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伍德是什么时候认识薄瓜瓜的？
-传薄巨资女色笼人 吞苦果实因抢夺话语权
-记者爆长安街“军车如林” 被扣查七日
-日媒曝光：中共5月份肃清薄熙来重庆势力
-重庆人大代表爆猛料：王立军叫我作假证
-世界媒体看中国：重庆有多黑
-《环球时报》连发三炮辟谣重庆事件
-环球：中央应尽快给薄熙来定性
-旧闻重刊：“打黑”背后的秘密
-英国敦促中国重新调查海伍德死因
-英媒：中国不需要薄熙来模式
-重庆新任公安局长强调全力维稳
-44天两换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显示胡锦涛又失重庆
-薄熙来事件意外收获
-中国怪象：党报团报驳火 军报灭火
海伍德是什么时候认识薄瓜瓜的？
姜维平/自从薄熙来被解职之后，有关他的现状和前程的评论和猜测越来越多，有点像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王立军出走成都美领馆的内幕还不甚清晰，又冒出一个神秘死亡的英国人，这就把读者的好奇心吊得高高的，而国内媒体的新闻封锁又是密不透风，越加厚重了遮掩事件真相的迷雾，近期，法国《世界报》记者卜光和香港《壹周刊》记者姚景贤等多家媒体记者和读者向我询问海伍德的情况，坦言之，我对此人没有什么印象，但可以大概推测一下他与薄家认识的时间。
薄熙来是一个两面派，对别人的孩子冷若冰霜，对自己的孩子恩爱有加，这方面我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90年代中期，在大连举办的一次服装节上，我得到了几张招待票，其中有一张是在人民文化俱乐部观看全国中青年时装设计模特大奖赛，我们记者们坐的位置与薄熙来很近，只隔了几把椅子，那时，薄瓜瓜和吴文康在一起，与以前一样，谷开来忙于做生意，全世界到处跑，没有在现场，大家正在鸦雀无声地观赏演出，突出一阵惊呼，原来薄瓜瓜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又哭又闹的，秘书吴文康用双手把他擎在空中，急匆匆地走了出去，观众席上一片骚动，我抬眼看薄熙来一眼，他望了一下吴文康之举，笑眯眯的样子。。。。。。
有这种慈祥眼神的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徇私枉法，丧心病狂地整人到极致的人，但是，他的确与众不同，他出身于中南海高官家庭，熟知宫廷斗争的内情，头脑里没有一点平等理念，所以，他历来把自己的孩子奉为掌上明珠，把劳动人民的孩子看成猪狗不如，再举一个事例就能佐证。
我住在大连市西岗区福德街，他1999年之后，住在西岗区长江路598号28楼，也就是说，我与他的公寓仅一街之隔，两排楼之交界处有个非正式的农贸市场，很多乡下来的农民在此摆摊卖菜，既方便了附近的市民，又能使他们养家糊口，何乐而不为？但薄熙来爱做表面文章，就下令取缔这个市场，有些人不在乎城管人员的驱赶，照常偷着卖，由于物美价廉，市民也多有捧场，但薄熙来出行看见了，必定亲自下令，对小商小贩大打出手，那种惨不忍睹的场面，我看过多起，有一次，有一个卖水果的海城妇女，被城管人员强行折断了秤杆，还揪住头发殴打一顿，这时，她随身携带的小女孩吓得失声痛哭，而薄熙来就站在自己的轿车前得意地观望，这些像土匪一样凌辱和殴打弱势群体的“大盖帽”的顶头上司，就是彭永毅，薄熙来亲自任命他是市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又兼市公安局巡警支队政委，90年代名震一时。。。。。。。总之，人们难以想象薄熙来对儿子的恩爱目光，不会转移到小商小贩的爱女身上。然而，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正因为他对自己孩子病态式的宠爱，与穷人们孩子的阴冷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才孕育了如今这么多的丑闻故事，就我记忆所及，90年代中期，他是通过一位姓王的，被其一手扶持起来的地产商的利益输送关系而去新加坡读书的，谷开来陪了几年时间，她们都拿到了绿卡，也大体完成了巨额财产的转移，这种“裸官”的决策来自薄熙来的谋略和“大智慧”，也来自曹伯纯的嫌疑与争斗，他们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市长，前者有邓小平亲友的支持，后者背靠薄一波的大树，争得一塌糊涂，曹书记一度抓捕了薄倒卖土地从中谋利的代理人郑惠，他任职大连房地产开发办主任，但曹书记没斗过薄熙来，挥舞的反腐利剑高高地举起而又轻轻地落下，郑惠忽然辞职，去了美国洛杉矶，完成了全家移民，但这事使薄熙来成了惊弓之鸟，一方面家庭财产战略大转移，谷开来以律师所分部的名义，到处做业务，纽约，伦敦等地，全世界跑动；另一方面，先在新加坡让瓜瓜学习英文，拿到了身份，再转去英国和美国，因此，海伍德很可能是在他们新加坡小住之后，与其进一步密切来往的。
1988年，薄熙来荣升大连市宣传部长，此前，他家的保姆，保镖，厨师，司机，由车克民兼于一身，忙于工作，少有回家，车秘书与老婆都离了婚；此后，有了瓜瓜，谷开来搬到大连海军水面舰艇学院大院居住，找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管家叫赵丹，而谷开来生意上的男秘是程毅君，他是美籍，以前据说是台湾的一个著名演员，总之，围绕他家的人中没有这个英国人海伍德的身影，如果有，在一个弹丸小城里，既使我不知道，其他记者不可能不知道，通常情况下，体制内的记者们都是私下互通信息的，虽然，我们不能公开报道薄熙来家庭的贪腐之事，但过过嘴瘾是平常的小事，因此，这位据称在大连当过英语教师的海伍德不在记者们的视线中。
据海外媒体报道，海伍德20岁出头就去了北京。他的朋友们对此颇感惊奇。据说，他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中文，而后海伍德搬到了大连，在那里认识了他后来的中国妻子。关于海伍德同薄熙来一家的关系，《卫报》报道说，海伍德对人称他帮助薄熙来安排了其子薄瓜瓜到英国哈罗公学就读。薄瓜瓜2006年入牛津大学最著名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读PPE(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然而由于他的放纵享乐的生活方式，学业跟不上，结果被学院勒令停学了一段时间。薄瓜瓜后来又回到学院，重操学业，最后在2010年以不错成绩毕业。
我认为，可能90年代初期，海伍德曾在大连短期教过学，那时除了金石滩的枫叶国际学校，就是在七贤岭一带有几家贵族小学，吸引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的子女，其中培根学校也比较有名，我应邀去参观过那几家学校，有一家是美籍华人创办的，海伍德似乎就在这种类型的学校教英文，而薄熙来夫妇那时最急需这样的师资，因为他们对自己任职的政权没有信心，对手中巨额的不义之财舍不得放手而又充满忧虑，所以，薄瓜瓜是他们的命根子，既可以沿续他们的香火，又能尽享他们的财富，而海伍德这样的人就扮演了敲门砖的角色。也就说，那时他们既便相遇，也是处识，没什么交情。
关键的问题不是他们何时相识，又何时密切，而是他们背后的布景今非昔比，我印象中的薄家不太在乎别人目击他们的特权：瓜瓜跟邢良坤学陶艺，谷开来跟张兴君学国画，薄熙来叫女秘书读英文，谷景生叫作家宋协龙写自传，等等，他们何时支付过薪水？海伍德以特长和资历而靠近薄家，薄家也视为知己，大概不会在经济上亏待他，但重庆与大连如此不同，上个世纪有天大的事情也可以找薄一波摆平，而如今，有屁大的小事也易于被政敌抓住软肋，所以，海伍德就成了知道事情太多的累赘。
至于他怎么成为娶了中国新娘的敲门砖的，指引瓜瓜敲开了走向西方的大门，又是如何危及到了薄熙来，谷开来的利益，最后被其无情地遗弃的，这个谜底的揭开，可能不光靠事实和证据，还得看中南海高层权利格局的变化，不过，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王立军夜闯美领馆涉及到了美国，谷开来的案子又涉及到了英国，大概基于这一点而掩盖，恐怕就太难了。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不论换了什么党，什么派，像薄熙来这样的只爱自己孩子，拿别人生命当儿戏的官员都不会有好下场。
2012年3月28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传薄巨资女色笼人 吞苦果实因抢夺话语权
多维新闻/日前坊间还盛传薄熙来核心亲信爆料，约有200余著名“左派文人”曾接受薄熙来“非正常财务渠道的巨资酬劳和女色”。虽然，上诉传闻的可靠性有待商榷，但值得注意的是，薄熙来主政时的重庆确实曾为所谓的“重庆实践”研究提供支持，并高调宣扬。分析人士指出，真正让薄熙来吞下苦果的是他的高调舆论攻势抢夺了中央的话语权。
巨资女色笼络学者骇人听闻
3月27日，推特（Twitter）名为“樵夫”的前《纽约时报》记者赵岩发布消息称：重庆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薄熙来不惜非正常财务渠道巨资与女色笼络一些人士来吹捧其唱红打黑的政绩，其已被双规的亲信交代，清楚记得接受薄巨资酬劳和女色的有：司马南；孔庆东；吴法天；方滨兴；巩X田；孙锡X；谭伟X；范X刚；张颐X；梅宁X；王兆X；万X生；崔之X；宋晓X；王X光；王文等人。
消息还称，这位薄熙来的核心亲信还表示，此外还有大批人，约二百余人，其中不乏一些专家学者，只是他已经无法全部记得清。
上述消息虽然匿去了具体人名，但很多人还是可以从中猜出这些人真实身份。有网友甚至将其中的名字进行了相应的“匹配”，如司马x（南）、孔庆x（东）、吴法x（天）、方滨x（兴）、巩X（献）田、孙锡X（良）、谭伟X（东）、张颐X（武）、梅宁X（华）；崔之X（元）；宋晓X（军）；王X（伟）光等。
其中被“匹配”的人之名单中确实有人曾参与重庆2010年启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重庆的实践”系列研究，并担纲主要研究者，如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等。不过，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外公布一份课题招标公告显示，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重庆的实践”系列研究的课题每个资助金额为10万元，课题主持人所有单位按要求给予适当配套经费，重大课题经费管理参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及相关说明执行。
分析人士指出，他们的研究课题获得重庆方面的财力支持可谓“名正言顺”，但外间所传薄熙来“不惜非正常财务渠道巨资与女色笼络”则骇人听闻，显然太过阴谋论。该分析人士说，薄熙来能一步步走向政坛高位，必有其过人之处，“不会傻到没有意识到这200多人还都能够做到不漏口风”，毕竟这么操作的风险太大。
舆论攻势风头太盛终酿祸
虽然薄熙来不止一次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但可以看到新闻学专业出身的薄熙来对于舆论的掌控，重庆模式有其个人的印记。在其治下重庆频频召开的有关讨论重庆模式的会议，从2010年至2011年12月中旬可以称得上是宣传“重庆模式”活动的密集期。
2010年9月19日，“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模式研讨会”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重庆市委许多要员出席；2011年6月12日，同样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了“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年7月4日，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庆实践”课题组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重庆工作情况介绍及课题研讨会”；11月26日，由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市委党校联合举办“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
这些都让薄熙来“没提过什么模式”的辩驳显得有些苍白。就在薄熙来被免职的前1个月，2月11日，面对记者提问，“薄熙来说，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如果说重庆的发展有什么特点，没别的，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改善民生是‘三个代表’的重要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分析人士指出，深谙舆论先行的薄熙来，在重庆的一系列舆论攻势，风头之盛大有“代言中央”之势，而话语权的“丧失”让中央感到“头痛”，这可以说是薄熙来最终吞下苦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季北群 撰稿)
记者爆长安街“军车如林” 被扣查七日
苹果日报/薄熙来倒台诱发中共高层权斗，本月 19日深夜更传中南海因此发生“政变”，众多名人网上发帖描述当时京城异常状况，令海内外关注。当局事后清查“谣言”，其中爆长安街“军车如林”的北京《证券市场周刊》主编助理李德林，更被当局扣查七日，内地网民惊唿“太恐怖了”。
据了解，李德林是上周五（ 23日）下午被公安电话传唤后“匆匆离去”，之后再无音讯，至昨日失踪五天，不少朋友、同事纷纷在网上找他。至昨午终有消息指，李已被关在北京某个看守所，“据说要关七天”。有朋友致电联系后，证实他正被扣查，“人很安全，大家等待消息吧”，吁外界勿再渲染。
《苹果》记者昨致电《证券市场周刊》编辑部，工作人员称李德林“休假了”，何时回来上班“不清楚，可能要一段时间”。据了解，他被扣查确是因言惹祸，因本月 19日晚他在新浪微博发文描述京城所见：“军车如林，长安街不断管制。每个路口还有多名便衣，有的路口还拉了铁栅栏。”
由数百位内地资深财经记者组成的“深蓝财经联盟”昨唿吁关注事件，为他抱不平。有网民指，他只是描述当时长安街所见，不涉机密，“凭那句话就关七天，太恐怖了”、“让李德林回家”。据悉，当晚在微博直指中南海派系大斗争，“温家宝与周永康针锋相对”的广州某公司负责人，至今相安无事。
33岁的李德林是内地财经作家，出版过《德隆内幕》、《高盛阴谋》、《我所知道的国美真相》等书，曾被评为“中国资本市场 20周年最具影响力财经传媒人”。
日媒曝光：中共5月份肃清薄熙来重庆势力
产经新闻/日本媒体3月28日称，已被解职的中国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目前面临着贪污和渎职等罪名的指控，目前薄熙来正在接受中共纪检部门的调查，不过结论还没有出来。但是，薄熙来的妻子及其亲信已经相继以各种罪名被中共关押起来，中共中央似乎为了彻底消除薄熙来势力开始了一些列“肃反”行动，肃反的高潮将会出现在今年5月份的重庆市党代会上。
据《产经新闻》3月28日报道，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人士称，经营律师事务所的原中共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与薄氏在同一时期被中共中央纪检部“双规”。如果对薄熙来的指控成立的话，那么薄熙来的政治局常委资格可能在今年秋季十八大召开之前的第7次中央会议上被剥夺。
王立军事件、特别是薄熙来被免职以来，重庆的领导班子已有多次调整。先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张德江空降重庆接替了薄熙来，又有甘肃常委、公安厅长何挺接替王立军。
而亲近薄熙来的重庆市人大主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存根26日被中共中央解除了该市党委会常务委员资格，相信不久就会被解除重庆市党组织部长一职。由于陈存根担任重庆市人事权的一把手，他的解职标志着薄氏一派失去了对重庆人事部门的的控制权。而接替陈存根的则是跟重庆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官员。
重庆人大代表爆猛料：王立军叫我作假证
多维新闻/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3月28日通过媒体透露，王立军曾要求他作假证供，以打压批评打黑的人，并威胁要撤销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他还透露，王立军手下的人曾发话称，企业家从商3年以上就必然能找到“经济问题”，打黑期间重庆商界人人自危。
去年重庆市两会期间，重庆市人大代表、同创集团董事长张明渝书写下长达5,000字举报信，指另一重庆市人大代表、西南证券董事长翁振杰受贿涉黑，但翁指张的说法纯属“造谣”。此后，张还特意与时任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面谈此案，当时王立军曾表明会把翁“拿下”。
张明渝3月28日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透露，翁开始接受调查不久，情况立即发生变化。王对张的态度完全转变，甚至多次要求他停止对翁的指控并发出威胁。王身边的人指，翁到公安局接受调查当天，是王立军亲自送他下楼上车。
举报贪污无果 反逼做“污点证人”
去年6月，王立军突然要求张以“污点证人”的身份出现在另一宗毫不相干的案件。张明渝回忆道，当时公安将他带走，王要求他供称向曾经公开批评打黑的华夏银行重庆分行高层牟春旺行贿，要求对牟的诉讼“完美进行”。张指，王此举一来可以令牟沉默，二来可以把自己打成罪犯，达到保护翁的目的。当时王对他说，如果诉讼进行不顺利，就会对他“不客气”。张拒绝就范，因为有人代身份的保护，在24小时后获释。据张所知，牟至今仍然在押。
张回忆道，当时已向中纪委举报翁振杰，但碍于王立军位高权重，他不敢上报王的做法。今年1月重庆两会期间，王立军要求张明渝停止对翁的指控。王立军警告，他可以“扰乱两会议程”为由提议罢免张的人大代表资格，“人大代表都不是了，你就没有保护了，我们随时可以抓你。”
张指，王立军手下的项目组人曾说，企业家做过3年以上、公务员做到官科级以上，一定能查出“经济问题”。在重庆打黑期间商界也人人自危，有重庆商人要嫁女儿都怕过于高调会招致麻烦，把婚礼改在海南岛举办，出于恐惧而移民、并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者也不在少数。
张说，薄熙来、王立军下马后，“悬在我脖子上的剑拿掉了”，他又再在微博公布了一批翁振杰涉黑的证明材料，并称会坚持揭发到底。
两会期间被迫封口 押解回渝
《明报》报道援引明渝自述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3月8日早上，有管理处人员敲开张在北京的寓所门，称“楼下漏水”要检查水管。但门一开，即有5名大汉入内，并亮明身分：“人民警察，请跟我们走一趟。”
张被带到一辆客货车上，从北京辗转经河北、河南再进入重庆，全程23小时。对方称，行动是“上头交代”，他们也不清楚。到达重庆后，张被软禁在一处“山庄”，房间内只有电视，无法对外联络。
外界普遍认为，重庆当局是想阻止张在全国两会期间举报翁振杰和王立军。3月14日全国人大闭幕后，张明渝在重庆被释放，正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表示“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之日。(宇文 编辑)
世界媒体看中国：重庆有多黑
美国之音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度在重庆推行的所谓“打黑”运动，即扫除重庆当局所说的“黑社会势力”、“黑恶势力”的运动可以说是巨大的成功，也可以说是巨大的灾难。
*最佳代表王立军*
在当今中国，人们依然在激烈争议薄熙来及其“打黑”运动。但毫无争议的是，激烈争议双方都可以相信，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是“打黑”运动的大成功或大灾难的最佳代表。
在大灾难论者看来，王立军一度试图寻求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庇护，再清晰不过地显示了重庆当局成功而彻底地扫除了一切法律保障，即中国民众所说的“以黑打黑”，使法治荡然无存，让政府变成了比黑社会还黑的黑恶势力，让领导“打黑”的人到头来也不得不担忧自己在重庆的生命安全没有法律保障。
在大成功论者看来，王立军一度试图寻求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庇护，则再清晰不过地显示了打黑之后的重庆，社会治安大大好转，秩序井然，即使是王立军这样一度权倾一时、令人畏惧的高官也逃不过法律的追究，以至于他要试图寻求外国庇护，从而显示了法律（或中国大陆所谓的“党纪国法”）在重庆、在中国的至高无上的尊严。
*“打黑”与酷刑*
一度大有问鼎下届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之势的薄熙来3月15日被不留情面地解除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薄熙来用以让自己晋升最高领导层的两个主要途径，一个是“唱红”，即动员命令民众大唱中共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红色”革命歌曲；另一个是“打黑”，即动用非常手段、包括非法手段，打击当局所说的“黑恶势力。”
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打黑”的问题上，国际媒体与中国当局观点明显不同。中共当今最高领导层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共有9位成员，其中有6位到重庆进行了视察，对“打黑”表示赞扬。提出热情洋溢赞扬的包括中国内定的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使是对薄熙来给予不点名的严厉批评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没有把“打黑”提出来进行批评。
但国际媒体则是众口一词地谴责重庆的“打黑”，而且总是把那里的“打黑”跟酷刑联系起来。
3月28日星期三，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发表驻中国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的报道。其报道的主题是一个英国人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神秘死亡所引发的现实中国政治戏剧的剧情突转。德拉格朗日用法国人的戏剧化笔调，写出这样的新闻导语：
“在中国跟在西方一样，一个人失宠之后，各种曝光、各种指控就大可能接踵而至。一度大有可能晋升权力最高层的薄熙来倒台两个星期来，有可能牵连他的事情纷至沓来，其中有的还牵涉国际关系。英国已经要求中国当局彻底调查一个英国人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死亡的问题。这一不祥的事件可能成为继续横扫北京的一场政治风暴的风源。”
在讲述了英国人尼尔.海伍德在重庆神秘死亡导致薄熙来的前心腹、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跟薄熙来发生冲突、王立军试图寻求美国领事馆庇护从而引发薄熙来倒台之后，德拉格朗日又提起了他的导语当中所说的“曝光”，说起了薄熙来在重庆“打黑”与酷刑问题：
“他用以打击犯罪团伙的匆忙且非法的手段曝光，进一步增加了使薄熙来受制于人的把柄。在所谓的打黑运动期间，将近5000人被逮捕，其中包括黑帮团伙成员、商人、公司主管或警察。有13人被判处死刑并枪毙。如今，人们在谈论打黑的大规模刑讯逼供，对商界大款的敲诈勒索，对政治敌手的收买。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李庄被判刑1年半，罪名是教唆伪证，这一举动被认为是薄熙来蓄意对整个律师界的威胁讹诈，并在中国激起义愤的声音。”
*重庆之黑*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的地方暴君：薄熙来倒台暴露中共统治的真相。”评论说：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不透明的制度之一，但中国的政治内斗时常让人们得以窥见在这个人民共和国权力究竟是怎样运行的。一个眼前的好例就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一度希望晋升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本月倒台。本报近几天来率先发表了好几篇报道，显示薄熙来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其行为就像是在小城镇横行霸道导致民众骚乱的那些党委书记。”
在接着说起英国人海伍德在重庆的神秘之死、以及认为海伍德是被毒死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跟薄熙来就此发生的冲突之后，《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将注意力的焦点由重庆转向全中国：
“王立军领导了重庆的打黑运动。中国的法律专家提出批评说，重庆的打黑践踏法律。其他评论人士则指责薄熙来以打黑作为掩护，将忠于他的黑社会头领扶持起来。商业界的一些人更是指责说，当局指控他们是黑帮成员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
“其中一些商界大款本身就有相当的影响力。例如，张明渝是重庆市人大代表，但这并不妨碍重庆警方在全国人大本月开会期间从北京把他抓走。张明渝说，他有证据显示王立军跟重庆市经营一家最大的金融公司的黑社会头子串通一气。自己的价值7亿美元的公司被抢走、目前生活在国外的李俊则说，他受到警察和军人施加的三个月的酷刑，其目的是从他这里逼出不实的口供。
“在任何权力斗争中，把实话实说跟挟嫌报复之言区分开来都是困难的。但鉴于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所拥有的不受制约的权力，这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些人所说的亲身经历虽然令人惊恐惊奇，但在全中国，他们所说的亲身经历是常态而不是例外。”
*惨无人道，比比皆是*
《纽约时报》星期二发表记者沙伦.拉弗拉尼耶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的报道，题目是“前中国高级官员（薄熙来）丑闻，打黑是其一。”
这两位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报道讲述了薄熙来如何在2009年6月开始发动“打黑”运动，试图以此出奇制胜，更上层楼，问鼎中共下届最高领导层。然而，“打黑”运动肆无忌惮、惨无人道践踏法律的例证比比皆是：
“一些在打黑中遭打的人说，他们觉得十分富有反讽意味的是，中共到现在才开始调查薄熙来是否践踏了法律。他们说，在两年的时间里，打黑运动肆无忌惮地无视法律。与此相关的例子比比皆是。48岁的龚刚模原先是摩托车厂商，40岁的樊奇杭是建筑商。两人被控犯下一系列重罪，其中包括下令谋杀一个男子。两人都抗辩无罪。
“在被处决前的录像问答中，樊奇杭说，他被秘密关押在一处军人营地长达五个月，被铐在一根铁柱子上，有一次连续五天被手铐铐在上边，只有脚尖可以碰到一张桌子。他的手铐深深勒进手腕，以至于他的看守有一次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解下来。
“樊奇杭说，他尝试多种方式自杀，头撞水泥墙，咬自己的舌头。他由此而来的这些身体创伤都有医院记录为证。他的律师朱明勇说，检察官的厚厚的卷宗，他只是看了几页。即使如此，‘（当局）违法的做法如此之多，你根本不需要再去搜寻了。’他说，樊奇杭后来被判罪名成立，在2010年被处决。”
*调查性新闻报道经典*
新闻报道当中，有所谓的“调查性报道”类别。在言论出版不自由的中国，尽管有成千上万有才华、有干劲的记者，但在有关中国国内敏感问题的调查性报道方面，中国媒体和记者常不得不拜西方媒体和记者的下风。
在这方面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有关重庆打黑的报道。尽管薄熙来已经倒台，尽管重庆的打黑长时间以来被许多中国人批评为“黑打”，“打的比被打的更黑，”但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迄今依然没有打黑之黑或打黑的刑讯逼供的正规深入报道。
在这方面，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大报《金融时报》3月4日同日发表的长篇报道，可谓衬托中国新闻不自由的调查性报道的经典之作。这两家报纸都是以采访“打黑”受害者、只身出逃的重庆商人李俊、以及查证李俊遭受重庆当局的陷害和酷刑的详细证据为基础写出的长篇报道。
《金融时报》有关李俊案所显示的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暗无天日的报道也有中文版，其网址是：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761#utm_campaign=1D110215&utm_source=EmailNewsletter&utm_medium=referral
《环球时报》连发三炮辟谣重庆事件
多维新闻/自王立军擅自奔赴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以来，中国大陆便开始疯传各类政变、兵变谣言。而这种谣言四起的态势在薄熙来被免重庆市委书记职位后进入“高潮期”。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就此连发三炮，从“呼吁说法”到竭力辟谣，再到海伍德死因遭肢解，称中国社会应对纠缠于长安街和中南海的“政变”谣言有所警觉，切不可对其传播听之任之，并对西方媒体“有意”使中国落入政治谜团的做法严厉斥责。
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于3月22日首度发声，称由重庆事件而起的社会议论实属正常，在传言纷纷之际，唯有党中央进一步的权威声音才能遏制谣言的疯涨。同时结合中国换届这一敏感时间点，认为中央采取谨慎的做法是“必要的”。
26日，在中央尚无任何权威声音发出之际，该报发表题为《坚守社会对谣言的抵御防线》的社评文章，将中国国内围绕薄熙来被免一事不断泛滥的谣言归因于信息的不对称。换言之，中国官方的正面信息有时跟不上社会的需求，让谣言钻了空子。而针对盛嚣尘上的各类鼓吹，如公开吹捧谣言的“正义性”，宣称“谣言倒逼真相”，“谣言倒逼改革”等，似乎有意让谣言成为脱离现行体制控制的“新政治轴心”。文章在承认中国官方需要不断改进信息发布体系的同时，也指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谨小慎微做法的必要性。因为快速发布信息的风险，有时的确大于搞清楚后集中发布的风险。这些风险由很多因素共同促成，包括社会有可能误读阶段性信息等。
之后，随着西方媒体纷纷加入探究薄熙来家英国籍友人尼尔．海伍德死因的大潮，以及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滞留期间提供的证据及谋杀令等说辞盛嚣尘上，《环球时报》再次发文进行辟谣，同时对西方媒体纷纷将海伍德之死与重庆近来发生的事情做联想、增爆料，以期在中国插入一只“无形的手”、制造“政治谜团” 的作为严厉谴责。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官方在信息披露方面一直在向前走，整个中国社会的透明度呈明显不断增加趋势。尤其是随着微博的迅猛发展，各类信息的传播有了一个公开讨论和围观的平台。客观而言，这是中国改革最复杂的领域之一。需要注意的是，越是在争论和对立的关头，越是在西方媒体大举参与向中国政治领域传递“重量级信息”的时期，越需要官方加快权威信息的公布。对此，《环球时报》也两度公开呼吁“中央说法”，以防止各种猜测甚至谣言主导舆论。
与谣言相伴随而生的，是西方舆论会对中国模式和政治危机出现“集中爆发式”的质疑与预断，尤其是对海伍德死因的肢解，更是呈现出公开化的“叫板”和围观。对中国大多数民众而言，“京城放枪”、“机场封锁”、“长安街戒严”、“钓鱼台外媒云集”等桥段并不天然附带浓厚的“政治意味”。相比照而言，一贯善于围绕中国民主与政治“做文章”的西方媒体，借机“唱衰”中国既定政治轨道的做法并非首例。尤其是随着西方危机的不断出现，“中国模式”被当做强大的对手屡遭“肢解”，这与其此前对苏联经济成就的敬畏之心如出一辙。
围绕重庆事件后的谣言狂潮，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蒋元明表示，2012年对中国很重要，尤其是随着十八大的临近，如果谣言冲击不能得到有效纾解，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混乱局面。蒋元明同时建言称，唯一能与谣传抗衡的便是信任度和透明度。如果透明度不高，信息发布不及时，就会给谣传、小道消息留下空间。这一表态与《环球时报》督促中央尽快公布权威信息的做法如出一辙。
“谣言止于智者”。不管是《环球时报》的“催促”，还是公众对真相日益高涨的呼声，作为中国执政者不得不面对的考验，重庆事件一方面给公众提供了“共议国事”的平台，同时也为中央敲响了警钟：值此信息大爆炸时代，与其因信息滞后给西方媒体制造政治谜团以可乘之机，不如切实尊重民众对信息的知晓权，逐渐走向透明化。(泉野 撰稿)
环球：中央应尽快给薄熙来定性
环球时报/针对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薄熙来“英籍保姆”海伍德在重庆神秘死亡，导致王立军投奔美领馆和薄熙来下台，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莫让“非对称”信息博弈影响中国》呼吁，希望中央能早日对重庆事件给出权威结论或阶段性信息，防止各种猜测甚至谣言主导舆论。
英国人海伍德去年11月在重庆死亡。近日外媒传出，英国外交部门要求中国重新调查海伍德的死因。西方多家大媒体纷纷将海伍德之死与重庆近来发生的事情做联想，不断增加爆料。给人的总印象是，外媒对重庆调整后的情况很有兴趣，并希望能产生触动。
中国党代会之前，舆论的声音总是比平时更加复杂和活跃。猜测很多，传言也很多。外媒有它们的特殊优势，有时能制造出其不意的效果。这需要中国社会在思想上有足够的定力，不让外媒成为有能力调控中国的“无形的手”。
围绕重庆的调查正在中央的主导下扎实、有序地进行。如果海伍德之死确与重庆的这场变故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一定躲不过这番调查。如果这个联系不存在，相信调查也会实事求是地排除它。
西方媒体把当前的中国描述成“像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一样神秘”，似乎是希望激发中国内外的各种想象，使中国落入无论如何也说不清、解不开的政治谜团。他们不像是在关心一个明确的结果。
由于中国官方对于做结论很谨慎，在最终结论形成前，会有信息的空当期。中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学会了利用这个空当期设置议论点，制造关注方向，使这些议题在官方信息到来之前，就已先声夺人。这些“非对称”的做法正变得越来越有力量。
任何质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质疑越多，越自由，就越需要维护权威声音的强大。否则社会就会从思想层面的多元堕落成真正的一盘散沙：只有争论，没有共识；只有对立，没有统一。
在外媒也大举参与向中国政治领域传递“重量级信息”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相信中国司法，相信党中央，以司法的正式调查和中央的结论作为我们认识事情的根本坐标。
在党中央的主导下，调查的公正性能得到中国现实中的最高保障。党中央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国家命运负责，司法的总目标是中国的秩序和公正。而中国内外一些人和力量发布信息时，总会有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偏好和目的。
一方面我们希望中央能早日对重庆的事情给出权威结论或阶段性信息，防止各种猜测甚至谣言主导舆论。另一方面我们不欢迎外部力量掺和中国的这些事。外部力量不应获得在重要时刻针对中国事务的发言权。
十八大前的中国，多元化更突出，但决不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神秘莫测。确定性是中国的绝对主流，多种可能性的并存都是具体层面的。由于中国这些年消化各种事情的“政治容量”空前扩大，中国并非处于某个特殊的“临界点”。
最重要的是民心。中国的老百姓支持改革，要求发展，希望稳定，这些大的愿望在中国社会里相当平衡。这种平衡是中国政治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相信，当前各种信息的竞争和碰撞，终将对中国人的理性形成新的洗礼。人们对信息本身和信息背景的认识，都会有新的升级。对于相信中国司法和相信党中央，我们同样会有一轮更加透彻，也更加坚定的领悟。
旧闻重刊：“打黑”背后的秘密
英国《金融时报》 记者 报道/
【编者按：本文英文原文发布于3月5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在翻译过程中事态已有所进展，但因文中信息依然有价值，因此在此全文发布。】
李俊脚穿亮蓝色鞋子，身着粉色马球衫，戴一顶已经磨旧的棒球帽，帽檐拉下来，盖住了有些谢顶的头。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普通的中年中国游客，而不是一名国际逃犯。
而实际上，他曾是中国西南城市重庆的一位身家过亿的房地产开发商。在逃到国外之前，李俊曾在中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打击“有组织犯罪”运动中被捕，遭受严刑，财产也被没收。
在事态发展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转折，为“打黑”运动发动者、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政治命运蒙上阴影之后，已经亡命天涯一年多的李俊，终于决定对外界讲述自己的经历。
随着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在3月初齐聚北京，出席一年一度的“橡皮图章式”人大会议，中国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薄熙来的命运。薄熙来是中共前高层领导人之子，属于拥有特权的“太子党”。
薄熙来命运的逆转，为人们窥探中国政治精英的内斗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而李俊的凄惨经历则显示出，如果薄熙来成功成为世界人口最多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中国可能会走向何方。
直到一个月前，薄熙来还是升入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由九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最热门人选之一。如能进到政治局常委，他将有权参与中国各方面政策的制定，并影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方式。九名常委中，有七人将在今年年底离任，其中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但在今年2月薄熙来曾经一手提拔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企图叛逃到美国后，事态发生了变化。王立军当时答应向美方透露他上司最不可告人的秘密，还称在与薄熙来决裂后，自己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
由于王立军与薄熙来引以为傲的“重庆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背叛令公众震惊不已。公众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和外国媒体的报道了解到这起事件的。所谓“重庆模式”，是一套将共产主义怀旧情绪、改善公共服务和打击重庆当局所说的“黑恶势力”等揉在一起的民粹主义政策。这种模式曾被广泛认为是能确保薄熙来今年晚些时候得到升迁的政治妙笔。
在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指令下，警方和军方把矛头对准成千上万被控“涉黑”的富商，对其中一些采取刑讯逼供，最终使十多名“黑老大”被判重刑乃至死刑。这场主要针对富有精英阶层的“打黑”运动，在当地老百姓当中极受欢迎。
现在，随着党内和公众开始质疑这场政治实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重庆模式的评价以及薄熙来升到权力巅峰的可能性，都出现了变数。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教授指出：“就连不是政治分析家的人也明白薄的目的，那就是在下届政治局常委会中占据一席之地。”
而身处中国境外一处秘密地点的李俊则更为直接：“重庆模式就是一场新的红色恐怖，薄熙来和王立军践踏法律和人权，攻击政治对手，为巩固自己的权力为所欲为。”
有大量书面证据可以证实李俊对他所遭受苦难的描述。经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专家以及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黎安友教授(Prof Andrew Nathan)验证，这些书面证据大部分都是真实的。黎安友是一位知名汉学家，曾与他人共同编撰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里面汇编了关于那次镇压的外泄的官方文件。
李俊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数次深入采访。他描述说，当薄熙来在2008年中期发起“唱红打黑”运动时，他并没有太过注意。那场令人瞩目的民粹运动将组织群众大唱革命歌曲（“唱红”）与打击地下黑恶势力（“打黑”）结合起来。当时正逢金融危机和房地产市场滑坡，李俊正忙着和解放军谈判，试图购买位于重庆的一大块军事用地。他计划将这个地块开发成名为“香格里拉”(Shangri-La)的豪华住宅项目。
但在这宗交易达成后不久，李俊所在区的区委书记就要求他将该地块让给政府，以改建成一座公园。在几次回绝这位区委书记及其亲信后，李俊在2009年初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警方调查的目标。他说：“我没做错任何事，所以拒绝和他们见面，还是照常做我的生意。”
当时，李俊是重庆最富有的30人之一。他的投资范围很广，包括房地产、加油站、夜总会、金融业和酒店管理，年收入总额约10亿元人民币（合1.59亿美元）。他估计，当时自己的总资产约有45亿元人民币。
不过，到2009年6月时，已有几十名商人在席卷重庆的“打黑”风暴中被捕。感觉到当局正在逼近的李俊将公司所有权转让到哥哥李修武和外甥台士华名下，当时他们二人都是月薪8000元的低层员工。为保护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李俊还与妻子离婚，然后逃离重庆。
李俊后来得知，2009年8月22日，负责“打黑”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亲自签署命令，成立了由军队和地方共同组成的联合专案组，对他的案件展开调查。同年12月4日，在李俊秘密回到重庆探访家人时，被警方抓获。他被蒙上面罩、戴上手铐，然后带走接受审讯。
李俊说，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受到了长时间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抓捕他的人企图让他承认自己是黑社会老大，从事过行贿、贩卖枪支、组织卖淫、放高利贷以及支持非法宗教组织等活动。在接受审讯的大部分时间中，他的手脚都被绑在“老虎凳”（一种直靠背的铁凳，以凹凸的铁条代替椅面）上，他还经常被打、被踢，遭电击。
头一个月，他被关押在重庆市第一看守所。一同被关押的还有其他数十名被控为犯罪团伙头目的商人。李俊说，这些人也都遭到刑讯逼供。
李俊的讲述给出了详尽的细节，包括姓名、日期、地点和手机号码。一些曾为被控商人辩护的律师证实了李俊的说法，并表示刑讯逼供在打黑运动当中相当常见。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最近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重庆打黑运动的详细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重庆有些做法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较罕见的。一是把可能在审判时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被告证言的证人秘密关押起来 …… 二是把当事人有发声能力的家人都抓起来。”
许多政界内部人士和分析人士认为，薄熙来打黑的主要目的是让前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难堪，而汪洋正是与他竞争政治局常委席位的主要对手。这场运动所针对的重庆商人和官员，大多是在汪洋主政期间发家或高升的。打黑运动中最令人瞩目的牺牲品是汪洋手下的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译者注），此人已在2010年7月被执行死刑。
薄熙来与汪洋因大胆的政治风格和对视，被称为“两门大炮”。他们二人为中国的未来描绘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前景。汪洋现任广东省委书记，强烈主张一种全新的政治和经济道路。
现居多伦多的中国资深记者姜维平说：“中国现在处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要么转向汪洋等人主张的政治改革，要么回头走向薄熙来希望看到的一场新文革。”2001年，在薄熙来的指示下，姜维平因在一家香港杂志发表三篇批评文章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如果薄熙来胜出、中国走回头路的话，对于中国和全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他说。
王立军试图叛逃后遭拘捕，似乎已经击碎了薄熙来升迁的希望，并导致他在重拳打黑过程中的许多内幕被揭露出来。
李俊和多位其他证人称，最残酷的审讯发生在分散于重庆各地的秘密拘押室和一些农庄里，囚犯会被带到那里进行拷问。
2009年12月31日，李俊被带到重庆某军火库一处专门建造的审讯室。在那里，他在老虎凳上一连被绑了六天六夜，审讯者用大功率泛光灯、电击以及反复毒打让他一直保持醒着的状态。在他大小便失禁后，还被强迫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中。
他说，当审讯者交给他20名高级军官的名单，让他指控这些人违法时，他意识到，薄熙来是希望利用他来清除政治对手。
大约在2010年2月10日，即李俊遭受这种折磨几周后，专案组告诉李俊说，如果他愿为他购买的香格里拉地块向军方支付4004.34万元人民币的话，就可免于再受折磨。李俊被告知，自己并没有从事什么重大犯罪，只是违反了与军方签定的土地销售合同。
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始于2009年年中的官方文件显示，当时违反合同的实际上是军方，而且在成立专案组调查李俊的两个月前，军方与李俊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纠纷。“当他们说我违反了合同，要交钱才能重获自由时，我觉得自己是被一帮强盗绑架了，”李俊说，“但我没有选择。”
一些分析人士和专家表示，重庆模式中的那些涉及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要靠巨额支出来支撑，这就要求当局开辟新的收入来源，而没收“非法”财产就被当成一种利索的解决方案。
“重庆打黑行为显示的首要的、基础性的社会管理目标，是削弱或变相剥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相应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并用在这个过程中的所得来壮大国有企业或补助地方财政，”童之伟教授在报告中写道。“重庆打黑运动最突出的行为，是使得那里最大的一批私营企业家都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2010年3月5日，李俊在缴纳“罚款”后获释。专案组还提供给他若干文件，其中表示他们没有发现证据显示李俊有过犯罪行为，称李俊应被视为良好公民。
后来李俊获悉，拿到他所缴罚款的军方单位给警方审讯人员发了10万元奖金，还请他们到军队靶场用重机枪打靶，喝特供军官的茅台酒。
调查李俊案的警方单位拒绝发表评论。重庆市公安局称该案“尚未结案”，禁止对该案进行报道。薄熙来及重庆市政府均拒绝接受本文采访。记者也未能联络到涉及李俊案的军方单位发表评论。官方媒体的报道称李俊为“黑老大”，仍然指控他犯有多项罪名，尽管专案组已经为他开脱了这些罪名。
获释后的李俊生意萧条。但没过几个月，有人匿名警告他，他可能很快会被再次被捕。在妻子的帮助下，李俊在2010年10月设法从内地另一城市逃到香港。刚一抵达香港，他就得知，妻子及31名家族成员和公司员工在他出逃后立即遭到逮捕。
接手他资产的哥哥和外甥去年被当作“黑老大”，分别被判处18年和13年有期徒刑，其他家族成员和公司员工则被判处八个月至数年不等的徒刑。因为协助他出逃，他的前妻被判处一年徒刑。政府没收了他几乎所有财产。
官方媒体报道称，安全人员正在全世界搜捕他。李俊表示已收到可靠消息，称杀手正在追杀他。因此，他不得不经常更换居住地，在世界各地躲藏。
现在李俊几乎身无分文，要依靠国际人权组织的接济。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相信，除非薄熙来被罢免，否则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重庆打黑行动背后有着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李俊说，“我的案子是对世人的一个警告，可以让人们明白，假如薄熙来掌权会发生什么。” 译者/何黎
英国敦促中国重新调查海伍德死因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报道/英国政府已要求中国重新调查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的死因。此前一些英国公民认为海伍德的死亡有疑点，因而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调查请求。海伍德生前与曾任重庆市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关系密切。
海伍德去年11月被发现死于重庆市一家酒店的客房里。他生前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在今年3月中旬被免职之前，薄熙来是重庆市市委书记。
重庆警方当时很快对海伍德的死因作出结论，即他死于“饮酒过量”，并将尸体火化。但认识海伍德的人士表示，他平时饮酒不多。
这起案子给中国几十年来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场政治变局增添了新的波折。
一位代表薄熙来家的发言人称，海伍德是薄家的亲密朋友，自上世纪90年代他居住在大连时起——当时薄熙来任大连市市长——他们就已结识，并且“关系很好”。
这位发言人补充道，海伍德之死让薄家感到“非常震惊”，而双方之间从未有过商业往来。此人表示，这个案子在薄熙来被免职后这么快又被重提，背后可能有着政治动机。
3月14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市委书记职位。在此之前一个多月，曾深得薄熙来信任的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寻求避难，并企图叛投美国。王立军当时声称，与薄熙来吵翻之后，他有生命之虞。
王立军声称，他发现海伍德是被毒死的，原因是他与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之间发生了生意纠纷。王立军还声称，他在逃走和寻求庇护之前，告诉了薄熙来他的发现。
但不愿透露姓名的薄家发言人表示，谷开来已经不再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了——薄熙来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新闻发布会上也重申了这一点——而且谷开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与海伍德说过话了。
自从被免职以来，薄熙来就再未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据两名自称了解事件内幕、有着不同消息来源的知情者透露，他现被扣押在共产党的避暑疗养地、海滨城市北戴河。
上述消息人士还透露，薄熙来遭到整肃后，谷开来和其他十几名密切相关人士在北京被扣押。薄家发言人不愿就他们的行踪置评。
海伍德在北京期间曾为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及其他公司担任过顾问。据认识他的人说，大家都知道他与薄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还引述英国战略情报公司Hakluyt&Co的发言人称，海伍德还曾定期为这家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这家英国公司的创始人曾就职于英国军情六处(MI6)。但该发言人补充说，海伍德并不是全职员工，也没有就任何在重庆的项目为他们提供咨询。
海伍德曾于1984至1988年期间就读于哈罗公学(Harrow)，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英国期间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上述知情者称，海伍德的座驾是一辆“漂亮的老式捷豹”(Jaguar)和一辆阿斯顿．马丁，他穿着讲究，风度翩翩。据哈罗联合会(Harrow Association)的信息显示，海伍德去世时41岁。
海伍德的遗孀也是大连人，他们有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
英国驻华大使馆表示，海伍德去世时，他的家人得到了领事馆的充分帮助，对于中国有关部门对此事的处理，海伍德的家人当时也表示满意。
英国大使馆称，由于居住在北京的英国侨民群体向使馆提出了他们的担心，所以英方最近向中国当局表达了担忧。
重庆市政府和中国外交部均拒绝就此事置评。 译者/何黎
英媒：中国不需要薄熙来模式
BBC/英国《卫报》周三晚间在其网络版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需要的改革不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中国重庆上演的中国政治戏中民粹主义，煽动宣传，有组织犯罪，贪污腐败和巨额财富混合在一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卫报》说，唱红打黑是一场“造星运动”，它使薄熙来成了政治明星。然而，逐渐透露出来的细节展示出了薄熙来“唱红打黑”重庆模式的真正实质。
从表面看来，重庆模式是政府听取民众意愿，积极获取公众支持。反腐败打击有组织犯罪。其号召群众的方法，至少在风格上有那么点选举政治的风格。
然而随着薄熙来的倒台，批评重庆模式的人指出，即使按照中国极不严格的标准，薄熙来的“打黑”运动也违反了法律。它使用了刑讯逼供，非法拘押，打击政敌。对成为打击对象的公司敲诈勒索。即使是薄熙来在重庆通常被人称道的一些举措，例如美化城市和警队改组以及著名的“红歌运动” 也受到指责，说薄熙来恣意挥霍搞这些形象工程，导致重庆财政出现巨额亏空。
《卫报》的评论指出，不管中国需要的是什么改革，它需要的不是“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给人以一种迅速良性改革的假相。它承诺社会公平和清廉政府但并没有做到。它给人印象，似乎将出现“类民主”的官员问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相反地，重庆人发现他们被领导着大唱爱国歌曲，或被送到农村基层“锻炼”。而这一切实际都同解决中国真正的问题毫无关系。
《卫报》评论说，由于担心薄熙来的这一套东西给中国政治增添了太多的变数和不稳的因素，中国高层领导叫停重庆试验也许是正确的做法。但遗憾的是，他们能给中国人提供的除了继续极不完善的现行政治体制外，别无它物。
重庆新任公安局长强调全力维稳
多维新闻/重庆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调整后，新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何挺3月27日与市公安局党委成员及时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明确以“五个落实”全力维稳，确保政治稳定、治安稳定和队伍稳定。
据法制网3月28日报道，何挺指出，提高认识抓落实。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统一到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上来，统一到市委张德江两次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毫不动摇的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市委、市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捍卫党的领导，捍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捍卫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
全力维稳抓落实。要以确保重庆大局稳定为首要政治任务，坚决防止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坚持信访专案集中办理机制，结合“三访三评” 深化“大走访”活动，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以利益诉求群体为重点，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把一些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阶段。
竭诚为民抓落实。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把群众的满意度和安全感作为检验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什么犯罪严重就打击什么犯罪，什么治安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保持打击力度不减弱、防范力度不下降、社会治安不反弹，让党委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紧密结合公安部部署的“三访三评”深化“大走访”活动，进一步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正确处理服务与管理的关系。在深入调研、走访群众的基础上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措施，发扬优良传统，以更新的面貌、更高的要求、更高的姿态服务于民。
服务大局抓落实。要深刻认识公安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不断提高统揽公安工作全局、服务重庆发展大局的能力和水平。积极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继续推进实有人口管理立法工作，加强流动人口、出租房屋管理，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惩处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坚决打好公安部部署的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攻坚战，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障。
带好队伍抓落实。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抓好各级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建设。讲党性，讲团结，讲大局，讲品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工作氛围。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务实意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格规范执法，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通过严格、公正、规范和理性、平和、文明的执法活动，进一步提升公安机关公信力，推动公安事业科学发展，开创重庆公安工作新局面。
据《重庆日报》报道，3月26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主持召开该市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研究调整了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工作分工等事项。
该会议决定，新任副市长何挺分管公安、国安、司法、信访、政府维稳工作，分管的部门（单位）为市公安局、市国安局、市司法局、市信访办、市监狱局、市劳教局；联系市高法院、市检察院、武警重庆总队。这些工作，在2月1日至3月25日期间，由该市副市长刘学普分管。(慕景白 编辑)
44天两换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显示胡锦涛又失重庆
参与/人民网昨日（2012年3月28日）有消息披露：44天两换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显示胡锦涛又失重庆。
题为《何挺接替关海祥任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消息说：新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何挺27日与市公安局党委成员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这是何挺首次以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身份公开亮相。此前，内地媒体2月17日公开报道显示，重庆市江津区原区委书记关海祥2月13日出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专家分析，这一消息至少有三处反常：
其一，没有正面报道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的原任关海祥与新任何挺的交接班，甚至没有让关海祥出面。通常，只要是正常交接班，原任与新任应该出场握手互致敬意。这一以暗示法的处理，明显有贬关之意，造成人们疑心原任关海祥是引咎辞职。关海祥犯了什么错？
其二，关海祥2月17日接任王立军为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虽然其时薄熙来还在任上，但关海祥出身团派，2009年7月由团中央组织部长空降为重庆市江津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外界公认为是胡锦涛对重庆的掺沙子；2011年4月转正为江津区委书记，2012.年2月13日在王立军事件中接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实际上代表了胡锦涛在接收重庆，薄熙来当时不得不以此妥协换取胡的宽待。现在突然将关海祥换下，只能证明今日主政重庆的张德江，主要是代表江系接管重庆。薄熙来失去重庆，并不等于团派接管重庆。薄熙来时期就偏向江系的重庆，依然在江系统手中。从这一点来看，胡锦涛并未取得自主处理薄熙来和重庆的优势。
其三，44天两换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显示，胡锦涛的团派一度接管重庆公安局，但现在得而复失。这表明江胡争斗仍然在以重庆为中心激烈博弈。这可能也是薄熙来至今迟迟没有明确结论的一个原因。
44天两换重庆公安局党委书记，可见重庆今日何等危机四伏！
薄熙来事件意外收获
作者：未普/中国民众对薄熙来突然下台的强烈反响，已经在以下几个方面造成正面效果：他们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开放网禁，要求政治体制向前发展而不是向后到退。
3月15日，在政治镁光灯下表演了四年之久的薄熙来，突然从重庆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对此，中共高层至今也没有给出正式解释。温家宝说，此事“一定要给人民以交代”，但“人民”却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其实，薄熙来到底为何被去职，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了。以我之见，这一事件，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认识这些意外收获极其对未来政治走向产生的影响，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
目前，海内外不少学者和分析人士正在逐渐达成共识：薄熙来下台不等于改革派上台；胡锦涛打左不等于中共向右转；极左派日子难过，不等于自由派日子好过。但是现在有一些迹像显示，中国民众对薄熙来突然下台的强烈反响，已经在以下几个方面造成正面效果：他们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开放网禁，要求政治体制向前发展而不是向后到退。
我说这些收获是意想不到的，是因为所有这些明确的或并不十分明确的政治诉求，统统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而决定把薄熙来突然免职的胡温习，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打算，要在上述几个方面，开政治之闸门放改革之活水。
譬如，右派为左派要言论自由。民间学者和自由派人士指出，薄熙来和极左人士的言论自由，就像自由派人士一样，都应该受到保护。艾未未说，所有言论都受保护才叫言论自由；胡少江说，即便薄熙来的公民权利也应该捍卫。这倒不是自由派人士故作矫情，刻意证明自己心胸宽广，而是本应如此，如果自由派连这点心胸都没有，谈何普世价值？
胡锦涛当政后，实施宁左勿右的治国政策，对右翼异议人士严加打压，比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左翼，从来是睁一只眼闭一眼。这次借薄熙来事件，胡封闭左派网站，消除左派声音，他如此左右开弓，所为何来？我以为，他其实并非刻意打压左翼，只是为了防止左派把言论变成行动，诸如孔庆东号召上街支持薄熙来，张宏良发表类似行动纲领一样的东西，都不被胡锦涛所喜。虽说言论自由一直列在中国宪法第35条，但历届中共当局从未兑现过。这次胡锦涛打压左派，遭到自由派人士的批评，能否促使中共在兑现其承诺方面有所突破呢？这需要进一步观察。
再如，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以来，大陆网站借机闯关，频打擦边球，挑战互联网封锁，这对开放网禁，有积极的促进意义。2月21日，赵紫阳的名字出现在百度百科，点击率达200多万，一些“天安门事件”、“六四事件”、“六四学生运动”等历史图片也出现在百度网，甚至包括坦克车开入长安街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照片。此外，2004年北大教授焦国标发布的《讨伐中宣部》也被部分解禁，经常批评薄熙来的姜维平也被百度松绑。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共要开放网禁。大陆的网管和网监部门有20几个，譬如信息产业部、国安办、国务院新闻办等，早已靠钳制言论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要破除他们的盘根错节的利益，达到言论和声音多元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薄熙来下台，对习近平等下一代中共领导人具有警示作用，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一些民间学者指出，像薄熙来那样的藐视法制、滥用权力等文革式的极左方式，对中国政治发展危害最大，因而决不能再搞。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张木生的屡次讲话，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上台后可能会推出新民主主义的执政理念及其相关政策，而他们的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工农联盟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如果向左多偏一点，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外界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一直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然而，这次薄熙来下台及其代表的极左思潮的萎缩，和中国民众的反映，就像是黑暗隧道的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虽然我们不应过度乐观地解读薄熙来下台，但是，其间反映的汹涌澎湃的中国民意及其代表的方向，则不应小觑。我相信，民间的、自下而上的力量，将会在促进中国政治发展方面，扮演越发吃重的角色。
中国怪象：党报团报驳火 军报灭火
苹果日报/中共维护政治稳定，一向同时重视笔杆子和枪杆子，由于军权不容分割，高官多在传媒、网络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影响舆论。因此，一旦高层权斗激化，平时貌似铁板一块的传媒就不再同调。近日党报、团报、军报的大动作颇多，而且频现驳火情况，不是中宣部放弃规管，而是想管也管不了。
《人民日报》早前曾发表《领导干部该读什么书》的文章，以江西前副省长胡长清爱读淫书、沈阳前副市长马向东爱读赌经、泰安前市委书记胡建学爱读相术为例，将官员的堕落归咎于读错书。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但昨日就遭《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痛斥，指有关论点“完全是打错了板子”，强调构筑公共生活的良善制度，要“通过制度来约束权力，而不是寄希望于官员的私德”。
批评党报的团报，同时遭到了批驳。《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昨发表社论，藉批评近日有关长安街枪声、中南海政变的谣传，指摘“谣言倒逼真相”、“谣言倒逼改革”的“谣言合理论”，矛头直指早前发表“网络倒逼改革”论的《中国青年报》。
在《环球时报》澄清军警政变谣传之际，《解放军报》的评论反而令人感觉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篇以《高度自觉地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为题的文章指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军队要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军报的评论，急于灭火的痕迹太明显。显然，军中太子党对薄熙来事件的分歧远未消弭。
中共高层的代言人，近期驳火的工具主要是《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解放军报》。而多次公开批评温家宝言论的《光明日报》，反而未敢造次。由此看来，温家宝目前在舆论占优，而党报、团报、军报的驳火，或许要到 8月高层、元老聚集北戴河就权力分配初步达成共识后，才会真正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