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西天附近，亚当站在一个有雷锋画像的宣传牌前。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南方周末/编者按：一场发轫于重庆的中国红歌复兴潮感染了美国人亚当，他甚至爱上了这个带有特殊历史色彩和民间记忆的主旋律艺术形式。这个历史系毕业生，以严肃的学术态度申请美国一项基金的资助，到红歌圣地重庆开展研究。但当他到达时，却发现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
在“重庆模式”的示范下，红歌潮滚滚而出，强力渗透到中国每一个角落。亚当也受到了感染，他认为这是中国一代人的历史，是中国的“披头士之歌”，他要到重庆去。
2012年底，美国人亚当（Adam）回到中国，准备以美国富布莱特基金的访问学者身份研究“红歌”，一种在当代中国流传时间最久、传播最广的主旋律艺术形式。
在此之前，亚当已经和红歌结缘三年。他非常热爱，并将其视作中国的“披头士之歌”（它们共同兴起于二战后的全球复苏潮），就连回到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他也会忘情地哼起《红梅赞》。
但在Lady Gaga大行其道、“滚石、猫王”经久不衰的西方，亚当的兴致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作为一名历史系毕业生，他决定给他的兴趣赋以更专业的研究，他渴望到重庆去——新世纪中国红歌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辐射中心。
然而，当他历尽艰辛即将抵达时，却发现情况已悄悄起了变化。
“不用懂，你就跟着唱吧”
在河南，红歌进入师大饭堂；在瑞金和延安，红歌进监狱；在武汉硚口区，就连洒水车都将播放多年的《生日快乐》换成了《歌唱祖国》。
亚当与红歌，邂逅于2009年哈尔滨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时他年方二十，就读于美国著名的文理学院威廉大学（Williams College），作为交换生在黑龙江大学学习中文。为练习语言，他抓住一切机遇和身边的中国人对话——包括那位每天晚上在操场上边踢腿甩胳膊锻炼身体边唱红歌的老爷爷。
彼时，红歌在中国正在兴起。2008年6月，以重庆发布《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为标志，这种勃兴于中国1940年代、高唱半个多世纪的特有艺术形式，开始焕发第二春。
与此同时，重庆开启“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政治宣传活动，红歌则是其中最显著的一环。在这块拥有3000万人口的土地上，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被暴风骤雨式地唤起。
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和推动，红歌复兴运动气势磅礴。在重庆，每一个区县都至少规划出一个红歌坝坝舞（一种群众集体舞蹈）广场，市民被组织起来，在街头、茶楼、学校重唱革命老歌，不少歌者还穿上红军服。就连一些工厂，也以红歌拉开一天生产的序幕。
随后，重庆市委进一步发文深入推进红歌进社区、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当地媒体统计称，平均每天有近百场红歌会在山城上演。在一些小学校园，每天中午为孩子开辟了红歌时间，音乐课的红歌比重也大大增加。
红歌虽然在重庆复兴，却不囿于山城。在“重庆模式”的示范下，红歌潮滚滚而出，强力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
在河南，红歌进入师大饭堂，伴随学生进餐；在瑞金和延安，红歌进监狱，服刑人员进行文艺汇演；在武汉硚口区，就连洒水车都将播放多年的《生日快乐》换成了《歌唱祖国》。3000公里外的黑龙江大学自然也有所感染，操场成为茶余饭后的红歌场。
现在想来，亚当已经记不清老爷爷什么模样了。那阵他中文刚起步，也完全无法从这位话痨老爷爷咦哩哇啦的唇舌变形运动中听出个所以然。不过某天、某个瞬间，亚当忽然电光火石般从老人的一曲高歌中捕捉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发音：Lei Feng。
他知道Lei Feng。大学他修东亚史，课本上说，Lei Feng是中国毛泽东时代一个近乎神话的人物。据中国主流媒体称，Lei Feng爱写日记，Lei Feng热爱祖国，Lei Feng乐于助人，最后Lei Feng在一次助人为乐行为中，被一根晾衣服的小木柱砸倒牺牲了。亚当没想到，中国民间竟然还会有这样一首欢快而铿锵有力的歌献给Lei Feng。
老人说，这首歌叫《学习雷锋好榜样》，我来教你。亚当发问，什么叫“榜样”，什么叫“螺丝钉”，什么叫“放光芒”，什么叫“集体主义”？老人作风豪放地说：“不用懂，你就跟着唱吧。”
唱红，以学术的态度
他不明白“纸老虎”，又是问老师又是查字典，最终弄懂它原来是weak imperialists（虚弱的帝国主义者）。“这个比喻有意思极了。”亚当说。
在操场偶遇“Lei Feng”后几天，在老人的热忱指导下，亚当熟记了这首歌的调子和发音，还能边唱边跟着节奏鸡啄米似的把头一点一磕。
“声乐课”结束后，他查阅了好些资料和词典，自行解答对一系列陌生词汇的困惑。
“榜样”这个词听起来很新鲜。亚当试着把它翻译成example（例子），但总觉得不对，“榜样”似乎有更多他说不清楚的复杂意味。
而“螺丝钉”，亚当理解，是一个已经躺在历史角落的名词。“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只重视日常生活用的词，像是出租车、电话卡怎么说。‘螺丝钉’是一个陈旧的词汇，根本用不上，但又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做一颗螺丝钉’，这是中国一代人的历史。”
事隔3年，亚当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这个“发现”，瞪大的两眼放射出光芒。他觉得自己这个异乡人进入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雷锋的歌词和音乐都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过去只在书本里接触到的中国。”亚当在逐渐接近中国式的真理。
1989年出生的亚当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钢琴家，母亲是一位视觉艺术家。平时，除了日常的历史学研究和语言课程，亚当喜欢和朋友打篮球、逛纽约博物馆。他大爱莫奈、马蒂斯和毕加索。
身为美国艺术家的后人、听Hip Hop（饶舌乐）和Jazz（爵士乐）长大的一代，2009年的亚当还不能确切地把这种烙着鲜明中国时代痕迹的歌曲统称为“红歌”，但他开始为这种生命中从未有过的另类音乐形式着迷。
2010年，在美国念大三的亚当再次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当一年的交换生。学校指定了一位1987年出生的中文系女生杨扬当他的中文辅导老师。
杨扬原本以为，亚当就是一个喜欢去烟袋斜街“这种伪民俗”的地方晃荡，然后拎回一件印着“拆哪”文化衫的普通老外。直到某一天，她无意中听亚当哼起那首属于她童年时代的歌谣——《学习雷锋好榜样》。
“这首歌土死了，”笑岔气的老师杨扬对亚当说，“你可以听一些优美点的。”
于是，亚当迎来了人生中第二首红歌——《红梅赞》，这是杨扬的妈妈切菜做饭时最爱哼的歌。“这首歌比较委婉，不通过直接革命的词汇去表达革命精神，我觉得特别美。”亚当说。亚当学会了上百度音乐的网站，把《红梅赞》翻来覆去地听。
“亚当的思维跟一般外国人不一样，他对中国文化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杨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她教亚当读徐志摩，读鲁迅，他还参加过诗歌朗诵比赛，把《再别康桥》记得烂熟。后来成为亚当合租室友的清华学生金山对亚当的评价是：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一根筋，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亚当努力深入这种红色文化。靠百度搜索，他又找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等歌曲。
这个喜欢Bob Dylan（鲍勃·迪伦，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民谣歌手）、正在学习汉语的年轻人逐字研读着每一句歌词，比如那句：“哪怕那纸老虎张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开始他不明白“纸老虎”，又是问老师又是查字典，最终弄懂它原来是weak imperialists（虚弱的帝国主义者）。“这个比喻有意思极了。”亚当说。
2011年6月29日，中华红歌会在重庆举行，演员和观众相加，超过10万人。 （东方IC/图）
红歌圣地
重庆人的电话铃声被默认为《我爱你，中国》；群众在解放碑以红歌迎来2011年元旦，有媒体称：“今日之山城已成为红歌的海洋”。
在亚当研究《红梅赞》的2010年，重庆红歌热潮持续升级。
重庆党报党刊每天在重要版面刊载红歌；据2010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载，两年来，重庆全市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重庆卫视更是全面停播商业广告，每天滚动播出《天天红歌会》、《解放大西南》等红色文化节目，力争打造“省级第一红色卫视”。
此外，一名叫张树森的市政协委员提交地方两会议案，要将《红梅赞》作为重庆市市歌；重庆人的电话铃声被默认为《我爱你，中国》；群众在解放碑以红歌迎来2011年元旦，有媒体称：“今日之山城已成为红歌的海洋”。
亚当开始注意到这块红歌圣地，并越来越好奇。“我想知道，重庆人到底为什么又唱起了红歌，唱歌的又是哪些人？是只有老年人、中年人呢，还是年轻人也开始对此萌生了兴趣？”他说。
亚当一边思考，一边练习更多的红歌。他学习了一首新歌——《东方红》，并特别喜欢它的合唱版。当音乐前奏时，密集的鼓点和号角响起，亚当开始血气上涌。“它改变了中国的未来。”学史的亚当说。
当低沉磁性的男声沉稳唱响“东方红，太阳升”时，亚当表情也变得凝重，不自觉竖直了背，他压低嗓门气聚丹田，以美声唱法亦步亦趋地伴唱。而歌曲行进到高潮，脆生生的女声齐齐上阵、以扭秧歌般起伏又回落的欢欣鼓舞唱道“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时，亚当也模仿歌曲里的女声提高了嗓子，头一摇一摆得像拨浪鼓。
“我头脑中的每一个细胞都被红歌战胜，如人民被革命风暴激发起来一般。”在写给《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我爱红歌》里，亚当对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无夸张地回忆道。
同时，亚当还写道，他对红歌的兴趣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想到重庆研究“唱红”，例如回美国申请一个奖学金。纵使他明白，在到处是Lady Gaga和贾斯丁·比伯（Justin Bieber）粉丝的美国，他“就是一个在中国迷路的外国疯子”。
2011年6月，重庆红歌进京，千人红歌团浩浩荡荡，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朝阳剧场、清华大学等地演出，吸引了上万人观看。很抱歉，亚当与之擦肩而过，他已经返回美国读大四了。
但他并没有忘记把红色文化带回美国。他在宿舍里贴上他在山东一个农村淘回来的宣传画，一幅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一幅是“一定要解放台湾”。他在车里循环播放一张红歌的CD，偶尔打橄榄球的路上听。复习功课时，也会来点红歌当背景音乐。
在上述专栏文章里，亚当记述了一个尴尬的晚上。那夜，他在图书馆上自习，赶毕业论文，大家都熬到很晚。无意间，亚当开始哼那曲他最爱的红歌——《红梅赞》。
“一开始我只是含含糊糊地哼出曲调，后来慢慢地开始唱，最后大声地把那些优美的歌词唱了出来。”随后，一个女同学面带凶相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她对我破口大骂，问我为什么要大声地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我当时真的没有意识到我在唱，因为我太投入了。”他写道。
到重庆去
亚当的计划是：先在重庆呆几个月，为当地一位文史学家当助手，同时参加红歌团，然后赴井冈山重走长征路。
一些美国朋友开始为亚当感到担心，当《咱们工人有力量》和《延安颂》等歌曲频频从他的音响响起时，有朋友还对他爆粗口。
无论如何，这些都阻止不了亚当学习红歌、研究红歌的热望。2011年毕业后，亚当决定去中国重庆研究“唱红”，“那样我就能亲自见证红歌在重庆流行起来的过程”。
“为什么红歌在重庆东山再起？谁在支持这项运动，谁在反对……”这一长串问题困惑着亚当。
他开始制定计划，希望去重庆做一项红歌背后的人口学调查。具体步骤是：先在重庆呆几个月，为当地一位文史学家当助手，同时加入重庆的一个红歌合唱团。然后赶赴神往已久的江西井冈山重走长征路，“一边读《红星照耀中国》，一边体验中国内战时期共产党员的艰难困苦”。
听到亚当的计划，一些学历史的朋友开始羡慕——同为学者，他们只能经年累月蹲守图书馆研究比如英国14世纪农民起义的话题，而亚当所经历的，是活生生的人和历史。
“我有Hip Hop，我感觉我参与了它的诞生，这个艺术品是我自己的，是我们国家的。”亚当这样解释，“但很少见到我中国的朋友有这么一种东西，京剧已经断了许多年，很多人听周杰伦、王力宏，他们有一些中国特色，但也有很多西方音乐的痕迹。”
还有更多的在华外国人也这么认为，并参与到这股红流中来，例如尼日利亚的好弟、巴哈马的柯森·廷克、美国的杨海丽等，这些“唱红老外”被中国媒体报道，同时他们认为找到一条沟通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钥匙”。
“我唱的时候可以感到他（中国丈夫）眼神流露出的激动。”杨海丽说，“能让他高兴我也很开心。”
“红歌就是属于中国的，不管中国人喜欢还是不喜欢，红歌始终是一个根，是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2012年11月19日，亚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亚当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忘情哼唱《红梅赞》时，红歌高潮在大洋彼岸已达到了最巅峰。2011年6月30日上午，一场红歌复兴以来规模最大的红歌会在重庆开幕。五星红旗、镰刀斧头在重庆会场上空高高飘扬，来自各地的10万观众和演员在现场高声齐唱红歌——人数堪比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量级。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致辞：“今天我们大家共聚一堂，在山城的骄阳下唱响红歌……这必将激发出无限的热情……”
一则来自《重庆日报》的新闻称，重庆一位鼻咽癌晚期患者靠唱红歌挺过了化疗，“红歌已经成为我生命里的支柱。”还有重庆唱红名人对媒体说，红歌让生活起了变化，他和老婆在网上淘了八九套连红军军装在内的演出服四处走穴，“牌也不打了”。
2011年10月，亚当提交项目申请表。等了足足半年，亚当终于等来他梦寐以求的通知——美国政府富布莱特基金决定给他一笔钱，专门从事中国红歌的研究。
重庆的红歌潮迅速消退，这让亚当感到有些失望，但最终没有动摇红歌在他心目中的历史价值，他仍坚持研究。
“一般人不会在房间里听红歌吧”
“我感觉老百姓对红歌的兴趣和热情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好消息传来时，亚当“欣喜若狂”。他因而又一次踏足中国的土地。
时值初春。三年多来一路飙歌、炙手可热的“重庆模式”因为一个事件踩下了制动踏板——2012年2月6日，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由此引发连锁反应。
2012年3月1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上谈到该事件：“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当天，新华社发布了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消息。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仿如一夜之间。亚当第一时间想到了“红歌”。“重庆人还唱红歌吗？政局变动会给红色文化带来影响吗？”他纳闷。
他的担心的确正在变成现实。2012年3月15日，重庆人民广场上发出告示，告诫市民不要高歌扰民。此前，这里曾是万人高唱红歌的举行地，尽管广场管理方一再强调纯属巧合，仍不乏市民将它解读为红歌转趋低调的信号。
在全市，“五个重庆”不再被提起；路边，曾被推崇种植的银杏树将不再栽种；电视里，重庆卫视在2012年3月15日播出停播商业广告以来第一条以酒类冠名的广告；广场上，红歌演出停止，原来承接红歌演出的演艺公司开始担心未来的生存。小区里的人们纷纷走到楼下摆龙门阵、吃火锅、搓麻将。有市民感觉，这几个月“像做梦一样”。
亚当在重庆发现，“红歌居然没有像前几个月时那么流行了”。亚当在专栏文章《我爱红歌》里写道，“我感觉老百姓对红歌的兴趣和热情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眼前一切让亚当有些失望，但最终没有动摇红歌在他心目中的历史价值。2012年8月，亚当依然选择回到中国，他的研究将按原计划进行——尽管“唱红之旅”很可能泡汤，变成“寻根之旅”了。这时代，万能的Lei Feng已经被诠释为崭新的“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亚当经常会对海报上的雷锋叔叔点点头。
亚当在鼓楼附近租了房子，他觉得二环内才有皇城根的味道。他26岁的合租室友、清华同学金山对亚当的研究项目并不了解，有时下班回家的金山会因听到亚当在房间里发出声音而纳闷，“一般人不会在房间里听红歌吧？”
尽管红歌在重庆潮退，亚当仍然喜欢唱红歌。他去KTV也唱，唱得最多的是《红梅赞》。对于这个积极上进的外国青年而言，KTV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场所，歌词画面都历历在目。“在场会有人觉得很无聊，他们可能没有认真地唱过这些歌。我是很认真地唱，很喜欢。”亚当说。
一曲红歌终了，众人鼓掌，但亚当总觉得，这样的欢呼和掌声里，透着一股暧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