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在历时7年零5个月后，伊拉克战争终于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美军的“虎头蛇尾”。事实证明，美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一个政权，却无法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
其实，美国人做事常有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急功近利倾向。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的军事理论界，长期存在着一种重技术和战役战术层面研究的倾向，认为战略上的不足可以用技术的先进和战役战术的胜利去弥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蕴涵实用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多变特点，表现在战术运用上，则没有太多条条框框，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只要能达成作战目标、减少伤亡即可。
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是“推翻萨达姆”、“解放伊拉克”。因此，战争一开始美军就选择了以直击要害为主的空地一体“快速决定性作战”
冷战后，美军发动的战争几乎每次都采取不同的战术方式。1991年的海湾战争，运用了“先空中打击、后地面突击、以空中打击为主”的“非线式机动战”；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运用了以空中打击为主的“非对称、非接触”战术；阿富汗战争，出现了全频谱支援的特种作战；伊拉克战争，又实践了以直击要害为主的空地一体“快速决定性作战”，并极大地震动了世界军事理论界。
实战效果的出色，来源于军事理论的先进。“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上承“战略瘫痪论”的基本思想，下为军种作战构想提供框架和指导，是美军作战理论的核心。“快速决定性作战”强调以效果为基础，将作战目的集中指向摧毁敌装备、设施，解除敌武装，而不再是消灭敌“有生力量”。因此，争取“快速主导”，控制作战进程和结局，不仅是美军的主观愿望，而且变成了不以伊拉克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进程。
其实，这也是美军从一开始就投入地面部队的根本理由。在一场战争中使不使用陆军，如何使用，关键取决于战争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既然美国将伊拉克战争的目的锁定为“推翻萨达姆”、“解放伊拉克”，也就决定了美军必然要使用地面部队。
从理论思维的根源上分析，这种带有“决定性会战”色彩的战术有其明显的历史传承。从瑞士著名军事理论家约米尼的“针对决定点进行决战”到克劳塞维茨强调攻击敌方作战重心理论，包括德国古德里安装甲战的核心思想，都是集中优势兵力兵器于主要方向，对敌实施突然进攻，扰乱并摧毁敌整个防御体系，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美军作战理论虽多次修改、更新频繁，但其核心思想并没有太多变化，仍然是以投入决定性力量、实施决定性打击、夺取决定性胜利为根本指导思想。这种决战思想，可以说是美军作战理论的核心和灵魂。
战争初期，围绕有效控制的“群岛”式城市进攻战术迅速达到了围攻巴格达的目的。此后，美军的城市进攻战术灵活多变，打破了其不善城市战的怪圈
“群岛”战术是美军作战新思想的体现。也就是说，如果把整个战争涉及的地面战场看做是一片海洋，伊拉克的一个个城市就是其中的一个个岛屿。美军的作战目的并不是要攻打城市、占领城市，地面战的根本目标是巴格达，对于其他城市只要能够有效控制就可以了。对此，美军多采用“围而不歼”的战术，对重要城市进行控制而不是占领。后来，这种“群岛”战术演化为许多具体的城市进攻战术，在费卢杰一役中，美军彻底打破了自越战以来的城市作战噩梦。
首先，全面侦察。及时准确的情报是城市作战成败的关键。在伊拉克战争的城市作战中，美军放弃了以往过分依赖侦察卫星和侦察飞机的做法，除了运用各种技术侦察装备外，对伊临时部队提供的情报资料亦格外重视，力求通过多种手段，全面侦察反美武装情况。
美军一方面在作战前就向城中派出特种作战小分队进行侦察，引导部队突击和围剿；另一方面起用了伊军充当向导并帮助美军甄别敌人。正是依靠“土洋结合”的方法，美军准确地掌握了反美武装的一举一动。
其次，化整为散。城市战多为混战，街道纵横，建筑物林立，战斗车辆只能沿街道机动，重装备不易发挥作用，多数情况下，要与反美武装进行逐巷逐楼的争夺。加之城市作战本身就不便于战斗车辆机动，人员必须下车。因此，在战斗中，美军一般会集中8名至12名士兵的绝对优势力量对付1名敌军。在作战编组上，美军更强调“化整为散”。在保持整体绝对优势的同时，以小分队战斗的方式确保其兵力兵器发挥最大效果。
第三，火力主导。所谓火力主导，是指地面快速突击和空中精确打击密切配合，充分发挥火力作用。巷战中，美军有着严格的火力区分。这些火力分工明确，实施密度大，对敌方保持了有效的火力威慑。
在先期准备和外围战斗中，美军炮兵常通过火力准备和火力急袭的方法，先摧毁城区外围目标。随着美军进入城区，炮兵火力则主要是支援下车步兵的机动。而空中火力则以战术空军及陆航攻击直升机实施空中支援为主，主要摧毁已查明的重要目标，打击临时出现的目标。
最后，逐次逼近。在伊拉克战场，美军吸取了以前巷战的诸多教训，在战斗过程中并没有急于全线压上，而是非常重视“群岛”战术的细化运用，即先孤立后夺取，集中精锐击敌要害。先以强有力的兵力突击和火力封锁控制进出城市的道路，夺取城市周围的有利地形，孤立城市守敌，而后再层层深入，对城区发起攻击。
在伊拉克，美军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中心战”的重要。依托此设计的反游击战术大幅度地提高了美军的软性战斗力
在伊拉克战争实践中，无论是美军的基层指挥官还是高层的军事专家人员都发现，在面对大规模战争结束后的“非正规”战斗中，了解敌方的作战动机、战术意图和文化背景，要比单纯应用精确制导武器、无人机等高科技含量的武器技术系统有效得多。美国自己更意识到，许多高科技武器面对山区和城市中的游击战并不奏效，经济上也非常不划算。
特别是在陷入“游击泥潭”之后，美军才开始改变习惯于用技术手段解决战争问题的思维方法，提出和开展“文化中心战”，并采取启动“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从文化层面转型情报机构、提高军人学习和思考能力等措施。
在2007年美国陆军协会会议上，国防部长盖茨提出新的陆军改革方向，认为陆军应该更注重训练外国军队，掌握更多外国语言和习俗，重视“文化”在战争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中心战”理论。
一般来讲，军事作战能力分硬性战斗力和软性战斗力。前者主要指武器装备的技术先进性；后者包括军人精神品质，部队士气，对作战地域的文化、宗教、民族等知识的了解和把握能力。
在现代战争中，以文化等为要件的软性战斗力对战场胜负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因为，人类的暴力行为虽然继承了动物社会的许多本质和特征，但它毕竟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一路走来，并不断强化自身的存在和影响。
所以，人类战争中亦有相当部分内容属于文化的范畴。就此意义而言，文化对战争的胜负有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是当初靠军事技术优势“打下”伊拉克的美军，后来不能再单靠坦克和机枪去对付反美武装以及无法有效应对伊拉克游击战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围绕“文化中心战”设计的反游击战术，更多的是着眼解决战争中的文化问题，有时它甚至比“火力杀伤”更有威力。随着文化感知能力的提高，美军在伊拉克战争后期一定程度上也算打破了尴尬的文化窘境，开始更加适应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文化环境，也使反游击战的效率大幅度提高。
以“混合战争”理论为指导的非正规作战战术，使美军实现了从履行一般任务向“多任务”部队的转变
打一场仗，进步一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都是美国军队的可贵品质。以“混合战争”理论为指导的非正规作战的诞生就是典型例证。
混合战争是在同一战场空间，所有参战部队同时进行多种作战样式的一种战争形态。“混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战力量高度一体化，包括“物质和心理、战斗与非战斗力量”；二是作战样式高度融合，包括传统战争、非正规战、反恐怖袭击和反武装暴乱等各种作战样式。目前，美军已在2010年版《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将该理论正式作为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战略指导。
“混合战争”理论的提出，以及非正规作战地位的提升无疑不与伊拉克战争息息相关。在提出和发展“混合战争”理论的同时，美军越来越重视非正规战，将非正规战置于与常规战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说的那样，“为真正取得克劳塞维茨所定义的胜利——即达成政治目标，美国需要一支具备两种相配能力的军队，既能踢翻大门，又能随后清理混乱甚至重建房屋。”
可以说，盖茨的这种比喻非常贴切准确。正是伊拉克战争的实践使美国认识到，未来军队的力量建设不但要强化“踢翻大门的打击性力量”，更要积极筹划“重建房屋的建设性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使用“建设性力量”更为重要。
在作战能力建设方面，美国国防部2009年1月出台的首份《四年任务使命审查报告》第一次将非正规作战纳入美军6个核心任务之中。这六大任务分别是：国土防御和民事支援行动；威慑行动；大规模作战行动；非正规战；对稳定、安全、过渡与重建行动的军事支援；合作安全中的军事行动。总之，非正规作战拓展了军队任务领域，使美军实现了从履行一般任务向“多任务”部队的转变。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战术运用方面也暴露了太过依赖科技力量的弊端，从而导致指挥者本身的能动性和战术灵感无法有效发挥
与东方不同的是，西方民族崇拜力量，喜欢征服。西方民族在战斗实践中，虽也有施计用谋的行为，但远不如东方民族那么自觉、执着和强烈，施计用谋的深度、广度和机敏、细腻程度更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尽管美军一直谋求使战场透明化，但战场终究永远无法完全透明。作战指挥无论在何种时候都无法摆脱谋略的牵引。然而美军在推进信息化的进程中，伴随着战术指挥本身的程序化，使指挥者本身的能动性和战术灵感无法有效发挥。
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指挥印证了这一点。美军迅速取得的胜利并不能掩盖其战术理论发展严重落后于军事装备技术发展的事实。战争中，美军各军种及各作战单位在战场上的协同仍有待改善。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孤军冒进的第3机步师是美军指挥上的一个明显败笔。此外，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也暴露了太多的容易遭受攻击的薄弱环节。
在战争中，西方民族为了击败对手，始终把强化自身的军事力量放在首位。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武力有巨大的作用。只有在国家实力相等的条件下，法律和正义才会扮演角色；否则，强者会随心所欲，弱者将忍气吞声。”当武力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时，战争也就被理解成了暴力的无限度使用的过程。所以才有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说法。
因此，在西方由古至今的军事活动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战术的制定是完全以军事实力为依据的，这其中实用性技术力量又是指挥者首要考虑的因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暴力的物质形态和暴力的使用方式在近代以来的西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谋略制胜只是力量的补充。
由于太过强调和依赖火力，加之害怕人员伤亡，造成了美军地面部队遇到阻击时畏缩不前，在火力难以发挥作用时只能长时间等待。所以说，虽然火力打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把火力打击当做万能钥匙，就成了一种包袱。
因为火力打击的前提条件是对目标的准确定位和对己方以及平民安全度的有效评估。特别是如果目标隐蔽或流动性大，目标与非战争人群混杂或与己方人员距离过近，就难以发挥火力的优势。而这些不利于发扬火力的因素，恰恰被伊拉克反美武装很好地利用，常常造成美军的强大火力无用武之地。
从实用性出发，伊拉克战争成为美军新战术、新武器的试验场，也是美军最好的训练场
同人类历史上所有大的社会变革都需要反复实践一样，当前世界范围的军事变革也需要反复实践的推动和检验。作为特殊的实践，战争不仅检验军事变革的物质成果和思想成果，而且是对参战国家在军事变革中的观念、机制、行动和成效的客观检验和评价。
美国人深谙此道，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种种战术战法、武器装备在伊拉克不断地进行试验、测试、修改和优化。
数字化部队、轻型打击旅等新部队进行了部署和作战来试验如何应对低强度的游击战、城市战；无人机被广泛应用并开始了攻击试验；悍马被证明不符合低强度游击战争而被防地雷车取代；M1A2/A3被证明在城市作战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而因此要发展M1A4；单兵防护装备不断提升，单兵作战能力不断提升；直升机的作用不可取代，但也受到了挑战；超高速、远程、精确是未来火力投射的发展趋势。
一支军队需要不断在战争中检验、提升自身的能力，不断挑战新的目标，其设想的敌人永远是强大的，需要军队不断提升战斗力，完善战术战法，改进武器装备，加强兵员素质。抛开这其中的诸多政治依附，就此而言，伊拉克战争军事价值就在于此。
（作者单位：西安陆军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