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右派”们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南都周刊2010年度第45期封面：“右派”劳改营50年
随着风沙的吹蚀，当年掩埋的遇难者衣物被曝露在酒泉戈壁上。 摄影_刘浚
没想着自己能活着出来的俞兆远。
周惠南和老伴安度晚年。
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
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在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夹边沟既是集体创伤，亦是古拉格式极端处境的中国叙述。但是，50年过去，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夹边沟里发生过的一切，如同那些掩埋在荒漠里的尸骨，被消磨殆尽。
这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2003年，作家杨显惠用《夹边沟记事》一书，翻开了这段历史的一角；今年10月，恰逢“夹边沟事件”50年，《南都周刊》派出记者重返夹边沟。
我们重返历史记忆里的现场，寻访时光隧道里的幸存者，我们回看茫茫戈壁滩，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我们相信历史总将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重返夹边沟
“右派”们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郑文 甘肃酒泉、金塔、兰州报道 摄影_刘浚
夹边沟的石头看上去圆滑，却摸着硌手。时光倒流几亿年，这里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力量将此地抹为无垠荒漠。
50年对于这里太过短暂。长风猎猎，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一遍遍抚摸着这片土地。半世纪前三千“右派”在这里战天斗地，如今这一切均被岁月消磨得不见踪迹。只剩几棵倔强的沙枣树挺立风中，仿若古战场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节，总有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当死亡大规模来临，尸体拿床单裹住，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草草用沙子盖住。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埋人者的习惯是，最后多挖一个坑，留给下批送来的人—有时，也可能是自己。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右派”们的遗骨被1969年后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当年的痕迹
从酒泉市区出发，出北门直奔东北方向，行车半小时即到夹边沟林场。1957年10月开始，“右派”们背上行囊，从甘肃兰州等地乘火车到达酒泉城。那时，绿皮火车从兰州搭载着“右派”，一路晃荡20个小时才能到达酒泉，50年过后，这段路程缩短到9个小时。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场雪赶在冬至前早早降临。走在雪水滋润过的沙地上，那种绵软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林场如进入冬眠般静得出奇，耳边只有树叶飒飒落下，无可奈何砸向地面。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边成片的向日葵，它们如僵尸般毫无生气。阳光凛冽，映照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时间仿佛时空凝滞。
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县。在它的200多公里外，是庞大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庞大的航天城相比，夹边沟是不起眼的小村庄。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改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在此后的三年中，夹边沟农场成为接纳甘肃省“右派”的劳教农场。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大规模 “反右”斗争。
1958年春节刚过，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后来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说：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甘肃省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在现今的林场干部陈苏民看来，50年前“右派”们在夹边沟的劳动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右派”们种下了新疆杨、沙枣树，从花园水库修大干渠引水道夹边沟，如今都荫及后人。生于1960年代的他，在少年时代就跟随部队转业的父亲来到夹边沟，他颇为怀念红色年代劳动竞赛的火热干劲：“那时人是多么有力量，现在的人可吃不了这苦了。”
“右派”在夹边沟的劳动究竟是何种强度？另一位林场干部王柱华说，夹边沟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车。“依现在看，劳动强度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来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画家、诗人高尔泰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开始了夹边沟的生活。
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周惠南也在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夹边沟。“不就是看我反不反党么？”他说自己心里有底，“我过来之后要立功受奖，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
1954年9月建档的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上，记录了农场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况：场区地形为一带形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堆。场内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昼夜温差悬殊。多风，最大达到八级。
很多人都觉得，最多半年就会回家。34岁的刘光基在自家单位甘肃省建设局里一句话没说，却被定为“对‘右派’言论喜形于色”送到夹边沟。但他看“来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学毕业多得很，连长征干部都来了，还有各单位的专业干部，兰州大学的校长等等。“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起码三年。最后算得还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为防止自杀，所有人进来时都要接受搜身检查。兰州陈宗海当年只有21岁，当农场管教干部扒开他的衣服让他交出刀具和财物时，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对于从各地奔赴而来的“右派”们而言，夹边沟的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干部眼里，他们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干部告诫他们：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后还要继续工作。怎么教育呢？对方答：你们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陈宗海想，那我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来这里干啥？
果然有人自杀。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扣馍，“右派”多是知识分子，不愿受辱，也不愿落在别人后面。有人夜里出去上厕所，吊死在树上。
不值得。刘光基对自己说，你自杀，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呢，反倒给家里带麻烦。要活着，咱们走着看；陈宗海也想，何必呢，同志，大不了两三年就过去了，不过“后来一看，死了那么多人还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这么多苦。”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起床。起床后路过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饭，大锅里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萝卜叶子泡在里面，拿出来一洗，剁碎，掺和进包谷面或其他杂粮面搅拌。“右派”们管它叫“糊糊”。晚饭和早饭一样。中午饭通常是包谷面窝头或者高粱饼，有时也有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馍头，早饭时给每人发一个，让带到工地上吃。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后来又降为20斤，最少的时候，降到15斤。
陈宗海觉得难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里人写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有个人在信里跟家里抱怨面饼大小就跟睾丸一样，黑的就跟狗屎一样，后来就给判刑了。吓得陈宗海从此在家信就两句话：父母大人你们好，我在这里很好。
一下子绝望了
在农场的大力鼓动和一种莫名的戴罪立功集体心理暗示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们表现出空前的劳动热情。陈宗海一天半夜一个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干了一整天，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得了个全场第一。
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记载：农场组织劳动竞赛，将长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一组将满土筐抬来，另一组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组，然后，返回再将空筐拿到始点，再抬上满筐跑步送到终点。任何一组都会影响全队发挥，各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摘帽的诱惑让人们斗志昂扬，哪怕有人在这样疯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后，当口粮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农场开始饿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劳动节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时的“右派”们仍然希望在“五一”节那天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五一”节那天，“右派”们兴冲冲地参加大会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张鸿书记宣布摘掉3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且不让回家，留在农场就业。这个晴天霹雳，让所有人一下绝望了。
这年春节，连续三天场里干部来跟向大家拜年，“右派”们怨声载道：不就是不让人睡觉嘛，听听说的都是什么话——增加知识，鼓足干劲，在新的一年再大干一场。第一天这么说，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是想让我们在这里扎根么？
刚过来时，陈宗海还带了本《水浒传》，后来就不知扔哪里去了。高尔泰在回忆录中写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不聊天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作为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惩罚性的政治处置手段，劳教制度在“反右”前已成雏形。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暨南大学“右派”问题学者黄勇认为，《决定》在劳教期限和审批程序等问题上都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因此劳教在实际操作时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劳教人员往往被当成专政对象来对待。
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逢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陈宗海记得夹边沟还组织过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谊舞会。某年“五一”节，劳教干部把“右派”们都叫起来，不管会与不会，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滩上乱扭一气。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线上的小木牌。说到熄灯哨响，各自睡去。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周惠南说，每天劳动之后回来就休息，互相之间不谈自己的问题。也不愿问别人问题，只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烦。“遇到一个人都会在想：他会不会出卖我，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往上爬？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并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劳教之初的伙食尚能基本保持体力，但此时“右派”们多幻想认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灭时，他们又已经吃不饱，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几十公里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
有人跑出去两天，又自己回来了。因为他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走回来，晕倒在场部附近，被人发现后捆起来送到场部。场长反倒开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两天里刮一场风没了脚印，你就报销了，也省了我的麻烦。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里、北京“反映问题”：我没有反党，我冤枉嘛。周惠南听说有人这样跑出去九次，都被送回来了，但回来后并无进一步惩罚，周惠南解释原因—因为“奔向党的怀抱，你没有抛弃党”。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后，甘肃省西固区工商管理科科长俞兆远，就没想着自己能活着出来。
他什么都吃，到处偷着吃。在荒滩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窝里的存粮。运气好时，他能从一个耗子洞里挖出四五升粮食。
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劳动停止了，所有人在夹边沟存在的惟一意义，只在于活下去。人们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后活活被鼓胀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沙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俞兆远也吃过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后他已完全记不得是何种滋味。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记载，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货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失去求生欲望
周惠南家人去看望他兄弟俩，留下一点杂粮，俩人彼此推让，谁也不舍得吃。俩人当时都已经各有了四个孩子。弟弟说，我们俩，必须要活一个出来，谁能活下来就把另一个的孩子养大，要是两个都去掉这个家就完了。家人说，要死一起，要活也要一起。兄弟俩抱头一场痛哭。
到后期劳动基本停止，各人自保之时，陈宗海觉得自己“心理上求生的欲望都没了”。“真的到了那种无欲望状态，麻木。看见死人一点都不害怕，也许明天抬出去的就是我，心里有这个准备的。我知道了人临死前，就是这个无欲望状态。”他问劳教干部：劳动教养的期限到底是多久？干部回答：期限你自己定，你认为改造好了你就走。陈宗海说，这不是胡扯蛋蛋么。
在生死面前，“自尊”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剂。和凤鸣至今后悔在给丈夫王景超的信中写到：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自尊心”。“半年后我才省悟到自己的这段话铸成了大错！景超同我们离别后一直挨饿，他早就该为生存而斗争！倔强的他两年来信守的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我还以对他的爱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这是我一生中所铸成的最大的过错！”
噩梦结束
1960年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外，全部要迁到高台明水农场。
此时夹边沟农场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农场党委书记张鸿由于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们送到明水滩，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场里赶起了马车，后来送回兰州，由甘肃省劳改总局处理。有个金塔县县长张云贤本来要调到夹边沟任农场党委书记，但尚未到任又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除去老弱病残者外，夹边沟农场能够走动的将近2000余人全部转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大河农场。此时河西走廊已经入冬，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加之每人每月的实际口粮已降到12斤。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幸存者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噪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钱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为首的检查团来夹边沟调查情况。11月中旬，农场执行中央工作检查团的指示，开始将明水滩山沟里的气息奄奄的重病号接到高台县碱泉子高台农场办公室和学校腾出的房屋中进行抢救，夹边沟农场也同时开始抢救人命，并开始遣返劳教人员。
周惠南兄弟俩坐着火车回兰州，他亲眼看见一个“右派”在车上去世被扔下火车。回到家后，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三年的夹边沟噩梦终于结束了。
曾在农场搞宣传工作的“右派”司继才后来回忆：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大约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发衣裳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但是，从明水活着回来的人超不过300人。
夹边沟符号
周惠南说，告别之时，较相熟的“右派”们曾约定日后联系，并留下彼此地址。50年过去，“却基本上谁也没联系谁。”从夹边沟走出的“右派”际遇各有不同。几十年后，夹边沟“右派”们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平时少有往来。他们不愿触及痛苦岁月留下的伤疤，那一张张面孔也任随时间冲刷，慢慢沉没在记忆深处。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受访的“右派”们均感激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尽管对于“反右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于扩大化”的说法，有些人还不能接受。
夹边沟的喧闹在1961年“右派”们撤出之后归于死寂。上世纪70年代，农场改为林场，陆续从定西迁来40余户农民。从此他们成为林场的常住居民。他们以玉米、葵花、大瓜和辣椒为生。辣椒成片铺在平坦沙地上，扎眼的红色在视野里慢慢膨胀得快要流动起来。
移民们已习惯陌生的人们来此祭奠，他们知道夹边沟曾经死过很多人，虽然并不了解详情。“据说夹边沟在中央都挂了号，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凭靠附近一个小型水库的灌溉，这里的庄稼可以确保旱涝保收。在年蒸发量是降水量26倍的夹边沟，这是他们能固守此地的最大原因。
但是，即使在酒泉，夹边沟依旧是陌生的。若在酒泉打车，问出租车司机去夹边沟怎么走？很多人都一头雾水。这个连当地人都不太清楚的地方，从2000年开始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今天我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10年前，天津作家杨显惠在《上海文学》上连载，人们尚对“夹边沟”一脸茫然。10年后，纪录片导演王兵推出的首部剧情片《夹边沟》，参展威尼斯电影节—“惊喜影片”。夹边沟在中国知识分子认知中逐渐成为了符号—人间地狱，或者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地理意义上的夹边沟，筑不起谁的方尖碑，因此地只剩浩渺白沙，随风飘移，无论建造什么都会崩塌，就像建在浪峰波谷。白杨已换了三茬，只有“受命不迁”的沙枣树在此扎根。人们来过这里，留下眼泪与空空的酒瓶，迅速蒸发，馏出记忆。
女“右派”和凤鸣来过此地，长歌当哭，“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
美学家高尔泰来过此地，“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摘帽“右派”陈宗海在五年前故地重游，“现在还梦到夹边沟，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惊醒。”他看到当年以生命为代价修建的水渠、田地都已废弃殆尽，心中无限感伤。
俞兆远前年还去过夹边沟。原来的厂部平房已经全部变成苹果园，遗骨原来埋下来的漕槽还在。1970年代，农场曾被部队短暂征用。之后农场又转交给酒泉市，变成了林场。
当年“右派”住过的地窝子，只能依稀辨认出大致轮廓。当年的平房历经半世纪仍未倒塌，如今被改作仓库。“右派”们用生命开垦出来的土地，终被废弃。“右派”挖的排碱沟当时效用不大，但如果没有当时的排碱沟，也就没有现在的林场。”王柱华说。如今夹边沟林场有林地两万八千亩，总面积十一万亩左右，主要种植各种杨树，另有沙枣、红柳和一些果木。陈苏民说，尽管已改成林场，但盐碱地的土质，加上风沙大，“种活一棵树比女人生个孩子还难”。
“右派”当年开垦的两千多亩耕地，现在是来自定西和民勤的移民在耕种。更多的耕地随着农场体制的变化，加上上游鸣沙窝用水量的增加，地处下游的近万亩耕地水源已近于枯竭，弃耕多年。40岁的王柱华在夹边沟林场已有20年工龄。早年他和老工人在沙包上，还能看到人骨。“习惯之后就不怕了。”他知道这是当年“右派”的遗骨，“人死如灯灭，到最后都逃不过这天。”
和凤鸣身后的油画，是当年的全家合影。 摄影_刘浚
刘光基预测3年后能回家，果然如他所料。
在距夹边沟林场办公区百米外的一座土山下，记者看到了三座无碑的荒坟， 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右派”的坟，而至于墓主人是谁却无人知晓。
当年许多“右派”为了能吃饱，便在野外采野草充饥，但据当地人讲 这种草种食用过多会影响人体消化和排泄，致人肚胀。
和凤鸣：拒绝遗忘
作为少数几名劳教的女“右派”，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和凤鸣生于1932年，原籍甘肃会宁。因受到丈夫牵连，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劳教改造。
根据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后，全国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数量为五十五万两千八百七十七人。
女“右派”数字或无法可考，仅以夹边沟农场为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凤鸣所在的安西十工农场，几百名“右派”中也仅有两三名女性。
恰恰是身为女性的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和凤鸣书写女“右派”的生活，早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录夹边沟的苦难，又早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
《经历》出版十年后，和凤鸣由一个亲历者化作一个记录者，俨然已成为全国夹边沟难友、受难者亲属的联系枢纽。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
当时代悄然变迁，终将翻去这并不明亮的一页时，幸好还有一些记忆固执地镌刻着自己，如和凤鸣。
因言获罪
和凤鸣的家庭出身并不好，父亲1949年前参加过国民党中统组织，判过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权利。但她正当青春岁月被下放到农场劳教，却是因受丈夫牵连之故。
在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中学时的和凤鸣已被革命洪流深深吸引。她认同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适逢《甘肃日报》创刊，和凤鸣放弃了到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向报社递交了两页自传并被顺利录取。这是她纵身跃入革命潮流的起点，也是命运被裹挟的开始。
报社工作开启了和凤鸣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生涯，也令她结识了未来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参与《甘肃日报》创刊的元老，报社内公认的一支健笔。热恋时的和凤鸣，曾收到他长达16页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于字里行间。然而败也萧何，当这支健笔迎上“大鸣大放”浪潮，写出几篇批判党员“官本位”思想和滥用“行政手段”的杂文后，竟被戴上“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结了自己的新闻生命，还令妻子和凤鸣受到牵连。
革命年代的爱情，往往没有什么浪漫的开始，却要面临“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考验。“反右运动”开展近一年后，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
传汉武帝曾赐给击败匈奴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壶酒，犒赏军中将士。霍将酒倒入当地泉水中，与诸人共饮，共蒙皇恩，由此有“酒泉”之名，后更传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佳句。但与古诗幽情迥异的是，酒泉实际上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时有大风沙，饮水尚且困难，无论美酒，生存条件十分艰难。
尽管如此，和凤鸣与王景超均未想到，此地一别，竟成永诀。王景超在酒泉下车，带着和凤鸣为他购置的新脸盆、一块五一柄的牙刷、结实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夹边沟，奔赴翻手云覆手雨的政治苦难对人命运的捉弄。
一个在“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的十工农场养鸡饲兔，一个在令人闻之色变的夹边沟农场挖排碱沟。当王景超们光脚泡在碱水沟里劳动，任凭皮肉被蚀破时，和凤鸣们还有机会吃大包子吃到撑。与丈夫迥异的遭遇，令和凤鸣的牵挂与痛苦加倍。
此外，夹边沟农场对“右派”们的态度也十分严苛。从夹边沟发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两封。需经管教人员检查，确认无有害言论，方能投递。起先和凤鸣还试图反抗，挑衅般在信里暗示道：“上次的来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么也没有改变，丈夫的信依旧简短、平淡。“小娇娇”与“吻你”之类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现。
和凤鸣曾在信中与丈夫谈及“右派”应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农场食物。此时她追悔莫及，担心丈夫受此影响，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无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后才明白，这帽子恰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清除个体残存的独立思想。如钱理群所说的“精神隔离”，它剥夺人自由思考、言说的权利，束缚人交流的欲望，在空洞中使得“革命的绝对权威”乘虚而入。
自下放后，和凤鸣的工资被降级，由102元减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给父母，以照顾两个儿子，又寄10元给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后期，王景超所在的夹边沟农场，已根本买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劳教“右派”的口粮定量骤减为每月15斤。夹边沟农场将尚未饿死的人集体迁往高台县明水分场后，大批人没能把命熬下去。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人命”，粮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当和凤鸣终于鼓起勇气请假，前往夹边沟解救丈夫时，一切都太迟了—王景超已于一个月前死在夹边沟。出于“高度的自尊心”和为家人避祸的考虑，他甚至没有发出一通求救电报。
阅后即焚
有甘肃民谣道：“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夹边沟一行后，和凤鸣成了寡妇，亡夫也尸骨无着。三年时光倏忽逝去，分别那日谁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凤鸣的人生。她劳教时为他准备的干辣椒，他还小心收在遗物箱内，没舍得吃完。他三年来积攒的两本日记，却令和凤鸣如获至宝。“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
忍着悲痛回到兰州后，和凤鸣总算与两名幼子团聚，她未对王景超作任何祭奠，还带两个孩子去看电影。“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常的。”然而终究长歌当哭，在先后遭遇外祖父母、父亲三位亲人的离世后，守着孤独的和凤鸣，唯有继续书写日记，与心灵进行对话。
“文革”期间，所有这些曾寄托着思念、告慰与情感的字纸，均在担忧、疑虑与恐惧之下，被和凤鸣付之一炬。包括王景超的日记、小说底稿，他写给和凤鸣的信，和凤鸣的养鸡兔日记等，灰飞烟灭，无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凤鸣，再度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这沿袭自“革命年代”的谨慎，仍着痕于和凤鸣的言行中。当被请求阅读她的日记时，和凤鸣羞涩一笑，婉拒道：“有些内容我也不愿意……”不愿意分享，还是害怕心事曝光，再遭罪一场？
直到改革开放后，和凤鸣才重新开始记日记。“不写，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2010年9月，王兵新作《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和凤鸣的读者亦是难友，打来电话告知她这一喜讯。“我那个片子实际上是搞《夹边沟》的副产品。”和凤鸣说起自己的口述史纪录片时，尽管自谦，也难掩自豪之色—“这片子在美国、巴西等地都上演了。”
她的日记里还记录着与王兵初次见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杨显惠带着王兵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几名将参演电影的年轻演员，到家中拜访她。当时凤凰卫视制作的《社会能见度》节目正在播出夹边沟专题节目，而兰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这个台，他们便专门到街上找了家宾馆，包一个房间看节目。
这才催生了长达三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王兵带着助手与摄像机到和凤鸣家中，连着去了三天，只取了七八个小时的素材。摄影机背对阳台，有时聊到黄昏，室内光线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轮廓，也无人开灯。这部摒弃了所有戏剧性叙事可能的纪录片，后来拿下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拒绝遗忘
自1961年探访丈夫却连尸骨都未见着后，和凤鸣再也没有去过夹边沟。直到1991年，有难友与她通信，提起夹边沟分场高台明水的大片坟地—丈夫王景超的遗骨正是葬在那里。于是，8月30日，和凤鸣在大儿子陪伴下，于三十年后重返夹边沟。
这三十年来，夹边沟的雪化了三十次。祁连山脉的雪水融化后，或汇入巴丹吉林沙漠里的湖泊，或渗入夹边沟盐碱与沙粒覆盖的地表。总也有雪花随西北风而至，轻轻落于夹边沟茫茫白沙堆里的暴尸之上。
当年的坟头基本已被风沙抹平，曾记录每位死难者姓名的碑石、砖块上的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识。尽管如此，和凤鸣还是拍下了当年“右派”们挖下的水井，缺了顶的地窝子，大张着嘴的骷髅骨，甚至红白相间小格衬衣的残片。
谁料回到家后，她发觉相机里的胶卷并未挂上，所有影像失踪，似乎预示着三十年前在此劳教改造的“右派”们的一切生命痕迹，也终将在此荒漠中悄然湮灭，如同从未发生。
每念及此，和凤鸣坐立难安，终于在整一个月后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见的曝露于空气中的尸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后，悉心留下说明文字：“这位死难者在临终前，还在大声呼喊，他在呼喊什么？他的双眼会是闭住的吗？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后，将他临终前的惨状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们思考些什么吧。”
那时她已经从西北民族学院退休两年，与小儿子分开，独自生活，开始《经历》一书的创作。和凤鸣想，哪怕不能发表，这段历史都应该留存下来。
起初写得断断续续，眼看着近十年过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凤鸣突然受到了激励。戴煌曾是新华社总社记者，早在1957年便辨别出“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从维熙则是著名作家。“他们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经历跟他们又不太一样。”
和凤鸣开始加紧写，除了每天看一眼《新闻联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动。从1998年秋后急赶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视的她，引发了眼底病变，视网膜甚至出现裂孔。可她边治疗边写作，并未放弃书稿。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王景超去世后，和凤鸣建立过新的家庭。孩子们的继父陪她度过了“反右”后的六十年代与整个“文革”时期，于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梦，他的要她坚持记日记的叮嘱，并未随“文革”中那把焚烧的火而灰飞烟灭。
四十年后的2001年，死者的遗愿终于付诸实现。但不是借助别人的笔，而恰恰是靠妻子和凤鸣的独自努力，受难者的私人记忆与时代烙印紧紧融合在了一起。如钱理群所评价，“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声’的，他们在自以为的‘天堂’里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经觉得如果现在还要哭泣，就会破坏了他们的好心情，成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健忘者，强迫遗忘者，和凤鸣这样的不肯，也不敢忘却的幸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重压。”
长歌当哭
《经历——我的1957年》首版只印了3000册，还是靠和凤鸣的老领导刘爱芝及时寄给她三万块，才能自费出版。和凤鸣把通信地址和电话留在了书的尾页上。五年后书籍再版时，又把学者钱理群的评论放了进去。迄今为止，循迹而来的读者、难友，或写信或通电话，已有一两百人。
因一本《夹边沟记事》，凡有媒体到甘肃采访，牵线之事必找杨显惠。又因这本《经历—我的1957年》，凡有难友欲寻亲人故旧，也脱不开和凤鸣的人际圈。
和凤鸣有一个棕皮小本子，按区号分隔，记满了全国各地各界难友的联系方式，详细到包含座机、手机、地址与邮编。杨显惠本来也有一个通讯录，去年装口袋里在街上走，被小偷摸去了。于是，和凤鸣的这本簿子，就成了唯一的“诺亚方舟”。有当年在夹边沟劳教过的幸存者，有读了书后认出亲人影子的死难者子女，也不乏铁流、章诒和等同样亲身见证过历史的老“右派”们。
尽管有些人不愿意重提旧事，但，“愿意说的‘右派’，还是多数”。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就像她在纪录片《和凤鸣》中的讲述，偶尔有哽咽，但大体平静、通顺，用的是略显文学化的语言，多来自她亲笔写下的句子。
为了出版《经历》第三版，和凤鸣曾写信托付某出版社总编。因为敦煌文艺出版社在责编被迫检讨八次后，已无力承担出书任务。尽管还在等待新闻出版局的审批结果，但自今年4月开始，耗时半年后，和凤鸣已将书籍修订完毕。客厅桌上放的那本二版中，布满了她用红笔修改、增删的痕迹。
如今，和凤鸣依然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选举权、政治改革、言论出版与民主自由。高血压与骨质增生限制了这位耄耋老者的出行范围和次数，却没有限制她的思想。她的信息源，除了那台老式电视，还有全国各地的读者，不定期寄来其可能感兴趣的报道、书籍等。在光线最好的书房里，堆着许多关于毛的境外书籍。若抚开上面的尘土，或许可瞥见这位老人的思路历程。
二战后，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郎兹曼倾注11年时间拍成《浩劫》，与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波兰人对话，试图重建那荒谬年代的历史。而对于和凤鸣来说，她的“经历”如苍茫海上一朵浪花，既是对晦暗历史与人性的见证，又首先是深入骨髓的记忆的延续。
王景超是河北人，京戏唱得不错。和凤鸣在改造时，也一度是唱眉户剧的台柱子。然而两人相守八年，从未有过配戏的机会。
“这段苦难升华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一如几十年前，她曾在戈壁上唱过近百次的那支俄罗斯民歌——
“草原大无边，路途遥又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爱情我带走，请她莫伤怀，找个知心人，结婚永相爱。”
陈宗海，1979年平反时拍摄的照片。
陈宗海一直保存着他的平反文件。摄影_刘浚
2010年10月，陈宗海，家中。摄影_刘浚
非典型右派50年
一个酷爱篮球的高二少年，陈宗海，因为一个不高明的玩笑，从此被划为“右派”送往夹边沟，此后又以反革命团伙罪名送监。十年农村改造，摘帽后草草退休，荒诞一生。
当孙子还是赖在陈宗海怀里使劲撒娇的年纪，他仰起脑袋，向瘦高的老头发问：爷爷，你年轻时干啥呢？—我呀，我在意大利踢足球啊。爷爷你说个意大利语呗—拉密密塞脚沟，这是发界外球。
他是胡诌的。如今孙儿业已成年，那个俏皮的谎言仍时常被拿出来，供大家哈哈一乐。80岁的陈宗海像所有城市老人一样享受着耄耋之年的乐趣，高兴时就出来公园里观光，不高兴就睡大觉看电视。他爱看《百家讲坛》和NBA，尤其是后者。42英寸的液晶屏幕里，大洋彼岸激荡的惊心肉搏，老爷子看得如痴如醉。
与儿孙们聊天，多是家常细琐，陈宗海努力扮演好家庭中长者的角色。他记得当年父亲的治家之道：小事不唠叨，大事平心静气讲。那么，自己的过往算什么呢？算不上大事。晚辈们不问，他也懒得提。大家只是隐约知道，老爷子年轻时当过“右派”，送到夹边沟，吃过苦头。
他很少出门。如今保持走动的还都是初中时代的朋友，人家来叫，他便配合着过去。坐在他们中间，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陪聊。对于社交，他提不起一点点兴趣来。
去年冬天，陈宗海找一个中医大夫看胃病。大夫说，你这么大年纪，性情还这么暴躁，是生气造成内消化不好。陈宗海抱怨：我是抑郁症，过去的事情老忘不掉。现在还梦到夹边沟，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惊醒。
他尽力避开生活里的一切毛像，那是他荒诞一生的根源。
“我相信人是有命运的，”陈宗海说，“我不偷不盗，怎么能有牢狱之灾呢。怪，哎呀，我的妈，真可笑。”他摇摇头，两眼放空，不住自嘲。他埋怨自己年轻时手欠，信手在报纸上涂上的那几笔，毁了一辈子。
眼泪
那些生命中最绚烂的年华，已如祁连山的雪水般悄然流走。六十年前，中学生陈宗海看着共产党的军队开进了兰州城。对于新政权，他毫无概念。
陈家是一个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传下来的300亩黄河盐碱地，却在百年后土改中为老陈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农”的帽子。祖传做砂锅的手艺让陈宗海感到厌倦，他认为太没技术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学的。
1950年，20岁的陈宗海考上西北师大附中。他酷爱篮球，爱打最出风头的前锋。如今他做到的好梦，多半是自己在篮球场上奔跑的身影。
对于未来，他并无打算。在可供挥霍的青春里，学而优则仕一类的梦想被远远抛在天边。朝鲜半岛的战火烧到边疆，中国决定出兵。陈宗海亦无太多触动。他承认自己并无太多政治觉悟，他只愿无忧无虑地打球。
或许，以后去当个运动员吧，他想。但很快，他还是被裹挟进强大的政治机器。
毛岸英战死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校园里人们窃窃私语，小心猜测着中南海的反应。有天，他像往常一样往课桌上铺了张报纸。报上有张毛泽东的照片。他盯着他看，他为他感到难过，老年丧子的哀痛仿佛一样笼罩着他。他拿出钢笔，给画中人添上了几滴眼泪。
他被指为思想反动，污蔑伟大领袖。校方要求他写材料，交代自己的思想。他生平头一回感到政治的压力，他害怕极了。在检讨中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污辱。批判会上，积极分子振臂高呼：打倒陈宗海的反动思想！
他暗自庆幸，毕竟不是打倒陈宗海。阶级斗争在此时尚没有多年后那般狂热和偏执。但没完没了的汇报检讨，却让陈宗海觉得丢人现眼。读完高二，他决定退学。
劳教
那个时代的工作没有几十年后这般难找。陈宗海想得简单：找个工作换个环境，就没事了。在家帮父亲做了半年砂锅，他认定自己太过大材小用。表叔介绍他去兰州市建筑公司，当伙食管理员。买菜算账，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虽然是干部身份，但他心里却不情愿。
1954年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内部肃反开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细。陈宗海认为与己无关，便不发言。领导开会时发话：有些人犯过严重错误，还不主动交代。陈宗海一想：这不冲着我来的吗？但谁能证明他的清白呢？这样下去岂不又是没完没了。他觉得自己搞定不了这事。左思右想，他向单位请了个长假，回家了。
1955年年底，兰州开始公私合营。陈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几家砂锅作坊合在一起，组成陶器手工业合作社。此时的陈宗海已经结婚生子。公私合营前，全家凭靠父亲一人的手艺倒也过得去。但合营后所有人都变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赖在家里啃老。合作社领导说：你都这么大了，还指着你爹过啊？他当上了合作社的会计，每月工资六十元。
进入1956年，形势加速变幻。陈宗海的会计没当上两个月，就被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成立的职工业余学校调去当扫盲教师了。白天给领导些材料搞宣传，晚上给学员上课。
“大鸣大放”里，陈宗海一句话也没敢说。领导找他：你谈谈嘛，总有些看法嘛。陈宗海心想，给毛主席画眼泪的事让他晦气了好几年，我哪还敢说什么。
一天开会，陈宗海和另一个老师一起抽烟。一片乱哄哄中，整风小组组长宣布：现在开始开会。陈宗海，你不要再说话了。陈宗海大为不忿：我只是抽烟，没有说话啊，你怎么胡点名呢！
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席卷而来。给毛主席画眼泪的旧事被抖出来，衍生的各种批判如乱箭般飞向陈宗海，他奋力争辩。1958年4月10日，整风小组领导宣布，陈宗海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送往夹边沟。
他记得在领导宣布的劳动教养条例里，曾提到不愿参加劳教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他打算放弃公职，这样就能免于劳教。但学校有个反右积极分子来到陈家，向陈母借走了家里的户口本。陈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户口已经被注销，下面写了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这个王八蛋叫安殿策。”提及此事陈宗海仍难掩愤怒，“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划到阶级敌人了，再没啥客气了。”
家里老父亲说了一句：“这一次不得了。”陈宗海却不以为然：最多一两年。他亲眼所见，1949年的肃毒运动中，旧社会的抽大烟的人被关进戒毒所劳教，国家管饭，一两个月到半年，有些轻微劳动，戒了毒就给放回来。“我还没坏到吸毒那程度，时间还能长吗？”
求被捕
在夹边沟，陈宗海认识了俞兆远。
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科长，因为一句“征公粮再卖给农民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被打为“右派”，送到夹边沟。这是个聪明人，在夹边沟口粮再吃紧的时候也没有找家里要过一分钱。俞兆远跟管教干部和分队长混得好，“劳动偷懒耍滑不出力，到处偷吃的”。在这里，他与陈宗海成了好哥们。
陈宗海积极改造的愿望终于在1959年的劳动节彻底破灭。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劳动中拼尽全力，却只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的越来越渺茫，这年国庆过完，陈宗海一下子垮下来，连打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俞兆远看陈宗海累成这样，便跟队长建议，把陈调去放水组。那是个轻巧活，挖口子堵口子。重要的是，休息时可以在菜地里偷庄稼吃。
“偷着吃，不偷活不了，”陈宗海说，“可能我比别人偷得还多一些。”陈宗海偷大田里的东西，土豆、洋芋、糜子、麦粒，一切能吃的都偷着吃。但他有个原则：偷公家不偷私人的，别人的东西不能偷，那都是救命的。
有天夜里，陈宗海跟俞兆远闲聊。俞兆远无意中说起，老家有人过来探亲，说城郊农场劳改犯的生活比这里“右派”好得多。劳改犯每天只劳动八小时，每人每月的口粮是四十斤，这比那却是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量，口粮却只有二十四斤。那边饿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少得多。
陈宗海怦然心动。他寻思能不能自己也换个身份—变成犯人去城郊农场。
五月的一个夜晚，他打死了一头猪，跟人偷偷分了吃了。他的计划是，来一次刑事犯罪，够判刑，一两年就成。但此事竟无人发觉，陈宗海又喜又忧。喜的是吃到猪肉，忧的是获罪计划没能成功。他又偷了一只羊，还是没人来找他。
“反革命”
1960年9月，夹边沟“右派”转移到明水。国庆节时，农场来了个小个子年轻警察，他对陈宗海说，你们怎么还休息呢，要好好干啊。陈宗海隐隐觉得此人有些蹊跷，他玩笑回应道：哎呀，我都把帽子给忘了。
过了几天，警察把陈宗海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兰州市城关区法院以反革命罪逮捕陈宗海。
大组长已经把陈宗海的行李拿来，警察给陈戴上手铐。第二天陈被送上火车，押回兰州。在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后，陈宗海被宣布五年劳改。
这下算是了了陈宗海一桩心愿，此时每天周围都有几十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终于可以不在明水农场等死了。但自己怎么就“反革命”了呢？
来夹边沟前，陈宗海与夜校的两个同事合了张影。照片背后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如森林长青。任凭它惊涛骇浪，也阻止不了我们对真理的信念。陈宗海把照片挂在家里，过了几天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人举报，照片后面是他们的反革命誓言，三人里通外国，准备发展组织逃到印度加尔各答去。陈宗海大怒：哪个王八蛋造的谣，想把我往监狱送么？
两年后陈宗海果然因此事被送进了监狱。进夹边沟后，他的所有通信都在公安监控中。公安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陈宗海等三人是反革命组织，判决陈宗海五年有期徒刑，那两位同事分别被判四年和八年。
在一种惊喜交错的荒诞感中，陈宗海开始了纳鞋底的劳改生涯。犯人自然不如“右派”们处得舒服，但监狱里10年也死不了，夹边沟再蹲1个礼拜也许就挂掉了，陈宗海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年零两个月后，合议庭推翻了之前的“反革命”判决，他被宣布无罪释放。
陈宗海回到家里。老母亲看着儿子心疼得直摇头，眼泪巴拉巴拉掉，一句话说不出来。
对于“右派”来说，并非所有人回到家里都能迎来笑脸。两年时间妻离子散物是人非者大有人在。俞兆远回到家中，妻子向他提出离婚。理由是，俞兆远在夹边沟吃惯了偷来的生粮食，回家两年，还要偷面柜里的苞谷面吃。邻居们都说，俞兆远的女人不让他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粮食。
下乡
麻烦很快又找上了陈宗海。居委会让陈去派出所参加“学习政治”，月月写思想汇报。从1962年搞到1969年年底，政治学习一直没有间断过。
陈宗海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街道组织的车队拉货度日。拉车第一天，陈宗海心里百味杂陈，自己曾经也是个干部啊。又安慰自己：我不是骗人，凭劳动吃饭嘛。一个月下来他能拉到158块，扣掉税款，剩了104块。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架子车的工作也保不住了。1969年，陈宗海作为黑五类分子被遣往农村劳动。孩子老婆还有那辆架子车，一块交给了70岁的父亲大人。他的下一站皋兰县青白石公社，是陈家的原籍。距离兰州城100华里(1华里=500米)，步行一天就能到。
大队里只有他一个“右派”，周围都是农民。大家都知道他给毛主席画了眼泪，倒也没人因为“右派”欺负他。农业社会的古朴和务实，部分消解了政治高压的恐惧。陈宗海与所有人一样下地干农活，一起吃大锅里的稀饭，他与所有村民知根知底。在经历了短暂的陌生后，村民们会毫不犹豫地接过陈宗海递过来的烟，一起吞云吐雾，上天入地胡侃。
陈宗海却暗暗为他们悲哀。“我现在就想啊，人确实好骗。在农村里蹲了10年，上面说他们是贫下中农，工人农民是领导阶级，他们就高兴得整天在那里刨地。”
反倒是几月一次的探亲，却慢慢从兴奋变成了沮丧。穿过一路枯燥的风景，陈宗海蹬车回到兰州家里，同学和亲戚已中止了与陈家的来往，邻居们闪烁微妙的眼神让他惶惑。他更愿意蹲在农村，在那里，没人在乎他是一个“右派”。
上世纪80年代时，他看到谢晋的电影《牧马人》，不禁哑然失笑。电影主人公许灵均也被打成“右派”，来到西北牧场劳动。老牧民视他如至亲，一个漂亮的姑娘还看上他，俩人有了一片无忧无虑的小世界。“我们哪有那样的好运气！”陈宗海感慨，“农民只是占小便宜，所以忘记了阶级斗争。”
这次陈宗海不再敢预计归期。每年大队开大会，让群众评议陈宗海一年的表现。“他没干什么坏事，干没干好事不知道。”大家每年都这么说。每年评审报上去，结果却总是如泥牛入海。到最后，陈宗海不禁怀疑还有没有回城的可能。他一遍遍自问：“右派”帽子真的是终生的么？
毛泽东逝世时，陈宗海跟家里找招呼：啥也别说。大队开追悼大会，不让陈宗海参加，“其实我也不想参加，”陈宗海说，“我觉得没了他事情会好一些。”他曾被挂上牌子，向毛主席相请罪。但他觉得这算不得什么，“‘文革’于我有利，毛这个事毁了他自己。”
平反
1978年12月的一天，俞兆远走在兰州街头。路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开始播出那次著名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俞兆远漫不经心听着，他觉着越听越入耳，最后他趴在栏杆上，竖起耳朵听完了全文。公报中有一段话，讲到了平反问题：
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
俞兆远想：这下有出头的日子了。
实际在半年前的4月5日，《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已获中共中央批准，摘帽工作以及“右派”的安置问题在之后的几年里陆续完成。
1980年10月，陈宗海盖完最后一个章，他拿着画满各种迁入迁出标记的户口本回到家里。从此他再不是一个“右派”。他拿到一千块钱的赔偿，这大约相当于当时工人一年的工资。钱拿到手，他总觉着是一笔意外之财。
俞兆远也拿到6000元赔偿。周围人都说，老俞发财了。俞兆远说，“我穷的时候谁都不上我门，现在什么事都来找我，借钱？算了吧。谁都不借。”
很多人没有拿到任何赔偿，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另一位“右派”刘光祖在退休后的十余年里，坚持为自己在平反前被扣除的工资奔走多年，他找单位、市委、省委……写过无数次申诉，无人能为此事负责，或者给出解释。2007年，老人在病中郁郁而终。
父亲劝陈宗海，如果对赔偿定案不满意，可以写申诉材料。陈宗海摇摇头：我没有啥意见，有补偿就不错了。弄不好再加个处分怎么办？近几年，关于“右派”索赔的呼声开始多起来，陈宗海微笑摇头：我没想过要赔偿，没戏的。
陈宗海再次回到家中已经四十九岁。此时距离他戴上“右派”帽子，20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熟人说：老陈你现在怎么这么不修边幅了呢，五十年代还挺时髦啊。是的，那会儿还能花半月工资去买双漂亮的小方头皮鞋。在农场、监狱、农村，哪里还有讲究的条件？现在呢，老了，没心情了。女儿给他买衣服，他不愿要。他觉得对家里亏欠太多。
像是完成了某种交接，在陈宗海摘帽半年后，85岁的父亲撒手西归。在之前的20年里，父亲一直在打着零工帮陈照顾妻儿，这个家庭终究得以保全。在陈宗海遥遥无期的等待时光中，他的头脑中一直告诉自己：要活下去，一定不能在父亲过世前死掉，那就是不孝。
在文教局又干了九年小学教员，陈宗海退休了。如他之前做过的所有生计一样，人生的最后一份工作也没能给他带来任何成就感。“没有那个事，我可能就是个运动员。”他喃喃道，眼中掠过一丝遗憾。
2008年，陈宗海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广告：旧德的精彩。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本讲“右派”的书，但出于对“旧德”的兴趣，便上街买了一本。同是“右派”，他却感到强烈的隔膜。书中主角们是他在学生时代耳熟能详的“大右派”，他们在运动后依旧开着小车，住着大宅。他开始为半世纪前的那场运动感到困惑：“‘右派’与‘右派’简直相隔十万八千里，反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几乎所有的接受采访的“右派”，都会特别说明一句：平时，我很少提起这些事的，这些经历总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人年纪一大，近期的事情忘得快，那些遥远的记忆反而清晰起来。俞兆远怕说夹边沟，“一提这个事，就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他每晚睡觉前要喝上三杯白酒，带着几分醉意，沉沉睡去。
2008年，俞兆远跟家人来北京旅游，他终于见到了毛主席。在万千热切的瞻仰者队伍里，俞淡淡地看着那位静卧的老者，在心里说：你这个老人家，过去制定的政策，不但对我不利，对好多知识分子也不利啊。
杖朝之年的俞兆远拒绝给自己做寿。摘掉“右派”的帽子后，他越发觉得人生虚无。有个熟人60岁做寿，过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他感慨寿宴上那些红花绿花，瞬间就变成了灵堂里的白花。
当年是谁揭发了陈宗海？陈说他知道那人，是同班同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俩人各自带着妻子，在兰州街头面对面撞见了。彼此微微点了下头，便擦身而过。走出去几步，陈拉拉老婆，“这就是当年揭发我的人。”他回过头，那人也与女人回头看他们，像是说，看，那就是给毛主席画眼泪的家伙。
恨他么？不恨，陈宗海说，我一点都不怨他。从此他们再未碰面。
青年时代的林希翎。
林希翎的追思会在温岭举行。摄影_温怀林
“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归葬记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圆号、军鼓组成的乡村乐队，吹打着丧歌。紧随其后的殡葬队伍中，六位老翁肃穆得让人侧目，他们挺胸直背，却步态僵硬。他们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银发被风吹起。
这些老人要送别的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偶像和难友—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为送这最后一程，前夜，他们从400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赶到温岭市箬横镇。这些曾经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六七个小时的路途颠簸，有人甚至憋湿了裤子。
没有哀号，没有焚香，在地处浙东的温岭市—这个讲究丧葬排场的地方，这样的丧礼可算得上简朴而少见。
温岭箬横镇，紧邻着山灵水秀的雁荡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顽石历历。“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师布道说。安葬于此的林希翎，确如顽石一般，她是中国“终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学生“右派”。
这一天，是2010年11月9日，距离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余。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在法国巴黎去世，终年74岁。“头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据林的遗愿，由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葬礼执行人朱毅操办，安葬于中国。但是，这份骨灰却转徙于故土，难得其所。
一年之后，在多方努力下，从法国归来的林希翎长子楼信达，终于亲手将母亲骨灰安放于故乡的墓室。
离开中国26年，林希翎终于与故土的青山融为一体。尽管对于这片土地，她曾说，“我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家人的惊惶
林希翎的灵堂设在温岭市殡仪馆。11月9日，追思会开始前，一位温岭当地的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宗教仪式。林希翎的老家人，从她的三妹到素未谋面的子孙辈，也都赶来参加。
她的遗像悬挂在灵堂的中央：一位端庄的灰发老妇，面相开阔，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又隐含着一股痛苦的自嘲。这种姿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坟头那张摄于60多年前的老照片(专题)。当时她还是个小丫头，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盖住扎成两个小辫的乌发，拗拗的。
尽管20多年来，林希翎远隔重洋杳无音讯，她的亲人们至今还难以忘记50多年前那场浩劫的创痛。
与林希翎颇有几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现在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这个短发健硕的村妇，噙着泪，望着二姐的遗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满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牵连，一家人在劫难逃。母亲林静枝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没能继续上书，只能在农村当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头。“我们的娘苦头吃足，温岭一搞批斗，就拿她当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万，台上汉子揪她头发，头一抬起来，就压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忆早些年过世的母亲，眼泪早已哭干。
1957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念四年级的林希翎，响应“大鸣大放”政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6次演讲，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大胆直言“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
她的话在学生当中引发激烈反响，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为“学生右派领袖”。当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号召人大学生“揭发林希翎及其同党的反动言行”。短短一个月里，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开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几个月释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华武义农机厂，并与该厂技术员楼洪钟成婚。两年后，一听说邓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只身上北京见“邓大人”。结果，撞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兴奋地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顾亲人的反对，买了一张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灵堂外，花圈布满了走廊，有人送来了挽联：“青史刺玫瑰”、“数一时刚烈，看林家二姐”。
遗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紧嘴角愁楚不己。见此，林希翎的儿子楼信达，来到三姨面前，深鞠一躬，安慰说：“三姨，不用怕。万一有什么事，也不要觉得丢脸。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她会带给你们光荣。温岭是个小地方，她也会给故土带来光荣。”
“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1984年，楼信达随母亲离开中国时，只有七岁。现在，他是法国一名金融软件工程师，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对这个不善治家务又整天埋在报纸资料堆里的母亲，楼信达甚至觉得“不熟”。
“母亲生前，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去，直到她死后，才开始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楼信达听了母亲旧友的忆述，方始追悔。
奚纹，是林希翎当年的狱友，同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在监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学习”中，事先安插的“积极分子”轮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但一个接一个被林驳倒。主持人无计可施，只得领着众人高呼口号，在声势上压过她。“仿佛让我重温了她在北大千人大会上辩论的情境。当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纹回忆说。
当时北大千人大会也在场的钱理群，记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讲话后，有人为她鼓掌，求她签名，也不乏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林希翎的演讲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系之争推向了白热化。在《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一文中，钱理群写道：“因为当时年龄尚小，她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但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
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朱毅，曾牵头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为林昭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林希翎是“反右运动”中一个绕不过的“风暴眼”。
朱毅采访北大学生张元勋，张说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讲坛的风姿，就学起她的声调和语气，俨然被林希翎当年的气场所征服；之后，从林昭的恋人甘粹那里，朱毅又得知，甘粹正是主持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讲演，才被打成“右派”。在被人夺走了话筒和稿纸后，甘粹嘴里还不住重复林希翎的话：“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归葬北京
在林希翎过世的当天，朱毅还和她通了电话。与身在北京的朱毅联络，几乎成了林希翎最后一年的日常活动。
朱毅习惯称呼林希翎为“大姐”。2009年9月21日晚11点25分(北京时间)，巴黎正是晚饭时间，朱毅就如常给林希翎挂了个电话。“大姐打电话，总是让我放下电话，她回电。她说，你没有钱。而她自己的生活来源，仅仅是法国政府发放的500欧元救济金。每个月打打电话就花去400欧元。”朱毅说。
但是那天，林希翎却抓着电话不放，吃力地要往下说。电话那头沉重的喘息，分明听出日渐严重的肺疾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忧虑：儿子工作的落实，找钱理群写悼词，还有“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朱毅觉察到不对，但那头的声音已经微弱下来，只能艰难地捕捉到“统一……普世……两岸”几个字眼。随后，任朱毅在北京的电话前疾呼“大姐，大姐”，电话那头，却再无人回应。
第二天早晨八点零五分，朱毅接到楼信达电话，获知林希翎已经在巴黎与世长辞。楼信达检点母亲的遗物，打开她身处巴黎九十四区公寓的冰箱，只有两个蛋和三个西红柿。
“‘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是什么意思？”朱毅当时没有回过味来，直到之后在杂志上看到原中国人民大学纪委书记王前说，“如果林希翎不平反，我的骨灰不进八宝山”，朱毅才揣摩出“大姐”的心思：要归葬北京。
在林昭铜像前举行迎林希翎骨灰仪式”的计划，在朱毅的脑海里成形。2009年成立的林希翎慈善基金会，正是由他担任秘书长，主要为当年的北大难友筹款。
朱毅原想，把“大姐”的骨灰在林昭的塑像者严正学家暂时安顿一下，等塑像完工，再在北京安葬。但考虑到其中的压力，朱毅还是听从楼信达的建议，让林希翎的骨灰，回浙江温岭老家入土为安。
今年11月6日，朱毅接到楼信达飞抵国内的消息后，就让林希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书瑶知会了北大和人民大学。这一来惊动了北京的公安部门。“他们没有理由来阻挠，但叮嘱千万要低调。”朱毅说。
“像林希翎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地方绝无先例可循。”温岭市党校教师、原温岭市宣传部副部长穆毅飞说。这位天天出现在台州电视台评点新闻的当地“名嘴”，主持了林希翎的追思会。温岭从属台州，“台州式硬气”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为世人所知。
整个仪式进行得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受到干扰。“一不参与，二不干扰，三有所防范，就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归侨看待”。穆毅飞这样解读当局的态度。葬礼当天，当地的统战部门无人出席，穆毅飞说，“既然是普通归侨，政府官员就没有必要到场。”
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
这趟回国，楼信达很匆忙。他说，自己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接收的5000欧元丧葬费，还来不及换成人民币，就揣进了行囊。
楼信达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法国的家里，常在客前翻出影集，把她和吴仪等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指点给人看。2002年朱镕基访法期间，她还作为旅法华人华侨的代表受到了接见，这是两个“老右派”穿越般的见面。
近年来，她的声音越来越鲜为人闻。朱毅甚至认为，她的晚年近乎孔子的“述而不作”。
在楼信达眼里，这事的起因很单纯。因为母亲出访美国期间，常有人来找她合影。“林大姐，你为什么不收费？”有人从旁提醒，她还不知所然。后来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这种方式，谋个政治身份，混口饭吃。“我妈特别看不起给自己贴标签，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1980年代初到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为林希翎提供了一份三年的高薪合同，请她编写关于“五七”的历史书。收入有余裕，她甚至和温州商人合伙做起生意，但事后钱款被骗。没有工作的林希翎，为补贴家用，到处找中餐馆打工，扫大街的活也干过。
但是，“她从来不缺赚大钱的机会，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楼信达说早在1983年，台湾方面网罗林希翎，被她顶了回去。
1999年，法国出兵科索沃，林希翎又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无条件资助她的法国托洛茨基派的劳动人民党，在经济上对她“断供”。
“她这个人有点‘傻’，完全不像一个中国人。即使在国外，也很少像她这样直来直去，由着自己意志说话的人。”楼信达感触良深。
入土为安
离开中国大陆整整26年，林希翎并未斩断和故土的联系。早在2004年年初，林希翎曾返回北京，在临近平安大街的协作胡同，租住了半年，试探平反的可能性。
“八无八有：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是林希翎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时献上的挽联。在朱毅看来，这也正是“大姐”的自况。
在太平山公墓的坟碑上，穆毅飞为林希翎选定的墓志铭，深得家属的认同。这是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苍，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救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我妈一生的写照。”楼信达说。
在牧师的祷告声中，冷风扫过坟堆。六位“五七难友”一一抱过林希翎的遗像，若有所失。他们和林希翎都素昧平生，其中最高龄的叶光庭，已经88岁，而年纪最小的叶孝刚，也已70岁。“你们世人要归回，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牧师诵念着《圣经》，老人们则在风中战栗。
墓碑上，林希翎和楼洪钟的名字，一红一黑。事前，楼信达征求父亲楼洪钟(林希翎前夫)的意见。这位出身浙江农村的知识青年，当年因崇拜林希翎而与她结婚，如今希望死后能安葬于林希翎的旁边。
“没有什么比在故乡入土为安更好了。”朱毅对着林希翎的遗像，深鞠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