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中国在经历持续人材外流的同时，已经进入财富外逃或外流的新阶段。观察人士说，中国政治制度滋生的腐败，以及富人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心，是目前财富外逃和外流的主要原因。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打开了人材外流的大门。据统计，截止到2009年，到海外的中国留学人员达到162万，但回国人员不到49万，占总数的不到三分之一。
伴随着中国人材持续不断的流失，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就了千千万万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富翁。
《2010胡润百富榜》报告说，中国至少有97万千万富豪，而“隐姓埋名”的“隐形富豪”人数，要比“公开姓名”的“阳光富豪”多一倍以上。
中国也从人材流失，转向财富转移和外逃。中国央行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1万8千名不法党政干部、事业企业高官，驻外中资机构，公安司法干部等，总计携款8千亿元人民币外逃。不过，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官员外逃人数以及携款数额，远不止官方公开披露的数据。
《未来10年》(The Next Decade)的作者、美国著名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对目前中国的评价是“崩溃”，而不是崛起。弗里德曼说，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两极分化导致的10亿以上人口像非洲一样贫困生活，中国贫困阶层不满情绪不断高涨。不安全感，信任危机深植于中国社会中。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杜绝和防止腐败的丛生和蔓延，但效果甚微。他说，在目前国进民退的形势下，中国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政府鼓励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为国有资金外逃开了方便之门，埋下了转移国有资产的祸根。
他说：“尽管我们也已经制定了反洗钱法等等，但是事实上资金外逃恐怕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
这位经济学家说，中国政府认为国有企业是其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牢牢握住在手中，就能保证政权的稳定。但殊不知，国企越多，腐败越多，民怨越大，对中共政权的威胁也就越大。国有企业成为腐败和两极分化的根源。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官官相护，反腐败之所以不见大的成效，因为反腐败已沦为排除异己，权力斗争的手段。正如民间流传的，“反腐败会亡党，不反腐败将亡国”。
今年3月，中国当局又清查公款出国，公款用车，公款吃喝的“三公”情况，试图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中国独立中文笔会作家、政论人士昝爱宗说，“三公”中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中国社会中的腐败范围和程度，与清朝末年时的贪官污吏，腐败丛生状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中国每年“三公”的经费超过 9千亿元人民币。
据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 的报导，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说，大多数个人资产超过1千万元人民币的人认为，“投资移民”比投资房地产更有吸引力。报告说，越是富有的人，越青睐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人当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据中国财经在线说，2008年到 2010年，中国个人海外投资年复合增长率近100%，中国人过去5年投资移民美国的年复合增长率为73%。
CNN的报导说，中国富人争先恐后地移民海外，关键是在中国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够解决的，其中既有物质因素，也有情感因素。物质方面包括法律法规，教育制度，社会福利，遗产税，空气质量，投资环境，食品安全等。情感方面包括缺乏个人安全感，个人财富安全，以及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一些富人明白，他们本身对中国财富分配不均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避免因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仇恨富人情绪的殃及，将财产转移到海外，是一个好的选择。
旅美独立政治评论家曹长青说， 中国财富向海外逃亡或转移，已经越来越形成了一个大潮。他说，中国开放30多年来，各级贪官认为钱留在中国没有安全保障，纷纷把钱转到国外。
他说：“今天无论是勤劳致富的人，还是贪腐的人，都纷纷把钱转到美国去，一个大的共同点，就是对中国的制度，前景，没有确定性。感到不保险，对未来充满恐惧”。
他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给人民提供安全性和保证性。此外，他也提到美国的空气好，环境好，教育一流等也是吸引中国财富向美国外逃或转移的原因。
曹长青还以美国为例说，美国经过这样一场大的经济危机，但是美国人民对国家，对前景没有恐慌感。他说，美国的储蓄率即使在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后，仍然仅仅才有6%，但是中国却高达45%。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人民对未来的不确定充满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