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底线到底有多低
-一起杀人案背后的离奇喧嚣
-美国：生命、自由与底线
-新加坡：富起来之后
-印度：信仰令他们坚守底线
-“底线失守”已成社会大问题
-“底线教育”事关公民素养的形成
我们的底线到底有多低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是做人的底线。引申到社会层面，亦是同理。
无论道德、情感，抑或社会规则、法律层面，底线都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众生喧嚣几乎遮蔽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当留日学子将屠刀挥向自己的母亲，当瘦肉精和染色馒头大行其道，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我们的底线到底有多低
当道德、规则甚至法律通通被无限度地破坏和践踏，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这难道是一个“底线失守”的时代？
当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进而演变为恶性杀人案后，众声喧嚣遮蔽了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激情杀人说”调侃着钢琴的魅力和法律的尊严，凶犯亲友同学的态度挑战着人性的最后良知。有关药家鑫案所谓情与法的纠结，其实不过是中国社会底线失守的一个最新例证。另一个例子发生在4月1日的上海，一名留日学生在机场因学费问题与母亲发生口角后，竟疯狂地连刺母亲九刀。
底线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道德、规则甚至法律通通被无限度地破坏和践踏，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底线失守之后
“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这是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著名的《屠场》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据说正是因为这本书，直接促使当时的美国政府下决心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而这又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画面，虽然100年后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但它却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而又无可奈何：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拒绝了苏丹红，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站了起来；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徽、新疆又出现了现代“包身工”。
白岩松说，总有一种底线在悄然生长。只是我们还应该看清，“悄然生长”的底线是否一直在节节后退，或者它本身就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苦苦坚守。当公理和常识因为稀缺而成为标杆和榜样，人们对底线的要求就注定一低再低——
我们不再期待食品的营养美味天然绿色，只要没毒或毒性不大就可以了；进城务工的农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不再重要，只要不被欠薪就满足了；到政府机构办事遭遇潜规则吃拿卡要都可以忍耐，只要潜规则过后能办成事就谢天谢地了；外出旅游，挨宰是正常的只要少被坑点就可以心花怒放；城市规划，不破坏百年梧桐树就值得大加赞扬；婴儿可以安全地长大而不必时刻提防人贩子，家长就烧高香了；官员贪污也不是不可以原谅，只要少贪点或贪的同时不忘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就可以在地方收获“清官”的美名了，甚至还可能有人“自发”为你创作MV广为传播……
如果这还不够，那么请看信手拈来的例子吧：在湖南益阳，有两个区曾出台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赫然名列其中；在陕西安康，建设局曾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通知“严禁用公款打麻将”；在山东潍坊，审计局为整顿行风将“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作为“三条禁令”之一。
众人皆知的道理，却成为需要下大力气努力实现的目标。如果教师的底线是不猥亵女生，当官的底线是不用公款打麻将，行业风气的底线是酒后不驾车，那么，厄普顿·辛克莱是否应该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感到庆幸，至少除了卫生问题和管理混乱，当年美国的屠宰场中还没有“健美猪”和“化妆猪”。
2010年年初，广西烟草局一官员的“香艳日记”风行一时，面对舆论风暴，韩寒就写了一篇博文“力挺”当事男主角，并以九条理由论证“韩峰是个好干部”：在其他干部都送二奶房子车子的时候，他送给自己的女人最贵重的礼品仅仅是一个手机或MP4；他在公共场合办手机卡的时候按顺序排队，一排就是两个小时……韩寒的调侃得到不少网友的认同，今天找到一个这样的干部或许真如大海捞针。有落马官员声称“腐败是被逼的”，真相如何姑且不论，但前不久江苏盐城官员张翕飞“高调退贿”风波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解读为“沽名钓誉”，便足以看出今日社会对为官者的底线要求有多低。
不知道100年后的人们，将如何看待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社会底线应该不会比现在更低——除非2012真的来临，人类再次踏上从蛮荒到文明的漫漫征途。
人人都是破坏者
有人说，在复杂无比的人性面前谈论底线显得过于浪漫。可是底线不应该只是一种理想，尤其我们俯首当下，看到更多的都是沉重和不安。因为很多我们曾经谴责和愤愤不平的东西，却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而这显然要比某一个行业或职业失去底线更加可怕。
在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社会规则面前，不择手段成为富人，已经是几乎泛滥于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民拜金的浪潮：有钱就有尊严，为了钱可以丧失或选择性遗忘底线，直到百无禁忌抛弃道德、原则和法律。
学者孙立平今年2月在人民网发表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其中提到，“社会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职业底线都在全面下滑，各行各业，无一幸免——养猪户在饲料里添加瘦肉精，奶农往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曾经是人间天使的医生，收取红包已成常态并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商人坑蒙拐骗，大生意大忽悠，小买卖小骗局；知名学府教授公开以金钱“励志”，要求其研究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记者编造新闻，甚至涉嫌欺诈的事件也偶见报端；科学家为利益忘却良知，左手拿着国家的科研基金右手帮助自己担任董事长的企业捞钱；IT公司为竞争在用户电脑屏幕上争吵不休……人人都是破坏者，才有了社会的千疮百孔，底线的摇摇欲坠。
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做有分寸的事。这是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发出的感慨。只是今天，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学者刘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很多人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
底线有高低，境界各不同。如果说随波逐流浑水摸鱼的人们挑战底线多半还只是造成社会风气的不佳，那么无故打死一个路人或因各种原因杀死他人的行为，就已经彻底将社会底线推进了万丈深渊。
大学生会因没有身份证被打死，街头小贩会被城管打死，总经理可能被董事长杀死，亿万富翁会雇佣杀手铲除仇敌……在网上搜索一下“雇凶杀人”，超过18万条的记录瞬间就触目惊心地出现在眼前。当一次又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的时候，诚如有评论所说，暴力至上似乎成了一面黑色的旗帜，而在这面旗帜之下，社会规则的底线早已荡然无存。
最新的一个案例发生在江西抚州，电影《盲井》中的一幕在这里真实上演：一些人组成团伙，买智障流浪汉并伺机将其杀害，再制造矿难假象骗取高额赔偿金。而在甘肃平凉，一对夫妇居然将毒药投放进牛奶中，造成至少3名婴儿死亡。有学者和媒体人早就提醒，要防止中国社会的西西里化趋势。在社会规则底线被突破和社会信任极度缺乏的环境中，黑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相互渗透，衍生出的将是畸形的以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
那一天，真的会来吗？
越无耻，越张狂？
从某种程度上看，底线和成功学的标准颇有契合之处，二者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状态。李嘉诚曾经被香港人视为奋斗的典范，但现在不会了，因为今天香港人更在乎的是制度的公平性。闾丘露薇则注意到，内地背景的讲者依然在把李嘉诚作为榜样勉励学子——财富被作为成功的标准在香港过时了，但内地却依然如此。于是，才有了底线不断被挑战，典型领域一个在官场，另一个在情场。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说，“男人们会选择包二奶，或者三奶四奶。一个不偷不抢的二奶有什么错呢？”一句话捅了马蜂窝，自从去年六一之后，曾子墨的微博就处于停顿状态。《新周刊》评述称，如同婚外感情再情有可原，也在道德的低点，实在是不可说。而这家杂志发布的《2010中国情爱报告》，更是为中国人的行为底线贡献了很多案例——小三不一定幸福，但多半内心强大。北京一位女画家发现丈夫和情人偷情后，在微博上直播家丑，却遭到当事人义正词严的回击。——“最可恶的不是偷情，而是偷情后还理直气壮。”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有房有车成为找对象的最低底线，为出名不惜在电视上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的女人抢占着中国黄金档的电视频道。“那些女嘉宾大概不想被任何人带走，因为除了摄像机，没有一个男人的注视能让她们感觉如此之好。”
在强大的物欲面前，爱情的标准不再仅仅是“我爱你”而更可能是“我爱你的钱”。同样，部分为官者的底线也变了调。
面对涉嫌强拆的质疑，有江西官员投书媒体高呼“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寒冬时节宁可让居民冻得瑟瑟发抖也要拉闸限电；上访者可以被送进精神病院，年轻法官会离奇在看守所“自杀”，甚至喝开水也能死人；对于村民有关贪污腐败的举报，山西一村支书直言“我不贪污，当官干啥”。张狂已经是一种传染病，而一些地方执政者已经逼近无耻的底线。
一段流传于网络上的帖子显示，广东省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接受调查时称，“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彼得·福特或许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湖北赤壁供水公司一直抱怨水价倒挂造成亏损，但当地政府为什么还要设立用水“最低消费”：“有时候，当你听到地方决策者的所作所为，你不禁纳闷，中国怎么会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奇迹？”
张泉灵则注意到了安徽和县近日的一次定向爆破风波。一声巨响过后，本是爆破对象的牌坊依然高高矗立，倒是周边的民房被炸烂。对此，工程负责人的总结却是：“爆破总体上是成功的，有一定瑕疵。”张泉灵微博直言：一锅汤放一颗老鼠屎，总体是好的，你喝一口看看？左轮枪放一颗子弹，绝大多数是空的，你顶脑袋扣扳机试试？认错那么难吗？
认错或许不难，难的是改变官员的思维定式。当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贪污的时候，无良、无耻甚至无法无天的荒唐施政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真的伤不起
底线失守的最可怕后果，是公众的无所顾忌和失去善意。前不久，一位年轻母亲为了救治罹患眼癌的孩子，在网络推手的策划下于街头上演了“跪爬乞讨”的戏码。有网友因此感动落泪，纷纷慷慨解囊，最后却发现不过是一场处心积虑的策划。
法条好写，人心难建。在缺乏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当下，公众的善意可能成为他人玩弄于股掌的道具，其后果必将是人人失去应有的顾忌之心。
有人因此想拯救道德底线。2011年1月广东省两会上，九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建议在广州中轴线上的花城广场立孔子塑像。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全社会守护道德底线，而且“天安门广场也立了孔子塑像，这是个风向标”。
立个塑像就能拯救道德底线吗？该提案在网络上的遭遇可想而知。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就是底线。而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有关部门”。4月11日央视披露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后，有宁波网友就表示，“我们的相关部门到底在管什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抢着要管。”
底线到底应该有多低？触犯底线的成本又该有多大？美国洛杉矶市长近日的遭遇或可给我们提个醒。由于免费接受了34场NBA赛事门票，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最近遇到了麻烦，他将被罚款4.2万美元。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又该会是怎样的情形？
当代儒学者蒋庆表示，“底线价值不是高级价值。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价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权利（和法治）没有道德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利害计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会。”倘使真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还能伤得起吗？
一起杀人案背后的离奇喧嚣
“公众害怕这个社会真的被丛林法则主宰，弱者彻底丧失法律的庇护”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把药家鑫案看作是展示社会各种光怪陆离的脚本，并不为过。
本是交通轻伤，他却连捅受害人八刀（一说为六刀）；本来案情清晰，却围绕“情与法”引发全民大讨论；本已触犯众怒，却还有人辱骂受害者并为他“声援”……
判决未下，讨论之时，匪夷所思之处比比皆是。药案所呈现的忏悔哭泣也罢、辩护反思也罢、群情激愤也罢，辅以案情的展开而扩散发酵。而今无论是对哪一种结局，国人的内心似乎都有理由继续不安。
从撞人到“激情杀人”
最先令人震惊的，是药家鑫的凶残。
去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驾驶一辆红色雪佛兰小轿车行驶至西北大学西围墙外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26岁女工张妙。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侧躺在地上，发出呻吟声，想记下车牌号。
“（当时）天太黑，我不清楚她伤的程度，心里特别害怕、恐慌，害怕她以后无休止地来找我看病、索赔。”想到“农村人难缠”，药家鑫索性从随身带的包中取出一把单刃刀，向张妙连捅数刀。
张妙当场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她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亡。药家鑫随即驾车逃离，而当他行至另一路口时，又将两个行人撞伤，并被附近群众抓获。
事隔三天，经历了警方的两次询问后，10月23日，药家鑫终于向父母说出实情，并在后者陪同下向警方投案。
多大的仇恨以致连捅八刀？面对他人从生至死，难道没有半点“不忍”？对药家鑫“难缠”的说辞，张妙的丈夫痛斥药的心理素质“连三岁小孩也不如”。后者的辩护律师则将药的行径归纳为“激情杀人”。“激情”是指“一种强烈的、短暂的、爆发式的情绪状态”，意为行为人因一时的激愤情绪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没有预先确定的犯罪动机和目的。
不过，这一辩护很快因“受害人并无过错、不存在激怒行为人”而备受质疑。于网友看来，“激情杀人”近乎是对药家鑫无可争议的、故意杀人行为的狡辩。
“请问，我们可不可以也激情一把，杀掉药家鑫？”“或者，我见到药，我也激情地捅他一刀，然后不负任何责任？”……网络上的嘲弄和讽刺充满了对药行为的愤怒和不可原谅。
公开庭审引发的争议
但愤怒之余，随着3月23日药家鑫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更多人表现出了对案件发展走向的疑虑和担忧。
庭审画面上，药家鑫抽泣着，时而泪流满面，时而下跪求谅。“我对不起张妙，对不起她的家人，也对不起我的父母。”药家鑫忏悔道。
辩护律师以“好人说”为药家鑫请求网开一面。内容包括：药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等。律师还向法庭出示了4份由药家鑫的同学、校友、老师等写的请愿书，请求法庭酌情考虑量刑。
如果没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下来的“创新”举动，或许人们的顾虑会少一些。
当日旁听席上，除了各大媒体和受害者亲属，以400名大学生为主体的旁听者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问卷——“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问卷上有两个问题：您认为对药家鑫应处以何种刑罚？您对旁听案件庭审情况的具体做法和建议是什么？
“且不说被告人、受害人的亲朋好友，就是400余名大学生也很难具有代表性，其建议也只能反映出大学生群体的倾向性立场。这种对象的局限，直接影响了调查结果的参考价值。”学者傅达林等人忧心忡忡。
此后，药家鑫的眼泪和在媒体上的“强势出镜”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把药家鑫案同去年著名的“李刚门”挂钩。
与当时交通肇事者的父亲李刚在电视上痛哭流涕、鞠躬谢罪类似，庭审后，央视第一时间对药家鑫进行独家专访，后者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直言“我看不到希望，经常想自杀”。相形之下，受害者一方的话语却没有得到同时展现。镜头前，张妙丈夫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还是当庭的眼泪和心酸。“农民就难缠吗……额头上写着‘我是农民’你就是把她撞瘫了？……我不问你要一分钱，至少还有个娃啊……孩子，才2岁，昨天看着妈妈的照片说是阿姨，问妈妈干嘛去了。”
对执法机构和媒体公正性的质疑直接引发舆论反弹，众矢之的瞄准对“权大于法”的警惕。“先告诉我他钢琴十级，一直学习很好，然后是他开始忏悔，解读自己，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都是为了将来的轻判所做的铺垫。” 网友“天涯”的感受得到了诸多网友的认同。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药家鑫并非“富二代”也非“官二代”。
“是我，我也捅”
就当外界围绕药家鑫一案正在激辩“激情杀人”、“‘好人说’能否减轻罪责”时，力挺药家鑫的言论在4月1日横空出世。
“我要是他（指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当日下午，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贴出了所谓“药家鑫同门师妹”李颖在网上留言的截图。
其实，李颖是药家鑫的师姐，已毕业离校。问题关键在于，药家鑫的“冷血”逻辑居然有人拍手认同。一时间，由药案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因李颖言论而放大。
教育学专家认为，这传递出中国教育的危险信号，直接体现出药家鑫们极端自私的扭曲价值观。
“不难发现，李颖的冷血言论，其实有着深厚的土壤，她也并非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这种暴力语言，其实与‘激情杀人’等论调并无二致。只不过前者是一种原生态而粗鄙的表达，而后者则是披上了一件看似理性而实则荒谬十足的外衣罢了。”媒体从业者苗蛮子表示。
李颖很快迫于压力而道歉：“我一直都在道歉，给每一个骂我的人，我也知道自己确实过分，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也真心希望大家能原谅我，我真的错了！”
4月6日，西安音乐学院在其官方网站专门刊登文章《关于网传药家鑫案件、李颖网帖事件的情况说明》，文章称，无法证实已离校生李颖确为网上发帖之人，而全院上下一致认为，药家鑫行凶杀人受到法律严惩是其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我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坚决拥护法院依法判决。我们应该以药家鑫为反面教材，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
显然，“李颖”言论触及的，更是对社会良心底线的拷问。
公众的担忧
李颖之外，因药家鑫案被网友讨伐的，还有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
李玫瑾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时，将药家鑫的残忍行为解释成他过去砸琴行为的一种替代，继而被概括为“钢琴杀人说”而饱受抨击。
4月10日，她为此接受媒体专访，直言“钢琴杀人”系误读，并称自己从未开脱药家鑫，后者在她眼中“是一个犯了不可饶恕错误的年轻人”。
然而，李玫瑾的“双重标准”却成为她挥之不去被诟病的核心。细心的网友发现，2004年马加爵一案中，李玫瑾的点评为“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在犯下此种罪行后，仅仅因为贫穷就可以减轻处罚”；而今针对药家鑫，她却读出了“不忍”、“委屈”，表示“非常遗憾”。
不同环境下，公众和专家的语境错位直接削弱了专家的公信力。此时，有人宁可“矫枉过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以暴戾似的语言让不少网友感到“解气”。“他（药家鑫）长的是典型的杀人犯的那种面孔……你不懂，（药家鑫）一看就知道是罪该万死的人。”孔庆东这样点评道。
但同时，他的同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提出疑问：“我们当然可以依法判决一个人死刑，但是可否不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我们的同类？”
然而此刻，面对法院、媒体、学界或有意无意地充当“药家鑫辩护团”时，民众“群起攻之”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恐惧。“他们害怕这个社会真的被丛林法则主宰，弱者彻底丧失法律的庇护。”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老愚说。
美国：生命、自由与底线
不管怎么变化，守法就是美国人最基本的底线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青帝发自芝加哥/说到底线，有人说美国人奢侈浪费，崇拜金钱，物欲横流，似乎没有道德底线。的确，美国政府和个人都是债台高筑。电视真人秀里充斥着背叛、未婚先孕、乱交，甚至鼓励两面三刀、狡诈欺骗。最近臭名昭著的演员查理辛吸毒打老婆，被电视台开除，他却可以借此开展全国巡演，到处挣得盆满钵满。还有前总统克林顿偷情闹得满城风雨，差点被弹劾，十年后居然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政客之一，到世界各地去解决危机。
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看上去更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国家。那么，美国人到底有没有全民坚持的准则呢？
其实，答案非常肯定，这个准则就是两百多年美国建国之父们创造的美国宪法。入籍美国，要对神、对国家、对宪法起誓，美国宪法就是这个移民为主的国家的基石和建国基础。它的基本要义是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法律大多从宪法衍生而来。同时，人们对宪法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不同的解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管怎么变化，守法就是美国人最基本的底线。
美国当今几乎所有的关键政治议题，都与宪法的解读有关。奥巴马的全民医保计划，被一些人认为是违宪，就是因为它强制公民购保，侵犯了自由权。可同时，美国医院不可以先收钱后看病，对所有病人必须一视同仁，尽管维持这样一个系统的代价十分高昂，但医疗保健以及食品安全关系到生命权，是触动美国人底线的问题，绝不能妥协。全民有这个强烈共识，生产食品和医药的公司也就不敢有半点疏忽了。而美国企业如果被逮到有产品质量问题，对于商业信誉的损害是空前的，因为美国有种诉讼叫做“集体诉讼”，也就是许多个人可以联合起来告倒企业，使后者承担巨额赔偿。
近年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议题：女性堕胎的权利。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才裁决女性的隐私权受宪法保护，她们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堕胎。但反对的人始终认为这个裁决与保护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权相抵触，对胚胎到底是否算“人”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这一争论，也反映了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和他人的“生命权”有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这时底线在于，所谓“自由”，绝不能脱离义务。比如，美国反对非法移民的人很多，但美国中小学从来不查户口，不问儿童是否属非法移民，因为身份问题不是夺取孩子的教育权利的借口。
以上事例都说明美国建国后，社会生活的底线在不断提高。但事实上，美国也曾经历过底线沦落期，许多法律其实也是在悲剧发生后才出台的。
当人们认识到工业污染危害之前，高污染农药曾在美国大地上撒得欢，美国南方也曾因为农耕过度而造成了灰尘盖天。美国人吃了不少苦头才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保护环境的法令如“清洁大气法案”，也是在工业毒气杀死了人后才颁布的。再往前说，美国建国初期的奴隶制，其根本不承认黑人是人，他们也就不受宪法保护。经过了无数人的血汗和两百多年的斗争，才终于改变了种族歧视这种和宪法相抵触的行为。
宪法的释义既是庇佑，也是规范，长而久之便养成习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比如招聘企业不得询问应聘者的个人隐私诸如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党派、年龄等，同事及不熟悉的朋友之间也从来不询问这些情况，更绝不互问工资收入，不能对人家的私生活说三道四。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之流虽然私生活不干不净，但工作能力强，不贪污也敢认错，才能东山再起。至于查理辛，本来就是娱乐大众的小丑，美国人谁也不会把他当榜样就是了。
新加坡：富起来之后
在中国人对类似事件出现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时，新加坡人却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反思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李叶明发自新加坡/最近，北师大一位叫董藩的教授，因为在微博上的一句“名言”而在新加坡成了“名人”。他说：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对这事儿，新加坡人怎么看？说来也巧，前不久南洋孔教会等多个团体联合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经济家陈抗教授举办讲座，讲题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讲座一开始，陈教授先做了个现场调查：您认为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
出乎意料，认为“是”的寥寥无几，认为“否”的——两百多位听众齐刷刷举起手来，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了震撼。陈教授说：“看来在星期天下午，大老远跑到尤诺士这个地方来，听一场关于社会道德的讲座，显然都是对道德水平有较高要求的人。”
陈抗教授也来自国内，早年留学美国，曾任职于世界银行，1996年来新加坡任教，曾担任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主任。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之所以会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这样一个课题发生兴趣，我猜多半是有感于国内伴随经济腾飞，却不断涌现诸如假米、假酒、地沟油、毒牛奶、瘦肉精等乱象。显然经济的高速成长，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得到提升。
这多少与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倡导有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有助于打破平均主义，刺激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激情。可是政府并没有处理好“让什么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于是，该富的富了，不该富的也富了，甚至还先富了起来，致富成了社会大众唯一的目标，其他条条框框统统靠边站；澎湃的物欲就如一头闯进“道德瓷器店”的怪兽，在打破僵化体制与陈旧观念的坛坛罐罐时，将社会道德与传统价值观也一并打破了。
而什么人该富、应该怎么富、富起来之后干什么？这些更重要的问题早已无人过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在古人眼中，失义和离道才是耻辱。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而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长久以来已成为中国人的处世信条。可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道”字悄悄变成了“钱”字呢？
要说见利忘义者，新加坡也不是没有。可总体而论，这里的道德水平确实要高一些。在中国人对类似事件出现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时，新加坡人却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反思；更有热心人士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并通过南洋孔教会等民间团体承担“起而行”的重任。
最近我有机会接触到其中一些骨干，他们表现出来的使命感令人折服。有意思的是会长郭文龙，也就是力邀陈抗教授举办这场讲座的幕后主推，本身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这令我想起新加坡赫赫有名的富人俱乐部——怡和轩主席林清如的一句话：一个人之所以被记住，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而是看你做过多少事。
这样的富人实在是可爱。而他们付出的又何止是金钱。郭文龙形容自己是把义工当成主业——他担任着南洋孔教会和喜耀文化协会两个社团的会长，他曾经感性地说：与其自己前进一百步，不如带一百人一起前进一步。作为一名商人能有这样的境界，不知要比国内那些教授们强多少倍！而商品经济的社会要想坚守道德的底线，又怎能缺少这样的精神呢？
印度：信仰令他们坚守底线
当听说我准备把这段遭遇写成新闻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后，男子的行为马上有所收敛，他担心恶行被曝光后遭到神的谴责而影响来世的运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发自北京/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的地方，在摩天大楼、高档公寓以及圣殿寺庙旁，经常会有不少乞丐。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寺庙前看见成群结队伸着手乞讨的盲人、肢体不全者、以及麻风病患者，当时从乞丐身边走过的无论是身着考究西服的印度绅士或者神态优雅的印度妇女，居然个个熟视无睹般相当平静。
后来，这样的情形见多也就不再言怪。印度人相信因果报应“业”（karma)，在他们看来，人都是在现世、前世和来世这三个世界中流转来回，善行有善果，恶行有恶果，前世的行为决定这一生的命运，而这辈子的行为决定来生的运气。因此印度即便经常有种姓和宗教仇杀的案例，但很少会出现穷人眼红富人钱财而出现邪念的杀人事件。因果报应的印度教思想已经统治印度超过两千年，每当自己生活发生不幸，印度人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这是我的报应。”
2004年底，印度洋大海啸之后的第四天，我前往当时在印度遭受灾难最严重的渔村，有个被海啸洗劫一空的渔民一直以他那灿烂的微笑告诉采访者，“尽管我家所有人都遇难，但神让我留了下来，下辈子我一定会很有运气。”
印度人不仅相信因果报应，还非常尊重这一生的“法”（dharma）。通俗地说，“法”就是“根据你的出身，还有人生的阶段，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遵循这个“法”，来世会更加悲惨。印度的传统价值观大多被记载于宗教著作中，其中包括慷慨无私、诚实、尊重长辈、不伤害其他生灵。而《瑜伽经》则更为明确地记载了印度教基本伦理要素：非暴力，不伤害；诚实；不偷盗；贞洁，纯正的生活；不贪婪，不占用财物。
记得在印度和朋友聊天时，经常会被问及宗教信仰问题。一日，当告诉朋友贾耶什自己并不信教后，他表示非常难以理解。“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做坏事呢？我们印度人就是因为多数都信奉宗教，因此，有邪念和干坏事的几率比较少，因为一旦做坏事就是在亵渎神灵，一定会遭到惩罚……”
话虽然是这样说，实际上“有邪念”的印度人还是大有人在。例如有一回在宗教圣地瓦伦纳西恒河上偶遇一位印度男子，这位年轻人假扮成警察登上我所乘坐的船只敲诈勒索。不过，当听说我准备把这段遭遇写成新闻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后，这位男子的行为马上有所收敛，他担心自己恶行被曝光后遭到神的谴责而影响来世的运气。
随着印度经济的日益开放，传统宗教价值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早在1997年，印度时任总统纳拉亚南就在为印度回归宗教伦理传统而呼唤：“印度文明曾经有独特的荣耀向世界展示，人不仅仅靠面包而生存。文化、道德以及精神的价值过去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中心支柱。现在有很多迹象表明，我们公众生活中的这一道德和精神基本结构正在被宗族主义、种姓制度的观念削弱，暴力和腐败正败坏着今天的印度社会。”
如今，尽管仍有很多印度人保持着宗教伦理传统，但腐败这个毒瘤在印度似乎发展得比十几年前更为严重。今年4月初，印度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在新德里进行非暴力的公开绝食抗议，要求政府制定更严格的反腐败法。哈扎雷长达97小时的绝食在全印各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中间引发高度共鸣。不少年轻人表示，“75岁高龄的哈扎雷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和躯体呼唤整个印度社会的良知，他希望印度年轻一代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作者系本报前驻新德里记者）
“底线失守”已成社会大问题
【作者】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物的法则大行其道，疯狂奔跑，而人的地位、人的作用下降了，变成了物质的奴隶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当前，“底线失守”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牛奶投毒、杀人越货、欺诈勒索……社会风气日益低下。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缺乏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
传统的价值观，比如“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本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所恪守的，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义利观却完全颠倒，变成了“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正是这种颠倒的义利观使人们的道德底线基本沦丧。
以前，我们曾说西方社会如何“金钱拜物教”，如今的中国社会不也正是如此吗？一旦对金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连亲爹亲娘也不放过，连仁义礼智信和基本的伦理都没有了。目前社会上，弑母弑父的行为不断发生，都是没有底线的后果。
商人的疯狂逐利让我想起曾有一位名叫阿尔文的新人文主义者说过，有两条法则并立而不可调和：一是物的法则，一是人的法则。前者建立城镇和军舰，但是它野蛮疯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现在，正是物的法则大行其道，疯狂奔跑，而人的地位、人的作用下降了，变成了物质的奴隶。
如果仅指望以个人力量去抵抗物质的诱惑，恐怕很难。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秩序与整个消费环境有很大关系，道德水平也和物价暴涨、房价暴涨有很大关系。倘若一个人经历十几年奋斗，能够买上房，过上小康的生活，他也就不会再不择手段、冒危险去冲破底线。所以，只有让人们看到希望，人们才会恪守社会规范中的种种底线。
失控的社会造就了失控的人，价值观沦丧的背后，“潜规则”大行其道，人人为利似乎可以勇往直前而不会畏而退却。
一方面，有必要调控现在的社会分配制度，防止两极分化现象蔓延，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倡导了30多年。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应该影响到很重要的价值理念塑造，即社会公平正义。因为原则上说，经济发展追求效率，容易忽视公平。所以，目前和未来社会建设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把“十二五规划”的重点所在，就是要实现社会福利均等化，使无论城市公民还是农村公民，都能共同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公平正义对当前中国社会特别重要还源于：由于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还不够彻底，有的行业利用了传统的资源优势，垄断地位带来的天生竞争优势。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经济并非完全地等价转换，中间可能出现一些结构性的空隙与漏洞，使得一部分人违规操作，出现暴发户、贪污腐败等，还有权力寻租、权力出租、权钱交易等。处在不公平起点上的利益代表者，在公共权力缺乏有效限制、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成为侵害社会公正的代表，也是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诱因之一。
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灌输和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中国人要重新讲求仁义礼智信，学习这些，比我们空讲大道理更容易接受得多，因为相比理论，保持基本的价值观无疑更容易接受。
有人对天安门广场前立起孔子塑像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而且对塑像的作用也有争议。其实，如果把塑像放在国家博物馆(微博)内，以一种欣赏的角度可能更容易达到教育的目的。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传统的价值观念要与现代价值观巧妙融合起来，形成一个价值重构的体系。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重塑价值体系，使人们的行为有所规范。
“底线教育”事关公民素养的形成
【作者】王旭明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
你可以不当积极分子，但是必须当一名合格公民，这是公民教育最基本的内容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以药家鑫案为例，他的悲剧正是在底线的滑坡上。越过一级又一级的底线，以至于最后将人撞伤后连砍数刀，生生把伤者扎死。药案引发我思考的是教育当中一个重要而现在又比较缺失的话题，即我们的教育工作中要对学生进行“底线教育”。
人的一生会面临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底线，有法律的底线、有道德的底线、有人情世故的底线等。所谓“底线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指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处于困境中，会作出多样化的选择。无论作出哪种选择，就公民个体而言，都是他的一种权利。而教育者的使命之一就在于让处在各种情况下的受教者作出一种适时、适当并适合他自己实际情况的底线选择。
换句话说，你可以不进步，但不能退步；你可以原地踏步，但不能退步；你可以退步，但不能退到底线以下。你可以不当积极分子，但是必须当一名合格公民，这是公民教育最基本的内容。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奉行的是英雄主义教育理念，不断弘扬积极向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引导学生向一个又一个思想道德的高峰进取和攀登，不断走向崇高和伟大。引导积极向上当然十分正确，不过当我们考虑到教育的特质，特别是教育对象是面向全体受教育者时，就不得不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总会有一部分受教育者不以教育者意志为转移去积极向上，总有一小部分甚至会后退，那么对这部分人怎么办？
现在几乎所有家长都提出：好好学习，小学后要考上中学，以后要考上大学。反过来，如果没考上怎么办？很少有家长提前告诉孩子，没考上后可以有怎样的出路。长此以往，在受教育者心里形成了只能往上走的思路——钱越多越好，学位越多越好，人活得越风光越好。一旦没有或缺少钱、学位、风光，各种逾越底线的行为就容易诱发。
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应该承担“底线教育”的责任。警官可以引导鼓励犯人积极表现减刑保释，但必须告诉他们不能翻墙越狱；经理可以要求雇员笑迎顾客，但必须告诉他们可以不笑迎却不能打骂顾客；驾校要教育学员遵守交规，但必须告诉他们肇事绝不能逃逸。
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接受底线教育，长大后自然就会具备底线意识。而正是由于长期底线教育的缺失，因此遇到困境时行为才会毫无底线约束，比如药家鑫，比如之前福建南平杀童案的凶手等。
事实上，“底线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底线意识”也是公民意识的一部分。“底线意识”的缺失直接导向整体公民素养的缺失。
在教育、培养公民素养的过程中，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付出努力。绝不能指望学校的一门思想教育课就能包办所有思想教育内容。如果教育工作者不把“育人”——而仅仅是“教书”——放在第一位，那么也就不配被称为合格的教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