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错门”与“错打人”
新民周刊2010029期/武汉的公安，真是一打成名。
夫以万夫不当之勇，擒虎格蛟之力，集中六名虎贲的优势兵力，痛扁老妪而凯旋，以至于天下人都曾私忖：老妪乃武功超群的“灭绝师太”？抑或身怀炸弹的恐怖分子？
我们都猜错了。他们也“打错”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斗殴”(或曰拉扯)，近来不但说不清是喜剧、悲剧还是闹剧，而且还奇象迭出，令人直呼“看不懂”。
一奇，被殴老太居然是“厅级维稳官员”的太太，厅局同级，局长的太太，上海人恭称“局太”，这世道反了，所谓“老虎头上拍苍蝇”——现在居然连局太也随便打得？一如“和尚摸得，我偏摸不得”？难道真如我们记者所谓“维稳官员的妻子，现在倒成了不稳定因素”？！诚如是，则无数的处太、科太今后咋办？
二奇，奇在被殴老太居然也是上访者，这让我们大开眼界，原来“朝廷命官”、“诰命夫人”也有沦为窦娥的可能？弱势，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上浮到局级了？我们据此可以直接联想资深维稳、“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维稳的，尚且不稳了，那不稳的一群，今后该咋办？
三奇，奇在我们的计数能力何其不稳，打手的确认，时而是六名，时而是三名；奇在我们光知道有的地方“通讯基本靠喊”，不知道“截访基本靠打”；奇在受害的一方忽然转圜、忽然被“高风亮节”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为施虐方打诳圆谎……
奇象过多而事繁纸短，唯本刊记者深入危地，探微索赜，大有斩获，读者不妨速速开卷释疑。
在下私下里慨叹的是：某种意义上说，真相就是机密，打开它需要能级，能级越高，知道得越多。局太陈玉莲最终要怨，只能怨她夫君的官位还不到部级……
(主笔 胡展奋)
被打的官夫人和被“和谐”的官老公
记者/季天琴
维稳官员的妻子，现在倒成了不稳定因素。
这几天，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2楼陈玉莲的病房里，总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守着。你若是上前探听——听说陈玉莲转移了，转移到哪啦？人家就会礼貌地跟你握个手，问——你是哪家媒体的？然后客气地把你推出去。
其实她哪都没去，还在病房里。政法委的领导亲自看着她，不让她见媒体。都说做女人难，做领导干部的女人更难，这个挨了打的厅官夫人最近正被要求发扬“高风亮节”呢。
此前，在武昌警方的通报中，她在一场与6名膀大腰圆的警察“拉扯”中受到“轻微伤害”。
这一场与信访专班便衣“拉扯”引发的血案，持续时间共16分23秒，被家属认定为惨无人道。年近6旬且右臂残疾、身体瘦弱的陈玉莲，全身瘀伤100多处，被打成脑震荡，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
记者获知，在事发之后，这6名警察都回看了当时的录像，其中的一名警察看了视频后，连自己都忍不住抱头嚎啕大哭——是现场过于残酷，还是忽然的道德觉醒和人性复苏？
一起寻常的殴打行为，不会比小说更能衍生想象力。这件事情的魔幻之处在于，公安方面的领导对受害者的解释——“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言下之意，打错了。本来以为是个苦大仇深的上访人员，没想到是个官太太。
家人也承认，陈玉莲穿得确实有点那么“寒碜”，长得也不富态。因为女儿黄芃芃生前高额的医疗费用，她的家境一直都不富裕，吃穿用度都很节省。在独生女儿去世后，她一度瘦得皮包骨，今年精神状态还好点，体重才达到了82斤。
因此，其妹陈翠莲猜测，有可能他们真的“打错了”。当6名彪形大汉拳脚相加时，陈玉莲表示：“我是省委干部的家属，你们为什么打我？”——可能“信访专班”对这类蒙骗过关的话听得太多，要是每个上访者都打着领导家属的招牌往里闯，这维稳工作还怎么做？况且眼前这妇人，穿着打扮也不像有身份的人。
然而，这事发生得蹊跷，家属也搞不明白——如果陈玉莲本人在被打过程中不断声明“自己人”的身份，不至于使警察立即住手的话，那么周边围观邻居为其提供的身份佐证，警察为什么没有迟疑，反而还要爆出“就是省长的老婆也要打”的狠话？
陈玉莲本人倒是觉得，自己被打并不是被“错打”这么简单，是有人故意实施报复。虽然她自认不是上访者，但是警方内部人坚称她因“女儿被医院治死”，上访多年。
不过，不管是“打错了”还是“没打错”，都足以引发热议。这个副厅级官员的夫人，以自己的悲情遭遇，逼真地还原了一个普通上访者可能要面临的困境。
“她是精神病”
作为一个老旧的城市，武汉实在是过于杂乱。不过，这种感觉在洪山路消失了，此处是省委省政府机关的集中地段，街道整洁，安静清新。湖北省委大院南大门在洪山路89号，除了两名威仪的武警哨兵站岗，还有分别架设在5个方位的摄像头。
办公重地，壁垒森严。一个曾经在湖北省委大院进出几十年的老同志回忆说，当年省委机关是没院墙的，办公厅门前不远就有一条土路，是老百姓来来往往的一条便道，不少老百姓路过时还遇到书记省长在办公厅门口转悠说话，挺平常的。那时没听说领导有不安全的感觉。
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院一年比一年森严，经常有离退休的老干部在门口解释半天也不让进，最后气呼呼地走了，遑论一般老百姓。
6月23日上午9点钟，双双年逾70岁的周树荣、付万生夫妇就坐在南门外西侧的人行道坎子上等消息。他们想见湖北省纪委领导，一个小时前就到了，一个负责省委警卫工作的官员收下了他们的材料，并表示代为通报，于是老两口就在阴毒的太阳下枯坐着。
情况出现了。他们看到一个妇女坐在哨兵门岗前的台阶上低着头拨手机，6名大汉突然从省委大院里冲了出来，为首的一拳就砸在这个妇女的头上，她的太阳帽一下子就飞了，手机、提包、雨伞旋即散落一地。
74岁的周树荣还想上去问个究竟，3名大汉粗鲁地把他围住了，“你走开，不关你的事”。老头被吓住了。
接下来，倒霉的陈玉莲被打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被打倒。尽管已经事隔一月，付万生老太太还是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日的情形，“一点人味都没有，都是用脚踹的，拉着她硬往门岗的栏杆上撞。”
事实上，陈玉莲自己都被打糊涂了。在事后回忆起来，她唯一能够清晰起来的就是为首的那个光头——黑色上衣，红色短裤，脖子里还有一个手指粗的项链。
殴打时围观人群中，省财政厅退休的一位处长劝这6个人：她是省政法委黄厅的夫人，别打了。可是便衣们回答说：“她是精神病。”
那位处长表示，她今天刚在小区里打完兵乓球，怎么会是神经病？——不过，对方并没有住手。
9点26分，陈玉莲躺在地上不动了。几分钟之后，一辆车牌号为“鄂AW0244”的黑色富康轿车开了过来，在武汉，“W”是政府车辆编号。车上下来的是省信访局108室的刘自立处长。
陈玉莲明显不想上车，无奈战斗力有限，最后是被塞进去的。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中心一个公安室。警察彭安利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跷到桌子上，冲着她的脸。这个镜头让她想起电视中反动派们审讯时的情景，她受刺激了。
她开始寻思怎么解脱。于是提出要去医院看病，可是看管她的两名警察王琦、彭安利并没被打动。相反，他们斥责她：“看什么病？你就是个神经病！”
她被要求不准说话，不准哭。11点34分，午餐换班，一名女警察把王琦、彭安利换走了。这名女警察用固定电话聊天，陈玉莲上去抢过了电话。
她打电话给她还在河南开会的老公，告诉他“你当你的官吧，我都快要死了”，在一番解释后，黄仕明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让陈玉莲把电话塞给女警察，女警察听了电话，扔下一句“这事跟我没关系”，马上跑了。11点54分，陈玉莲获“省政法委领导和同志解救”。
家属提出要严惩凶手，警方应承了。黄仕明是个遵守组织纪律的好同志，他一再告诉家人，“要相信党和政府会有公正的处理”，并对忿忿不平的陈翠莲提出三点要求：不去北京，不找媒体，不发网帖。
不过，接下来派出所做得很不到位，他们派了人马轮番在医院“监护”陈玉莲，连上厕所都跟着。家人找武昌区分局说理都没用，最后还是找到了市局的一把手，才把这帮人给撤了。
承诺的处理结果迟迟也没出来，于是，妹妹陈翠莲坐不住了。黄仕明还想劝她，“要相信他们会公正处理的”。
陈翠莲回了三个字，“你幻想”，她找人去上网发帖了。7月19日，一篇《把大院家属错当信访对象误打》的网帖广泛流传——访民被抓、被办学习班，基本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新闻媒体也已经有审美疲劳，如今推陈出新，负责维稳的副厅级官员夫人被误打，打人者又是“信访专班”，这才成了新闻热点。
信访专班
事实上，令家人想来心悸的是——如果当时陈玉莲没有强抢电话，那后果是什么，会将她送进精神病院吗？
警方从头到尾都将陈玉莲定性为精神病。
7月20日，当“打错门”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后，武昌区分局纪委才找到现场的目击证人周树荣、付万生夫妇做笔录。
笔录过程一点都不愉快，头脑清醒的老两口认为警方有误导之嫌，当场训斥了前来做笔录的干部“真是一点逻辑性都没有”。
警方先是告诉老两口，其实为首的那个便衣不是光头，而是得了心脏病，“头发秃了”。
老两口反驳说，秃头还是剃的青皮头，我们还是分得清的，再说了，他心脏病还能那么打人？
警方又问，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打她么？是她先咬的人。
老太太说：“她要咬人，够得着么？再说了，牙印在哪？”
警方拿这老两口没辙，无奈地说：她女儿出车祸死了，她精神受刺激了，神经有问题。
性格耿直的付万生老太太当年是搞军工出身，还荣获过三等战斗英雄的称号，虽然现在坐在轮椅上，但是侦察能力强于一般人，一听警方说被打的女人是精神病，立马愤怒了：“我看她挺正常的。”
老两口还建议警方，现场到底什么情况，公开录像不就知道了么？
据了解，现场参与暴力事件的6名便衣，分别是肖邦民、郑志强、潘显光、刘清新、蒲全鸿、余金领，都是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的警员。
他们的年龄均在45岁左右。其中级别最高者为刘清新、余金领等人，为一级警督；最低者如肖邦明，为普通科员、三级警督。
被误认是黑社会、一脚先踹上来的那个光头是肖邦明。不过，事后看过录像的人声称，现场带头指挥是级别最高的刘清新，整个殴打过程中他将陈玉莲的双手扳到身后，任其他5人拳打脚踢。
这6人都是派驻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他们在编制上隶属于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但工作不归派出所管，不由派出所分配和指挥。内部人士称，去“信访专班”的警员，一般都是表现不好、没有背景的人。
在武汉，信访专班的设立分两种情况：其一为辖区内有老访民，尤其是进京上访的现象，截访任务一马当先。其二为辖区内有其他政府机关设立的接访职能机构，水果湖街派出所信访专班就属于这种情况。
不过，这些便衣们的合法性也值得质疑。律师陈有西称，警察执行公务应当穿警服，出示警官证，亮明身份，公安在省委门口的正常执勤，不是处理刑事侦查事件，为什么要穿便衣？处理一般群众上访，至多是治安事件，为何要动用隐蔽斗争力量？
而陈翠莲则怀疑，还好姐姐是厅官夫人，对方打了人还上门认账。如果没有这层身份，那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就当被鬼打了？
为了给民意一个交待，7月20日，武汉警方公布了处理结果，给予级别最低的肖邦明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给予蒲全鸿、郑志强记过处分。级别较高的刘清新、余金领等3人全身而退，通报上没提到他们的名字。
作为家属，黄仕明对这份通报并不满意。
由于众所周知的压力，黄仕明并不接受媒体的采访。据陈翠莲介绍，打人事件曝光后，市里领导曾找黄仕明谈过话，要他注意纪律，黄仕明回来就发牢骚，“认为我们做得很过火，叫我们不要再这么闹了”。
一个分局领导让他发扬风格，高风亮节，那几名公安也不容易，叫他夫人算了——言下之意，应该理解公安打人的初衷，维护机关秩序，大家同样责无旁贷，挨打不过是受点委屈。
还有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似乎掏心窝子地跟他说：“如果处分了这几个人，他们把这身衣服脱了，他要是搞你你怎么办？”
这个副厅级官员的隐忍退让是显而易见的。当陈玉莲被政法委的人藏在病房里时，他甚至帮着官方圆谎，他说妻子现在不堪其扰，已经回家休养了。
对此，陈翠莲感慨：“其实我明白无论他怎么让步，他的仕途已是戛然而止，但我仍然不忍心说破这些。”
据了解，7月25日湖北省政法委召开大会，传达周永康及孟建柱对此案的批示。但最后当地的决定竟然是维持武汉市最初的处理结论。
“我们无法表达内心的悲哀、绝望。我担心我姐姐和姐夫的状态，担心他们的生活如何继续下去。”陈翠莲说。
副厅级老公
这是一个中年丧子的悲伤父亲，是一个老婆被围殴的副厅级老公，也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体制内官员。但是外界对黄仕明的形容基本上却脸谱化了，就一个词，“窝囊”。
黄仕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革”后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被调入政法系统。90年代初，就当上了省检察院研究室的处长，省院新闻发言人。
其旧同事称，黄本人官运欠佳，省级机关任正处十五六年，仅仅只是提了一级。有人开玩笑说，他算得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一类的干部。
基本上，这是个忠厚老实的技术官僚，他被称为湖北综治工作的“活档案”。不过，亲朋故旧们提到他的故事，都是唏嘘不已，“以前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不过中年丧女，不出一年，他已是满头白发”。
2004年6月，先后被诊断出红斑狼疮和尿毒症的华中师大学美术系毕业生、24岁的黄芃芃，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时不幸身亡。家人认为，医院的治疗失当是致其死亡的原因。
该案由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受理，不过，陈翠莲回忆说，文保分局以种种理由迟迟不立案，并不组织鉴定。不得已，家人去了2005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的大接访。当天是陈翠莲和黄仕明去的——“我姐一张口就哭，根本没法把问题说清楚”，陈翠莲说。
在大接访之后，文保分局才正式立案，并委托司法鉴定。同济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05年9月出具报告说：医院在对病人抢救和治疗过程中存在较明显失误，有的甚至严重违反医疗常规，这些医疗行为和病人心功能衰竭死亡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此后医患双方长期拉锯，患方认为定性太轻，把故意犯罪降成了过失犯罪。医方则认为既然定为医疗事故罪，就应履行医疗事故鉴定手续。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大学中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勇曾连续三年在全国人大代表会上就此案提出意见和建议。2010年1月，此案由公安部督办， 指定异地管辖，由孝感市公安局侦办此案。
外界认为，陈勇对此案的关注源于黄仕明的能量。不过陈翠莲否认了这种说法：“黄仕明才不会找人呐。地球人都知道，陈勇是我去找的。”
这个逻辑性很强、快人快语的女子对其姐姐姐夫的态度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她说，谁都知道黄仕明是个内心特别悲伤的人，多年以来，夫妻俩从没从女儿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黄芃芃的骨灰放在她生前的房间里，作为父亲，黄仕明连女儿生前遗落的头发都不让人清扫。
黄仕明一度把工作当做了精神寄托，下班后就遛狗，那条越来越老的狗，还是女儿生前留下的。他曾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还曾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黄本人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畅谈维稳经验。不过，他不但自己不能“上访”，还要劝阻妻子不要“生事”—— 尽管身心的伤痛无法抹平，但这是个丝毫不敢造次的人，家庭属性永远让位给政治属性。
被打的这次，陈玉莲提前一天就预约了湖北省政法委的一位书记，就连这个“约谈”，也是黄仕明反对的，那天黄仕明正好在河南参加中央政法委的会议，陈玉莲是趁着丈夫不在家悄悄去的。她有两个问题，一是自己的职称和待遇问题，二是黄芃芃一案的进展。
6月23日上午9点钟，她穿过宽十余米的的洪山路，从省委家属大院的桃山村，径直走向马路对面的省委南大门。在哨岗那边，她还跟哨兵开了点玩笑——“你帮我打电话联系吧”，哨兵说，你自己打吧。
作为一个副厅级官员的太太，她能直接和高官约谈，这是其身份带来的特权。不过，一个法律不能保护公民权利的时代，就是一个不安全的时代。她刚掏出手机，就遭遇了飞来横祸。
省委大院门口的访民
周树荣、付万生老两口并不承认当天去省委大院门口是为了上访，付万生老太太说，“我们是去寻求解决问题”。如今，上访已经成了“闹事”“找茬”的代名词，两个老人家也不想给和谐社会抹黑。
自从他们想“寻求解决问题“以来，等待是不变的旋律，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各个职能机构兜兜转转，在各个政府机关门口耗费时间。机缘巧合，他们目睹了那场围殴事件，也成了“打错门”事后唯一敢于站出来的见证人。
当天，他们在省委大院门口等待湖北省纪委书记的接见，虽然希望渺茫，但是老两口还是很懂规矩的，他们不想越级上访，所以就先来到省里，接下来，他们预料事情就会像往年一样——省里的人会把他们推给信访机构，信访机构又把他们推给各个职能、职务部门，最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最终，在省里徒劳无功转了一圈后，老两口只能走险招——去北京。从前年开始，这个戏码每年上演，都不带走样的。
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周树荣退休前是华中农业大学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两个70多岁的老人去上访，跟付万生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的治疗有关。
2004年，付万生在人民医院进行了“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周树荣介绍说，这个手术是微创手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风险不大。
然而，出院后半年，老太太始终都站不起来。去拍了片子一看，原来右侧小脑被切除了。
湖北省医学会2005年12月出具的鉴定报告说：治疗和手术方案没有问题，付万生致残不属于医疗事故。然而家属却发现病历被人多次修改，又找到了程序上的破绽，于是，一年后，原来的鉴定结果宣告作废。
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两位老人没能再往前前进一步——新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迟迟启动不起来，“根源很简单，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2008年，他们决定走得更激烈一点，于是就去了北京，回到武汉后就成了“内控”对象，去菜场都有人跟着。
2009年，老两口又去了一次北京，结果，“警车在家门口堵了三天三夜”。
如今，他们在华中农业大学西苑宿舍楼的家中，窗户上都挂着破旧的床单，对面是座翠绿的小山，但是老两口不得不隔离自然美景——因为有人会拿望远镜看着他们。
对基层而言，杜绝进京上访是一个硬指标，这也是全国通行的标准。虽然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人而异，但无论如何，动手打人是被明令禁止的。
不过，武昌公安分局刘伯骅政委在“打错门”事后的一句“纯属误会”，隐含的实际价值，要比票面价值高得多——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从暴力维稳的生态观察，“信访专班”如此对待陈玉莲，是符合潜规则的。
就在陈玉莲事发之前，5月19日，类似一幕也在湖北省政府门口上演，来自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的雷元周在省政府门口同样遭到殴打，动手的也是一个光头。
他本来是想向省领导反映地方计划生育乱收费的情况。2006年当地政府“收钱放生”卖二胎指标，身为乡村教师的他“勒紧裤腰带”凑钱买了一个指标，可是生下孩子后政府却突然翻脸不认人，除了加处罚款还开除了他的教师公职。
挨打的原因，雷元周自己也不清楚——莫非是干扰了机关秩序？
湖北省领导曾明确表示，要在省委、省政府和省直机关集中的地方，妥善处理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为省委、省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办公秩序”。
不过，当百姓们宁可相信某位官员也不相信法律时，省委、省政府门外注定太平不了。7月22日，在“打错门”的事发地点，一群来自黄梅县的人默默地站在雨中，他们也是为了上访而来。
“错打门”：暴力维稳恰是反稳定
信访在中国，是除了法律以外的又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利益表达形式。信访制度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社会冲突，都具备极为重要的价值。而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业已将信访数量列为其重要政绩指标之一，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使用的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让民众与当地掌权部门一些难以弥合的罅隙由此产生。
记者/贺莉丹
陈玉莲，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护士，今年58岁。
果真如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那样，在而今的互联网时代，这位被打的老妇那张躺卧病榻，吊着输液管，形容憔悴，身有明显瘀青的照片，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其情状之凄婉，足以撼动人心。
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但是，这次有点不同，陈玉莲的另一个身份，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夫人。黄仕明，位至副厅级，简言之，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当地的信访与维稳工作的。
“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的一位领导去医院看望陈玉莲时，直喇喇地这么说。
当地公安部门在道歉时，也连称，“打错了，打错了”。
但是，真的只是“打错了”吗？
应该叫做“错打门”
“大水冲了龙王庙”——有人叹。
事发突然。今年6月23日9时10分，陈玉莲到湖北省委机关找省政法委一名副书记，在湖北省省委大院门口，遭到6名从大院里冲出来的警察的围殴。
“因个人退休待遇及已故女儿医疗事故责任追究问题，省妇幼保健院退休护士陈玉莲预约相关领导反映情况。陈玉莲在省委大院南门越过警戒线时，被执勤武警战士拦住询问，并要求出示证件。正在执勤的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肖邦明、郑志强、蒲全鸿在拉扯中行为粗暴，殴打致陈玉莲受伤”——陈玉莲被打一个月之后，新华社的报道如是说。
事出有因。按照陈玉莲本人的说法，事发当天，她是去找省政法委的一位副书记的，主要为两件事，一是自己的职称和待遇问题，二是几年前她的独生爱女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这次也想顺便问问案件的进度”。
虽然，目前该事件的蹊跷之处，尚需厘清，诸如，那段迄今未能公布的打人录像、是不是某些力量“有意为之”等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位厅级官员的夫人，确是有问题要去找相关人士反映的。陈玉莲被打，故多被解读成，“被误认为是信访者才被打的”。
“假如是一名普通的信访者，他们就能打吗？假如打对了人，就可以打吗？”近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提出一连串的反问。
在于建嵘看来，这次湖北的厅官妻被打事件，应该叫作“错打门”，而非“打错门”，“这不是打错、打对人的问题，而是什么人都不能打的问题！”
信访在中国，是除了法律以外的又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利益表达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信访制度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社会冲突，都具备极为重要的价值。
而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实际的操作中，一些地方政府业已将信访数量列为其重要政绩指标之一，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使用的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让民众与当地掌权部门一些难以弥合的罅隙由此产生。
学者于建嵘则指出，刚性稳定控制社会不是主要依靠司法，而是依靠暴力。
“民众在其权益受到侵害之后，应该怎么办？在遭遇司法不公的情况下，只有选择信访这条路了。因为，首先，现在法院难以承担起这个重任，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确是很严重；另一方面是，我们政府在有意、无意地引向人们走上信访这条路，因为当他上访，中央政府还是要让地方来接访、要让地方来表态，这使老百姓好像得到一种暗示，国家很重视信访，所以问题表现得越来越严重”，他分析。
如果被打的
不是“厅级干部夫人”呢？
现在，这位湖北“厅级干部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遭遇暴力对待，公众不乏同情之声。但是与此同时，陈玉莲的遭遇，又因其身份的特殊性，让争论远未休止。
“假如被打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信访者，而不是一位厅级干部的夫人呢？不但会不了了之，他们还会认为打得好。这反映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对待民众的粗暴、野蛮的态度，这实际上属于‘接访’的一种，将上访的老百姓拘留、劳教、判刑、关精神病院，这些做法，都是错的”，于建嵘指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这次是，下属有眼不识泰山，打了上司的夫人，迄今也未见陈玉莲的先生黄仕明站出来表个态。陈玉莲在受访时解释，“他(黄仕明)说，领导批评他了，要他注意纪律，认为我们做得很过火，叫我们不要再这么闹了。他说，他的压力很大，他也快疯了”。
“他这个维稳办的副主任，应该好好从自己夫人被打的事情上，反思一下他自己的工作”，于建嵘说。
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在政法委副厅级的夫人被打了以后，更多的在湖北省政府门口被殴打的上访者，被网友翻了出来，并被媒体确认。比如，今年5月19日，为了计划生育的事情，携妻带子，来到湖北省政府上访，在门口被打倒在地湖北省公安县章庄铺中学一位普通教师。这在当时，打就打了，并无说法。
而如果，陈玉莲不是“厅级干部夫人”呢？那么，可能这个事件，未必能够得到当地如此高规格的“重视”。
“我是湖南省东安县新圩江镇沙子铺村人，依法进京上访，现被东安县政府黑驻京办雇请北京市地痞毒打后，囚禁在北京市丰台区高楼村49号旁边的永州市政府驻京办二楼205房，我们已经一天时间没吃了，急需解救我们”，今年6月25日上午9时许，《新民周刊》记者收到这样一则求救短消息。
经过记者的核实与多方努力，发出求救短信的被证实为湖南省东安县新圩江镇沙子铺村九组村民胡连友，现年57岁。
胡连友多次向《新民周刊》记者反映他的遭遇：1995年春节时分，他举报了东安县原中田乡(今新圩江镇)的一名副乡长伙同他人私吞1994年全乡的国家针对洪灾的救灾款11万元，以及救济孤儿、孤老、孤残款共4万元，“当时，我就是为了给孤老、孤残们讨个说法，我跟那名副乡长之间没有私人恩怨”，这名被他举报的副乡长其后进入东安县原芦洪市区派出所担任民警，“1995年10月，在没有出示任何合法证件的情况下，我被包括被举报人在内的东安县原芦洪市区派出所几名民警带走，被8名民警使用特别残忍手段毒打了4小时，还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妨害公务罪’，非法刑事拘留我36天，事后，他们不许我上访，不许我做法医鉴定，不许我去公立医院看病”。
此后，胡连友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上访之路，“就是为了讨一个公道”。
胡连友反映，今年6月24日上午10时至6月26日晚间9时，他与一位在火车上相遇的同样来京反映问题的同乡魏爱国，被囚禁在东安县政府黑驻京办长达47小时，其间遭受暴力对待，其手机亦被“黑保安”控制，本刊记者在6月25日拨打其手机，确系为一陌生男子接听，这也致使部分媒体记者赶至丰台区现场后，无功折返。6月27日清晨，胡连友就被当地两名专程赶到北京的民警“护送”回开往家乡的列车。
今年7月12日至22日，胡连友突然被东安县公安局拘留了。其女儿得知这个消息时，一度痛哭失声。7月18日，东安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到拘留室，跟胡连友谈话时，说，“你这样到处告状，弄得我们县公安局很不好办”。
15年前，胡连友是当地一家小有规模的冷饮厂老板，“在当地算是有名的了”，当年他的冷饮厂已经做到一年纯利润达到10万元，也正在筹建一个40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而现在，因为经年累月地“反映情况”，他家财散尽，至今不敢回乡，当年的那次体罚，也让他四肢神经疼痛，行走十分困难。
如今，胡连友对国家关于信访工作的种种政策耳熟能详，让他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是，“相信党中央的政策”。他说他会走下去。
“上访是条不归路，上访者没有办法，必须走到底，越走越艰难，越走问题越大”，学者于建嵘说，其间情况非常复杂，“有些人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有些人为了出口气，有些人最后因为上访挨了打，专门讲挨打的事情，不讲原来上访的事情了……”
“暴力维稳，是反稳定”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所做的两次表态，言犹在耳。
其一是，温家宝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还有一次是在今年5月13日，针对发生频率趋于密集的校园袭童案，温家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回到陈玉莲事件上。除了媒体此前报道的被殴打16分钟之外，陈玉莲另外透露，即使在周围群众证明自己身份后，她仍被送交信访局关押近2个小时，由两名警察看管，其间不准说话、不准哭、不准打120求救，不给喝水。且在获知陈玉莲身份后，在场警察声称，“老子打的就是大院政法委家属，怎么样？”
厅官夫人尚遭如此对待，平头百姓该如何？！
“维稳的根本性目的，不是要强制或压制群众的一些意见表达，而是要从根本上研究和解决引起群众不满和怨气的一些政府行为。我们只要改变了政府行为，我们才能彻底改变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一些怨气”，近日，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我们维稳，就是要疏导群众的怨气，深刻认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通过一些政策性的、法律的、道德的手段，逐步化解这些矛盾。
压制的方式，像打人、骂人这种粗暴的方式，不但不能消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即使一时压住了，但是矛盾和问题还在，总是要爆发的，就像，一条大堤出现一个管涌一样，管涌越来越大，迟早要出问题的”。
竹立家指出，湖北陈玉莲事件所折射的暴力的维稳措施，和维稳这个概念也是不相符合的，“是反维稳、反稳定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抓住社会深层次矛盾，而不是通过打着维稳的旗号，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手段继续火上浇油、继续使矛盾激化或扩大化，那样，终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稳定，“理性的维稳还是要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认真解决群众反映问题比较强烈的，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损害的关键问题，比如，针对一些乱拆迁的问题，我们就要从政策上来想办法，照顾好群众的利益”。
“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总理温家宝说。
在竹立家看来，维稳如治水，关键在于疏，而不在于堵；而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恰是一些官员的责任意识淡薄所造成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胡作为、不负责任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有些上访者一开始问题是非常小的，只要当地官员认真负责解决群众问题，绝对不会演变成问题越拖越大了”。
这位曾于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访问学者并主要研究政府体制改革的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其核心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而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将非常艰难，在未来，要在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组织建设，“政府必须把权力向社会组织转移，这种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是社会管理的第三方，我们不能是政府治理，而必须是社会共同治理”，他指出，现在的上访全都是通过政府渠道，而如果我们的社会公益组织、社会中介组织能真正发挥作用的话，这种局面才会有所改变。
而维稳也已经给一些基层政府造成了相当巨大的财政压力。今年4月份，《中国青年报》报道，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办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这份报告指出，“近年，各地维稳投入急剧上升，已成为地方政府一项占相当比重的常规支出。据统计，我国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预算执法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该课题组专家这么指出。
“有个县是贫困县，为了到北京接一个上访者，花了9.8万元，那个人回去当然被判刑了。这是他们县里面下的正式文件讲的，为了把这个人判刑，说他们为什么花了9.8万元。他们的口号就是维稳，他们已经公然藐视法律，公然践踏法律了，对他们来讲，没有司法，他们就是法律”，于建嵘说。
“法律是我们社会的底线”
“民警粗暴执勤，殴打群众，性质恶劣，必须依法严肃处理”，近来，湖北省省委书记罗清泉，终于对陈玉莲事件表了态。
有媒体报道，打人者确为公安局便衣警察，编制属于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任务则是维护治安秩序。
武昌公安分局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有关规定，对3名在执勤中行为粗暴的民警作出处理决定：对民警肖邦明给予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对民警郑志强、蒲全鸿给予记过处分。
此举已引发争议，亦不能让遭受暴力损害者满意。
在于建嵘看来，法律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要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而改革可以从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开启，“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司法。我认为这次事件，不仅仅是湖北省省委书记批示的问题，而是应该严格地按照法律办”。
情况不容乐观。拳头的教训，让人们明白了，反映自己的问题与反映别人的问题，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根据今年6月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
换言之，恰因遭遇“隐性打击报复”难获司法救济的问题的存在，才导致了匿名举报者的不断增多。
龙应台曾经如此阐释幸福：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惶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
而今后，如果再有李玉莲、王玉莲出现，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这个社会要靠规则，法律就是一个规则。假如我们不坚守法律这个底线，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弱者，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伤害。要提醒那些执政的人：你们假如这么不守法制，你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弱者，今天你公安打了人，将来可能有人打你公安”，曾经当过8年律师并致力于社会问题研究的于建嵘，语重心长地说。▲
警察打人的捕快魅影
建设负责任的政府，首要的问题，是政府要负起责任来，官员不要怕群众，不能有事没事总是用警察保驾，靠警察弹压。
撰稿/张 鸣
湖北省委门前的警察打人事件，已经延烧有些日子了。开始是说，警察打错人了，原本是对付上访者的，结果打了官员的太太。后来又有消息说，没有打错人，那位官员太太，就是上访者。还有消息说，那位官员本身，受到很大的压力，但太太却不肯罢休，就算离婚，也要追究到底。最近的消息是，打人的警察中有两人去给被打者道歉，一个劲地打自己的耳光。
显然，这场发生在堂堂省委门口的事件，并非一场简单的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粗暴行为，有较为复杂的原因。打人者不是简单的个人性格暴烈，也非习惯性行为。有消息说，在有武警站岗的省委门口安排便衣警察，目的就是应付上访。言外之意，无论打人是否有误会，但只要是被认为为上访者，就有可能挨打。暴力维稳，才是事件的症结所在。
说来奇怪，当今的警察，既是一个十分光鲜的工作，也是一碗难吃的饭。说它光鲜，是因为是铁饭碗，工作稳定，而且还有权。说它难，则是因为这个工作老接触社会阴暗面，老做得罪人的事，有时外面的声誉不大好。
古代没有警察，警察的活计，是由捕快来做的。捕快属于衙役。地方政府的组成，除了正印官之外，就是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三班衙役，第一是皂班，给县官老爷站班和做仪仗队的，审案时兼做行刑手帮同吓唬人犯。其次是快班，就是捕快。用于拿贼，破案和催租税的。第三是壮班，属于临时召集的民工，打打杂，危机状况时协助守城。显然，对于一个县的治理而言，捕快的地位很重要。
但是，地位重要的捕快，却是贱民身份。三班衙役，除了壮班之外，都是贱民。一个家族有人干了这个，三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至少在理论上，政治地位比一般农民地位还要低。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儿，在古人看来，是一种不良之行，得罪人的活计，一种贱业。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正经人注定不屑于此，所以，只能让贱民做。
做不良之事者，只能是不良之人，所以，在中国古代，人们也称捕快为“不良人”。
贱业由贱人来做，做这种事还要以官府的名义，等于是让贱民行使公权力。所以，实际上，捕快在民众中威风极了，一点贱的影子也没有。动辄拿人、锁人，谁见了都惧他三分。老百姓都尊之为捕快老爷，捕翁，街上做买卖的，都得定期孝顺，交保护费。捕快的职位，一般是要买的，买不到的，就不要名额，心甘情愿放弃平民地位，来做帮役，求帮役也不得的，可以做白役，一分钱补贴没有。
很多大县，帮役和白役，动辄数以百计。但是，这样遭人羡慕的捕快，如果见了当地的乡绅，还是不敢造次，老早就得让在一边，躬身请安。即使一介穷秀才，如果没有县令的旨意，他们也不敢随便碰。至于县令老爷，更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人，随意指使不说，有了案子，如果破不了，就把捕快拿来，当众扒了裤子打板子，严令追比，三日一追，五日一比，板子越打越重，既是责罚，也是羞辱。总之，在官府层面，没有人在意捕快的脸面。
在官面上没有脸面的捕快，做起恶事来，自然肆无忌惮。老百姓摊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脚鞋钱”、“酒饭钱”。 如果被拘者暂时不想到官，得给“宽限钱”、“买放钱”，甚至原告要撤诉，两边都得给捕快“说和钱”。更恶的事儿叫“贼开花”，如果有了窃案，捕快往往会指使拿住的贼多加攀指，把一些没有势力但家境富有的农户指为藏赃之所，为窝赃户。
当然，这样的攀指，开始是不会让县令知道的，但是被攀指的农民，多半会央求捕快想办法，这样，大笔的钱也就来了。收了人家的钱，还落个人情。甚至，钓鱼，讹诈之类的事，也每每跟捕快有关。
反过来，官府也常常把一些恶事，得罪人的事，交给捕快去办。如果当地有乡绅得罪了地方官，如果要整这个人，一般都是由捕快出面。万一失手，官员留有余地。最常见的恶事，是催缴钱粮。
不肯痛快缴税的农户不等于犯法，没法逮捕关进监狱。这种时候，就用得着捕快了。捕快们就把这些农户的户主抓来衙门，关在他们平时休息的班房里，横加折磨，饿他们，打骂，逼他们吃屎喝尿，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被抓的人的家人实在看不过去了，乖乖把钱粮交了，人才放回去。当然，还得给捕快们一份额外的辛苦费。
传统的阴影，总是难以消除。有些地方，在使用警察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着捕快的魅影。有事没事，有必要没必要，动辄动用警力。尤其那些难办，难堪的事，得罪人的事，总喜欢把警察派上去，让警察挡在前面。
息访、截访要靠警察，应付群体性事件更用警察。甚至自己出行，也要动用警察。给人一种印象，政府总是用暴力机器对付平民百姓。当然，在这种时候，有些警察自己也不自爱，人家把你当恶人用，自己也就是恶人，动不动就拳打脚踢。一不留神，照片、视频被传到网上，就成了一个新的警察打人的事件。
其实，警察做好事的概率，肯定比做恶事的几率要大得多。但警察打人，却成了一个社会的刻板印象。只要一提警察打人，人人痛恨，在街上被抢了包，喊别的没有用，但喊“警察打人”，马上就会出来一大帮人。警民矛盾的加深，固然有警察自身建设，行为和制度的约束的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恶人办恶事的传统积习做的怪。建设负责任的政府，首要的问题，是政府要负起责任来，官员不要怕群众，不能有事没事总是用警察保驾，靠警察弹压。
如果是制度的缺陷，就争取改革制度，比如上访制度。不能动辄派警察应付，在政府大门口设置警察应付上访，设上访专班，进而放纵警察暴力维稳，只能是扬汤止沸。
警察打人，不仅仅是事关警察形象的事。背后有文化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原因。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职业，都不希望自己职业形象变坏，这是职业道德趋于良性发展的动力。警察是一个国家的暴力机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约束这个机器的义务。如果，政府一边约束警察，强调职业道德，一方面却派警察去做种种他们本不该做的违法情事，最终，会摧毁警察自身净化的可能，也会毁掉这个行业在民众中的形象，反过来，对政府也非常地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