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重庆将打黑视为社会管控威慑方式
-中共高层为周永康辟谣 薄熙来仍处黑暗期
-路透社：毛的幽灵在重庆红卫兵墓园徘徊
-倒薄，中国激进主义的土壤
-西方媒体错过了薄熙来事件引发的中国政治重大发展
-反思“言论管控放松”下的薄熙来事件
-美国政治学教授谈薄熙来、王立军事件：激进主义的土壤
-美学者：薄熙来事件现中国领导层裂隙
-南华早报：薄熙来与中国的未来
-中国左派的受害妄想症：坚称薄熙来下台是基辛格亲手策画
-中共高层盛赞重庆“唱红打黑”的旧日表态被“立此存照”
学者：重庆将打黑视为社会管控威慑方式
多维新闻/薄熙来下野后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重庆人事的“改朝换代”，而渐渐地人们也在反思所谓的“重庆模式”的内在逻辑。作为重庆模式的重要内容，此次事件导火索主角原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主导推动的“打黑”行动此前已受到颇多争议，基本肯定者有之，有所质疑者也有之，更直接斥其为“黑打”的司法界人士亦有之。日前，中国著名宪法学者、曾对“打黑”颇多法理分析的童之伟教授在《财经》刊文《“社会管控型打黑”教训》，认为近年重庆之打黑将一种原本良性的“治安型”蜕变为“社会管控型”，通过打黑的形式造成对社会威慑的管控效果，虽有治安效果，但已非主要方面。这一论断直接否认了运动式“打黑”社会威慑效果的积极性意义，但却揭示了社会威慑效果只能靠法治手段产生的正当性。
童之伟认为，从迄今为止已经积累的打黑案例及相应评论来看，可将打黑按法律特征区分为治安手段与社会管控方式两种类型。作为维护社会治安手段的打黑，可简称为治安型打黑，即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合法正常地行使职权，适用刑法第294条追诉黑社会性质犯罪行为的职能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往往深得人心。
而把打黑作为社会管控方式运用则是另一回事。社会管控型打黑是指公权力组织或打黑主事者将刑法第294条做极端化的扩大运用，以致追诉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活动转化成了对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文化事务进行管理控制的一种基础性方法或策略。简言之，社会管控型打黑是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刑法第294条做扩大运用为基础，对社会进行管控的方法或策略。由于存在对法条的滥用，其本身具有“黑打”的性质。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种方式造成公安部门权力的急剧扩展，既侵害公民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又挤占其他国家机关或部门的职权；另一方面，该方式对于公民来说仍然会具有防御个人或非公权力组织侵害其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效用。
他评价过去近十年重庆情况，认为重庆打黑原本属于治安型打黑范畴，在维护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秩序，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免受来自个人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侵害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最近三年来，重庆的公权力组织由于法治观念薄弱，违法运用暴力，借重打黑和刑罚追求社会管控效果的情况日益明显，因此，从2009年成立上百个专案组、大规模集中抓捕、秘密关押嫌疑人时起，就从总体上开始蜕变为以“打黑”为标识的社会管控方式了。虽然这有治安效能，但相对于社会管控来说已经是其次要的和附属的方面。
事实上，王立军2008年接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并在2009年掀起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童之伟此论显然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王立军所具体执行的打黑行动，并将其所产生的治安效果定性为“附属的意义”。或许这恰好解释了王立军及薄熙来下台后，重庆治安问题再度显现是因为打黑“威慑”效果的丧失，如此时缓时急的运动式“打黑”确乎不是保持一方长治久安的固本之策。
作者批评地方公权力组织违反宪法和法律相关规定，把违法办事当作了办事的“法宝”。从形式上看，社会管控型打黑通常表现为整个公权力组织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运动式执法或施政方略，打黑进而可能成为公权力组织和权力人士进行社会管控时有意加以利用的一种抓手或杠杆。
2009年4次“利剑行动”动辄抓获近千人，如此行事难免遭致运动式执法的口实。当年抓捕李庄时，本来三五个人足矣，但李庄回忆王立军却带上百名防爆警察迎候，“气场”很大，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威慑效果的追求。
更严重的是，重庆采用了“文革”时盛行的全权型专案组体制，不仅负责侦查阶段的工作，也干预乃至主导检察、审判机关的活动。一些早年采用过的公检法三家变相合署办案的违宪做法恢复后，三家相互配合不相互制约，变相合署办公，甚至搞“大三长” (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未审先定，让审判走过场。例如李庄案在庭审过程中透露出来，审讯时有警员说抓他“是开了大三长会议决定的”。
此外，童之伟还历数重庆打黑过程中无视嫌犯权利，采取刑讯逼供、敌视被追诉者获取律师辩护以及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的涉黑资金处置存在着不透明、缺乏外部监督直接导致变相剥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财产的现象等。比如，重庆三位最富有私营企业家在打黑中倾家荡产，还有一批排名前列的重庆企业家在打黑中也被没收全部资产。2010年9月《重庆日报》报道，重庆“打黑”共摧毁14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364个，查扣涉案资产29亿元人民币。不过，涉黑资产的处理近乎“密不透风”，即使是当事人亦难明就里。
最后童之伟认同重庆把对脉开错方的说法，揭示实际上重庆社会管控型打黑之深层实质，是以权力意志和强力部门的结合为基础来形成与宪法规定的方式不同的财富分配或再分配方式。(穆尧 编辑)
中共高层为周永康辟谣 薄熙来仍处黑暗期
旺报/中共党报所属的《环球时报》近来连发3篇社评，要求中共高层尽快说明薄熙来案，以平息谣言，安定政局。中共总书记胡锦涛3日率全体政治局常委亮相，就是以实际行动证明高层是团结、和谐的。
中共党媒释放这一重大政治讯号，主要是针对海外乃至英美知名媒体关于周永康的种种谣传。例如，“外媒引述旅美政治评论家透露，薄熙来的去留，在9常委中引起分歧，最后以8比1，通过解除薄的职务，支持的仅有周永康。”
周永康因具有政法委书记要职，外媒甚至传出在薄案后，中央军委要收权，要限制政法委申请或动用武警部队权限。
虽然官媒还了周永康清白，但新华社电文及各官媒报导，却依然让仍具政治局委员身分的薄熙来处于黑暗期。
中共高层对薄案调查应是稳步进行，对外界回应也是积极、快速。
以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为例，因薄案并不牵连政治局常委或军队高级将领，胡才能安心的于3月25日至4月2日，以国家主席身分出访韩国及印度等国。返京隔日，即率9常委出席植树活动，可谓马不停蹄。
至于官媒未提到薄熙来，未必代表他被“软禁”。但为何有10政治局委员出席活动，偏偏少了他。如果中共高层有意要给他个公道，一定会刻意安排薄出席、见报，可见薄仍处于黑暗期。
每逢重大政治事件，中共官媒绝对严格要求新闻纪律。薄家深知此一党内生态，既然在大陆发不了声，只好向国外媒体求援。
3日中共高层这一集体亮相活动没看到薄熙来，正如美国CNN及英国BBC中文网3日引用著名中国通杰弗里.瓦瑟斯通分析说，薄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但官方并没有说他被关押，他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薄显然是出局了，但其结局如何目前难下结论。
路透社：毛的幽灵在重庆红卫兵墓园徘徊
路透社/路透社记者巴克利（Chris Buckley）清明节在重庆报道说，唐大华（Tang Dahua译音）是1960年代文革时期重庆的红卫兵武斗头头。当时残酷的武斗杀 死了数以千计的人，但他并不认为那种几乎毁灭中国的武斗，在薄熙来下台后可能重现。然而，薄熙来的倒台暴露出政府与公众的意识形态裂痕，可能对今年秋天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微妙的重新洗牌造成麻烦。
美国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说：“我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中心面临真正的问题。”唐大华和其他在传统的清明节来到红卫兵墓地扫墓的人表示，薄熙来事件提醒大家，中国的政治团结仍然是脆弱的。唐大华现年76岁，已退休，秃顶。1966年至1976年10年文革期间，是一家工厂的经理。他说：“人民对上世纪的那场大动乱记忆犹新。”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在文革中，受到毛发起的红卫兵运动迫害。在针对那些被视为革命的敌人，如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等的狂热清洗浪潮中，学生批斗老师，孩子反对父母。唐大华表示，当年的重庆大武斗时期，左派学生和工人中的敌对派别，使用从军工厂抢来的枪炮，在街头大打出手。他说：“有人敦促我写回忆录，但我知道在中国无人敢出版这类书。”他在墓地祭扫了1967年武斗时，被梭镖戳死的一个朋友的坟墓，献上一束表示悼念的白菊花。红卫兵墓地在沙坪坝公园一个藤蔓缠绕的角落，埋葬着几百个文革中被杀的红卫兵和其他人。高高的墓碑上铭刻着他们的名字及其所属学校或工作单位的名称。
现年62岁的薄熙来，在文革的第一阶段也是红卫兵。当毛打倒他的父亲薄一波之后，薄熙来从1968年开始，蹲了5年监狱。今年3月中旬，在王立军事件爆发后一个月，薄熙来被撤销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王立军事件触发了内讧、滥用权力等权斗丑闻，近期又带出薄家英籍友人海伍德可疑的死亡案。
王立军事件爆发前，薄熙来把自己用毛左意识和大胆的平均主义愿景包装起来。所以薄这次受到整肃，遭到其支持者的公开反对。他们把他看作阴谋的牺牲品。中国总理温家宝暗批薄熙来煽动毛左回潮，警告可能重新引爆文革式的动乱。重庆的退休编辑、中共党史学者何舒（He Shu译音）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显然有政治目的。现在他被撤职了，于是有关他和重庆发生了什么，就成了政治问题。”
对许多支持者来说，“重庆模式”显示了健康的社会主义光芒。薄熙来2007年来到重庆，为中共提出了平均主义的替代发展模式。他誓言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同时笼络外国投资者。他还组织大肆“唱红歌”，推崇毛的智慧和革命时代的美德。薄熙来去职后，北京大学区新毛派的“乌有之乡”，公开走上第一线捍卫他。“乌有之乡”网站和书店总经理范经刚（Fan Jinggang译音），对薄是被自己的不端行为绊倒，又被他的左派政策的敌人拉下马的说法嗤之以鼻。穿着蓝色毛装的范经刚说：“王立军和薄熙来都是这些势力的牺牲品。我们认为，王薄事件是政治路线问题，关系到重庆模式的积极成果是否会被抛弃。这并不是贪腐问题。”
在“乌有之乡”和其他一些毛左网站贴出许多文章，断言薄熙来的倒台，是美国操纵的结果。一个广泛流传的帖子说，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挑唆将薄熙来解职，目的是扼杀薄熙来“入常”之路。范经刚说：“这篇报道的核心信息是，如果重庆模式推广到全国，将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他指这篇报道即时未经最后确证，也是可信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告诉路透社，这种阴谋论“荒谬可笑”。
即使多数中国人不接受把薄熙来解职是西方阴谋论，也有许多人认为，薄是被政敌搞下台，他的红色政策目前处境危险。重庆的司机周先华（Zhou Xianhua译音）说：“看看曾有多少人到重庆来朝拜薄书记。现在他走了，重庆将一团糟。”处理薄熙来的问题相当复杂。中国领导层受到反自由主义立场的压力。领导层一些人认为，薄熙来是一种机会主义威胁。许多人表示，薄熙来打黑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文革式疯狂清洗。
曾对打黑提出质疑的李庄律师表示，薄熙来和王立军严刑逼供、胡乱定罪、随意没收财产。打黑践踏了法制。这种批评得到温家宝等一些捍卫改革立场的人的支持。一个和涉及此案重要官员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透露，对薄案暴露出的分歧，反映中央内部的分歧和不确定性。消息来源表示，党内精英中的保守官员和军方官员，对温家宝的言论感到愤怒。认为那是将王立军事件扩大成对薄熙来政策的政治攻击。北京的记者王文（Wang Wen译音）表示，薄熙来无缘加入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将使胡温更难在下一届常委会建立新的团结。
唐大华在红卫兵墓园和老同学一起追忆长眠于此的同志后表示，虽然理解温家宝对文革教训的警告，但他也相信毛泽东是伟人。他说：“毛泽东是几个世纪才出现的罕见人物。但他不是圣人，他也犯了很多错误。记住，埋在这里的，只是那些被杀者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不应当忘记。”
倒薄，中国激进主义的土壤
作者：裴敏欣|来源：文摘
老百姓更加愤怒的是，文革结束35年后，让人回想起臭名昭著的“林彪事件”的政治阴谋再次成为举国谈论的焦点，而他们却在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方面没有任何话语权。
事情原本不该如此收场。直到不久前，人们还一直认为中国领导层换届会按部就班进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分别出任下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更换七名成员，其中一位新进者应该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大张旗鼓地试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谋得一席之地，但近日中共出人意料地宣布免去他的职务，为他的这一努力画上了句号。薄狼狈地退出权力舞台，引得各界大声叫好。自由派人士为薄的倒台击掌相庆，因为他发动的“唱红”运动让人回想起极左时代的疯狂——这一运动的特点是全民歌唱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歌曲。谨慎而又紧张的官员们长出了一口气。他们憎恶薄，因为薄无所顾忌地争取“上位”，打破了中共一向反对公开争夺最高领导层席位的禁忌。薄让他们感到惊恐的原因是，他很擅长独树一帜：他没有安静谦卑地在中共体制的权力走廊里排队前进，而是擅自打造了极具魅力的公共形象、向党施压。民营企业家们也在庆祝薄的倒台，因为他的言辞充满民粹主义味道，而且在重庆高调的“打黑”运动中采用可疑司法手段没收商人资产，这一切都让民营企业家们深感不安。
考虑到薄熙来很少掩饰的野心和剑走偏锋的招数引起颇多争议，人们很容易把他的倒台当作一场政治道德剧来看待。如果真是如此，那人们就错了。不管薄多么不招人喜欢，这起事件揭示出的问题都远比个人政治蠢行更为深刻。
对中共而言，薄熙来这位政治冒险家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此人浮沉引起的麻烦却远未消散。首先，薄熙来事件揭示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在权力分配和中共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薄公开挑战中共长期以来的人事晋升规则，表明他——以及中共体制内的许多人——不愿继续遵守这些规则。他们认为，这些规则偏爱那些不愿承担风险、毫无生趣的官僚。就目前而言，党内当权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压制住了这些党内的反对派。但是，现行这种通过暗箱操作在各“山头”间分配权力的体制，有朝一日必会招致像薄熙来这样有野心、爱冒险、且自认受到该体制不公正对待的党内人士的反抗。如果此类愤恨增强，备受中共珍视的党内精英团结——即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把党内各派维系在一起的凝聚力——将受到侵蚀，危及中共生存。
薄熙来能够轻而易举地以其左倾民粹言论和荒诞的举措调动民意，这一点也应引起中共的担忧。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早已把毛泽东的幽灵赶走——毛是唯一一位能够召集群众来恐吓号令党的共产党领袖。薄非常有效地利用了群众对社会不公和腐败的不满情绪。这表明，只要中共的政策继续维系权贵资本主义，未来就还会出现薄这样的政治冒险家，还会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来实现其个人野心。如果说中共从中有什么要吸取的教训的话，那么首要的不是防止再次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而是务必解决滋生左倾民粹激进主义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实践中，这要求开展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
这整出闹剧中展露出的唯一一线希望是，中国社会已表现出自己的成熟和影响力。
如果可以的话，中共原本会把家丑严严实实地捂起来。但是，在这个信息革命的时代，公众的警觉性之高前所未有，家丑不外扬已经很难做到。甚至在薄熙来的左膀右臂、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叛逃前的2月初，就已有中国媒体在激烈争论薄大肆吹捧的“重庆模式”。许多自由派人士质疑重庆模式的成就、合法性和可持续性。当近日王立军在成都美国总领馆短暂寻求避难时，民众的反薄情绪在网络上急剧增长。中国老百姓对一名高官（王立军是副部级）做出如此叛国之事义愤填膺，此情无可非议。老百姓更加愤怒的是，文革结束35年后，让人回想起臭名昭著的“林彪事件”（1971年，这位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企图逃往苏联）的政治阴谋再次成为举国谈论的焦点，而他们却在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方面没有任何话语权。
在这场“完美”的政治风暴中，薄熙来的命运已定。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能否把这出丢人的闹剧转变为机会，来实施变革。
本文作者裴敏欣，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
西方媒体错过了薄熙来事件引发的中国政治重大发展
日本《外交学者》/中共当局4月3日针对大陆网络的短期管制暂时结束，新浪、腾讯两家微博网站能够重新开始评论。而近期一直属于敏感词的“薄熙来”、“王立军”更是能够搜索到所有相关信息，没有被进行任何屏蔽。但是，日本媒体4月4日则刊登裴敏心的文章称，中共广泛的腐败现象、政党忽视法制等现象表明另一起“天安门事件”很可能发生。薄熙来去职重庆则是挑起政治争论萌芽。
日本《外交学者》4月4日刊登文章称，薄熙来去职重庆引起外界广泛关注，西方媒体对薄熙来去职大多采取肯定态度。但是，西方媒体很大程度上错过了中国政治的重大发展，那就是，虽然薄熙来的垮台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的最大动荡，但是此事件则在天安门事件20年以后，又一次挑起对政治社会的争论。
也许，在官方的媒体中，没有人察觉到对于此类敏感事件的讨论。但是，这个问题是广泛以及多样化的。除了政党内部的争议，
关于此事的讨论还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思想界均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或者已陷僵局，或者是停止不前。第二方面则是，那些认为经济改革毫无成效的人则认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推动经济改革。第三方面则是，如果基本层面没有改变，现状也不可能维持，危机不可避免。
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具有很多原因。很多人认为，此发展与中国领导层交接有一定联系。和其他国家一样，权力间接期间经常会引起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以及政策的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可能希望抓住10年一度的权力交接之际点燃关于政治的辩论，即中国现有体制是否能够适应中国的经济发展。
裴敏心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思想界认为，经济改革能够解决政治问题，但是目前这个想法已经没有说服性了。换句话说就是，在未来几年，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模式，已经证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文章认为，中国知识界觉醒的另一个意义是新的具有勇气的自由主义者出现。裴敏心甚至说，中共高层的不公平现象、普遍腐败、统治阶层存在的缺乏法制性，都表明北京可能再现天安门事件。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国自由主义者以及政治犯等可能认为，他们具有新的机会民主变革。
裴敏心称，他个人非常关注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声音正在中国公众上产生共鸣。天安门事件发生在23年前，很多中国民众都质疑是否会出现另一场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不会出现。但是，虽然中国进入更加不确定的未来，社会与政治现状已经出现天安门事件类似的前兆。
其实，对于薄熙来去职重庆，外媒的报道大多还是从多种角度肯定了中共高层的决定。几乎没有文章与裴敏心的文章持类似观点，认为中国将出现重大的政治动荡，外媒普遍认为，罢黜薄熙来正是出于稳定政治的目的。
曾在轰动一时的重庆李庄案二审时担任李庄辩护律师的陈有西认为，而是中国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又一次重要选择，因此，如果简单地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无疑是过于表象和庸俗的。
陈有西则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一是要从7,500万党员开始，从党内民主开始，自下而上的改革很有可能导致失控;二是落实宪法和选举法的原则，参照广东乌坎模式，尊重人民的选举权;三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司法改革入手，建立符合宪法独立审判原则的超脱的法院，为政治改革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提供一个理性解决的途径，维系社会公平;四是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越势，逐步放开舆论控制，让人民有独立判断力，用公开化制约权力揭露问题反腐败。六是利益集团要有胸怀和危机意识，主动放弃一部分利益;七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和解。
反思“言论管控放松”下的薄熙来事件
多维新闻/3月15日，在政治镁光灯下“表演”了4年之久的薄熙来，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被拿了下来，但薄熙来和他一手缔造的“重庆舞台”并没有因此很快黯然落幕。薄熙来的下课在王立军事件后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过中共官方至今也没有对其给出进一步的正式解释或处理意见，仍然坚守3月15日新华社短短几十字的通告式报道所限定的内容。他所引发的舆论关注度甚至比他在台上时还要热烈。
对中国社会来说，薄熙来事件发展至今，事件本身所具备的热点仍旧纷纷扰扰。探索事件背后一系列深层次的原因，可以在其中的中国意识形态走向以及社会言论的管控方面寻找到一些思考空间，而这空间的背后是中国正在孕育一场未来如何发展的大辩论。
言论管控放松 各路思潮涌动
中国的政治，对普通民众而言，迄今仍是不透明操作的“迷宫”。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言论控制更是一度收紧，各种活跃的声音曾被禁止。但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再次进入迷茫阶段。以往经济发展模式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发展速度放缓的征兆开始出现，中国将如何走好今后的发展之路，成为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
自从2003年非典以来，特别是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之后，中共对突发事件的公开和透明度不断提高，对民众的言论管控明显放松。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各种代表不同思潮的声音。是回头探索以国家经济为主的方式还是继续改革开放成为其中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势均力敌的主要潮流。
如被坊间视为“当代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大本营”的乌有之乡网站，自2003年创办起就与许多立场不明的传媒机构不同，其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反毛思潮。从2004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郎、顾之争”，到2006年物权法草案争议，再到2008年的土地私有化论战，以及后来的大骂《南方都市报》为汉奸媒体，2011年更是公布所谓汉奸名单，集体围剿茅于轼……被右翼人士称为民粹主义基地。
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报刊向来以敢言著称，被普遍视为中国自由派言论阵地。《南方周末》是中国内地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报，被民间视为具有言辞大胆性格的良心媒体。由于媒介作风使然，南方系媒体也经常成为宣传部门整肃的对象。2001年《南方周末》整版刊登了被列为禁书《中国底层访谈录》的作者廖亦武的谈话，该报正副主编和总编室主任皆被撤职；2002年该报头版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人挪用亿元善款投资，最终亏损，结果数十万份报纸被收回销毁；2009年专访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据说一部分专访内容未获中宣部准许，最终被撤掉，而当期的部分版面有大幅空白，被民间认为是开了“天窗”；还有不少南方报系的媒体人也被传因压力离职……虽然以上种种事情都未获官方的证实，但民间大都认为这与官方的管制有关。
至于公开反对毛泽东、2011年一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轰动中外的茅于轼，更是常有出位之语。诸如“国家利益关我何事”之类的语言，即使是当今的改革派人物也为之摇头。这样的声音能在中国出现，确实是中国言论管控松动的一大例证。
无论是宣传毛主义的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还是不停呼吁改革的南方系媒体。这些不同的声音，相信中共的宣传部门不是没有看到，也不是没有能力控制，因为他们都是体制下的媒体，闹的再出格也逃不脱“如来佛祖”的手掌。
这些思潮之所以能在中国相对自由地发展，无疑是中共主动尝试在某些方面放松管控，在其超出中共的临界线之前，给予这些声音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放松管制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初级阶段的百家争鸣。虽然在某些阶段看似中共又把舆论空间收紧了很多，但这并不说明中共在意识形态和舆论控制上又在往回走。中共的意识形态部门会去“打压”某些认为已经出格的言论，但是会选择性地打，看似把逐步放开的空间又收窄了，但更多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收窄。在收窄的同时又会让另一部分“有心”的人“畅所欲言”，通过这种放与收的过程，来逐步探索和达到一种更为开放的管制目的。毕竟当今世界在互联网的催化下，几乎不可能再给中共更多的隐藏空间。
今日的中国人在思想上、观念上、道德认知上以及价值判断上空前地活跃。各种迥然不同的见解，构成观点的分歧、争论与意见的对立，构成了一种日渐活跃的思辨氛围。在中国历经30余年的快速经济发展遇到结构性瓶颈这个大背景之下，作为一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中共地方大员，薄熙来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到了这一点，并“为我所用”，把自己治理重庆的经验包装成“重庆模式”轰轰烈烈地宣传出来。
有心人薄熙来借机包装出位
就像任何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一样，薄熙来不会错过任何出头的机会。加上他的国际新闻研究生学历，使他对舆论的掌控及运用十分敏感和重视。2007年“十七”大后由商务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重获实权，薄熙来经过一年的铺垫后立即打造并借外界力捧“重庆模式”。他深知中共重视舆论导向，以“舆论先行”的传统领导方式“先声夺人”，让“重庆模式”抢先在全国占据舆论高峰，以自造舆论控制社会舆论，薄熙来也因此成为中国政坛的一个政治明星。
而所谓“重庆模式”之所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薄熙来。如果薄熙来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没有他本人鼓吹、张扬的“公关”努力，“重庆模式”也就如同其他省市官员的一般政绩，最多不过是“屋里开花屋里香”，难以在全中国沸沸扬扬。
2010年底，以民间性质组织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市“低调”的举行，据悉来自中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的170多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特别强调的“重庆模式”中“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的所谓全新执政理念，已体现出与之前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中国未来发展的路线、观念的不同。虽然薄的提法让人感觉更贴近民众而受到追捧，但其实这已触犯了在国家发展大政方针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大忌。
此次“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逐步引来的对于“重庆模式”及薄熙来的关注要远高于对学术探讨过程的关注。虽然此次研讨会没有官方的背景，但种种迹象显示这种研讨会受到了薄熙来的默许甚至是大力支持。
薄本人在发展了重庆模式之后，也急需通过学界的肯定，将重庆的一系列执政方法提炼为理论模式，将其上升到“路线高度”。
而一旦被确立为理论之后，薄熙来的政治资本无疑会更为殷实。
经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北大教授孔庆东在薄熙来下台后承认接受了原重庆市委 “‘推广重庆模式’的课题经费”，仅退还的有纠纷的项目费用就已经超过100多万元（人民币）。孔庆东一向以力挺薄熙来和重庆模式著称，曾发表《汉奸媒体反对“重庆模式”其目的很明显》、《重庆警察值得表扬》、《自有天龙灭妖孽》等文章。
虽然薄熙来在公开场合几乎没有提及“重庆模式”，但为了展现“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他适时的又提出了蛋糕论。薄熙来称，“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随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先做大蛋糕，再分好蛋糕”。这种中共大员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时间以“做蛋糕与分蛋糕”为主题的关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争论占据了中国的舆论高点。
被宣称为重庆改革开放探索新路径的“重庆模式”包含：追求公平、关注民生的社会变革；倡导社会新价值的“唱红打黑”；转变领导作风的“三进三同”，解决民众长期上访的“干部大下访”等，均被各界热议。
2011年4月30日，“乌有之乡红色旅行团”共80余人参观重庆的时候，赞美薄熙来“顺天时，应民意”，甚至称其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该网站甚至以“重庆红色之旅有感”为副题的网文鼓吹“两个半凡是”，即“凡是爱戴、拥护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的一切行为，我们都应该支持、赞成；凡是由毛主席缔造的党、社会主义中国和人民解放军我们都要坚决拥护、爱戴；由薄熙来创立的‘重庆模式’，我们都应该理直气壮地赞成、支持、爱戴和拥护。”
不光在政治理念方面广泛宣传以图上位，薄熙来还是一位天生的公众明星，善于煽情，好做脱稿即兴演讲，其言辞妙趣横生、激情四射……
2009年夏，重庆八千出租车司机大罢工，这是中共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司机罢工。薄熙来亲赴现场和出租车司机代表座谈的同时，邀请重庆内外媒体现场直播。面对摄像机镜头薄侃侃而谈平息危机，而被邀请到场的媒体也将薄熙来解决大罢工事件过程中绽现出来的能力和自信传扬开去。
不过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后，重庆的一切“舆论运动”开始有所收敛，但是强势如薄熙来，即使开始收敛，也是高调不改。重庆开始讲民主与法制，公开邀请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号召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雾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
即使王立军出事之后，在2012年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薄熙来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胡锦涛的指示，企图在两会通过舆论公关扭转颓势。这被媒体解读为成为压倒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后言论管控会收还是会放
薄熙来事件后，中国的言论管控将会如何继续？
各种思潮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
中国经济的腾飞，导致人们要民主、要自由的意愿高涨，言论管控在互联网的强势发展下也将越来越难。中国的体制只能向前发展而不是向后倒退。重庆事件发生于互联网时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考验了现行体制对信息时代的适应性。
自2月6日王立军事件发生以来，中国网络控制时松时紧，很多敏感词、敏感人士的微博及外国网站等有时会突然解封，如六四、赵紫阳、姜维平（著名的反薄熙来人士）等词条可以进行搜索， “谷歌+”(Google+)、YouTube等。但没过几天，一切又回复旧观。如此反复，绝非长城防火墙故障等技术原因造成。中国大陆互联网的这种异动，甚至被认为是北京官方故意松动为政改试探反应。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比如，在乌坎征地问题（它导致了上一届村委会的下台）上的软化处理、在温州动车事故后突然叫停高铁计划以及使农村人口更容易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等。法国媒体称，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
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共要开放网禁。大陆的网管和网监部门有20几个，譬如信息产业部、国安办、国务院新闻办等，要破除中国这种盘根错节管控结构，达到言论和声音多元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新 撰稿)
美国政治学教授谈薄熙来、王立军事件：激进主义的土壤
英国《金融时报》/事情原本不该如此收场。直到不久前，人们还一直认为中国领导层换届会按部就班进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分别出任下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更换七名成员，其中一位新进者应该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大张旗鼓地试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谋得一席之地，但近日中共出人意料地宣布免去他的职务，为他的这一努力画上了句号。薄狼狈地退出权力舞台，引得各界大声叫好。自由派人士为薄的倒台击掌相庆，因为他发动的“唱红”运动让人回想起极左时代的疯狂——这一运动的特点是全民歌唱毛泽东时代流行的歌曲。谨慎而又紧张的官员们长出了一口气。他们憎恶薄，因为薄无所顾忌地争取“上位”，打破了中共一向反对公开争夺最高领导层席位的禁忌。薄让他们感到惊恐的原因是，他很擅长独树一帜：他没有安静谦卑地在中共体制的权力走廊里排队前进，而是擅自打造了极具魅力的公共形象、向党施压。民营企业家们也在庆祝薄的倒台，因为他的言辞充满民粹主义味道，而且在重庆高调的“打黑”运动中采用可疑司法手段没收商人资产，这一切都让民营企业家们深感不安。
考虑到薄熙来很少掩饰的野心和剑走偏锋的招数引起颇多争议，人们很容易把他的倒台当作一场政治道德剧来看待。如果真是如此，那人们就错了。不管薄多么不招人喜欢，这起事件揭示出的问题都远比个人政治蠢行更为深刻。
对中共而言，薄熙来这位政治冒险家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此人浮沉引起的麻烦却远未消散。首先，薄熙来事件揭示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在权力分配和中共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薄公开挑战中共长期以来的人事晋升规则，表明他——以及中共体制内的许多人——不愿继续遵守这些规则。他们认为，这些规则偏爱那些不愿承担风险、毫无生趣的官僚。就目前而言，党内当权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压制住了这些党内的反对派。但是，现行这种通过暗箱操作在各“山头”间分配权力的体制，有朝一日必会招致像薄熙来这样有野心、爱冒险、且自认受到该体制不公正对待的党内人士的反抗。如果此类愤恨增强，备受中共珍视的党内精英团结——即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把党内各派维系在一起的凝聚力——将受到侵蚀，危及中共生存。
薄熙来能够轻而易举地以其左倾民粹言论和荒诞的举措调动民意，这一点也应引起中共的担忧。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早已把毛泽东的幽灵赶走——毛是唯一一位能够召集群众来恐吓号令党的共产党领袖。薄非常有效地利用了群众对社会不公和腐败的不满情绪。这表明，只要中共的政策继续维系权贵资本主义，未来就还会出现薄这样的政治冒险家，还会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来实现其个人野心。如果说中共从中有什么要吸取的教训的话，那么首要的不是防止再次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而是务必解决滋生左倾民粹激进主义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实践中，这要求开展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更公正、更民主的社会。
这整出闹剧中展露出的唯一一线希望是，中国社会已表现出自己的成熟和影响力。如果可以的话，中共原本会把家丑严严实实地捂起来。但是，在这个信息革命的时代，公众的警觉性之高前所未有，家丑不外扬已经很难做到。甚至在薄熙来的左膀右臂、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叛逃前的2月初，就已有中国媒体在激烈争论薄大肆吹捧的“重庆模式”。许多自由派人士质疑重庆模式的成就、合法性和可持续性。当近日王立军在成都美国总领馆短暂寻求避难时，民众的反薄情绪在网络上急剧增长。中国老百姓对一名高官（王立军是副部级）做出如此叛国之事义愤填膺，此情无可非议。老百姓更加愤怒的是，文革结束35年后，让人回想起臭名昭著的“林彪事件”（1971年，这位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企图逃往苏联）的政治阴谋再次成为举国谈论的焦点，而他们却在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方面没有任何话语权。
在这场“完美”的政治风暴中，薄熙来的命运已定。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能否把这出丢人的闹剧转变为机会，来实施变革。
本文作者为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
美学者：薄熙来事件现中国领导层裂隙
多维新闻/从王立军出走，到薄熙来被免，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共对外一直维持着的团结形象，被“薄熙来事件”毫不留情的击碎。加州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杰弗里·瓦瑟斯通(Jeffrey N. Wasserstrom)认为，薄熙来被免职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向外界提供了一个罕有的机会，看到中国领导层的裂隙。
美国CNN网站日前发表杰弗里·瓦瑟斯通的文章，解读最近中国政坛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杰弗里认为，薄熙来被免职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向外界提供了一个罕有的机会，看到中国领导层的裂隙。
文章说，薄熙来下台的原委仍然神秘，让人难以捉摸。是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抑或是他真有违法行为？
先是薄熙来的左膀右臂，“打黑英雄”王立军出走美领馆，据说寻求庇护，而后又传出同薄熙来家关系密切的英国人海伍德突然死亡。从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旁观者能学到些什么呢？
杰弗里·瓦瑟斯通在文章中表示，薄熙来的下台能让人至少了解到以下几点：
第一，不管中共高层领导看起来多么团结，裂痕是避免不了的。
派别可能来源于多重因素，它可能同个人领导风格有关，也可能同家庭背景，地方背景以及意识形态有关。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领导层试图表现出党内派别之争已成为过去，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共党内斗争也许只是变得隐蔽了。但这种斗争随时都有可能浮出水面。
文章分析薄熙来想另辟蹊径达到政治权力顶峰。他想走群众认可的路线而不是只靠领导人的首肯，这种做法显然有些另类。
第二，历史性象征意义有时可以很有用，但随时会变成政治炸药。
杰弗里·瓦瑟斯通表示，薄熙来上升的一大因素在于他很技巧的利用了人们对毛时代某些方面的怀旧情绪。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使他赢得了称赞和支持，但为毛泽东时代招魂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
第三，薄熙来显然是“出局”了。
很难说薄熙来目前受到的对待到底应该叫什么。他被免职但官方并没有说他被关押，而且他名义上也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显然是“出局”了，但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
看看华国锋，在台上几年后被邓小平推到一边，不过一直有官职在身。再看看邓小平本人，在中共权力中几上几下。而另一个中共领导人赵紫阳则在“六四”后一直被软禁直至去世。由此看来，薄熙来的结局究竟会怎么样实在很难下结论，杰弗里·瓦瑟斯通说。
杰弗里·瓦瑟斯通的文章最后说，薄熙来的故事是值得观察的。因为在中国，最重要的关于领导班子的决定都是由一小群人闭门决定。中共高层政治在许多方面仍是黑箱操作，就像飞机黑盒子的内容一样，只有在飞机坠毁失事后才得以见天日。因此，薄熙来的倒下为外界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解读中共黑箱内容的线索。
杰弗里·瓦瑟斯通是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亚洲研究学报》编辑。他认为中国的经历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另类”，一个庞大经济体和强国的诞生，必然会伴随着种种喧嚣。他在《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的事实》一书中说，从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到国共合作与对抗，再到毛泽东时代、1989年政治风波，都在打磨中国的形状，使得中国现在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的结论是中国会奔向繁荣，尽管无法确知中国会不会发展为一个民主国家。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如果我们想了解世间的万事万物，那么，就必须去了解中国。(季北群 编辑)
南华早报：薄熙来与中国的未来
在这超敏感的政治季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戏剧加剧了中国政治光谱两端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两派的声音现在特别响亮。他们导演的这出暴风雨足以扰乱中国前进的道路吗？
“All is not well.” (诸事不妙!) 哈姆雷特的名句最近一直挂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观察家们嘴边。他们似乎言之凿凿。距离十八大召开仅有六个月时间，中国最高领导层即将新老交替，在这十年一遇的关键时刻，却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全国上下为之揪心忐忑。
薄熙来是中国最受人瞩目的省市领导人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元老之子。今年三月中旬，他突然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真相至今扑朔迷离，究竟是权力斗争、政治路线之争还是个人腐败导致了薄的下台，还不得而知。他的最终命运仍未确定——目前为止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不过，在现阶段，猜测薄的个人前途已无深层意义，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两股意识形态力量上演的冲突闹剧，将薄熙来事件推到风口浪尖。这两股力量现在处于胶着状态，未分胜负。但是，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士定会明白，一旦其中任何一方霸占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将是灾难。
自从邓小平开始倡导改革开放32年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一伟大过程却让中国近代史上轮流崛起的两股极端意识形态力量感到失望。一方是极左派，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只顾追求市场经济，创造了繁荣却丢失了平等，业已丧失其社会主义本质，他们渴望国家回到过去的国营经济形态，实行教条的列宁主义统治。另一方是自由派，他们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无法容忍一个没有多党制选举和公民权利法案的中国竟能如此成功。他们双方冲突的炮火声暂时掩盖了中国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成功背后所形成的中国主流社会的共识。
左派的各种诉求中与中国大众心理合拍的地方是，民众渴望中共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平等。各种民意调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凭借出色的执政表现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精英统治的实效获得很高评价，共产党的领导权受到外界广泛肯定。今年初，广东省乌坎村事件成为国内外媒体焦点之际，村里抗议民众举得最高的标语却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然而，民粹主义思潮充斥着左翼的头脑。一些极端的左派似乎根本看不到，最近几十年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们把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一些副作用——例如腐败和贫富差距拉大——简单地怪罪于市场经济本身。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最穷的人，生活也要比前一代的平均水平优越得多，他们对此视而不见，长时段的繁荣让他们觉得现在所得的一切理所当然，全然忘记当初突破计划经济改革之艰难。这些左派将薄熙来执掌的重庆地方发展误解为列宁主义时代的全盘回潮。他们对薄熙来的去职感到愤怒，觉得这是对共产党最大的背叛。
自由派的政治偏执更为离奇。自苏联垮台以来，他们坚持着一种特定的理念，认为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多党制选举和人权法案就不可能成功。他们年复一年地预言，中共领导的中国马上就要崩溃了。而中国则年复一年地使几亿人脱贫，经济规模一跃成世界第二大，人民看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二十多年来，他们又尴尬又愤怒，特别是近来他们的“理想国”——西方发达国家危机缠身，他们忧心如焚。他们的耐心正在消散，声音却变得越加尖利。
自由派阵营的经济学家正确地看到了一点，市场经济乃是中国崛起的基础之一。
然而，他们的经济学观点却被政治空想主义者所绑架，后者坚持把市场经济与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捆绑为一体搭售。他们活在空洞却时髦的意识形态理念之中，仿佛市场缺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就无法运作。他们完全无视以下事实——在中共一党领导下，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那些活跃在互联网上的自由派迫不及待宣布薄的免职是自由民主的胜利，是某种颜色革命的先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为苏联开出的“和平演变”药方的开始。他们欢欣鼓舞，庆祝薄的倒台，力图弄假成真。
国际媒体与互联网舆论中充满了这两派的高声喧哗，而他们都忽略了关键所在：民心。过去三十二年间，中国社会铸就了一个强有力的共识：用渐进稳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市场力量发展，这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繁荣兴盛的唯一路径；基于一党领导的政治稳定是防止极端民粹主义与民族分裂的唯一保障；不断改革，实行开明、贤能统治的共产党是率领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可靠政治组织。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有不够理想之处，但却是所有现实选项中最优的选择。
薄被免职的前一天，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结束时答记者问。他提及文革与政治改革问题，这些话在外国报纸与网络论坛上引起了强烈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过，类似的喧闹猜测并未切中要害。任何一个理性思考的人都能看出，在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总理之所以提及文革，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忧惧，担心有某种力量冲击现有制度而造成混乱一发不可收拾。普通话有个词叫做“折腾”，指的就是那种导致整体翻船的意识形态斗争。至于政治改革，总理用的词是“政治体制改革”。这在当代中国政治术语中，指的是渐进式地改善当前的制度，而不是全盘改制，更不是推倒重来。
在这超敏感的政治季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戏剧加剧了中国政治光谱两端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两派的声音现在特别响亮。他们导演的这出暴风雨足以扰乱中国前进的道路吗？如果是这样，中国将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文革可能真的重演。某些极端自由派正要求眼下要乘胜追击，清算左派，满脑子以牙还牙的“文革”思维，一场“互联网文革”似在酝酿中，奇怪吗？不！激进的左右两端本质上是一样的。中国如乱，国家与人民将遭遇的灾难或将超过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会成为世界的负担，而不是世界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一悲剧不必发生。揣测北京即将发生政治风暴，这样的言论是危言耸听。中国人民渴望稳定和发展，加上执政党的理性领导，必将引领中国沿着务实、温和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是当代中国的民心所向，这巨大的中坚力量合成中国社会平静而强大的主流，历史的潮流推动着它，呵护着它。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
本文作者李世默，为上海的风险投资家。
中国左派的受害妄想症：坚称薄熙来下台是基辛格亲手策画
世界新闻网/薄熙来因王立军事件被罢官以来，中国的“乌有之乡”等许多左派网路盛传，薄的垮台是美国制造的阴谋，甚至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亲手策画，目的是阻止薄熙来在18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美国驻中国使馆发言人包日强(Richard Buangan)出面驳斥，说中国网路流传的阴谋论荒唐无聊。
薄熙来倒台后，位于北京大学区的“乌有之乡”组织公开为薄熙来辩护。身兼书店经理的乌有之乡网站创办人范景刚说，薄是被反对他的政策的敌人扳倒的，而不是因为他的工作过失。范景刚身穿蓝色毛式制服，说“王立军和薄熙来都是敌对势力的受害者”。
范景刚说，尽管美国的阴谋论没有得到证实，但他认为值得相信，“其中的核心意义在于，如果全中国都实行重庆模式，美国的战略利益就将受到威胁”。
即使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接受西方倒薄的阴谋论，但多数人仍相信，薄熙来是被他的政敌整垮的，他在重庆推行的政策严重受挫。
重庆一名司机周先华(Zhou Xianhua，译音)说：“重庆取得的很大成就，都是薄书记的功劳。如今他走了，重庆将乱成一团糟”。
中国高层对薄熙来的处理是受到自由派的压力，其中包括主张自由理念的部分高层人士，他们认为，薄熙来的机会主义行为将带来威胁。
薄熙来垮台后，自由派加大了批薄力度，许多人认为他在重庆打黑实际上是无法无天，与文革式的迫害无异。
严厉质疑打黑的中国律师李庄说，薄熙来和王立军打黑时使用酷刑和诬陷，非法没收他人财产，“我不否认确实震慑了犯罪分子，改善了重庆的治安。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毁灭与破坏了法制”。
中国民众在薄熙来垮台上出现的不同声音，反映出政府高层内部存在着分歧与不确定性。一名与高层有接触的消息人士说：“民众的分歧体现了高层对重庆问题的不同看法。”
这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大记者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薄熙来，似乎把王立军事件变为广泛抨击薄熙来各项政策的时机，使党内保守派和军队感到愤怒。
同情薄熙来的北京记者王文(Wang Wen，译音)说，在胡温开始向新一代交班的过程中，薄熙来被撤职将使高层的团结更难实现。
薄熙来倒台暴露出政府内部和民众的不同路线与意识形态，未来数月可能将使高层权力的微妙转移更加困难。研究中国政治的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在谈到中国高层处理薄熙来的问题时说：“中国高层如今确实十分棘手。”
文革时期曾任重庆红卫兵领袖的唐大华(Tang Dahua，译音)说，他理解温家宝在人大记者会上避免重蹈文革覆辙的警告，“民众已经忘记，中国不久前还处于动乱之中”。
临近清明节，67岁的唐大华来到重庆沙坪坝的墓地，给死去的红卫兵战友扫墓。他说，文革“似乎就发生在最近，而不是45年前”。他仍记得文革时期的重庆是武斗重灾区，不同派别的学生与工人使用从重庆兵工厂抢来的枪炮，在街上展开激烈巷战。
62岁的薄熙来在文革时也是红卫兵，后来受父亲薄一波的牵连，遭迫害入狱五年。唐大华说，很多当年的红卫兵对文革仍记忆犹新，“很多人要我写回忆录，但我知道中国没人敢出版”。
中共高层盛赞重庆“唱红打黑”的旧日表态被“立此存照”
明报/“六四”等字眼来观测中国政治阴晴雨，定如雾里看花。现在，有关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相关资料，内地互联网上并未删除，趁此机会重温各中央大员对“重庆模式”和“唱红打黑”的表态，可为未来立此存照。
翻查资料发现，前年底到去年春是中央大员赴重庆考察的高潮，几乎每位到重庆的中央领导人都参观过重庆公安局的“打黑除恶”展览，观看过“唱读讲传”(即“唱红”)汇报演出，不知这是否薄熙来有意识地强人所难，向各位领导人硬销私货，但见诸公开报道，各位大员对这一套鲜有不唱好的。
王岐山：了不起 吴邦国：大德政
副总理王岐山前年7月到访重庆后的评语是“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前年9月到重庆时盛赞“唱红”是“找到了一个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好载体”；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年11月到访时，特别赞扬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新一届党政班子”的作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前年12月视察重庆时，肯定“唱红”，亦盛赞“打黑”成效，“希望重庆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形成构建平安重庆的长效机制”；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去年4月上旬赴重庆，称赞重庆建设公租房“是一大德政”，“为全国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对重庆评价最高的要属中组部长李源潮，他去年4月中在重庆说，重庆的改革探索，对破解中国科学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资料显示，温总于2008年12月、李克强于2009年7月曾访重庆，当时已是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陪伴在侧，只是当时重庆的“唱红打黑”还未成气候，两人对此未置一词而已。所以说，薄熙来出掌重庆后，从未踏足过重庆的，政治局九常委中，只有胡总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