕴采的关系。2002年后,在王立军历次打黑中,王蕴采作为律师一直介入其中;2012年9月,王立军因叛逃罪等四项罪名被提起公诉,现为北京隆安律所律师的王蕴采再次为王立军辩护。

1999年9月,法庭宣判张贵成一审败诉,其关键原因是:“三轮车上的顾客任静秀目睹了肇事的全过程,其证明效力高于本案其他证人,本院予以认定。”

生于1970年4月的任静秀,原本是开原籍人,曾在辽宁盖州打工。事发后,任静秀的前两次证言均对张贵成有利。但在出庭时,任静秀推翻了此前自己签字画押的这两份证词。王立军依靠这个关键证人取胜,而任静秀被媒体称为“维护英雄名义敢说真话的人”。

《南都周刊(微博)》记者获悉,任静秀1999年3月为张贵成的律师做完笔录之后,曾到铁岭市公安局通过时任市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计连科找到王立军。

事后,2001年3月初,任静秀的户口迁入了铁岭市银州区, 在2004年6月(王立军调任锦州市公安局长一年后),迁至锦州市凌河区,其身份证号码第六位和第十八位发生了变动,使得她从一个开原人变成了西丰人。

三轮车夫诉王立军案中,王倾力应对,在众多媒体的“护航”下涉险过关,而对王报道不利的《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等媒体记者压力重重。

胜诉后,王立军称“虽赢犹输”,并表示将反诉“诬告陷害”他的政法干部、原告律师等人,索赔精神和名誉损失,并用赔偿得到的钱建立“中国警察阳光基金”。十年后,2009年9月28日,王立军发起了“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一年时间募资总额超过1.5亿元。

但王立军并未起诉,此时,他的第二个危机接踵而至。

1998 年12月,王立军带人侦办张凤英涉嫌贩卖假表案时,张凤英意外死亡;官方通报称张凤英系逃跑中坠亡。1999年春,张凤英家属控告铁岭公安将其刑讯逼供致死,矛头直指王立军。最后,官方认定,时任铁岭市司法局局长王海洲是张凤英家属控告、“诬陷”王立军的幕后主使。后王海洲因此案被判刑两年,缓刑三年。

王海洲曾是王立军进入警界的引路人,二人多年情同父子。此案判决结果至今在铁岭仍有争议。

治警伊始

三轮车夫案胜诉后不久,王立军强势回归久未露面的《铁岭日报》:2000年5月1日的公安专刊中,他穿着白大褂、戴着白手套的照片出现在某案发现场;身穿条纹衬衣、戴墨镜指挥抗洪抢险的照片压底;当日的致辞中,王立军留下手写体的竖排签名。

三轮车夫案期间,王立军获199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该案胜诉后,2000年5月29日,公安部授予王立军“全国公安一级英模”称号。

2000年8月,王立军正式担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兼武警铁岭支队第一书记、政委。

经过两起官司后,王立军在媒体上“低调”了许多。此后的王立军,多出现在《铁岭日报》报道的一系列警务改革和打黑成果中。

还在担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王立军就要求刑警、治安巡警支队领导轮流值班,副大队长以上干部每天必须提前15分钟上班,并为每名干警建立政绩档案。2000年初,王治下的治安巡警支队还采用摄像跟踪、明察暗访的方式对民警进行监督。

在王立军的警务改革中,一直得到传承和发扬的,是交巡警察的建立,亦即“交巡合一”。这虽并非王立军首创,但后来成为他的职业标志之一。2001年8月11 日上午,铁岭交巡警举行出警仪式。铁岭设置了18个相对固定的勤务区、304个巡逻区,24小时昼夜值班。但就在王立军调离一年左右,铁岭再次恢复交警、巡警警种,宣告铁岭交巡警警种消失。

在铁岭时期,王立军治警手段日臻成熟。“9·19”打黑中,有20名干警受到处理,其中13人被追究刑责,5人被开除。

2000 年9月,王立军乘“三项教育”的东风,要求全市民警查摆剖析。这种“自我批评”式的“查摆剖析”的结果是: 一个月后,铁岭市公安局就处理了33名民警,其中10人被辞退;到了2000年底,昌图县312名民警集体申请离岗培训,还有人被送到铁法煤矿下矿井体验生活;铁岭有23个基层派出所、队被挂牌整治。

自1994年王立军调任铁岭市局以来,不少铁岭警官在其治下被停职、开除,东北俗称“扒皮”。但不少警官的处理决定在王立军调离铁岭后,分别通过市局文件、法院判决等方式,逐一恢复工作或平反。据《南都周刊》记者掌握的资料,仅2005年的一份市长信访纪要文件就为七名警官平反。

王立军在铁岭市局时还分管213研究所,该所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原铁岭市局法医专家才东升和兰玉文创建,致力于法医建设,曾获多项荣誉,尤其是颅面复原技术。

王立军对法医的兴趣即发端于此,并最终在锦州和重庆戴上了法医教授的帽子。

走马锦州

王立军在任职铁岭市公安局长末期,由辽宁省公安厅调派到盘锦打黑。2002年11月25日,铁岭市公安局多个警种百余名民警入驻盘锦,组成“829”专案组指挥部,打掉6个犯罪团伙以及22名警务人员,成了辽宁省公安厅的“消防队员” 。

2003年5月,王立军从铁岭交流到300公里外的锦州,担任锦州公安局长、党委书记。王立军在铁岭时期的一些打黑经验被复制到锦州,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王立军上任伊始,锦州发生多起入室抢劫案件。王成立6个专案组,抽调700多名民警,用了53个昼夜,最终将变态杀人狂许贵柱擒获。

2003 年7月23日破案当天下午,锦州市局启动对此案的责任倒查机制,13名警察被处分。其中,凌河公安分局康宁派出所副所长及一名民警被“双开”,该分局副局长被行政撤职。处分的理由之一是:许贵柱家离派出所仅100多米,完全符合11项对犯罪嫌疑人的推测特征,但他们没有将其排查出来。

在锦州打黑同时,王立军将自己在铁岭的一些治警思路延续下来,并逐步系统化。交巡警合并就是王从铁岭移植而来的一个项目。

相比铁岭,锦州交巡警扩充到了556人,城区设22个处警平台,昼夜巡逻,办案到达现场时间缩短到2到3分钟,可在5分钟之内封锁全城。警察的工作量大增,工作稍有懈怠就会遭到严厉斥责甚至开除。

锦州的交巡警平台更强调科技建设。每个警务用车都装有车载电脑以及GPS卫星定位系统。市局还利用该系统,检查监督民警,如系统未开,一次通报,三次倒查。

但这支队伍的命运与铁岭的一样,王立军2008年调入重庆后,锦州交巡警也渐渐淡出,并在2010年8月18日正式更名为交警支队。

在王立军的警务改革创新中,女子警察队伍是很特别的一个,其发端仍是铁岭。

1998年4月,铁岭铁法市客运站出现四名站“形象岗”的女交警,其中有三位当时只有20岁;三年后,2001年12月26日,由20名女警组成的铁岭市局刑警支队女子侦查大队成立,平均年龄22.4岁。在女队办公室走廊里,王立军题写了“匡扶正义,走进辉煌”八个字。

这是王立军第二次在其生辰日组建机构,第一次是1996年12月26日组建铁岭的110报警系统,正值王立军37岁生日。

2003年12月26日,王立军44岁生日这天,锦州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女子防暴警察大队,平均年龄26岁,都是大专以上学历。队员们穿蓝黑色防暴服,头戴钢盔或红色贝雷帽,手持微冲或狙击步枪。

此后,女子警察模式同样被王立军带到重庆,并进行升级。由80名干警组成的重庆女子特勤支队,她们开沃尔沃轿车执勤,平均年龄25岁,平均身高1.70米,头戴钢盔,着白色警服上衣,穿黑色长裤,蹬长筒靴。王立军还为她们设计了专门的红色雨衣。

“王立军教授”

王立军从铁岭移植到锦州,还有他发轫于铁岭工作末期的警营文化的沙龙。

2003年7月底,王立军对锦州警务建设提出全新定位,强调政治建警、文化育警、科技强警。“文化”成为王立军经常强调的词汇。

很快,锦州市局办公大楼内外实行了全方位的生态文化组合。晚上,机关食堂则被改造成沙龙场地,摆满了水果、咖啡和点心,以西餐为主。市局和各支队、分局直至基层单位要每晚安排去沙龙学习。据锦州的警察说,王立军对干警着装、言行举止要求甚严,头发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吃饭喝汤时绝对不能出声,更不许接打手机,包要提着而不能挎在肩上,更不许夹在腋下。

王立军在锦州,力求“与欧美警务接轨”,一些尖端设备在锦州开始得到配置,如无创伤人体解剖、法医鉴定等。到2006年底,锦州在科技强警上投入资金1.2亿元,是过去该局50年来刑事科技投入的总和。

王立军认为,这是“按照西方警务体制,按照我们国家现有的社会发展程度,来改变我们的整个的警务模式”。

2008年1月10日,王立军在锦州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五个月后,王立军调任重庆,开始了其歌乐山下的生涯。

临别锦州之际,王立军写下一篇文章《我心永驻》,回忆其在锦州的五年工作。他还写下一首诗:“人在山城心在湾,千里乡音一线牵,异地风情不同处,竟把歌乐当闾山。”

闾山位于锦州市北部,又称医巫闾山,相传与医、巫文化崇拜有关。如果说,王立军在铁岭表现出的,更多是一名上阵杀敌的猛将,那么,正是在锦州医巫闾山下,王立军开始注重向“学者型局长”转变。

王立军的局长办公室位于8楼,由一间会议室改造。据去过那里的警察说,其办公室透露着学者的气息,书架上以法医、刑侦类书籍为主。

锦州市公安局在王的治下与东北财大、吉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高校合作。锦州市局还建立了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此项目在重庆则被移植到西南大学。在2004年10月,锦州市局在大连举办了第11届国际颅面鉴定学术会议,王立军为会议执行主席。

从此,他的属下除了称呼他“敬爱的立军局长”,还称呼他“王立军教授”。

王立军曾声称:在一些干部裤腰带上绑了定时炸弹


南都周刊 文_石扉客

中国最知名的警察

53岁的王立军毫无疑问是中国最知名的警察。

从1984年的最基层警员开始,直到2012年2月2日被免去警职,28年间,他历任派出所长,刑警队长,县市级、地级市、直辖市公安局长,一直到扛上地方警察所能达到的最高警衔:副总警监。

他曾经权倾一时,有过众多显赫的头衔: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重庆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分管政法维稳的副市长。却又在一夕之间沦为阶下囚。

他曾被媒体和网民奉为打黑英雄,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重庆市人民卫士、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2010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却动辄劳教监听,涉嫌刑讯逼供,崇拜戴笠、胡佛和普京,并毫无悬念地“和数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关系”。

他号称法医专家,身兼真真假假多个硕士博士EMBA学位,29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博导研究员等,一百多项专利。却又被指外号两个合不拢:“嘴巴合不拢,解剖的尸体合不拢。”他的身边人指证他不懂英语,不会上网。即使是网络上的新闻也必须打印成纸质件。

他口才出众,即席讲话感染力极强。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书法作品所在多有。他经历传奇,号称唯一活着的公安一级英模,被黑社会500万悬赏项上人头的打黑英雄,到西西里岛和黑社会分子谈判过的打黑专家,和执行死刑前的要犯如刘涌、文强等唯一有过秘密谈话的人。但被他打掉的所谓黑社会团伙,却屡屡鸣冤叫屈甚至已经平反昭雪。

他至少有四个名字。一个是众所周知的“王立军”;一个是带着神秘色彩的“乌恩”,暗指他简历里的蒙古族血统;第三个是极少有人知晓的笔名:莅銞(即立军的谐音),这个用字生僻的名字多出现在《警察文化沙龙》、《视界》等内部报纸、画册、书籍、贺年卡、明信片等总策划总编辑的位置上,显示他的文化修养;第四个名字则是雅好书法的他在留言时喜欢用的“龙山书人”。龙山,即龙首山,是他发迹的故乡、“大城市”铁岭的一座名山。似是巧合,他离开铁岭后任职的地方也各有一座山:锦州是闾山,重庆是歌乐山。调任重庆时一篇讲话稿里,他曾写道“异地风情不同处,竟把歌乐当闾山”。

在重庆成为他不受制约的大舞台之前,铁岭是他的小学,锦州是他的中学,从铁岭到锦州的二十四年间,他完成了内功外功的修炼,而履职三年零八个月的重庆,则成了他把辽宁经验搬来、放大并恣意驰骋的大学。

王氏刀法

从辽宁到重庆的近二十八年从警时间里,王立军一路过关斩将建功立业的江湖秘诀,是三套王氏刀法:打黑、治警和包装。

打黑是他一生功业的基础。追溯历史,王立军打黑,始于1994年在铁岭的打黑案”,发展于任职铁岭、锦州期间数次抽调到外地打黑的“灭火队”经历,最终于2008年调任重庆后,获得了登峰造极的大发展。纵观这些打黑过程,王立军式打黑的秘诀,在于以下几个要素:全民动员的运动式打黑,一插到底的专案组模式,异地用警和武警介入,异地关押和刑讯逼供。在《从铁岭到锦州》、《打黑真相》这两篇中,读者将看到《南都周刊》记者对王立军打黑史的忠实溯源。

王式打黑,刀锋所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2009重庆打黑高峰时期,三百多个专案组按ABC三类分级管理,云集黄龙路555号,以091等十六个重点专案组为先导,主控了从文强到李庄的所有大案要案。当其时也,安徽、山西、广西等外地警方纷纷组团前往重庆学习取经。而王氏打黑的套路,也伴随着王立军盛极一时的荣光,不再局限于重庆。

对外是打黑,对内则是治警。

作为名声在外的“个性化”官员,王立军习惯对传统的警队体制展开雷霆般的冲击。在辽宁,他搞“查摆剖析”,搞责任倒查机制和就地“扒皮”,搞交巡警体制改革(见《从铁岭到锦州》)。到重庆后,这些得到更高强度的放大,一律先就地免职的全员竞聘机制给重庆警界带来的冲击之大,超出想象。《王立军辞典》一文中收录的“胜在起点,败在终点”,“不要潜规则,要元规则”等王立军语录,即是彼时情况的生动写照。

完成基本人事洗牌后,警营文化沙龙成为王立军文化治警的重要平台。而大规模招聘研究生以提升警队学历水准,也是文化治警的重要内容。王言必称文化承载力,“文化承载力决定警务生产力。”另一方面,以号称建设亚洲最大警局为口号的“警务大跃进”,斥资数百亿的近三十个大工程,以及“警察人民公社”,也自此拉开序幕。

市局政治部和纪委两个部门成为他的两大抓手,即所谓“双轮驱动”,前者掌握帽子,后者掌握棍子。问责一出,闻之色变。而对各项专报的批示以及市局警令部专项督办,对他写的、说的一一对照落实,一律发放督办书,则成为他的主要治理工具。王立军精力过人,平均每天要批示一百多个文件,对文件的内容和形式要求极高,对纸张,质地,抬头,格式,字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会成为打回重写的理由。

短短三年间,多管齐下,通过一次又一次严酷整风,王立军在重庆警界树立了说一不二的权威,警员们称他是货真价实的“王”,就是王法,一些高级警官称去见他也是“上朝去”。《治警》一篇中,对此有生动记录。

包装是他的第三条路径依赖。

辽宁时期的王立军,就深谙包装之道。他个性中的演艺人格和略显夸张的行事风格,本就容易成为媒体猎奇的焦点。从早期持枪跃马的小马哥形象,到中期荧屏上亲自演绎的英雄热泪,再到重庆时期的偶露峥嵘,这些王立军极为重视的塑形工程兵分两路,外宣倚重本地媒体和关系媒体的定向报道,内宣则地毯式覆盖警界公安内网,以及呈送他一个人的专报、快报等,收效奇快。而他的文宣团队,私下自嘲每天都在办一份《顺天时报》,搜罗网络声音以塞上听。《化妆师王立军》一文,对此有条分缕析的记录。

打黑后期筹办的重庆打黑展,利用内外宣之间的政策缝隙,吸引了国内外数以万计的重要客人前往,成为重庆三年间最为重要的外宣平台。一时之间,上午听书记市长介绍“五个重庆”,下午到重庆市局看打黑展,晚上到大会堂唱红歌,成为“重庆一日游”的必备三部曲。

刻意筹建的女子交巡警特勤支队和遍布全重庆的近500座交巡警平台,是对外集中展示的两个重要平台,也是不惜血本的形象工程,在赢取眼球方面,为王立军立下了可与打黑展媲美的汗马功劳。

他对形式感的要求,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警车摩托车直升机,钢盔闪亮警灯闪烁,人海战术的大场面,整齐划一的画面感,覆盖了从抓文强到抓李庄到春节团拜会的所有重大场景。他违反警务条例,为女子交巡警修改警服和警车样式。重庆市公安局的底楼车库,也依据他的审美趣味,被改造成了类似华西村文化快餐的全球警察博览。

而最突出的形式感,则是他对学历与学位的迷恋。一个只拥有初中学历的转业军人,在通过自考与成教获取了中专与大专文凭后,在十余年时间里,通过在某校学习、进修、开会,或洽谈合作后,通常会在该校担任教职的“王立军定律”,相继获得了数十所大学荣誉教职,成为世界级刑侦与法医专家。王立军的学历技术与官位级别的平行发展路线,既是当下官场与学界联姻的典型道路,也打上了充满个人化色彩的王立军烙印。《学者王立军》一文,详尽描述了“王立军定律” 以及王立军式的学术道路。

2008年,从辽宁转战重庆的王立军,挟三套王氏刀法南下,开始了在重庆浓墨重彩的三年,在重庆,他三年之内连升四级,其实际权力,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也是没有监督,无法制约,无人敢当其锋的三年。在2011年5月升任副市长后,若非尼尔伍德案这个小概率事件,已经没有多少人怀疑摆在他前面的就是一条金光大道了。

但即便是在仕途最顺利的时候,王立军自己也未必永葆乐观。在东北打黑时,他感叹自己就如领导嘴里的口香糖,随时可能被抛弃。重庆三年的腥风血雨,让他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被迫害妄想症的产生,会进而转化成为对更高位置更大权力的渴求。

如果说2009年底的李庄案是重庆形势的分水岭,那么2011年底的尼尔伍德案则成为王立军命运的分水岭。此后,因该案引发的罅隙,王立军与曾强力支持他的市委领导关系陷入僵局,被免去警权四天之后的2月6日,王出走成都美领馆,以和他行事风格高度吻合的“惊天动地爆炸性事件”的方式,亲自落下了王立军时代的帷幕。一桩预先张扬的谋杀案,是如何引发末路逃亡,最终让重庆形势急转直下的?此中缘由,可细看《东窗事发》一文。

谁把王立军推上神坛

除却王立军的个人性格与行事风格的原因外,不正常的干部人事任命和管理体制,是王立军能成为王立军的首要原因。

在重庆,王获得了地方主要领导人的绝对支持,市委主要领导频频到市局视察,甚至直接介入到局党委的班子成员分工;市政府财政首先保障公安,对 “警务大跃进”不计成本天量投入。这种干部体制上的绝对授权和信任,让王立军迅速成为城市治安管理上的第一首脑,也成为主要领导家庭内务治理的重要倚靠,这使得他获得了说一不二的无上权力。这也能理解,纵使上级公安机关不赞同他这套自行其是的高调做法,却也无可奈何。

警权过大的现实格局,和前述不正常的干部体制结合起来,使得王立军如虎添翼。2011年5月以前的重庆打黑高潮时期,王立军并未在政法委和市政府担任职务,仅以公安局长的身份就能号令数百个专案组,指挥检法等多家司法系统,在文强、龚刚模、李庄、樊奇杭等要案中,将严重违反程序的王氏打黑刀法强行推进到底,最终使得重庆打黑由法治轨道上的“治安管理”演变成为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社会管理”(童之伟教授语)。

在这种情况下,劳教等短平快维稳手段,监控窃听等技侦措施大行其道,潘多拉盒子被王立军打开,酿成完全脱离法治轨道的人治灾难。针对嫌疑人,是血雨腥风般的刑讯逼供,铁山坪等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基地”;针对有微词的普通市民,王立军的办法是直接劳教,“一坨屎”案、任建宇案等血泪斑斑的劳教案层出不穷;针对中高级干部,则是用特别手段掌控,王立军公开声称“在一些干部的裤腰带上绑上了定时炸弹”,前不久被曝光的雷政富案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诠释。

在此之外,还需反思的是警媒关系中的畸形生态。王立军现象的造神者金那些有意和无意的媒体以及媒体人不专业不负责任不加甄别的“三不式”包装,使得王立军在铁岭时期就已登上神坛。部分媒体和媒体人,沿袭主流话语里典型塑造的陈旧模式,迎合民粹情绪里的英雄情结,也呼应了王身上的演艺人格,主宾合力用种种低趣味半传奇式的情节来对王做了浓墨重彩的化妆。

这个粗糙的英模妆容,在获得了组织化的肯定与认可后,成为不容质疑和否定的标兵与模范。体制提供了合法性,也排除了正常的质疑和基于政治伦理的监督与制约。这就不难理解铁岭案”开创的王立军式打黑,最终发展成为他从辽宁到重庆一生功业的路径依赖。也不难理解经历了三轮车夫案的波折后,王立军对媒体包装的作用有了更加心领神会的理解,他内心深处的自大与自得,也从此时开始膨胀。

到重庆后,这一切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王本人对媒体本就娴熟的操控能力也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提升。与此同时,学术皮条客的主动介入,运用得出神入化的“王立军定律”,给他换来无数头衔。在诡异的意识形态气氛下,无良文人与江湖学者接踵而至,这些过江之鲫匪夷所思的追捧,将王立军的面目修饰得更加神鬼难测,到打黑风暴告一段落的2010年和2011年,王的形象到达顶峰。

在现行警媒关系中,媒体本就受制于警方的信息控制,因而很难质疑警方,更难质疑“公安英模”和“打黑英雄”主导的打黑治警。无法监督批评,只能锦上添花,最后是警媒双输结局:媒体丧失了甄别真相与监督权力的天职,警方失去了监督的诤友和纠错的机会。纵观整个重庆打黑期间,从秀山缉枪案的真伪,到文强黎强等打黑要案,到现在已经接近真相大白的李庄案,绝大部分媒体都在盲从于警方提供的信息,听其指挥,为其粉饰,成为王立军的道具。这就不难理解,即便在他出走美领馆后的2012年两会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仍可以对媒体振振有词地说:王立军的打黑英雄称号不是市委封的,是媒体和网民、群众给的。

渴望变革的社会情绪也成为王立军在重庆推行“警务大跃进”的社会基础。对僵化官僚体制的不满和厌恶,使得刚到任重庆的早期王立军,获得了警界的支持。中下级警察们把王立军的到来视作一缕清风,认可他公安英模的道德形象与雷霆般的执行力,寄望于这些冲击人浮于事的僵化体制,从而带来警务改革的希望。王的俊朗外表,超强的记忆力和演说煽动能力,事必躬亲的执行力,以及此前包装出来的健康形象,重庆警局在内网和外宣上不遗余力的塑形作为,成为警界内外的王立军旋风,重庆一时之间刮起全国警察一心想投奔的“延安圣地”。在过去三年中,除却王自带的“东北帮”之外,从江苏湖南黑龙江安徽江西等地调往重庆的各省市警察亦不在少数。

后王立军时代的到来

无论是那些现在陷于尴尬境地的外地来渝警察,还是曾经拥戴过王立军的重庆本土中高级警察们,在经历了“一场压缩版的文革加大跃进”后,现在已经开始痛苦的反思。“个性化官员”之类以前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称呼,现在闻之惊悚,思之哀痛。 警察们感叹,“现在觉得,所谓保守未必天然坏,所谓改革未必天然好”,“原来元规则就是强者制订的规则,还不如潜规则有底线。”

2012年9月24日,王以滥用职权等四个罪名被判十五年。他的部下、副手,正在和他一起被陆续送进监狱。讽刺的是,他身边庞大的文宣班子“蓝精灵”应他要求所做的详尽“起居注”,伴随着他的夸张个性与行事风格,正和他的罪行一样,以他所未能想到的方式,进入了历史封存,成为别具一格的研究样本。

现在,在重庆公安局内,王立军题名的硕大圆石已经被磨去字样,毛主席诗词墙上的老鹰已被去掉。警营文化沙龙正在改头换面,所有关于王立军的照片都被取下。标志性的“三面旗”,已被换成“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民警核心价值观。“红梅赞”烈士墙也早已卸下,正门内两侧的四块高校和警局科研合作的基地铭石也早被搬走,世界警察文化长廊也已被还原成本来的车库。

与此同时,近千名被错误处理的警察已经平反,数以千计的劳教与打黑案也在接二连三的甄别中。而此前狂飙突进的“警务大跃进”各大项目也大多已喊停。女子特勤支队和交巡警平台这两块打着王立军烙印的样板工程的调整,也已经提上日程。

某种意义上,重庆公安和全国警界都正在进入后王立军时代。所谓踏雪无痕,润物无声,后王立军时代更深刻的变化相信还会陆续到来,更深的内幕也会逐渐暴露出来。但如果对把王立军推上神坛的因素不做认真的检讨,对王立军模式不做彻底的反思,对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和警权过大的司法体制不做彻底的变革,如果健康的警媒生态的建立不早日提上日程,酝酿和产生下一个王立军的气候仍将存在,王立军留给这座城市的伤痕,留在警察队伍精神世界里的惨烈伤痛,仍然会是一道无形的枷锁和深深的痕迹。

揭王立军案:下属称王立军老师 称谷开来师母

南都周刊/


2012年9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视频截图

核心提示:王立军、谷开来等人的外号,体现各自在圈子内的地位和关系。谷开来母子昵称王立军为“鬼子”,王立军称谷为“瓜妈”;王立军公安局的下属李阳、王鹏飞、王智称王立军为“老师”。2011年12月14日晚上薄谷开来举行的晚宴上,喝高了之后,称王立军为“老师”的李阳、王智等人既称谷“师母”,又叫她“大姐”。

东窗事发

王立军突然出走美领馆,令举世震惊,其后顺势牵引而出的一桩涉及英国人尼尔·伍德的谋杀案,更是将薄谷开来乃至她的家庭推入谷底,重庆形势自此急转直下。作为打黑红人,王立军此惊世之举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

主笔:季天琴 重庆、北京、大连、合肥、上海报道

2012 年2月15日凌晨5点,《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与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单线联系的号码上收到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英国人尼尔·伍德在渝被害,其破案剑指薄谷开来(以下简称“谷”),于是王被休假、入美领馆。这既是2月6日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外界首次听到其消息,也是关于尼尔·伍德案的最早信息。

半年后,薄谷开来、王立军先后接受审判。2012年8月20日,薄谷开来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死缓。9月24日,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受贿,数罪并罚,共获刑15年。

《重庆日报》11月6日报道称,王立军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除上述问题外,王还存在收受他人贵重物品、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等严重违纪问题。

谋划

按照前述判决所示,尼尔·伍德之死,薄谷开来(以下简称谷)是主犯,重庆市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张晓军系从犯,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以及李阳、王鹏飞、王智等四个高级警官负有包庇之责。《南都周刊》记者获悉的资料显示,在尼尔·伍德案的策划实施中,原大连实德总裁徐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可见到王立军的影子。

谷徐王三人之间,彼此关系密切。谷、王之间,徐明既是两人的钱袋,又充当了牵线认识的中间人。

徐和王的交情始于2006年,“朋友找王办事,他当场就办了,此后我们很熟”。检方指控,徐明也曾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为王立军在北京购置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续。

2007年底,时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经徐明介绍,与薄谷开来结识。当年,谷身体不适,医生发现在其服用的虫草胶囊中混合了铅、汞。谷指控有人投毒。谷身边的工作人员称此为12.06案。徐明推荐王立军办理此案。

“后来处理了谷的司机,谷比较满意,后王立军调到重庆。”徐称。

2008 年6月,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副局长,颇受当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重视。2008年11月4日起,王立军一周内在市局召开三次会议,学习薄的讲话。王称,熙来书记要求给他压担子,他本人备感压力。他还提到,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两次跟我谈到担子侧重移位的事”。

此后三年,王立军仕途通畅,从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一路飙升至副省级的重庆市副市长,不仅成为薄治理重庆倚重的手下,也是薄谷家庭内务的重要帮手。

薄谷开来供述,自12.06案后,她和王立军关系良好,“王立军担任了我医疗组的组长,工作之外对我也很尽心,我对他相当依赖,瓜瓜(薄谷开来之子)在美国的安保也是他负责。”因此,当认为尼尔威胁到其子的安全时,谷连续两次向王紧急报案。

尼尔·伍德和薄谷开来及其子的经济纠纷,由来已久。2011年7月11日,尼尔·伍德致信薄瓜瓜,索要1400万英镑的报酬。此前,尼尔曾参与重庆江北区的某土地项目,该项目后搁浅。薄瓜瓜回信拒绝,随后双方多次交涉未果。

2011年11月10日,尼尔再次致信薄瓜瓜,称“如果你言行不一,你将会自食其果。我对你还未完全放弃”。薄瓜瓜回复称,会据此采取措施。尼尔再次致信薄,称“如果现在还不是解决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吧。”

对尼尔的邮件,各人的解读不同。谷报案称,尼尔会“像当年毁掉圆明园一样毁掉薄瓜瓜”。在接到报案材料后,王立军安排副局长郭维国检查薄瓜瓜和尼尔的往来邮件。郭安排网安总队排查,认为事情并非谷说的那么严重,“没有恐吓信息”。

《南都周刊》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11月11日,徐明前往重庆市委3号楼拜访薄谷开来,3号楼是薄家住地。谷向徐抱怨王立军办事不力。

在听到谷的抱怨后,徐明受托前去王立军处斡旋此事。王立军对徐明称尼尔·伍德是外国人,不好控制。徐借口称,“听说尼尔吸毒、贩毒”。

徐供述,自己话音未落,王立军说“这就好办了。”

《南都周刊》记者获悉,11月12日,王立军让徐明安排人致电重庆110,举报尼尔·伍德为西南贩毒网重要头目,并按王立军的要求,向王立军手机上发送了举报短信。当天,张晓军以薄谷开来的名义邀请尼尔至渝。

薄谷开来称,2011年11月12日,王立军来到3号楼,和她一起拆装封在红蜡烛里的毒药,中途她手疼,王还查找了氰化物的解毒方法,用高锰酸钾溶液给她泡手。

毒药

2011年11月13日11点35分,张晓军偕尼尔·伍德乘坐CZ8129航班头等舱,由京赴渝。王立军安排郭维国对尼尔进行监控,郭将监控手续放在12·06案中。郭介绍,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操作,因为“这个案子是薄谷开来家里的事,到现在还没结束。”

如果说徐明是谷、王关系的牵线人,那么郭则是谷、王关系的见证人。

郭原为锦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作为王立军的下属,曾协助王处理谷家的12.06案。2008年11月由锦州调任重庆市江北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历任江北区公安分局调研员、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局长等职,2011年1月,升任重庆市局副局长。

材料显示,薄谷开来称,在郭维国的任命上,她曾向原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打过招呼,郭对她比较感恩,她也认为郭很不错,但只能保持和郭的距离,“因为王立军不希望其他人跟我们走近”。

对郭维国,王立军既利用又防备。薄谷开来称,王立军曾告诉她不要跟郭多说,因为此人“不可信”。平时,王又通过郭向其他东北籍干部如原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长李阳、原技侦总队长王鹏飞、原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王智(注:后文《治警》中详述)等人安排工作、发号施令。

11月13日,郭维国安排王鹏飞对尼尔进行监控。薄谷开来供述,当天下午,王立军来到3号楼,告知其在飞机出口处对尼尔的监控情况,称一切都在他掌控当中。

据新华社报道,王立军在庭审时表示,为了不得罪薄谷开来,他回避了尼尔·伍德案。谷的供述却称,王在此案中推波助澜。

谷称,当晚8时许,王立军再次来到3号楼,“当晚我身体不舒服,他问我怎么还没去,我表示不想去,王立军说那不行”。材料显示,谷当场还写了一封信,称尼尔·伍德精神不正常,请求公安对她远距离保护。信的原件给了王立军,谷自己复印了一份。

“出门前,王立军还让我吃了一碗面。”谷称。

勤务人员王昊回忆,11月13日晚上,王立军来到3号楼,直接进了谷的卧室,中途还让他送了一碗面进去。

张晓军回忆,当晚王立军在谷的房间里呆了20多分钟,随后喊勤务人员“备车,瓜妈要见客人”。“瓜妈”是王对谷的特有称呼。

为了伪造尼尔·伍德吸毒、贩毒的现场,2011年11月13日,薄谷开来让张晓军带上一个棕色的VC瓶,里面装有冰毒、摇头丸等毒品。

新华社报道称,当晚21时许,薄谷开来、张晓军携带毒药和毒品,以及酒、茶等物来到尼尔·伍德入住的南山丽景酒店。谷与尼尔·伍德一起饮酒、喝茶。趁其醉酒呕吐后要喝水之机,谷将事先准备的毒药用酱油壶倒入伍德口中,致其死亡。

资料显示,当晚离开酒店后,薄谷开来通过勤务人员的手机致电王立军,后者未接电话。谷随后致电郭维国,问他“鬼子呢?”“鬼子”为薄谷开来用来称呼王的外号。郭维国随后去王的办公室,说谷在找他,王立军不耐烦地看看手机,说“知道了”。

“我感觉,王立军当时是故意不接电话”,郭称。

谷供述,当晚回到3号楼后,她用“红机” (保密电话)和王立军通话,简略告知了投毒过程。次日中午,王来到3号楼,谷详细告知。王对此进行了秘密录音。

据新华社报道,谷称,当天王立军“让我把案件的记忆抹去。我讲我有点担心,他讲过一两个星期就好了。”

这是一起张扬的谋杀案。郭维国供述,薄谷开来事后跟他提起,人是她杀的。徐明称,谷也曾告诉他,尼尔是间谍,她是为民除害,是英雄,跟圣女贞德一样。

谷向徐透露,当晚她上身穿紧身衣,下穿有裤兜的裤子,大腿小腿都有口袋,毒药、茶叶都放在兜里,尼尔喝多后,她把毒药下到茶里,本来一滴就够了,她多下了几滴。

罅隙

薄谷开来、王立军一度关系非常密切。资料显示,2010年1月12日 ,身着红风衣、黑裙、黑色长靴的薄谷开来携其母范承秀,牵着宠物狗,莅临重庆市局,王立军作陪。当天,谷不仅参观了打黑展,还在王的办公室里把玩了微缩骷髅模型,亲手为王制作桌上装饰品。当年8月20日,谷开来到重庆街头探望执勤的王立军,并送水慰问。

鲜为人知的是,谷王两人都有多重身份。 2009年1月,市民“乌恩”由辽宁锦州7711部队因退伍、转业迁入重庆。证件照显示,“乌恩”实为王立军。该张身份证由渝北分局签发,属黄泥磅派出所管辖。重庆市局即位处黄泥磅。《南都周刊》记者查实,两张分别署名为王立军和乌恩的身份证,年龄并不相同;当年6月,市民“开来”从北京东城区迁入重庆,迁入理由同为退伍转业,户籍地址也是黄泥磅派出所。“开来”和北京市民“薄谷开来”显示为同一人。《南都周刊》记者查实,这两张身份证年龄都是1963年 11月15日出生,而据新华社报道,薄谷开来的真实年龄为1958年11月15日出生。

在重庆市局的一次打黑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谷又变身为将军。2011年10月4日,谷身穿军装、佩戴专业技术松枝叶领花、陆军胸章、副军级级别章,参与座谈会,而座位上的名牌又显示为“开来律师”。除王立军外,参会者有重庆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以及来自东北的作家等人。

他们的外号,也能体现各自在圈子内的地位和关系。薄谷开来母子昵称王立军为““鬼子”, 李阳、王鹏飞、王智称王立军为“老师”。对谷的称呼则各不相同:王立军称谷为“瓜妈”;郭维国称她为“律师”;3号楼的工作人员称谷为“五哥”,因谷在家排行第五;2011年12月14日晚上薄谷开来举行的晚宴上,喝高了之后,称王立军为“老师”的李阳、王智等人既称谷“师母”,又叫她“大姐”。

在薄谷开来看来,她和王的关系,2011年6、7月份出现了罅隙。谷称,自2011年5月王立军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后,想进市委常委没能如愿,“有一次,王立军让他的女儿跟我说,当副市长不如当市委常委,他本人也在场”。

“还有一次,王立军在3号楼告诉我,他能不能进市委常委,就是薄熙来一句话。晚上薄回来我跟薄说了。薄很生气。”谷称。

据新华社报道,当年8月12日,薄谷开来之子薄瓜瓜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谎称自己在万州,结果薄瓜瓜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车祸,谷因此对王立军很生气。

但这些小插曲,并未影响谷在尼尔·伍德一案上对王立军的信任和倚重。2011年11月15日,尼尔·伍德被发现死亡后,王立军指派郭维国负责此案。郭召集李阳、王鹏飞、王智到现场。郭称,“我们都是王立军圈子里的人”。11月16日,郭维国等人做出尼尔·伍德系酒后猝死的结论,王立军未提出异议,并同意隐匿谷到过现场的证据。11月17日,王立军将王鹏飞、王智提取的酒店监控录像硬盘交给薄谷开来。

“11月18日,王又到3号楼,说他随时监控这个事。”谷供述称,当晚尼尔·伍德火化后,王立军用红机电话打给她,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

到了2011年12月份,重庆市局气氛稍显怪异,有比较敏感的警员预感可能会有事发生。2011年12月11日晚10点,王立军紧急召集市局党委扩大会议,名曰“研究廉政建设”。会上他首先清理了自己名下的车。他通知警保部,北京那辆武警牌照的车要从自己名下移出,供班子成员共同使用,“凡市局领导到北京都要用那台车”。

对于在重庆由其使用的几辆奔驰、别克商务车,王称,这些车不能归于个人。他把每辆车都指定给了其他党委成员。

他还在会上解释了研究基金的事。重庆恒德集团总裁王秉文在重庆万科悦府小区购置了三层别墅,捐赠给王立军建设“国际法医人类个体识别技术学会中心”。王秉文为山西煤老板,2009年在重庆茶园新城投资65亿人民币,开发工业地产。

王称,这个价值一千多万的捐赠虽是冲着他个人而来,但“必须交给国家,必须交给社会”。他要求,这些事形成会议纪要,在组织部、纪委要有记载。

据郭维国、王智等人的证词,当时王立军面临的形势是,上级部门正在考察他。

3天后,2011年12月14日,王立军在京开会,原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找王智谈话。王智供述,“我以为是谈王立军提拔的事。但是领导告诉我,我有今天的位置,都是3号院的功劳,让我要忠诚。”

当晚,薄谷开来在3号楼宴请李阳、王智、王鹏飞,及原重庆市局经侦总队长李永宁,后者也来自东北。对这场饭局,谷、王双方各陈一词。谷称是受王的请托,代为宴请他的学生。王则认为,这是一场探测口风的鸿门宴。

这顿饭,也埋下了谷、王二人矛盾的苗头。

调解

12月14日那晚的饭局,颇显离奇。酒后的李阳为了让谷放心,让张晓军去自己办公室搬走碎掉的11·15案笔录和碎纸机。王智和王鹏飞次日在洗脚房醒来,对当晚没什么记忆。谷则打电话给王立军,称他的学生又叫她师母又叫大姐,“还没刑讯逼供呢,全都招供了”。王立军通知郭维国把这几个人带回北京。次日上午,郭维国带着王智、王鹏飞飞赴北京,李阳也于下午赶到,向王立军请罪。王立军责骂了他们的不得体,也提醒他们,“昨晚的酒被下药了”。王鹏飞说手上起了疹子,以佐证王的说法。李阳则认为,当晚喝的茅台,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王立军对李阳尤为生气。李阳供述,王立军骂他表功,问他是不是翅膀硬了想单飞,想单线联系3号楼。

郭维国推测:“王立军想通过11·15案控制薄谷开来,达到个人仕途目的。李阳在3号楼的表功透露了案情,破坏了王的计划和步骤。”

据新华社报道,王立军认为,应该是12月15日他当着郭维国的面责骂王鹏飞、王智的话传回了重庆,“从12月14日以后,谷开来就跟我变脸了,开始对我防备。”

2011年12月底,谷调换、审查了王立军身边4名工作人员。张晓军供述,12月下旬,趁王立军在北京开会,薄谷开来以其贪污腐败为由,带他查抄王的办公室。当天从王的办公室共抄走六十多双皮鞋,七八箱衣服,几十瓶香水,烟酒、补品、手表、金银若干。

这些举动,令谷、王的矛盾迅速升级。徐明回忆,2012年1月7日左右,薄谷开来让他到重庆,调解其与王的关系。

面对中间人徐明,谷、王的说法再次不一。谷的说辞是,中纪委正在查王,她搜他的办公室,把东西都带到3号楼,是为了保护王。

王显然认为找自己麻烦的是谷,中纪委只是她的托词。王向徐明抱怨,谷把他的东西列了清单,跟他女儿说他是第二个文强,说中纪委要办他,还让重庆纪委找他谈话。

2012年1月10日,徐明说服王立军去看望住院的薄谷开来。徐明供述,当天,王的情绪还是很大,谷也装睡,不理王。徐明先行退出,留下闹别扭的二人。

二人的关系并未因这次见面有任何起色。1月14日左右, 王立军要求王智、王鹏飞、李阳各写一封辞职信,要点有三:尼尔·伍德为薄谷开来所杀,无法立案;谷安排他们做不恰当的事情;在3号楼喝酒,怀疑酒里被下药,心生恐惧。

王智等人供述,王立军并非要他们真辞职,而是利用他们的辞职来向谷施压。郭维国也按王立军的要求,写了尼尔·伍德案现场勘查存疑报告。报告中称,尼尔·伍德案与首长夫人“K”有关。

谷对王也日渐防备。1月23日,大年初一,徐明在重庆。徐称,王立军跟他抱怨薄谷开来竟然通知进3号楼之前要先报车号,“以前王几乎每天都要去3号楼见谷,都是长驱直入,最近居然被挡,他很生气。”谷也告诉徐,王“根本不行”。

徐明供述,1月26日左右,王立军给其电话,让他去薄熙来那说说谷飞扬跋扈的情况,替他说说话。徐明认为此举不妥,有挑拨夫妻关系之嫌,予以拒绝。王告诉徐:“你要是去了,就是为了党和民族大义,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不去,就会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爆炸事件,覆水难收。”

“我觉得他很嚣张,就去了重庆。”徐称,1月28日,他在3号楼见了薄谷开来夫妇。当晚,他还见了王立军。王向其透露,自己当晚见到了薄熙来,并向其控诉了谷的四大罪状:杀死尼尔·伍德;动用“两劳”人员搜查重庆市委秘书长徐鸣的办公室和家;让王立军抓其四姐谷望宁;让王立军抓薄与前妻的儿子李望知。王告诉薄,这些事情他都压着,办理尼尔案的几个警察要辞职,他也一直维持着。

徐明回忆,当晚王兴致不错,说薄表扬了他,临走时还深情地跟他握了手,并说薄对他不错。

翻脸

但事情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

徐明供述,1月29日上午11点多,他到3号楼见谷,原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吴文康也在场。谷告诉徐,昨晚王立军向薄邀功,列举了她的四大罪状,1月29日上午,薄把郭维国、王立军都喊去,当场把茶杯都摔了。

郭维国供述,1月29日上午9点,他和王立军一起去市委1号楼,“薄骂王,说他陷害薄谷开来,又说他忘恩负义,越说越激动,伸手打了王一耳光,王立军躲闪了下,嘴唇还是出血了。王立军又向薄解释,和薄出去说话。”

新华社报道称,郭维国在讯问笔录中称,“打了王立军,导致矛盾就公开化了”。当天下午,王立军召集李阳、王智、王鹏飞,要求重新制作尼尔·伍德案案卷,案卷指向薄谷开来。

王立军仍未对自己的仕途感到绝望。王智、王鹏飞等人称,王立军并未将此案上报公安部,他并不是想真正破案,而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郭供述,当天他和王立军返回市局时,他对王称:“这回咱们是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还不如真整呢。”王立军答:“能真整吗?这回也达到80%的目的了,还有20%挂起来了。”

王立军确实并未放弃与薄、谷修好的努力。他给二人写了一封信。2月1日上午,徐明在3号楼薄谷开来处看到了这封信,信的内容是表忠心,称所有问题都是吴文康的挑拨。

2012月2月2日上午9点,王立军在市局15楼的局长办公室会见驻渝某部领导,双方讨论的是一个涉及军地双方的强奸案,王透露,这是他“最后一次局长公务”,因为昨天市委已决定他不再兼任公安局长,而他本人前几天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果。

2月2日中午,重庆市局召开党委会议,宣布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原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关海祥代替王立军,担任市局党委书记职务。

王立军被撤职当天,王智为表效忠,给薄谷开来写了悔过信。谷供述,“信上说王立军指使他陷害我有7条人命。当天我到市委1号楼去找王立军对质,王打了自己的耳光,辩解不是他指使的。”

据重庆市局办公室民警李娜(化名)回忆,2月4日,王立军还未搬离市局,薄谷开来来访,两人在王的办公室密谈了很久。当天中午,谷、王二人在市局14楼政务接待餐厅用餐,在外的服务员听到了谷的哭声。

2 月2日,不再兼任市局局长的王立军,其副市长一职的分工也被调整,从分管政法领域换到分管教科文卫口。据新华社报道,2月初,王身边另外3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王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遂产生叛逃的想法。2月6日,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于当日14时31分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美领馆内,王立军称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美方提供政治避难。后经重庆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劝导,王于2月7日离开美领馆,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问题。

月9日,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开庭。谷在庭审时表示,尼尔·伍德案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将永远难以心安”。提到王立军时,她遗憾自己“用人不察”,“这个人实在太卑鄙了”。

王立军也认为薄谷开来拖了自己后腿。9月17日,王在成都中院受审时称,“这个案件如果不是牵涉到谷,我肯定会安排多管齐下,早就把这个案件查清了。”

在法庭最后陈述时,王立军表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我知罪、认罪、悔罪……对培养关心我的组织、社会各界和亲人,我要在这里真诚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责任编辑:张晓萌)

王立军在重庆:警局干部人人自危

财新网/2008年6月30日,刚到任重庆的王立军在他人打量的眼光中,拜访了警察协会的老干部。这是他在重庆的第一站。他感谢诸位老干部肩负了历史,称自己将继承他们的道路。

此后三年,王立军却走了一条跟历届前任迥然不同的道路。

作为一个经基层历练、拾级而上的官僚,王展现出治警的铁腕作风。当年8月5日的夏季治安综治工作会上,他严厉批评了人浮于事的机关作风,称有人两脚搭在茶几上睡觉,有人用电脑玩扑克,有人跟他握手掏出来的是麻将。针对警界的痼疾,他提出要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闹者惩”的用人机制。

随后的打黑除恶,也被王赋予考核干部的功能。在打黑中,王立军创造了两个“ABC”。除ABC类案件外,他还以“业务上一票否决,政治上一锤定音”的原则,划分出警界的精英层,谓之以“ABC类干部库”。A类人才,为专案组长、副组长。王还要求民警贯彻重庆传统的“忠义文化”。

但在民警孙凌(化名)看来,打黑也是一场内部洗牌的开端,“通过打黑,王立军包装了自己,打掉了对手,把所有人凝聚在周围。”

文强归案2天后,2009年8月9日,王立军在警方通报警示会上称,自己要求专案组给犯罪嫌疑人做两个笔录,首先让嫌疑人检举警察、党政干部,其次才是本人的犯罪笔录。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创立了一套自由裁量哲学。他指向的对象,包括其下属,即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于其是否“忠诚”。

2009年10月,在市局党委扩大会议上,王称,“文强被双规后,我们在冷静地观察一些人的动作,欲擒故纵,自由裁量。”

所谓的“自由裁量”,由此成为王立军选拔干部的标准。一个例证是,文强案中,检方指控文强先后6次收取某李姓警官近5万元,并将其升职。孙凌透露,王并未处理李,而是把李调到身边,任命其为某办主任。

孙称,王立军喜欢脚绑沙袋,沿市局15楼局长办公室两侧的小花园跑步,跑完后,50余岁的李匍匐在地上,替他解沙袋。

2011年7月23日,在针对市局高级警官的讲话中,王立军称:“如果不听招呼,3000块钱我也能逮捕他,如果能听话,二三十万咱们也能过去,还能提拔他。”

东北人

在重庆,王立军的东北客人不断,知名度最高的,为赵本山及徒弟小沈阳。在王立军的一百多项专利中,就包含“循环式传菜火锅宴会桌”,这个专利的改进,跟赵本山渊源颇深。

2011年10月20日,王立军宴请赵本山、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等人,介绍重庆市局的“火锅厅”能像日本料理那样自动转,因赵本山夹菜时跟不上,他特意调慢了速度。

从东北来到重庆的,还有诸多重庆市局的高级警官,除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还有原技侦总队长王鹏飞、原沙坪坝区分局常务副局长王智、原刑警总队长李阳、原经侦总队长李永宁等人。他们称王立军为“老师”。

2009年11月,原锦州市古塔分局政委王智调任重庆市局,并参与了091专案组,到渝三个月后,王智任禁毒总队队长,后任沙坪坝分局常务副局长、党委书记等职。

2009年12月,原大连海事大学科技处处长李阳调任重庆市局刑警总队政委。此前,时年44岁的李阳并无任何从警经历。2011年8月,李阳进入市局党委,兼任刑警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一职。李妻陈燕也由辽宁调入重庆警界,由教师成为重庆市局出入境管理处副处长。

会见记录显示,李阳为王立军和多个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络人,也是多个基金的操办者。重庆恒德集团总裁王秉文向王立军捐赠别墅,李阳为接洽人。李还是重庆警察出国留学基金的经手人。

经侦总队长李永宁,也是王立军颇为器重的门生。2011年7月,37岁的李永宁由黑龙江调至重庆,任经侦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到渝两月,李兼任市局要害部门警令部党委书记一职。

即便是尼尔伍德案之后,仍有东北干部来到重庆。2011年12月3日,黑龙江绥化市公安局局长盛威将其下属、明水县公安局局长刘锐送至重庆。当天,王立军称黑龙江籍干部在重庆已成体系。

跟王立军一起来到重庆的,还有网络上盛传的其惨遭黑社会剥皮的妻女。王简历显示,其妻肖素丽为重庆市局交警总队政治处副主任,其女王迪原为重庆市局经开区分局民警,后调任商务部。

民警杨渝(化名)透露,在重庆,肖素丽不上班、不配车、没有办公室,王迪在重庆警界任职期间,时任经开区公安分局局长唐建华用自己的车接送其上下班。后唐在“打黑除恶”中被记一等功,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除“东北人”之外,还有一些投奔王立军的外地干部,内部简称为“外地人”。重庆市局原纪委常务副书记一职,由江苏灌云人王兴亚担任。2011年11月,原安徽淮南市公安局局长龚英敏调任重庆,担任市局政治部主任。

牺牲品

通过打黑,王立军初步完成内部整肃。2010年3月,王立军宣布,在重庆警界推行机构改革,市局各直属单位、各分局处科职干部集体下课,全部重新洗牌。

在“机改”中,民警蒋万渊成为自王到渝后因言受罚第一人。蒋原在市局禁毒总队,“机改”后被调至南岸区交巡警支队。蒋在天涯重庆论坛跟帖,表示对王和机构改革的不满。由于没有恪守“一个声音、一个动作、一盘棋局、一个目标”的原则,当年3月9日,重庆市局发出问责通报,蒋被开除,其所在支队的负责人也因连坐被撤职。

孙凌透露,因很多干警不愿留在市局,“机改”中很多职位达不到起码3人报名的要求。因此,王立军要求符合条件者必须报名,否则将以干扰和破坏“机改”予以问责。

2010年3月15日,王在市局干部大会上抱怨,称中层干部报名市局岗位人数非常低,经过发动,才突然变高。

在强大的监管力度下,王的“商鞅变法”得以推进。据内部统计,从“机改”始,短短2年,市局机关除国保和监管两个总队变动较少外,其余各单位的民警平均调换率均在70%以上,变动最大的是治安总队,这个近500人的队伍硕果仅存的只有5人,因这5人都是排爆民警,专业性太强。

在办案中,警方有诸如铁山坪的打黑基地,在治警中,王立军建成了对内整肃的“人才再培训中心”,内部人称“五七干校”。“机改”中,一批干部被淘汰至“五七干校”。在这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自己的错误,只领俸禄,不履职。

在“机改”启动一个月后,2010年4月17日,曾任市局办公室科长、为王立军当过秘书的忻建威,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接近忻建威的人士莫少(化名)透露,专案组要求忻交待跟局领导的权钱关系,并要其交待刘光磊、王华刚、王云生、杨增渝等局领导如何私下密谋排斥王立军。《南都周刊》获悉,在基地,忻建威被打致残,他把被自己打死的蚊虫收集起来,在墙上粘成了一个“冤”字。

2010年8月15日,忻被转移到石子山,四周高墙电网,岗哨林立,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的房间,两名武警24小时看守,要求其每天写五千字以上的认罪材料。2011年3月21日,在关押了三百三十天后,由于病情加重,忻被放出。

锦衣卫

王立军的内部讲话显示,在市局直属机关中,其主要表扬对象为网监总队和纪委。王将政治部和纪委誉为市局的两个“驱动轮”,政工管干部的帽子,纪委管民警的饭碗,这就是王立军所说的“双轮驱动”。

孙凌称,在重庆警界,大小事情动辄纪委介入,甚至宣传处写稿,王立军都要求纪委介入追责,“说起来都是笑柄。”

“狗门卫案”即是纪委问责力度的例证。参与处理此案的民警回忆,2010年,市局政治处民警徐某外出吃饭之际,因没带出入卡,无法进门,与门口的保安发生了口角,情急之余,徐称保安为“一条看门狗”。此事很快被上报,并被演绎成徐骂保安为“王立军的一条狗”。徐某也因此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官坝镇派出所,此地已接近贵州。

背后发牢骚,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2010年,九龙坡分局谢家湾派出所的6名民警,在外聚餐时议论王立军,被邻座录音上报,涉事民警皆获处分。因事发在8月30日,此事在内部被称为“830事件”。此事经通报后,民警互相防范,人人自危。

民警杨渝透露,一些市局处级以上干部电话不敢接,遇事打手势、做动作。私下谈话时,则将手机电池取下,将手机锁进柜子。谈到王立军,大家不敢直呼其名,而代之以“那个教授”、“W”。

2012年4月25日,在全市公安电视电话会议上,重庆市委常委、原政法委书记刘光磊透露,三年来,重庆共刑拘、劳教、开除公安民警1800多人,占全市公安人数的5%。刘称,“不能说全是错误处理,但要看到出于个人淫威确实处理了一批错的。”

蓝精灵

但凡王讲话、会见场合,必有市局特别报道小组警员在一旁拿着本子随时记录。这些人员被称为“蓝精灵”,因身着辨识度较高的蓝色制服而得名。

孙凌介绍,“蓝精灵”有20余人,包括摄影、摄像、文字,2011年还在全国公招了6个速记人员。这些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忠实地记录王立军的言行。

孙称,拍成的视频每日都要刻盘,因为王不会看电脑,每日的照片也是由专人PS后在市局旁边的春秋照相馆洗成6寸,经王过目挑选。这些视频、照片都要存档入库,经王本人签字才能使用。每个月,还要做一本王的影集。

“王立军喜欢对着相机展示他的左边,说侧身会让轮廓线条分明”,孙凌称。

在重庆警界,“蓝精灵”被戏称为“造神者”。他们还要负责撰写重庆市公安内网上的“图片新闻”栏目,在王任职期间,这个栏目成了其个人活动专辑,文字华丽,每篇点击量过万。

孙介绍,王要亲自审稿,稿子要全面体现他的思想,他提到的关键词不能漏,他没说到的高度要找准、拔高。

王身边这支文宣队伍,承受着来自王立军的直接压力。

“蓝精灵”的一位成员曾在抱怨:被大人物的一篇篇稿子折磨得痛不欲生。另外一位成员称,即便走在路上接到王的电话,也要立即靠边半蹲下,一手捂着耳朵接听手机,一手掏出笔和本子在膝盖上记录。每天干完活回家后,他需要坐在沙发上愣十多分钟,方能从“王的世界”里回过神来,恢复正常。

王的即席讲话稿还被整理出内部书籍,书名《视界》,铜版纸印刷,重达2公斤。在每篇讲话稿之后,还附上了警界干部的研读感悟。王立军被誉为“警中豪杰,师中楷模”、“他呕心沥血, 念兹在兹,为的就是安天下佑庶民”。

时任市局技侦总队长王鹏飞研读感悟称“用心品味立军同志的讲话,总有一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感受”;时任刑警总队政委李阳则称王“似一位哲人对民众、国家、历史的贡献”。

新生活运动

履渝后不久,王立军即要求,春节期间机关干部不得无端下区县,更不能收受礼品、红包。但他实际践行的,正是他口头所反对的东西。市局大院不久即旧貌换新颜。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透露,大院的环境建设都是区县的支持。

杨渝介绍,王原喜欢12这个数字,后又变成13,市局大院共摆放了13个大理石风水球,大院里各种沙龙含“龙” 字共13处。在办公主楼的后门,王还命人立起两块诗词照壁,分别刻着毛泽东《菩萨蛮 大柏地》、《沁园春 雪》,照壁上各立起雄鹰雕塑。

在王立军主导下,市局14楼建成外招餐厅,原来的民警食堂被命名为“生活沙龙”。2010年5月14日,王视察“生活沙龙”时称,要做最好的餐饮,设日韩、西餐、传统、冷餐四个厅,餐厅的食材,也是区县的进贡。

为了落实王立军让民警“有品质、有尊严、有文化、有修养”的指示,2010年5月,市局纪委出台“就餐管理六不准”,包括不准接打手机、说话声音不得超过45分贝、取食间距不得低于1米等。摄像机实时摄录民警的就餐情况。干警如违反上述规定之一,一律免职,并调离市局机关。

对这场新生活运动,民警并不领情。杨渝称:一个人拿着枪让你吃山珍海味,你吃得下吗?

据现任局长何挺在2012年4月25日全市公安电视电话会上的发言称,重庆市局“食堂一年要花1700万”。何要求吃清淡点,并当场废除了进贡制度,“市局不准再要分县局一分钱一斤菜一两肉”。

对出入市局大院的人,王立军事无巨细都有要求。2009年7月24日,他在阳光警务部署会上称,全国两处的警察形象比较落后—重庆警察斜背兜、安徽警察夹带包,他极不赞同斜背兜,“跟票贩子一个样”。

他要求民警要通过服装展现品位。在2010年4月的警务便装配发专题会上,王强调要区分三种服装:警服、正装、警务便装。

孙凌透露,在其任上,王立军给市局每个民警做了2套警务便装,共花费8000元,每个文员(无编制的民警)两套共5000元。

《南都周刊》记者在重庆市政府采购网站查询获悉,2011年5月27日公布的“警务文员服装制作采购结果公告”,中标金额为4642.4万元,中标供应商为大连大杨创世。但这部分仅涉及文员,并非全部警服置装经费。大杨创世向媒体确认,重庆警方近几年确实曾大量向其定制警便服西服,但拒绝回答重庆警方定制的具体数额和金额。

女子交巡警特勤支队的服装都由王亲自过问。2011年8月7日,在接见女子交巡警时,王立军告诉她们,“裤子开始设计得不合理,后来我从医学的角度才发现不对。”

警务大跃进

资料显示,王立军在规划的重庆市局未来发展蓝图中,对外要“比肩京津沪,全国争一流,接轨国际化”;有“世界上流行的交巡警系统,有美国的直升机,还有以色列、德国的技侦、情报设备” ;要建立一个专门的三甲医院,民警看完病后签字就走;民警举止优雅、普遍拥有高学历;所有民警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由“警察人民公社”负责。

王计划给全市民警建5万套房。2011年7月31日,重庆市局和万科集团签署了“322禾园”工程合作协议。王立军对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透露,物业公司就叫警察人民公社。当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称,等到保安公司上市后,拿出15亿成立警察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

这些都还只是王立军远大蓝图中的边角小料。在市局党委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就巴渝英烈纪念墙、反恐快速反应平台、公安档案馆、警方云计算中心、警务情报信息中心、技侦装备等近30个项目做出了指示。

王称,这些项目700亿也挡不住,“但我让他们控制在550亿之内”。杨渝称,为了这26个项目,市局宣传部还专门成立班子做专题片,专题片设计为360度全景式的恢弘呈现。

王立军还打算成立警务飞行总队。2011年11月18日,他接见了香港飞行队前总监毕耀明,并透露市局要购买一批直升机,已派人去美国谈判。

在王的蓝图中,最为外界熟知的是交巡警平台。在2009年11月18日的交巡警体制行政办公会上,王特别指示“要订购俄罗斯警方在黑河、加索等高寒地区的警靴,靴子里装上发热的锂电池(三个月换一块),配发热背心”。2010年,王立军在全市设立交巡平台500个,为此撤销了193个派出所。

在警界内部人士看来,交巡警设置并不合理。2010年7月16日始,原涪陵区交巡警客运东站临时负责人胡晓刚在公安内网中写下五篇值班随记,记录了他对交巡警平台的看法。

胡在随记中分析:平台上一不能办案;二不能调解纠纷,能做的是查询比对;三耗资巨大,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四在严寒酷暑中露天作业,透支警察的生命。因此,他设想把平台变为移动的警车,把办公场所设在群众看得见的巡逻辖区,这样办案更快捷,见警率也高。

2010年8月5日,公安内网好警网头版头条以《一位重庆交巡警胡晓刚的火炉仲夏夜日记》为名,原文刊载胡的随记。胡随后被撤职,调至偏远的武陵山乡派出所任民警。

在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胡提出申诉,讲述自己遭遇的“政治迫害”。胡称,随记一事令王震怒,命纪委追查其写作意图。渝公纪文(2010)67号称,胡发表负面言论,属违纪。

在申诉中,胡晓刚字字血泪地叩问王立军时代,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一个战友不堪重压跳楼,一位协警昼夜巡逻,为完成摩托车公里数惨死在车轮下。”

在重庆,全市1.4万名交巡警,还需人人背诵过关长达3200余字的《交巡警迎检词》,即为迎接上级领导视察时的仪式流程和解说词。

重庆警察大规模扩编,也是警务大跃进的重要内容。在多次会谈中,王向客人介绍,自他到渝后,重庆警局共招警2万多名,全局共有现役警力7万余人,其中有公务员编制的共4.2万人,占全市公务员一半,成为亚洲最大的警局。

警务大跃进的背后,是庞大的财政支撑。2010年7月,在公安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会上,王立军透露,重庆公安的经费占财政收入的7%,这个比例高于任何省市。2011年9月,在会见辽宁省交警功模休假团时,王又透露,重庆公安的花费已占财政收入的13%。

在今年4月25日的全市公安电视电话会上,重庆市局局长何挺称,他从市府主要领导人处得知,500个交巡警平台每年的花费为4亿,七七八八的“小发明还不少”。

2012年5月24日,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重庆市政府一领导人称,“我做生意从来就是赚钱的,只有做公安局的亏死了。”

“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警界内部讲话中,王立军多次推介自己的三个思想资源:毛泽东、余秋雨、郎咸平。

他要求大家要多看一看《毛泽东选集》,“总体发展格局都脱离不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框架”;在为重庆警院授课时,他建议余秋雨的书要多看几本;2010年3月,在“大情报”专题授课讲座上,他要求民警要学习郎咸平,称郎“一榔头砸下去,让很多经济载体、经济学家没有秘密可言”。

王立军最反感的,是律师和媒体。他称,“二十几个律师就搅得执政党用很大的宣传机器来对付”。2010年10月,王在市局党委讲话中提到,称凡媒体攻击重庆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公安机关和民警个人要分别对“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进行起诉,是称“双起”。

《南都周刊》记者获得的重庆市局“双起”舆情处置报告显示,2010年11月15日,市局宣传处巡查微博和推特时发现北京律师浦志强 “借题发挥,热炒‘双起’”。“针对个别别有用心的律师、记者”,重庆市局拟定50个网帖标题,连夜号召全市民警投入“荣誉捍卫战”中。

2010年11月22日,王立军针对“双起”做出批示,称当今中国最大的隐患是“一群混饭事(注:原文如此)的文人,引爆的是律师和媒体,也可能会毁掉政权”。

在“双起”中,司马南 发文四论王立军为什么“突遭撕咬”,北大教授孔庆东也曾声援。当年11月26日,王立军对此批示称“近日有人在诽谤孔教授,速组织人增援”。1天后,王再次批示,要求“力挺孔,赞扬孔的国格人格,文人风骨”。

2011年6月14日,司马南向王立军当面提起,他对王的关注缘于“双起”,因为气不过才写文章声援。王表示,司马南的文章,他每天都看,而且都汇报给了四大班子。

就在这次会面的前一天,重庆市局安排司马南为1800名民警做了名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讲座。

在会谈中,王立军表示“有人把新闻自由当成民主,这是一个误区”。当天在场的除了司马南,还有一清、知名博主司马平邦、网友郭松民、《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

2个月前的2011年4月30日,“乌有之乡红色旅行团”在重庆市局受到高规格接待。会谈中郭松民告诉王,“乌有之乡”因为支持除恶打黑,受到很多围攻。王表示,请郭转达对乌有之乡的感谢。

在当天会谈中,司马南还谈到,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取决于该国势力的强弱。王立军也持类似观点。2011年10月22日,他就卡扎菲被击毙的新闻专报做出批示称:

“忘战必危!试想如果‘萨、穆、卡’三人如果不和敌人握手,决不会有今日之悲!做忠臣有时难过,但带着尊严怎样都能过。做奸臣不得好死,死无葬身之地!且出卖民族、国家、信仰、族荣。纵观几百年,美国不仅无历史,而重要的是从无朋友,现在的盟友是历史的交战国,而过去的朋友是当下交战国。”

在批示的结尾,王立军称此事对“中国及中国做人做事是借鉴无穷”。当天,网安总队和宣传处将其批示抄告全局。

做出该批示三个多月后的2月6日,王潜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病理性人格

在重庆市局,王立军设置了严密的人防、技防设备。市局主楼15楼的外间为其办公室,里间为其休息场所,只有警卫员和贴身的生活秘书才能进。

15楼两侧还有2个小花园,王立军平时会绑着沙袋绕花园跑步。2011年12月29日,王立军向澳门大学李德透露,自己打篮球、跑步时都绑着沙袋。

主楼14楼的行政宴会厅,为王待客所用。由于担心安全,王立军吃得很少。2011年7月3日,他在市局会议上透露:我现在吃的东西,是从北方我家里做好以后,每个月150盒寄来的。

相关人士透露,王出行时,市局南门的紫薇路须交通管制,交巡警总队特地安排了一个副支队长随时上岗。由于王行踪不定,该副支队长有时凌晨两点还要上岗,深夜下班回家后,这位女民警过度紧张,无法入眠,只好通宵自制西点,缓解压力。

王立军随时处在紧张状态。“他一个人的紧张,造成了所有人的紧张”,孙凌称,在重庆警界,写检查是一大景观,要把自己的错误上纲上线,首先要骂自己不是个人,其次分析自己为什么不是人,接下来表示自己怎样做好人。

孙介绍,为了写检查,他苦思冥想,除了要想对仗,还要故意把字写得生僻,写王认不了的字,这时王就会批示“过”。

在王身边的外宣民警看来,压力最大的时候,还是王立军当了副市长之后。2011年8月,王去武隆“三进三同”,跟农民同吃同住。

杨渝回忆,市局为此派了很多警力做特别清理。当天,因对“蓝精灵”和政府办公厅写的稿都不满意,王立军要求市局宣传处副处长、市政府办公厅七处处长副处长等人就此事写简讯、小说、散文、公文等各种体裁共5篇稿。

“王立军是个病人,当这个病人把自己当成正常人,把其他正常人也搞疯了。”杨渝称。

王身边的高级警官统计,称王立军夏天处理人较少,冬天则特别多,“我们揣测,夏天民警穿浅色衬衫较多,浅色让他安静,到了冬天,他就很暴躁。”杨称。

“没有民主,没有法制,谁都没有安全感。”民警李娜称,即便警察协会退休的老干部,也不得不仰仗王的鼻息。

李称,王立军要求老干部出席活动时都需穿西装,唯独原市局副局长周志仁每次出场都穿着夹克。王每次都严肃地告知,“周局长,你下次穿西服”,然而,周颇有傲骨地用重庆话回应:不得行。李娜揣测,因周的儿女都不在公安局上班,他才能如此硬气。

敢于挑战王立军的形式感洁癖的,还有原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李透露,每有中央领导来市局参观,刘光磊作陪时几乎都是身着夹克,吃饭时也是拿梨、桃、馒头等,站在领导附近,边走边吃,这些举动,往往导致拍出来的照片无法登大雅之堂。这让王立军大为光火,每次看到此类照片,他都恼火地大手一挥,意即弃用。

尾声

2012年1月,王立军差一点就获得了擒获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犯周克华的机会。周前后作案9起,包括“319案”,10人死于其枪下。1月19日,周潜回重庆,并将作案的弹夹扔进了江北区的一个垃圾桶内,公开挑衅警方。王立军的大刑侦体制没有经得起实战的考验,周成功跳出包围圈。

孙凌回忆,2月2日中午,市局召开党委会议,宣布副市长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消息传出后,民警奔走相告,“管他去哪里,只要不祸害我们就行。”

相关人员透露,王在搬离市局时,后勤处准备了40个一立方米见方的纸箱,后发现远远不够,最后王的服饰、用具和古玩共用去125个纸箱。

孙凌透露,在王出走美领馆的消息证实后,有分局给民警发短信“严禁喝大酒”;刘光磊在市局会议上也提到,有的民警表现很高兴,“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影响工作”。

2012年4月25日,在重庆市公安工作会议上,现任局长何挺指出,某些领导干部违反民主集中制,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好大喜功、层层加码,导致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疲惫不堪。何提出要“踏雪无痕,润物无声”,一点点的解决问题。

在王立军进入美领馆2个月后,4月6日,重庆市局一位外地干部在《重庆晚报》副刊发表了《家乡,我的温润记忆》一文。在这篇充满了乡愁的散文中,该干部追昔抚今,称“2009年,一纸调令,我从港城来到千里之外的山城,并融入这座美丽城市”,如今,人到中年,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犹如江南梅雨绵密悠长。

2012年8月13日,原重庆市局副局长唐建华因受贿罪被批捕;8月20日,王立军的副手和部下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因徇私枉法罪被分别判处5到11年等徒刑;

9月25日,王立军被以滥用职权等四罪判刑十五年。

在重庆民警看来,这些都是迟来的正义,但记忆已经无法抹去。“你们没经历过大跃进,我经历了。没经历过‘文革’,我经历了。过去三年,我们是把历史浓缩了”,孙凌称。

英国播放海伍德案之谜:王立军呈美国领事馆视频部分曝光

英国第四频道/《中国谋杀之谜》采访了海伍德以及谷开来亲近的朋友,以及大量证人。他们的说法可能挑战此前大众对这一案件的看法。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是埃德华.沃兹(Edward Watts)。其中包括王立军呈美国领事馆视频部分资料。

尼尔海伍德生与死:MI6间谍还是政争犠牲品?

英国第四频道于11月12日晚上播出《海外特别报导:中国谋杀案之谜》(Chinese Murder Mystery, A Dispatches Special),记者史考特‧克拉克(Cathy Scott-Clark)与李维(Adrian Levy)花了一年时间,针对英国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的命案,走访认识他的朋友、同事、英国使馆人员,并采访到薄家的亲信。除了揭露海伍德其人其事,对海伍德英国间谍说加以辟谣之外,也指出此案的疑点,质疑中国人民法院所呈现的版本与判决。

尼尔‧海伍德1970年10月20日出生于伦敦,父亲是股票仲介人,母亲从事电视直销业,底下还有一个妺妹。他父亲上哈洛公校(Harrow Public School),因此他在十三岁时也进入该校读书。他的舍监大卫‧培瑞(David Parry)注意到海伍德并不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他以为哈洛将来会成为他的晋身阶」,所以得过且过。在初级会考之后,培瑞老师特别警告海伍德,假如他再不用功的话,可能进不了大学。然而海伍德依然我行我素,因此在高级会考中表现不佳,勉强及格,进入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念国际政治。

本节目的记者连络了海伍德在哈洛公校的三十位同学,他们只记得他喜欢Talking Heads乐团,运动不怎么在行,其他就没有什么印象。而沃里克大学之中似乎更没有什么人记得他。他的舍监培瑞老师说,海伍德似乎是一个很难让人留下印象的人。而海伍德似乎也很清楚他给人这样的印象,并以其神秘的形象为荣。

1992年他毕业的时候,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修毕三年的中文课程后,1995年他前往大连。当时的大连市市长就是薄熙来,他想把大连建设成「北方明珠」,因此对西方招商引资;而许多大连市的生意人则想让自己小孩学英文,因此海伍德很轻松地就在大连的小学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

到了九零年代末尾,他显然已经在大连市落地生根,不但跟当地的女孩子交往,后来也跟她结婚,生了两个小孩。他当时对同事说,他想要自己开设语言学校,然而此计画从来没有实现。公元2000年,他到北京的英国大使馆作结婚登记,英国使馆人员注意这号人物。当时北京英国大使馆的第一秘书,凯瑞‧布朗(Kerry Brown)对他觉得很好奇,「那时候,很少英国人住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尼尔‧海伍德人很随和,是道地英国人的样子。」几个月后,布朗到大连市去找他,发现他漫无目的地穿着毛衣牛仔裤晃来晃去,不像当时许多在中国的英国人汲汲营营地想要发大财。

2001年,海伍德开始觉得缺钱,教师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薪水也低。他想模仿他的英国朋友们,进入顾问一行大赚一笔。他不但懂中文,又有中国老婆,所以进入此行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万事具备,只欠东风,那就是他没有「关系」,不认识什么中国政界人物。他读报知道薄熙来的儿子到英格兰留学,上的是哈洛公校,他认为这是他的大好机会。

2003年,海伍德终于靠着他从前在哈洛的旧识,跟薄瓜瓜与谷开来搭上了线,他们见面的地点是在伦敦贝克街「皇朝会」餐馆。海伍德曾经告诉朋友,薄瓜瓜是靠他才进入哈洛公校读书的,在他死后,媒体把此说法当成事实报导,但这是谎言。 1999年12月,十岁的薄瓜瓜在谷开来的陪伴下,来到英格兰的伯恩茅斯(Bournemouth)上短期的语言学校,并在公元2000年进入哈洛公校,靠的是一位「皇家英国军团」(Royal British Legion,这是一个为英国现役与退役军人募款的慈善机构)的义工,范多‧维维安梅(Fido Vivien-May)的帮忙。这位义工向记者证实他确实曾帮忙薄瓜瓜申请哈洛,但「那孩子得以入学,完全是因为成绩优异缘故」。

所以当海伍德在伦敦见到他俩时,薄瓜瓜已经在哈洛两年,此时,薄熙来仕途一片大好,谷开来必须花更多时间留在中国。海伍德于是对她提议,他愿意代为照顾薄瓜瓜,例如在期末时,到学校去把他接回家。谷开来同意了,并给他一辆二手的宾士车,让他可以方便接送,还让他使用位在伦敦西区的公寓。匿名的消息来源(薄家亲信)表示,「尼尔偶尔会帮瓜瓜的小忙,主要是跟学校有关的事情,然而薄家并没有花钱雇用他,他也没有义务替薄家跑腿。 」

然而对于海伍德来说,他虽未受雇于薄家,但他现在有了「关系」。 2002年他在哈洛校友录上写道,他的工作是:「帮助在中国作生意的英国企业」。他本人也开设了一家公司,驻册于伦敦的尼尔海伍德有限公司(Neil Haywood & Associates Limited)。然而根据英国商业局的报告显示,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商业活动,也好几次因为没有呈缴财报,而被列入警告名单之中。

然而表面上看起来,海伍德好像挖到金矿了。 2004年薄熙来成为中国商务部部长的时候,海伍德也搬到北京,他的两个小孩则进入显赫的英国德威学校北京分校(Dulwich College)就读。他本人开始作英国贵族的打扮,加入英侨商务协会,也参加英国使馆的各种宴会活动。

此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仲介:替英国公司找到能够廉价制造产品的中国工厂,假如搭上线成交的话,他可以赚取佣金,价值高达合约的15%。这样的工作买空卖空,并非靠真才实学或本事,也许因为如此,他喜欢故作神秘,此时遇到他的英国人记得海伍德讲话刻意含糊,喜欢强调他认识共产党高层,例如跟薄家很熟,可以轻易把事情搞定。

他本人特别喜欢詹姆士‧庞德,他日后买的银色Jaguar轿车车牌以及手机号码,都包含007这三个数字。而这一点似乎是他死后造成外界揣测他是英国MI6间谍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可能是英国大使馆在公元两千年时确实曾经对他感到兴趣,想要找他反映大连当地的情况。然而本节目的记者在调查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持他是间谍的说法。英国政府强烈否认此说,也否认他受雇于英国政府。一般说起来,MI6应该不会鼓励手下的干员开着车牌号码是007的车子跑来跑去。

海伍德显然没有什么商业长才,也不是苦干实干的类型。所以,当薄家于2007年开始倒楣的时候,海伍德的仲介生意也受到了影响。当年年初中共元老薄一波过世,薄熙来失去靠山,从商务部长一职被贬到重庆去。另一个大危机是谷开来当时被检查出水银中毒,在牛津的薄瓜瓜要求休学一年以回家照顾母亲。谷氏中毒一案在2007年12月6日向北京的公安局报案,警察的结论是薄熙来的前妻之子指使司机、佣人下毒。当时谷开来病得很重,很少出席正式场合,也停止跟旧识与朋友连络,她似乎对于以前在大连的旧识有了戒心。当时海伍德跟朋友抱怨,说谷开来变了,变得神经质、似有偏执妄想,却仿佛不晓得谷氏中毒的事情。

当时海伍德生意走下坡,显然有点狗急跳墙,向朋友吹牛说他陪伴薄熙来搭飞机从北京飞重庆。然而记者所采访到的薄家亲信说,薄熙来虽然曾经见过海伍德多次,却根本没讲上一次话,而且中国领导人旅行时,不可能让外国人陪伴。

谷开来可能同情海伍德,还是帮他介绍一个要在重庆郊区盖大批英式住宅的建商。然而到了2008年,重庆建商因为海伍德未能引入英国资金,把他赶走。当年夏天,德威学校寄来他小孩的注册缴费单时,他写了一封e-mail给瓜瓜,狮子大开口地要求一笔钱,希望谷开来赔偿他被建商赶走、以及报答他多年前曾经照顾薄瓜瓜的功劳。薄家非常讶异。 2008年北京奥运举行的时候,薄瓜瓜安排海伍德与他母亲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茶馆见面。结果,海伍德向每个人道歉,说他并不是真想要薄家给他那么多钱,只是希望薄家帮他一把。

海伍德没有坚持薄家给钱的理由,可能是他已经可以自行找到「关系」。这个时期,海伍德当上北京阿斯顿‧马丁跑车(Aston Martin)的非执行经理(non-executive director),他也自称是英国前任首相邱吉尔的一个远房亲戚,杭莉叶塔‧史宾赛‧邱吉尔(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女士的驻中国代表,后者当时想要把室内装潢的生意扩展到中国。杭莉叶塔女士向记者证实,她跟尼尔很熟,但他们的合作没有任何结果。

2010年4月,海伍德回到英国,他的公司因为没有呈缴财报,而被商业局除名,他不得不付出一笔高昂的法律费用,请求高等法院暂停该判决,使他不被银行列入黑名单,能够贷款还债。然而他的债务情况没有好转,2011年年初,他再度e-mail给薄瓜瓜,再度向薄家要钱,这封信的口气比前一封更加急迫,还详细列出他当年如何帮忙瓜瓜办舞会,甚至如何在瓜瓜参加高等会考时,担任哈洛公校与瓜瓜父母的中间人。

谷开来听说海伍德又寄e-mail来,评论说海伍德这次真的疯了。在重庆公安局局长王力军的怂恿下,谷开来向重庆的公安局备案,报告海伍德的行径。薄家还是拒绝给钱,海伍德跟前次一样也没有再坚持,而双方似乎还是维持友好关系。 2011年夏天时,海伍德跟薄瓜瓜在北京的五星级旅馆里见面,一起喝酒,海伍德还询问谷开来的身体情况,表示想去探病,瓜瓜说谷氏不想见客。

事实上,2011年春天,海伍德的生意似乎有了起色,他搬到北京北郊,一个月房租高达四千英镑(五万人民币)、门口有警卫看守的高级社区,还买了那辆车牌有007的银色Jaguar 轿车,以及一艘游憩艇。最后一位跟海伍德聊天的朋友,是英国财经记者汤姆‧瑞德(Tom Reed),他们在北京顺义区的一家义大利餐馆吃饭。这是11月9日,他被谋杀的4天前。瑞德说,当天海伍德看起来心情不错,他谈起他在一家情报咨询公司哈克路特(Hakluyt)的新工作,还说他想搬回英国去,没有提起薄家。

两天后,11月11日,海伍德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馆所举行的「跑车俱乐部」成立餐会,当天很多中国有钱人都在现场。 11月12日早上,他接到了一通电话,要他到重庆去。

11月13日晚上,他住进重庆的丽景渡假酒店。 11月15日旅馆清洁人员发现了他的尸体。三天后,11月18日,他的遗体就被火化了,死因据说是「饮酒过量」。他的追悼式不久后在英国举行,海伍德的遗孀以及小孩特别从中国飞到英国参加。许多朋友听说海伍德过世,死因是心脏病,他们虽然感到难过,却未怀疑他的死因。

然而耶诞节时,谣言流传说海伍德是被谋杀的。 2012年2月初,王力军与美国的李锠钰联络,说有一名外国商人在旅馆里死亡,需要他的专业知识进行法医学鉴定,他会派两个人专程送血液样本到美国去。然而李锠钰在美国等呒人。王力军的手下在二月初被逮捕,而王力军本人在2月6日跑到美国领事馆去请求政治庇护。

澳洲记者高安西(John Garnaut)当时被请到美国领事馆当翻译,他说他一进图书馆里,王力军开口就讲谷开来谋杀海伍德的惊人故事。王力军还声称他自己被薄熙来追杀,不能离开领事馆,必须等北京派特警来重庆保护他,他才愿意走。

他当时在美国领事馆所讲的故事,与人民法院定罪谷开来的版本非常类似:谷氏约海伍德到酒店会面,想办法劝他喝下了大量的威士忌酒,他醉酒呕吐,要求喝水,谷开来趁机在水里面放了氰化物,毒死了海伍德,谷开来接着离开旅馆房间,并在房间门口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

海伍德的英人朋友认为上述版本,未能解释许多疑点。比方说,海伍德死时,不但有新工作,又搬新家,似乎已不缺钱,不太可能为钱再跟谷氏开口。更何况,即时是前两次他真的开口,过程都相当和平,与暴力沾不上边;再如,海伍德跟薄瓜瓜一直维持友好的情谊,甚至一直到尼尔死前。这些,谷开来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真把海伍德当成一大威胁,或会危害薄瓜瓜的人。

本节目的匿名消息来源则表示,谷开来不可能谋杀海伍德,因为这样做,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她自己曾是律师,为何已经跟公安局报案,却又觉得必须杀人灭口?何况谷氏中毒以后,行事更是谨慎,不可能在薄熙来政治生涯仍属一帆风顺之际,做出如此莽撞的事情。本节目还访问到谷开来1999年在伯恩茅斯陪儿子读书,她所租的公寓的房东,房东先生理查‧史塔利(Richard Starley)证实了薄家亲信的说法,他说谷开来是事事为儿子着想的好母亲,为人客气,行事低调稳重,不可能犯下蓄意杀人罪。

而检查官为此案所呈现的物证,亦值得商榷。比方说,王力军在投案的三个月后,终于交出了血液的样本,辩护律师在庭上指出,其中的毒药含量不足以杀人。当时房间的窗户被打开,窗台上有脚印,是否代表第三者进入?辩护律师也质疑,海伍德的尸体有被搬动过的痕迹,是谁人所搬?另外,检方说监视器拍到谷开来出现在旅馆中,然而此录影带并没有在庭上播放。同样地,王力军声称他拥有谷开来认罪的录音带,这个带子也没有公开播放。

英国国会的外交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主席理查‧奥特威(Richard Ottaway)表示,谷开来的审判,以西方的标准来说,属于极简主义(minimalist)。虽然审判的过程只有一天,也没有提出许多罪证确凿的事证,然而,它确实举行了,也公开了,符合了英国对于中共的要求,海伍德案必须公开审判的最低标准。

本节目的匿名证人提供了另一版本:谷开来确实曾经到旅馆去见海伍德,然而她离开时,海伍德人好好的。后来有第三者进入旅馆房间,毒杀了海伍德。匿名证人又说,谷开来在今年三月被逮捕之前,曾对她表示,王力军罗织罪证,刻意栽赃。所以,后来谷开来在法庭陈述时,特意强调王力军在整件事过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匿名证人又指称,此案王力军涉嫌最重。王力军是专门从北京调来,到重庆调查谷氏被下毒之事的警察。他办事牢靠,很得薄家信任,他甚至负责为谷氏安排医生与疗程,薄熙来显然觉得太太的命都是王力军帮忙捡回来的,很是感激。海伍德寄e-mail给薄瓜瓜要钱时,全世界知道此事只有三人,除了薄家母子俩之外,第三个人就是王力军。

王力军曾经有一度为他的仕途感到忧虑:2010年中共似乎打算办他的贪污罪,当时他有两位同事死得很可疑,他还对别人表示一些黑帮似乎有高层在支持,他变得相当紧张焦虑,甚至罹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必须接受治疗。然而匿名证人在2011年再见到王力军时,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什么都不怕了,一副高枕无忧的样子。最后,王力军叛逃到美国领事馆,这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应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大罪。然而,最后王力军却只被判了十五年,政治权利只被剥夺一年。单单这一点就无法让人不起疑。

西方的观察家在看海伍德命案时,把此事与中共的权力斗争结合在一起,薄的垮台才能保证左倾路线受到压抑,习近平等人才可以高枕无忧地掌权。确实,海伍德命案爆发后,一个月之内,谷开来就被逮捕,而相关人物都相继下狱,薄熙来也被开除了党籍与公职,现在正在秦城监狱面临多项指控与调查,即使是下一代都被殃及,薄瓜瓜现在已经躲起来。假如一个英国人之死,可以使薄家的势力被斩草除根,永绝后患,那么,对薄的政敌而言,代价应该可谓值得。

多位西方记者表示,海伍德案让他们开了眼界,见识到中国政治勾心斗角以及阴谋狡诈的一面。前北京英国大使馆人员,凯瑞‧布朗表示,一位英国公民被诱骗到重庆的一家三星旅馆,然后被灌氰化物毒死,英国难道只能沉默吗?将来英国人到中国去,还会觉得安全吗?显而易见的是,海伍德虽死,然而此命案的重重疑点并未得到澄清,许多人也仍无法释怀。

残暴堪比商纣:重庆黑打十大酷刑揭秘

人民网/自2012年3月薄熙来、王立军下台后,重庆警界内部就低调开始了平反打黑除恶中遭到“黑打”的案例。而重庆2009年开始的“打黑”风暴受刑细节开始不断被曝光。被关押过的人员介绍,打黑基地里的警察,下手往往有恃无恐,“打死了上面有王立军”,几乎成了这些警察的口头禅。

日前,有大陆网站根据公开新闻报道以及涉案律师李庄个人博客等,总结出重庆打黑“刑讯”十招,包括老虎凳、鸭儿浮水、苏秦背剑、金鸡独立、烤全羊、缠铜丝、打表、浇冷水、喷芥末油、咽阴毛,并辅以示意图,发布如下,以飨读者。

文强之子受访:在狱中是091专案“吴良” 不肯签字被打


文伽昊,重庆打黑1号大案主角文强的儿子,父亲被抓后他也曾被羁押10个月左右。图/记者倪志刚

从看守所出来后,文伽昊最喜欢三件事:游戏、抽烟、喝酒。他想找份工作干干,但受挫;他想找个女朋友,没谈成。他说,自己记住了父亲的话,“我不会因此仇恨社会”。

潇湘晨报记者倪志刚刘洁重庆报道/在朋友眼里,他是个宅男。面对潇湘晨报记者时,他话很多,语速很快,挺着个大肚子,让人感觉像个憨厚而单纯的大学生。他叫文伽昊,他的父亲是文强,重庆司法局原局长,2009年重庆打黑1号大案主角,打黑中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文强被执行死刑后,文伽昊极少出现在媒体视野里。12月3日,他跟潇湘晨报记者讲述这几年的人生际遇。在父亲离世、母亲坐牢、他独自一人面对社会的情况下,他是如何生活的?

“091”专案,他是“吴良”

圆圆、胖胖的脸庞,熟悉文强的人一眼可以看出,文伽昊跟他父亲很像。

经历巨变,文伽昊一度失去生活方向。如今的他,看起来心绪已经稳定。

网上一度传闻他是被警方从国外抓回,文伽昊说,这个说法不对。

他说,他确实去过国外,那是11年前的事了。2001年,他被父亲安排去加拿大读大学,但因为不适应,半年后就回来了。

他说自己去国外学的是国际贸易,但具体是国外哪所大学,他想了好久,又说因为改了好几次,不记得了。

他记忆力不好。一年前有家媒体的女记者采访过他,记者跟他提起这个女记者的名字,他想了一下,“这人好像是男的吧?”

文伽昊说,他和母亲是2009年8月7日凌晨3点左右从家里被带走的。此前一天,文强在北京被重庆警方控制。

他回忆,当时专案组的人说是司法局的,要找文强汇报工作。文伽昊说他和母亲都不信,他们担心,文强干公安多年,有人来报复。

他们报了警。110来了,得知是专案组的人,又走了。通过猫眼查看证件后,文伽昊开了门。

他先被带到重庆沙坪坝看守所,呆了几个小时,又被带到北碚看守所,在那呆了十个月左右。

文伽昊说,被羁押期间,专案组主要问文强跟公安局和市政府的哪些领导有交往。

在看守所,他被取了化名,叫吴良,091专案组的。091专案正是文强的案件,是2009年1号大案。据公开资料显示,当时专案组有几十个。

失踪?被“遗忘”了4个月

文伽昊说,在监舍,有人问他,091是什么意思?他就说是2009年1月的案子。但后来还是有人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说,在看守所期间,他没坐“老虎凳”,但有次被打了。

他说,那次专案组提讯、做笔录,他说了一点点,笔录却写了很多,他不签字,结果被打,“后来看守所的出来,把我们分开了。之后这批人再没来过,专案组另派了一批人”。

2009年12月份,专案组来了个领导对他说,“吴良,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经过查证,你跟涉黑组织没有太大联系,你的问题不是很严重。”

文伽昊说,他吓了一跳,“我怎么又跟黑社会联系上了?没有太多关系,那不是还有一点点哦?你们要搞清楚哦。”他跟对方说,自己最初是以涉嫌“窝赃”被抓的,“对方回答说会查清的”。

2010年1月至5月,大约4个月时间里,专案组没有一个人来见他,他好像被遗忘了。

这期间,外界盛传文伽昊失踪了。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家人为他请了律师,但文伽昊说,他直到出去也没见到这个律师。他不知道家里的信息,不知道父亲的消息,不知道母亲的消息。

时间久了,文伽昊说他有点恐惧:他们是不是把我忘在这了?

5月中旬左右,他写了封信,要看守所转给专案组,问是不是忘掉了他,“这里还有个人啊”。

他后来才知道,他父亲的案件2010年2月2日一审,4月份一审宣判判处死刑。2010年5月21日,文强案二审宣判,法院驳回上诉。

6月2日,文伽昊被带回沙坪坝看守所。两三个检察官站在那里,给他念了法律文书,说他涉嫌掩饰转移非法所得,但是微罪不诉,然后释放了他。

最后一面,向文强磕3个头

从看守所出来,文伽昊说他头脑一片空白。

他说,出去前一两天,专案组的人问他出去后去哪,他说去九龙坡杨家坪的舅舅家。

出去那天,他舅舅来了,舅舅辖区的派出所也派人来了,直接把他送到九龙坡。

在杨家坪呆了一个月,2010年7月7日,文伽昊和他阿姨接到通知,要他们一大早赶到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见文强。重庆三中院是文强一审审判的地方。

见到法官,文伽昊问,“是复核下来了吗?”法官含糊地答了一句,“应该没这么快吧?”

重庆三中院一个大厅里,几十个人等在那,有法警、武警、法官、专案组的人。文伽昊说,过了一会,父亲戴着脚镣手铐出来了。

他迎上去叫了一声爸爸,然后一起聊了十多分钟,“当时周围又是拍照又是摄像的,干扰很大,气氛很不好”。

他说,父亲跟他说,要他对母亲好一点,要他找份工作,找个女朋友,结婚生子,还说了那段后来广为流传的话:不要仇恨社会,不要受他的事情的影响,不要去恨别人。

文伽昊问父亲,复核下来了吗?文强没回答。文伽昊说,他当时想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的,因此没有说太多。

见面结束时,文强跟他说,孩子,你给我磕头吧。文伽昊说,自己当时也没在意,跪下磕了3个头。

这天,文伽昊接到干爹的儿子张淏西的电话,对方说你父亲已经被执行了。

“不可能吧?上午还见了面。”文伽昊说他一下子急了。后来他看到报道,才知道确实是真的。他后悔自己的后知后觉,其实那就是临刑前的最后一面,征兆很明显。

这天下午,张淏西陪他去重庆市公安局拿领骨灰的证明。

他们赶到殡仪馆时,工作人员已经快下班。他们总算找到一个工人,但没有骨灰盒。

第二天早上,他们买了一个骨灰盒,将文强的骨灰放了进去。

文伽昊说,他没把骨灰领出来,将它寄存在了殡仪馆,“要再找机会将父亲下葬”。

记者问他,怎么理解最后见面时文强说的那些话。他说,他记住了这些话,“我不会因此仇恨社会”。

过年的鞭炮声中,他喝醉了

在舅舅家,文伽昊看到了母亲养的贵宾犬“雪梨”,抱着它哭了一场。他说,父亲母亲不在身边,他把“雪梨”看做一个孩子。

2010年7月,他去看在女子监狱服刑的母亲,特意带去了母亲和“雪梨”的照片。

他说,当时母亲看起来精神很差。他安慰母亲,母亲则反过来安慰他,要他好好生活,小心一点。之后他每个月去看母亲一次。

刚从看守所出来时,他全身长了疱疹,“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他在舅舅家用中药泡水洗了一个月的澡。

他说,在舅舅家,街道办、派出所、专案组的人经常去找他,“他们要我最好不要离开重庆,去重庆主城区要跟派出所讲”。

文伽昊问,“为什么?我出来了,还没有自由吗?”

对方回答说:“是关心你。”

其间,他准备去成都看朋友,但派出所的人说不要去,他就没去。

他说,有次他去巴南看爷爷的坟,结果有专案组的人打电话给他,“小文,你怎么去巴南了?”

在舅舅家,他喜欢呆在家里,不出去,睡觉的时间特别多。

他窝在家看电视。他本来很喜欢上网,但那段时间很少碰电脑。偶尔上网,也只看体育新闻。他有意不去看那些关于文强的新闻。

文伽昊的干爹说,小文被抓前不抽烟不喝酒,在里面学会了抽烟,出来后又学会了喝酒,“太苦闷”。

2011年春节,他是在舅舅家过的。他说,那是个很郁闷的年。在烟花鞭炮的喜庆气氛里,他喝醉了。

他基本不跟外面的人来往,经常有一些朋友来看他,他不时会喝醉。

想去朋友那上班,被婉拒

2011年四五月份,文伽昊回了家。

面对凌乱而空荡的房子,他说自己很迷茫,很伤感,感觉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他在家抽烟,有时坐在阳台上发呆,以至于烟经常燃完了又熄灭了都不知道。

他睡在父母的房间里,经常睹物思人,抽烟越来越凶。他说自己现在每天大概要抽一包烟。

一个朋友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就搬到他家,陪他一起住。

在很多熟悉文伽昊的人眼里,他是比较闷的。张淏西经常跟他一起玩。张淏西说,文伽昊是个宅男。

他喜欢打游戏,特别爱打一款叫做Dota的游戏。他还很喜欢在网上跟人聊天。

2005年,他大学毕业,想跟朋友一起开个网吧。他说父亲没同意,后来有人邀他开酒吧,他也没敢跟父亲开口,“父亲希望我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我不喜欢”。

2007年,跟他家相交20多年的干妈开了个公司,让文伽昊在那挂了高层职务,但他很少去上班。

2008年,文伽昊得到父亲的默许,去朋友开的网吧里参了一股。网吧在重庆大渡口那边,他说特别喜欢呆在那。

文伽昊说,他被抓后,因为警察隔三岔五去检查,那个网吧生意很快一落千丈,最后不得不转卖。

回家后,有段时间,文伽昊很想改变每天无所事事的状态,找份工作干干。

有次跟一帮朋友聚会,他说想去上班,然后就问一个朋友,你那公司要不要人?

“那个朋友说上班没问题啊,可以给个职位,先领工资,但是你刚出来,先休养一段时间,把身体养好。”

文伽昊说,他知道这是婉拒,心里不是滋味。但后来一想,网吧的事情都牵连了别人,现在去人家公司上班,是会给别人添麻烦的,于是也就理解了。

此事再无下文,他不敢也不愿再跟别人说工作的事情。

现在,他经常去干爹干妈家玩。他的干爹干妈因文强案被判刑,已经出狱。

他说,他现在的生活是单调、枯燥的,经济方面主要靠亲戚和朋友接济。

他现在没有女朋友,以前谈过一个,但没谈成。

“对方父母知道我是文强的儿子,要她跟我分手。”文伽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重庆打黑时期富豪陈明亮亿万资产被划走后执行死刑

中国经营报/

重庆“打黑”申诉潮再追踪

薄熙来、王立军留给重庆这个直辖市的痕迹正在逐渐一寸一寸地被外界所知晓。这些历史的记忆能够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隐藏至今,不能不让人感到可怕与悲哀。而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反思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警醒和启示。

本报上期刊发专题报道《重庆“打黑”申诉潮》之后,再次更加深入地考察重庆“打黑”的内部机理,关注到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即是“打黑”过程中对于众多民营企业涉黑资产的处置问题。而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由于无视相关法律法规,使得整个涉案资产处置过程极为不透明,更为今天有关部门的清理处置带来了诸多困难。

强权推动的运动式“打黑”该如何早日被法制规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淘汰,恐怕是重庆“打黑”给中国执政者提出的严峻课题。

调查一

重庆涉黑富豪陈明亮资产“蒸发”记

“当时小混混来闹场子的时候,遇到了陈明亮,这些小混混吓得撒腿就跑。”12月11日,尚未装修显得有些空洞的世纪英皇大酒店大门前一位擦鞋大姐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世纪英皇大酒店前主人所谓的黑帮故事。这位大姐的身后,一片片枯黄的银杏叶飘落在地。

2010年7月16日,重庆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在涪陵区看守所留下了一封写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信,但这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两个月后,他被执行了死刑。

就在陈明亮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申诉材料之时,他所拥有的亿万元资产,已经在重庆市有关部门紧急处置下被划走。陈明亮和其妻子左保书最为看重的世纪英皇大酒店,也被列为涉黑资产进行处置。

而在薄熙来、王立军落马之后,陈明亮数十亿元资产的处置或许也有了新的转机。12月11日,接近陈明亮亲属的陈丽(化名)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由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已经与陈明亮家属进行了对接,但是现在暂时还没有任何进展。”

英皇前世

1985年,南下广东闯荡了一番的陈明亮回到重庆,与妻子左保书一起,做起了电线、电缆生意。1994年,陈明亮和左保书创立了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经营项目涉及仪器仪表、建筑材料等领域。而在资产积累之后,陈明亮对于古玩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创立的泰古三峡古玩城在重庆收藏界也极为有名。

财富积累的同时,陈明亮也在寻求着一个更大的机会。2003年,重庆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做了一生中最大的一笔买卖。当年陈明亮了解到重庆英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意出售一个烂尾项目。重庆英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背景极其深厚,其母公司是香港英皇集团。陈明亮在权衡之后,前往香港与英皇集团老板郑裕彤进行了商谈,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

此时,重庆房价尚未高涨,土地价格也远未达到如今的价格。重庆英皇在重庆江北红旗河沟拥有15900平方米(约合23.8亩)土地,按照当时的市价周边土地价格大约也在一两百万一亩左右。然而,老重庆陈明亮意识到这块地处于交通枢纽,未来必有可观的升值空间。

为了能够在收购后迅速予以动工建设,陈明亮还拉上了老朋友曾学建的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共同受让该地块。最终,陈明亮和曾学建以5500万元(约合230万元每亩)买下了这个烂尾项目。

由于这一项目系重庆处置“四久工程”(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的范畴,重庆市还发文同意该项目享受重庆市的相关优惠政策。而在记者掌握的相关文件中看到,该项目的取得符合重庆市的规定,并核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重庆市规划局2006年核发的建筑工程许可证显示的情况,世纪英皇大酒店项目投资金额为18000万元。该项目在2007年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随着一系列手续的完成,这一重庆著名的“烂尾项目”终于开始动工。陈明亮和妻子左保书期望在这里打造出重庆最顶级的白金五星级酒店和写字楼,成就重庆的英皇帝国。 2009年6月,陈明亮被抓捕之时,世纪英皇大酒店已经主体完工,酒店也即将进入装修阶段,左保书甚至急切地开始为酒店的窗帘进行挑选。

然而,随着陈明亮的被捕,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资产被收缴

2009年3月19日,重庆发生了哨兵枪杀案;2009年6月3日,重庆爱丁堡发生了李明航被枪杀案。当时的重庆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熟悉陈明亮的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爱丁堡枪案发生之后,李明航的家人一度到处说是陈明亮所为(相关部门最终未认定),一些朋友也劝陈明亮离开重庆暂避风头。但是已经当了15年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的陈明亮却根本没有在意,“他说:‘我出去躲什么,又不是我干的!’”于是照常与一帮朋友聚会打牌,而左保书也在准备着赶往国外与儿子、媳妇碰面。

然而,2009年6月5日,正在与马当(拥有大世界酒店等资产大正集团负责人,被判无期)、曾学建等老搭子打牌的陈明亮被重庆警方抓捕。陈栋说,一开始以为只是赌博的小事情的左保书也没有在意,甚至认为把陈明亮抓进去几天,也可以给陈明亮一个教训。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左保书等人的想象。2009年6月19日,左保书也被有关部门抓捕,并被关押在荣昌一个戒毒所的黑屋里,一共24个警察看守。而在左保书和陈明亮被关押期间,一场针对其资产的处置行动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记者获得一份重庆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中显示,2009年10月20日,一位市政府副秘书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世纪英皇项目非法资产处置有关问题,重庆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城乡建委、江北区和重庆交旅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纪要中,明确写明:经公安机关查实,由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世纪英皇项目,其50%的权益系陈明亮犯罪团伙违法所得,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追缴,并作罚没财务上缴财政。而在会议纪要中,重庆市财政局委托重庆交旅集团作为世纪英皇项目追缴资产的托管人,履行对世纪英皇项目 50%的经营管理权,委托期暂定为一年。

对于这样的处置,陈明亮的辩护律师刘劲律师至今仍然有些愤怒地说:“当时还没有判刑,就已经处置世纪英皇的资产,这是不按照法律来办事,而且股东犯罪还要区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之间的关系,不能够把合法的公司财产也一并没收。”

然而,当时正值“打黑”的高潮,谁也阻挡不了重庆加速度处置涉黑资产的脚步。而已在监狱中的陈明亮也只能够选择拒绝签字来作为抵抗。根据2009年9月21 日重庆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追缴通知书(渝公追缴字[2009 ]01号)显示:“经公安机关侦查,陈明亮位于重庆国际贸易中心住宅6套和世纪英皇大酒店50%权益,以及兰博基尼轿车(车牌号渝AZ7777),均系陈明亮涉黑犯罪团伙违法所得购买,予以追缴。”在这份追缴通知书上,重庆市公安局陈明亮专案组成员还标注:2010年9月24日20时10分,620专案组成员向陈明亮出示追缴通知书,陈明亮拒绝签字。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包括左保书新买的宾利车,以及大量的古玩等贵重物品都被公安机关予以追缴,而且并未出示清单。

资产处置糊涂账

对于资产处置的情况,左保书在2010年出狱之后很长时间也并不清楚。

2010年2月4日,重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明亮进行了一审宣判。陈明亮被认定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贩卖、运输毒品罪,行贿罪,故意伤害罪,赌博罪,非法拘禁罪7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于法院的判决,刘劲律师表示:“对于陈明亮的量刑过重,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以陈明亮直接负责组织卖淫活动的经营、管理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这是在以往有关组织卖淫罪的案例中没有先例。”

据了解,被认定为卖淫场所的大世界云梦阁开业于2001年,但是由于长期亏损,最终在2008年2月歇业。陈明亮在大世界云梦阁持股10%,属于小股东。

而在法院判决之后,2010年6月,同样被抓的陈明亮的姐姐(当时57岁)和陈明亮在向最高人民法院写的上访信中写道:对于没收陈明亮个人全部财产不服,在本案侦查阶段,有关银行存款、房产、汽车等财产被冻结查封,这些财产中有些属于陈明亮家庭其他成员的合法财产,有些是陈明亮在本案一审认定犯罪行为发生前积累的合法财产,两次判决都没有对这些财产的来源、权属进行甄别,这样的判决很可能造成对他人和单位的合法财产、对陈明亮个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侵害。

但是律师的辩护以及所有的反应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就在陈明亮一步步迈向不归路之时,重庆对于陈明亮资产的处置即将收尾。2010年2月,重庆交旅集团出资500万元成立了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该公司随后开始托管世纪英皇大酒店。

对于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如何处置英皇大酒店资产,记者与该公司党群工作部、投资发展部都取得联系,然而都以“这个事情最好问市政府”为由拒绝采访。记者多方查询之后了解到,早在2010年5月25日,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就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世纪英皇项目权益分配协议》,根据协议由甲方收购了乙方在世纪英皇酒店资产中所拥有的50%权益。知情人士透露,林建物业只获得了1.6亿元。对于此次出售,由于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不愿提供当时的收购和处置细节,因此无法掌握更准确的信息。

江州实业原高层表示,总建筑面积 16万平方米中,其中7层准备用做酒店的约有6万平方米,即使按照2万元/平方米的商业价格估算,这块就价值大约12亿元,加上10万平方米的两栋写字楼,总估值近20亿元元。即使在2009年重庆官方组织的评估中,世纪英皇酒店也将近10亿元估值。而且据之前陈明亮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的合约,酒店这部分资产共同所有,不能变卖。

但是,一切的操控权已经不在陈明亮和左保书手中,在房地产产权证上,江州实业也被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替代。而在写字楼和临街门面已经交付使用后,共7层楼占地6万平方米的原酒店用房却一直处于荒废状态。

王立军曾掌劈原副局长彭长健天灵盖致小便失禁

核心提示:重庆现年57岁的警察周文召(化名)2010年1月4日因非法持有弹药罪一审被判3年。周称他因与文强交好而被捕,最初的罪名是涉黑,其患癌的妻子也受到折磨并被判刑。因在狱中唱红歌表现突出,周文召获减刑。而王立军此前曾下达打黑指标,要求一票否决打黑不力者。


在重获自由后,周文召重返“大安收费站”,看到房间地上遗留的被子。


这里曾经是重庆市“永川区第二看守所第二监区”。


曾经的审讯点人去楼空,墙上残留“罪名分类表”,包括“受贿罪、诈骗罪、行贿罪”字样。

中国青年网/当57岁的周文召(化名)蜷坐在沙发上讲述过去3年的遭遇时,深灰的面容与其愁苦的表情交缠在一起,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一名从警超过30年的警察。当他站起身,左腿明显比右腿纤细羸弱,以致走起路来只能一瘸一拐,更凸显出与年龄并不相符的老迈。

在重庆打黑行动中,周文召在2010年1月4日因“非法持有弹药罪”一审被判3年。同年5月28日,重庆一中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因在狱中唱红歌表现突出,周文召获减刑提前出狱。出狱后一直申诉至今。

但他一直隐藏自己的故事,直到上月末,在打黑中被判刑的前律师李庄,接受重庆一中院关于其案件申诉的约谈后,周文召才决定曝光自己的遭遇,让外界了解重庆打黑中从未公开的一面:各类“黑老大”受审入狱的同时,成百上千的重庆警察,也经历了过山车似的命运跌宕。

据悉,目前重庆警方正在启动内部纠错和平反机制。12月11日,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对此表示,市委、市政府、市委政法委对于此事的确极为重视,目前正在研究相关方案,但还没制定出来。

“双指”“明确告诉你,文强被我们抓了。你要把违法犯罪问题向组织交代清楚,然后检举文强。

2009年重庆打黑开始,那年周文召正好从警30年,从一名退伍军人到重庆公安局缉毒总队毒品鉴定中心主任(正处级),一路过来平淡不惊。

2009年8月7日晚上9时,意外不期而至。正在家中看电视的周文召,接到了总队政委电话,大意是查获了一个大的贩毒案件,“需要过来处理一下”。

他略感纳闷,毒品鉴定中心一直有人值班,按说这样的案件他不必到场。赶到政委办公室后,发现政委对面坐着一名陌生人,“也没太在意,就跟政委聊起天来”。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政委除了打过几通“怎么还没过来”的电话,并未谈及“那个大贩毒案件”。

时间已经接近午夜,七八个人走了进来。周文召称,此时政委起身,指着办公桌对面的陌生人介绍,“这是市局纪委的领导”。陌生人站了起来,按例核对身份后,对他宣布:我代表立军局长以及市局党委,对你采取“双指”措施。周文召大感意外,向对方索取文书,遭拒。

这一情节,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在2009年10月10日曾出具说明。“关于周文召私藏弹药一案来源的情况说明”中指出,8月7日,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按市局指示对周文召采取“双指”措施,承办人为“柴超”,但并未提及“双指”原因。

“091” 专案组在重庆打黑中可谓赫赫有名,意取“2009年第一要案”,即是针对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曾做过16年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一案,后又侦办一系列打黑大案要案,主要打击保护伞及政府官员。专案组组长郭维国,为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得力干将,后因涉王案被判11年有期徒刑。

2009 年8月7日为“091”专案组正式成立之日,也是文强被采取“双规”措施第二天。周文召一案由其侦办,意义不言而喻。但实际上,就南都记者调查所知,后来自感遭遇不公的警察,均有类似遭遇,最开始都是被诸如“091”、“618”、“730”这样因打黑成立并以打黑出名的专案组所查,但最终获刑却与最初 “涉黑”指控大相径庭。

在收缴随身物品并搜查完办公室之后,周文召被办案人员带回了家。路上,周文召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通知远在綦江的妻子张梅(化名)回家,他称,电话里妻子有些不安:老公,你有啥子事没得?

差不多在2009年8月8日凌晨1点钟,一行人来到周文召位于重庆江北区的家中。专案组在询问张梅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周文召被带出家门,再次上了车。

“去哪?”“到外地”。

临走时,周文召回望妻子,“过几天就回来”。但夫妻再次团聚,已是两年零7个月之后。这正是张梅的刑期,罪名是“私刻公章与伪证罪”。

实际上,周文召前脚被带走,“很多人又涌了进来”。张梅回忆,当时办案人员要房屋的结构图,她未给,并要对方出示搜查证,对方答:这个你不要管。当晚办案人员对其家进行了详细搜查,很多物品被扣押。

当日凌晨2点过,张梅也被带走,“当时也不知在哪,有四五个人看守”。

这时周文召已经随车在成渝高速永川大安站下道,拐进老成渝公路原“大安收费站”。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戒备森严、灯火通明的阵势,在一横幅白纸上,有“永川区第二看守所第二监区”字样。周文召被带到一栋旧楼的二楼,另外的人接管了他。

据周文召了解,重庆指定的“双指”地点为江北区的石子山上,“这是个私设的场所”。在重新获得自由后,周文召重返这里,从其拍摄的照片可见,这里早已人去楼空,只有墙上残留的“罪名分类表”的“受贿罪、诈骗罪、行贿罪”字样。

部分亲历者和警方人士透露,重庆打黑时类似这种场所有24个之多,著名的铁山坪、沙坪坝榕湖宾馆等都属此列。这些场所的出现,主要是当时抓人太多,人满为患,被迫陆续启用一些新的场所,之后发展成为各个专案组的“外讯基地”。

上述一切在重庆官方的文件中均无从查证。在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2009年10月10日出具的“抓获经过”中,只载有“2009年8月11日22时许,重庆市‘091’专案组侦查员王世平、李彦对犯罪嫌疑人周文召执行拘传至永川市公安局接受审查”。

在周文召的记忆中,8月8日凌晨被带到“永川区第二看守所第二监区”后,当晚开始便有24名武警轮班看守,两人一班、“两小时一班”。第一天晚上在破凳子上一夜无眠后,第二天中午,武警送来了折叠床与军用被褥。此后3天,直至“8月11日晚”,一直无人问津。

张梅此时的经历则悲惨得多。她回忆,被带走后,由于身患甲状腺癌,8月8日白天病情发作,全身抽搐,吃不下饭。到了晚上,被押到特别审讯室,坐上“老虎凳”,戴了脚镣手铐。

“知道文强被抓了么?”“不知道。”“文强已经被抓了,不要靠这棵大树了。”

此后,问题便一直围绕与文强相关的经济问题展开,而是否帮“文强藏东西以及检举文强”则成为问话的重点。从“8月11日晚”开始,周文召也开始了与妻子类似的经历。周文召称,当晚12点左右,七八个人涌了进来,为首正是郭维国。

“知道文强被抓没?”

“不知道。”

“明确告诉你,文强被我们抓了。通过这几天考虑,你要把违法犯罪问题向组织交代清楚,然后检举文强。明确告诉你,抓你是因为你站错队,交错友,跟错人!”

……

查阅周文召以及张梅的案卷,并无记载上述内容的笔录存在。对此,周文召与张梅认为,“从一开始,抓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突破文强,我们最终获罪都与文强无关,这样的内容当然不会出现在笔录里。”

“外训”周文召称,在14天的审讯生活结束时,下肢已经浮肿得根本站不起来,尾椎处皮肉已溃烂撕裂,疼痛难忍。

周家与文强两家关系交好,在重庆市公安局尽人皆知,文强儿子至今仍称周文召夫妇为干爸干妈。周文召对此也并不回避。

所以,当文强在2009年8月6日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周文召也曾想过自己迟早要接受调查,只是没想到会有后来的遭遇。

周文召称他遭到了刑讯逼供。这也是不少重庆打黑亲历者对办案机关的共同指控。此前有媒体报道,在樊奇航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过程中,朱明勇律师拍摄的会见录像显示,樊奇航“曾被铐上手铐吊起来脚尖点地,十多天不让睡觉。铐得太久,以至于手铐嵌进肉里,警察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取出来,我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一截舌尖自残。”

2009年10月15日,在被“外训”至榕湖宾馆后,周文召自认“厄运到来了”。他回忆,当时坐在不到0 .2平方米的特制铁椅上,被套上“又厚又臭”的黑头罩,双手上竖平端、双脚后撑,身体被重达六七斤的铁镣铐固定在椅子上,对面是高强度的炽光灯不分昼夜地照射。

只见于影视剧中的这一幕,如今已是一场难醒的噩梦。“手脚分别铐在椅子上,两只手只能竖立平端于椅子和扶手之间的枷锁横档上,两只脚踝套扣上椅子前腿。”周文召说道。

睡觉是不被允许的。“困的时候,审讯人员用随手抓到的东西敲头,甚至用背包带狠狠地勒住前胸向椅背靠,或用双手不停地摇你的头,不让睡,半夜冷时就将房间冷气调到最大,拼命吹”。周文召称,在14天的审讯生活结束时,下肢已经浮肿得根本站不起来,尾椎处皮肉已溃烂撕裂,疼痛难忍,“当时只想找个机会自残,真是生不如死”。

吃饭也是要看审讯人员的心情。最开始每天只给一小碗方便面,再后来就是审讯人员吃剩的东西,即便如此,肉也是要被挑出来倒掉的,“只有青菜”。抽烟是一种奢望,哪怕是审讯人员抽剩的“烟屁股”。实在忍不住,“就跟审讯人员说抽根烟,可以理清下思路,也好交代些问题”。

忆及此处,周文召双眼含泪,长时间哽咽不语。

针对以上说法,一名在打黑中功勋卓著的专案组成员表示,就细枝末节而言,刑讯逼供也好,不该获罪而被司法审判的也罢,都是存在的,“但不是大面积”,“审讯是一门艺术,暴力逼供是最低级的,为人所不齿。打黑主流毕竟是好的,老百姓是拥护的”。

不过,多名警方内部人士透露,2009年9月4日,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涉嫌充当黑社会保护伞,被专案组从市公安局会议现场带走时,王立军一脚踹向彭的膝盖将其踹倒在地,彭爬起来时,王挥掌劈向彭的天灵盖,彭长健当场小便失禁。

因为患有癌症,张梅需要每天打止痛针,医生也不建议提讯。张梅因此没有受到“外训”待遇,但坐“老虎凳”是难免的。所谓“老虎凳”,此前系监狱系统为极度危险或情绪不稳定的罪犯准备的临时看护用具,重庆有大概120台左右。

“其间不准上厕所,我走不动,也不准扶,只能走几步蹲下来”,张梅称,“每天提讯,轮番轰炸,有时就用轮椅推出去”。看守的警察看不过去,会偷偷给她东西吃,也会给些葡萄糖水,“之前还有管教干警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无论你在何方,有一群警察默默为你祝福。”

获罪周文召一家共计6人被抓,其中5人分判10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

专案组一直要周文召承认“与文强结伙作案”。被拒后,专案组于当年11月7日再次将张海泉从看守所接到“基地”,“又是3天3夜的轮流审讯,其间不给吃喝”。“你认一个5000元的,不论是行贿还是受贿,我们都好交差”。

周文召没有认罪,最终以私藏弹药罪被判入狱。

私藏子弹101发,是周文召获罪3年的最终依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9)沙法刑初字第883号】认定,2009年8月8日,重庆市公安局民警在被告人周文召居住地搜查时,从二楼主卧室床头柜抽屉内查获“六四式”手枪101发,“……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且情节严重”。

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出具的“抓获经过”显示,专案组是在2009年“8月8日16时许”在对周文召家中进行搜查时,发现“周文召非法持有弹药”,“091”专案组立即指派沙坪坝区公安局立案侦查。

但周文召表示,第一份刑拘通知书上的罪名是“结伙作案”,后来又陆续更改为“涉黑、涉恶、包庇纵容黑社会、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受贿以及贩卖毒品”,但都无疾而终。从周文召卷宗法律文书上看,侦查此案一直是“091”专案组警察,“涉黑”较为符合当时背景。

关于私藏弹药,周文召自称其从被提讯时便主动向专案组说明,而且之前已多次向原单位报知并要上交。在“2009年8月11日22时至2009年8月12日2时”的笔录中,在被问及“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说的”时,周文召提及“家里可能还有一些子弹”。

这份笔录并不长,主要是围绕子弹展开。笔录中,周文召解释,子弹为20多年前组织派出所干警打靶时剩余,后因工作调动及多次搬家,最终被放置家中。2009年春节发现后,即向单位主管枪支弹药领导徐萍说明,7月份再次说明,后因工作耽搁一直未上交,直至被抓。

在证人证言中,重庆市公安局缉毒总队综合科科长徐萍证实,“好像有人在我们检查组外面说‘我屋头有几盒子弹,看什么时候我把它交回来’”。在这份证言中,徐萍称不记得具体是谁说过此话。出狱后,周文召就此询问过徐萍,得到的回答是,“那个时候我怎么敢说呦。”

重庆市公安局相关文件证实,周文召所持的持枪证为2003年4月20日,至今仍有效。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中,也再次确定此信息。周文召的辩护律师古富国认为,作为一名现职的、具有合法持有枪弹权利的警察,周文召对于子弹既无故意隐藏,也非拒不交出,最多只是一般违反枪支管理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

周文召随后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诉。2010年5月28日,重庆一中院裁定认为“丧失配备枪支弹药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但裁定结论仍为“定罪准确,量刑合理,维持原判”。

2009 年11月4日,重庆沙坪坝区公安局以张梅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帮助毁灭证据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报送沙坪坝区检察院,检察院最终以“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证罪”向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沙坪坝区法院一审【(2009)沙刑法初字第886号】判决张梅有期徒刑两年零9个月。

2010年4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0)渝一中法终字第58号】维持原判。周文召一家共计6人因此案被抓,其中5人分判10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其儿子在被关押9个月后,最终以“不起诉”获得自由。

群像数字显示,重庆打黑中共有502名公检法干部涉嫌充当“黑社会”保护伞被调查。

周文召的遭遇并非孤例。

2009年10月9日,48岁的唐农因“涉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被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分局刑事拘留,随后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成为重庆市公安局当年打黑行动中又一落马的正处级警官,在经过13个月的审讯羁押后,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以徇私枉法罪判处唐农两年徒刑。

公开报道显示,2009年5月重庆警方破获的一起制毒案,罗力任专案组组长、唐农为副组长。当年7月9日,毒品加工厂开办者谭立仁归案。

检察院起诉书称,审讯中,罗力给唐农使眼色后,唐农离开,站到了审讯室门口,罗力随后对谭立仁说,让你不跑你还乱跑,你只有自己“刚起”(什么都不说),大不了坐几个月牢,我后面想办法。离开时罗力对唐农称,不要把今天我对谭立仁说的话对外说,唐事后未向组织反映。

此案在重庆公安系统内部广为流传,被戏称“一个眼神定案”,与李庄案异曲同工。“罗力是我的直接领导,又是专案组组长,他让我离开审讯室,我只能服从命令离开”。12月5日,唐农称,当时根本不认识谭立仁,当时站在门外,罗力对他究竟说了什么,我根本无法知道,“当时的支队审讯室应该有录像,但我的律师去调取,他们说已经丢失”。

唐农的辩护律师韦锋表示,唐农案完全是“口供定案”。“只有口供,没有任何物证,除了唐农、罗力的认罪口供,就是谭立仁专案组的民警口供,唐作为罗的直接下属肯定要服从命令,且对罗、谭之间的对话内容并不知情”。

2010年底,“091”专案组曾通报媒体,文强伙同政法系统内亲信及黑恶团伙,造成政法系统窝案、串案,警方分管刑侦、治安、经侦、禁毒等警种的10名负责人,成为以文强为首的黑恶团伙保护伞,近400名干警涉嫌违法违纪,均被查处。

42 岁的曹可(化名)原为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局副局长,曾担任市局办公室副主任,2010年7月9日突然被专案组蒙面带到北部新区大竹林“打黑基地”实施“双指”。曹可称,当时在“打黑基地”专案组成员讲,要打消顾虑、认清形势、看准政治方向,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要主动揭发原市局和其他处(总队)领导的问题,要交待其他公安局副局长乃至办公室人员是如何故意与立军局长对立的。

关押半年后,曹可于12月22日被宣布逮捕,送到市第二看守所,2011年6月被渝北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3年。

曹可透露,与他同时在市公安局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的3名同志均遭专案组羁押,秘书科副科长辛建威3月被带走关押在“打黑基地”300多天,冉允强5月、吴沁林6月、苗禾7月,均被不同程度遭判刑,被双开,而市局办公室原主任周穷被以“充当黑社会保护伞”获刑20年。

数字显示,重庆打黑中共有502名公检法干部涉嫌充当“黑社会”保护伞被调查,一些厅级区县公安分局负责人落马,20多名处级以上干部落马。

2009 年3月,刚出任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在全市公安工作的一次视频会议上称,重庆公安系统的“黑社会”应该占16%-17%。据介绍,王立军要求每个分局、处室、支队、科所每月都要报打黑线索,每个专案组有指标,有评比,“凡打黑不力者,一票否决”。为鼓励打黑,王立军规定打掉一个黑社会团伙加50分,侦办一个其他刑事案只加两分。

纠错2012年8月10日,周文召的申诉获得听证开庭。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唯一获得受理的申诉案件。

因被判刑而申诉鸣冤警官并非周文召与唐农两人,来自重庆市公安局内部消息,目前已经接到20多份原处级以上警官关于“遭遇刑讯逼供,形成冤假错案”的申诉材料,普通民警和科所长级别的申诉近百份。

来自重庆市公安局资料显示,2010年至2011年两年间,市局政治部就下发关于干部任免的文件121份,1131(人次)处局级干部被任免,平均每月有47.5%(人次)被任免。根据王立军指令,还有基层6372(人次)科所队长被任免,占全局科所长总数的99.8%。

“在王立军全面主持市局工作的3年中,第一年被处理的民警900多人,第二年为2900多人,第三年为1800多人,这些民警中有的被行政撤职、降职、劳教、双指,还有被判刑”。该负责人称,尽管其中有文强、彭长健等确实违法犯罪的警察,但在高压的打黑态势下,无疑存在一些冤假错案和被无辜打击处分的警察, “一些缺乏证据证明违法违纪的,已经恢复了职位。”

据介绍,王立军落马后,重庆市委政法委原主要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说,打黑专案组在办案中存有问题的,要主动交待,不要等到组织彻查,那样就被动了。同时,该负责人称,目前重庆警方正在启动内部纠错和平反机制,该项工作由新局长上任以来开展,共设立3个工作组,抽调了20多名民警,由一名副厅级副巡视员牵头,主要是处理对王立军任内遭遇不公正对待警察的来访来函,进行专案调研与约谈当事人。

12 月11日,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对此表示,市委、市政府、市委政法委对于此事的确极为重视,目前正在研究相关方案,但没有制定出来。同时来自警方内部的信息显示,一些在王立军治下机构改革中被调整岗位的警察的确已经恢复原职,“区县上来的没有动,但从市直机关下去区县的很多已经回来了。”

曾做过王立军秘书的辛建威称,新任局长曾在一次警察平反工作会议上,用“润物无声、踏雪无痕”八字来形容此项工作。

“市局领导的指导意见是,被劳教、撤职、降职与行政纪律处分的警察,视其申诉进行内部处理,确实遭遇不公的进行平反,撤销处分并恢复公职和待遇,对于被判刑的,不管实刑还是缓刑,要将所有申诉资料转交法院,走司法程序”。该负责人称,至今已内部纠错5个批次,但只占申诉者的1/3。

不过,重庆警方内部也有人士指出,这种纠错必须慎之又慎,“要防止浑水摸鱼现象”。他指出,在机构改革中调整岗位的警察,有些的确能力不济,而从区县竞争上岗的警察,也不乏精英,“纠错必须厘清源头,区别对待。”

2012 年8月10日,周文召的申诉获得听证开庭。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唯一获得受理的申诉案件。对于结果,周文召看得很淡,57岁的年龄已是职业生涯的暮期,过去 3年的遭遇也几乎耗尽了他对这份职业最后的热情。他仍保留着一套警服,闲暇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一看,“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穿上它”。

王立军打黑鲸吞民企资产 借展览与中央领导捆绑

齐鲁晚报/核心提示:媒体称,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王立军表示,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有退休高官参观完打黑展览后,王立军便在解说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

2008年6月,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上发表《我心永驻》一文。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词。在这篇临行自白中,王称:让我从渤海之滨,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这个行动虽不如打黑一样为外界熟知,却颇得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赞赏。

2008年11月1日,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数次找重庆市局班子谈话。在场记者回忆,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称:要多给年轻人压压担子。

当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宗旨教育,摘录了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让民警学习。

在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在一个涉及军地合作的案子中,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两档节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重庆打黑第一枪

秀山缉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时期。20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

尽管“3•19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当时王已被免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案发一月余,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以“3•19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此案还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王透露,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把移动、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他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未能预料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

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王称,“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3案”后,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技侦、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没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对于打黑对象,王立军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不无自得地称,部署打黑时,他一张纸也没有,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岳村已经落网。他们皆为民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一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

“我向市委领导汇报时说,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王称:“大家能想象,黑恶势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强调,打黑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王立军称:打黑关键要看执政党的决心。

黎强被抓次日,到渝仅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继秀山缉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三次升迁。

091专案组

如果说“6•3案”打响了重庆打黑第一枪,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专案组由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牵头。作为王立军的嫡系部队,091专案组参办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打黑要案。该专案组得名于 “2009年打黑第一号重要案件”,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王智、万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杨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残酷,在内部有“万州熊”之称。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警员包围飞机,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王立军的亲自带队下,被带上警用防暴车。

2天后,王立军召开警方警示、督办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打黑除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除铲了文强、黎强等“五强”外,还有公、检、法、司参与的“司法打捞队”,及9名律师。王透露,市政法系统一有级别的干部还为落网的律师鸣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领导带话给该干部,让其好自为之,“现在这人闭嘴了”。

在打黑中,擅长数字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类。 A类为市局参办案件,B、C类为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参办案件。部署打黑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上透露,目前除16个重点专案外,其余ABC类案件已达270多个。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师、“6•3”案首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李庄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据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李庄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6•3”案的所有涉事对象在此接受讯问。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 “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龚鹏称,专案组用窗帘把摄像头罩住,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执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录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

2010年2月9日,李庄伪证罪二审宣判,获刑一年半。李在陈述中留下了“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迷局。该月月末,重庆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幺宁获“重庆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被记一等功,从郊县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称,干警为了工作违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诉”。

在杨渝看来,熊峰的上升路径只是过去三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对他们封官许愿,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对重庆而言,打黑完全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达到目的。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年我们招警1.08万人。[Page]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上,王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度“有的已经一刀切到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上”,并称大情报应对的是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难动民心,需要解放军;政府一告急,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透露了“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在王主政期间,技侦总队队长这一要害职位,由其门生、东北籍干部王鹏飞担任。在王立军铁岭公安局长任内,王鹏飞被提拔为铁岭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技侦和刑侦。王立军2003年调往锦州市后,王鹏飞调盘锦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末,王鹏飞由盘锦调入重庆公安队伍,任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等职,同时兼任重庆市局技侦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各发3.5亿元设备,“现在我们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27亿的设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3月后,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世界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 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共产党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Page]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裤腰上的定时炸弹”

童之伟在其报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之一即为言论自由。

2009年9月,重庆男子彭洪因在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处以劳教二年。当地青年任建宇、黄成城、田宏鸳等,也都仅因评点时政便蒙冤劳教。2011年1月,重庆市民龚汉周因转发“交巡警平台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劳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撤诉。李庄获得自由之际,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却因此案受牵连。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讽刺李庄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诗微博,被劳教一年。

令重庆司法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的李庄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渝第四次升迁的契机。 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对李庄案上的败绩,王立军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会见北邮校长方滨兴,副局长郭维国作陪。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介绍了演讲时遭鞋袭后自己的应对。方的办法,为郭、王提供了灵感。郭维国称,像杨金柱、陈有西这样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陈有西为李庄第一季的辩护律师,杨金柱为湖南律师,李庄案第二季时曾赴渝声援。

王则希望方能在重庆网监种试验田,“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人的队伍,天天在做”。

4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会见方滨兴。说到网上对重庆不利的言论,王称,无论实名还是匿名,“我们不客气”。

民警孙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单,“飞机一落地,记者和律师全在掌控中。他要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市局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及原重庆移动董事长沈长富因受贿罪被刑拘一事,称以前警察上移动公司要数据,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号平台,也给我们乱切,说了还不听,所以郭维国把沈长富刑拘是对的”。王还提到:打黑期间,有的银行行长不给我们提供单子,当作妨碍公务,立即拿下。

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王甚至能决定判决结果。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漏网之鱼”王东明受审》的报道,王批示:“要处极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上,王称,市府主要领导向他承诺“立军,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你要我们开多少会,我认为都不过分,要哪些部门参加,任何部门不得讲价。”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一市府主要领导笑称,昔日区县的领导看见王毕恭毕敬,看到他却嬉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们裤腰上都挂了炸弹”。

打黑展的功能

在多个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熙来书记不是讲了嘛,一旦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得挤干压尽。”

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打黑展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多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100多次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么?”

在孙凌看来,王立军的行事近乎疯狂。孙称,2010年12月,一中央领导到重庆市局参观。有个场景是该领导顺着王所指,看打黑展资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领导顺着他所指,看向远方。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后,王立军要求在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Page]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黑展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蒋称。

2010年11月,某中央领导在渝考察。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发稿全文共1600余字,关于其肯定打黑的内容共50余字,《重庆日报》上关于该领导此行的稿子达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内容有300余字。

蒋山称,这次王立军照例要求市局写稿,但特别报道小组以该级别领导的稿子只有新华社总社可写,他们以没资格、怕犯错误为由拒写,惹得王大怒,“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特别报道小组写了6000余字。蒋称,平常的稿子,王都亲自批示,但此稿呈给王后,他没签字,后经一副局长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网。在事后的总结会上,王却责骂相关人是“胜在起点,败在终点”。

“我们揣测,王对新闻报道的规定肯定有耳闻,所以他不签字,一旦追究起来也能规避。另一方面,他又拿这个来捆绑干部,收放自如。”蒋称。

蒋山感慨:但是王立军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更粗的绳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李庄从重庆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走避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审现场。王立军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四罪并罚,领刑十五年。王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王立军旧照:与赵本山、司马南、薄谷开来等合影

南都周刊/


2009年12月31日,王立军陪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考察重庆市公安局。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0年4月25日,徐明、赵本山、小沈阳、雷政富等围观王立军的现场书法秀。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1年7月21日,王立军会见司马南等人。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0年8月20日,薄谷开来探访在一线执勤的王立军。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09年2月27日,王立军在重庆公安局办公室会见徐明和赵本山。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0年1月12日,王立军陪同薄谷开来参观重庆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1年10月15日,王立军在重庆市公安局会见“华裔神探”李昌珏。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0年11月29日,王立军会见一清、刘仰、司马平邦、宋强、黄纪苏等。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1年1月4日,王立军在警营文化沙龙给刑警上法医课。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0年8月16日,重庆市人民广场,重庆交巡警女子特勤支队。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1年1月3日早上,重庆人民广场,女交巡警身穿王立军设计的红色雨衣举行勤务出发仪式。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12年1月20日,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副总警监王立军慰问干警。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辽宁时期的王立军。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2002年1月,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饿王立军在公安部2002年春节晚会录制现场。图片来源: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48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