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重庆黑帮：重庆曾有过一个江湖，那是逝去的上世纪30年代，两江夹着的狭窄半岛有许多“码头”，那些“码头”凑起的江湖叫“袍哥会”。80余年过去了，重庆已是中国西南部最大的城市，“码头”更多，江湖更大，可重庆江湖上沿用的却是“袍哥会”的做派，那就是“放水”。
“放水”是现今重庆黑帮惯用的敛财手段之一，但却不是唯一手段。当现代公司管理理念与黑帮媾和之后，黑帮就不再是“袍哥会”，而是“公司”。
此“公司”不是美国福克斯热播剧《越狱》中隐藏在暗处，操控着国家运作的“公司”，但却渗透到重庆的经济命脉。此“公司”并非一家，它们以看似合法化的手段与官员、司法媾和，一时间，重庆曾有多少经济机构，黑白难辨。
“车霸”黎强的重庆渝强实业公司门口停满了警车。
这是中国西南重镇重庆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重庆黑帮潜滋暗长的华丽时代。一场由一个外地警界要员的调入而引发的“扫黑”大行动，疾手除顽疾，刮骨疗毒，揭开的是这座城市的繁华和丑陋。
重庆打黑风暴，故事并未完结。
“猪霸”王天伦归案时，旗下公司已垄断重庆市场70%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文强被带回重庆的第一现场
8月7日早晨，从北京飞往重庆的国航CA1419航班飞行员目睹了一次“特殊任务”：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前一天还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厅局级会议)，在一群便衣警察的簇拥下被带上不远处的警用防暴车。在匆忙中拍下的照片里，打黑局长王立军(图中箭头所指处)也赫然在目，他站在防暴车前，双手习惯性地交叠放在胸口，旁边是一个正在拍照的警务人员。8月8日，署名“开三轮上天”的飞行员将一组“第一现场”的图片发到了网上。
重庆打黑，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府还是舆论，都把此次行动定性为“政治任务”。
7月31日，一场会议在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召开，打黑局长王立军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讲话中，介绍了打黑的全部情况。对于其内容，一名与会者说：“大家都感觉触目惊心，此前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王立军是应重庆市的全国人大代表、金融大鳄以及企业主们的邀请而来。一名与会者说，说是邀请介绍情况，实际上是探听打黑底线来的，“他们关心打击的尺度和范围，担心会打过了头。”在这次会议上，王立军透露：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议，具体内容神秘而“敏感”，媒体只是发了几百个字的消息。“不敢说，也不能说。”一名与会记者反复强调。
警方披露，截至8月15日，已经逮捕67名黑恶团伙首犯和抓捕了黑恶团伙成员1544人，余下的还有469名逃犯被境内外追捕。而此前的8月13日，“保护伞”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双规”的消息更是令人震惊。
发生在这个盛夏的打黑风暴告诉我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真实世界———“黑金帝国”。它由黑社会的暴力手段维系，通常以“公司”的名义出现，伴随着重庆经济发展而壮大，渗透到经济命脉，威胁执政利益。
我们通过梳理重庆黑势力十年来的发展史，力图提供一个观察“黑金帝国”的秘密窗口。
草创时代 2000年以前
以2000年为节点，以“二王”为代表的重庆黑社会草创时代，伴随着重庆经济起步而发展。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开设赌场兼放高利贷，隶属“黄、赌、毒”初级阶段。上世纪末，随着王渝男被判处无期徒刑、王平被通缉，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
黑团伙崛起
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
关于黑金帝国的形成，我们不妨从2000年开始论述。这一年，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正在部署全国范围内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国的官方语言和法律中，并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媒体上，学者们则开始忙着为中国是否存在“黑社会”争论不休。
对于远在西南边陲的重庆来说，答案却不言而喻。检方资料显示：早在1996年，一名名叫王渝男的公安子弟，就已经走上了他的“职业黑社会”生涯。1998年，他成立了重庆市长远实业有限公司，但这只是一个幌子，赌场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当时，在重庆市各大酒店以及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都有他的地下赌场，他还持有一批枪支弹药。到2000年10月，这个黑社会团伙已经发展到数十个成员。
重庆市主政者的目光此刻正盯在焦头烂额的经济上，刚刚直辖第三个年头，正是前总理朱镕基提出“三年国企脱困”目标的收官之年。83岁的重庆市市政府参事、市“十一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雷亨顺向南方都市报记者提供的一个说法称：当时的重庆市领导一致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跑到北京，请求区别对待，遭到了拒绝。
但这次进京也不是没有收获，除了正常拨款，中央政府答应给重庆一笔“额外拨款”，并且持续了三年。
奇迹似乎真的发生了，2000年年初，离最后期限尚有数月，重庆市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对于沉疴难愈的重庆经济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雷亨顺至今没有弄清楚这奇迹从何而来。因为，即便是上世纪90年代末，著名的重庆钢铁厂车间内，两台清代张之洞时期置办的蒸汽机，还在吭哧吭哧地运转。
奇迹还发生在王渝男身上，因为他的赌场从未被查封过。后来被称为“二王”之一的王平，也在此阶段迅速崛起，他赖以生存的手段，正是开设赌场。据核心人士称，王平起初只是王渝男的一个下属，职业是电影院送片员，后来自立门口，“二王”平起平坐。
经济的腾飞，衍生了更多黑社会团伙的存在，比如称霸永川多年的曾令文、杨天明、陈维强三大涉黑团伙。但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在重庆各大酒店以及城乡接合地开设赌场，以骰子、金花等形式聚众赌博，从中抽成;也包括在赌场开设放高利贷一条龙服务。
散见于媒体报道中的警方说辞，这类犯罪的性质仍以“黑社会性质组织”定论。比如，彼时声名远播的“狠角”封曼，尽管属于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并且“涉案170多件，涉案人员180余名;打伤当地无辜群众80多人，打死两人，涉嫌非法掠夺国家和他人财产近1.8亿元”，最终审判仍属“打黑除恶”范畴。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者哄堂大笑，却也是当时对于黑社会认知的真实写照。
“白云湖案”终结“二王”
后来的“江湖大佬”尚未登上舞台
“二王”时代，介于重庆直辖前后，在此阶段，与之相关的政法界人士有三类，由此构成了黑社会与保护伞之间最初的利益图谱。一位专门研究黑社会的学者认为，此时期“他们是由贪婪的官员、职业道德败坏者和下等痞子组成的乌合之众”。
稍早前的1992年，巴县公安局秘书股警员文强已经升任重庆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此后，他在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做了16年。
文强与“二王”的交往，被更多说成是警察与线人的关系。在警界内部，培植秘密线人是破案途径，但行事低调。人们却看到，文强和王平在街头吃烧烤。在王平女儿的生日宴会上，文强曾很高调地公开亮相。有媒体援引某警察的描述：“他穿着一身黑，开着名车，带着几名警察做保镖，大摇大摆地就去了”。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警方虽严密布控，但王平还是得以逃脱，有消息认为，这与文强脱不了关系。警方于2001年发布的通缉令至今还悬挂在网上。这起案件中，王平的跟班，一个叫雷德明的“三进宫”的枪手，被判刑4年。
差不多在王平出逃后的同时期，王渝男在璧山县白云湖开设了一个有数十人参与、筹集赌资400多万元且以武装护赌的“百家乐”大赌场。其生财之道是：通过较大规模的聚众赌博，采取从中“抽头”、发放高利贷等手段，非法聚敛了大量钱财。同时，还通过贿赂等手段，腐蚀拉拢国家工作人员，为其组织及其成员的违法犯罪活动寻求非法保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重庆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郭宝云之子杨青川迷恋赌博后，在白云湖赌场借了数百万元的高利贷，不到一年，他欠下的赌债高达1000多万元。1999年，杨青川被王渝男等人追得四处逃命，最后被逼卖掉加油站产业还债。
为了帮儿子摆脱困境，郭宝云利用职务牟利近3000万元。而后东窗事发，她被判刑18年。这位从基层科员，依靠个人奋斗一步步做到重庆市副检察长的“女强人”，在60岁那年成为阶下囚，令人扼腕叹惜。
按照事后观点，王渝男的最后覆灭纯属偶然。2000年10月，一名查禁的警察，在白云湖赌场被枪杀，由此制造了震惊重庆的“白云湖案”。
该案牵出的保护伞，有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市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龙蜀渝、市局水警总队政经保科科长汪德泉及原市公共安全专家局治安总队秘书科副科长李德华等人。
2002年12月，王渝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前10天，曾令文、杨天明两人分别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和死刑。此后一年宣判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牵涉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竟有46人，其中包括处级以上干部25人。
“二王”的落幕，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草草地预设了很多伏笔。对于重庆警方而言，这是一个好的时代，黑社会犯罪领域远没有接下来那么复杂和纠结。这一时期，后来的“江湖大佬”尚未登上舞台：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最大的生意是夜总会，岳宁刚刚回国并品位人生的第一次投资失败，陈坤志则被清除出公安局，而王天伦仍在乡下杀猪……
名震全国“张君案”也发生在此时，2000年9月，湖南省常德市持枪抢劫运钞车，枪杀7人，致伤5人，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伤人数最多的暴力抢劫特大案件，首犯张君终在重庆落马。历史是技艺精湛的编剧，文强由此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一瞬，9年后，曾显赫一时的“打黑英雄”却因“护黑”落马。
逐利时代 2000年-2007年
新时代降临，其混乱无序恰似分娩前的阵痛，重庆经济逐步走向辉煌，贫富差距遽然拉开。日后在重庆黑社会中不断发展壮大的首领们，差不多都在此时进入经济领域，传统黑社会与新型“公司”的出现，互为交织。整个社会都进入逐利时代，黑社会呈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局面。
“大佬”前传
陈明亮、黎强、龚刚模、马当们纷纷杀入经济领域
首先，这个时代展现出来的仍是一副好的前景：重庆市主政者终于不再战战兢兢地为经济基础而发愁，这个伴随着人类最恢弘的工程而生、又顺应了西部大开发潮流的年轻的直辖市，每一任领导都带来不同的人脉、资源和气场。数年来，其在山坡上建房、在长江上架桥，数目均为全国之最。
好的消息是，它纳入了中国式G D P突飞猛进的快车;坏的消息是，它发展得太快了，脆弱的车身似乎跟不上轮子飞驰的节奏。“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总结。
比起“二王”时代深刻单调的乏味记忆，呈现在长江航运下属某服务公司员工马当面前的，却是一个眼花缭乱的创世纪。几年前，他还因为买卖电视机而两次获罪，最后一次被拘禁了一年，罪名是“投机倒把罪”。
在他当时的狱友看来，这个“绝对老实”的年轻人的人生是可以预测的：他会跟同时代的人一样，中年下岗，在时代的洪流中找不到方向;当两鬓挂白的时候，他会坐在茶馆里打几毛钱的麻将，然后老去。
他的新任女友把他带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上述狱友，也是他后来生意上的合作者回忆，听说马当新女友的舅舅当时是重庆市检察院的高官，马当因此顺利从银行贷出了第一桶金，然后用这笔钱在朝天门买下了大正商场。后来，马当又贷款3亿元接手重庆大世界酒店，该酒店本是由港商建设，但港商撤资给了马当机会。随后，马当便组建了大正集团10多个全资企业。
这个时候，重庆长江仪表厂工人陈明亮，几经南下深圳后，不再折腾。在重庆，他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创建了江州仪器仪表公司，专做热工仪表，为武钢、重钢等配套，挖到了第一桶金。而后，果断地转向，进入建筑材料行业。本次打黑中，却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至少现有的资料表明，在新时代来临之初，陈明亮虽有犯罪记录，但不是天生的黑社会成员，由其领导的黑社会组织尚未成型。比如，1998年9月，因陈明亮在宾馆的电子游戏厅被公安机关查处，他怀疑是被赵某举报，并以此为由，采取威胁、暴力殴打手段，敲诈赵某现金10万元。也是在1998年，陈明亮欠受害人周某装修费20万元，周某找他要钱，反被陈明亮打成轻伤。
也许龚刚模所处的“摩帮”的发展历史，最能解释重庆当时的经济环境。彼时，他是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被称为摩托车行业中的销售奇才。作为三线建设制造基地的重庆，一批军品企业如嘉陵、建设、望江等转型生产民用摩托车，曾经给上述国有企业生产零件配套的小作坊，偷窃和挖走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和人才，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重的“江湖”味道的“摩帮”。由此也潜伏着随时有可能爆发的行业危机。
同样是在这时候，文强的老乡，巴县某国企的临时工黎强也走出了高校食堂，开始涉足道路运输，逐步发展成拥有20多家子公司的渝强实业。
长期跟踪研究“黑社会”的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认为，这时中国的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汪力也曾亲身“卧底”，体察着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日后风光一时的江湖大佬们，虽在不同的领域在各自拼杀，但都由不同途径，通过不同手段，进入了经济领域。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开始更多的诉求，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
黑富豪逐利
“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无孔不入”
在朝千隧道枪战中，被判4年徒刑的雷德明，几年后保外就医。雷深受“二王”时代影响，释放后，开始涉足重庆的地下赌博业与娱乐业。有消息称，雷德明与重庆的“光头帮”以及“平头党”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公开的资料显示，2001年，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在大世界酒店开设了云梦阁夜总会;2004年，王小军、雷德明等人在渝中区海逸酒店开设豪城夜总会。
2005年，堪称重庆娱乐业最张扬的一年，量贩式K T V和酒吧遍地开花，越来越低廉的消费价格，把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引入夜店时代。而雄踞重庆娱乐业霸主地位的万豪白宫会所，是由一个名叫岳宁的人创办的，他另一个身份是重庆国程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次打黑行动中，此人也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
对于陈明亮等人而言，云梦阁夜总会只是活动据点以及集中议事的地方。检方的资料显示，2006年以后，以陈明亮、马当、雷德明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共有成员40多人，其成员构成有社会闲散人员、两劳释放人员，以及企业业主。
检方查明：陈明亮团伙通过开夜总会(组织卖淫、容留他人吸毒)、开洗码公司(组织企业老总到澳门赌博，获取洗码费，然后采取暴力手段强索赌债)、发放高利贷等形式，非法敛财共计数亿人民币。
陈明亮的澳门洗码公司透露出，黑社会组织跨区域、跨省联合、由境外向内地渗透的变化。检方查实，陈明亮在澳门洗码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通过浙江宁波潘哥支路子，出资1200万元。成都方面600万，重庆方面600万元(其中，陈明亮300万、李家斌50万，雷德明、黎中明各100万，江捷50万)。通过地下钱庄转到澳门赌场。
根据雷德明的供述，三年以来，洗码总计约有1个多亿。被抓时，尚有3亿赌债未收回。
这是重庆黑社会团伙势头上升期，在此期间，重庆黑社会中将涌现越来越多的富翁。在重庆公交线路领域，黎强组建的“渝强实业”，通过不断扩张、垄断，最终使其成为“巴南第二富。”
此外，成立于2005年4月的重庆万贯财物咨询有限公司。查阅其注册登记显示：由陈坤志、龚刚模、龚云飞三人分别出资47.5万元、47.5万元和5万元，注册资金100万元。陈坤志任法人代表。
这个时期，黑社会已经熟稔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媒体援引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的说法，白云湖赌场在第一次被查时，被扣了很多现金和80多辆车，当时打招呼要求放人和退还赃款赃物的，正是文强。
“白云湖案”也被当成一个标志性事件，由此重庆的黑帮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观察者认为：此后，重庆的黑帮组织退出赌场生意，着力经营“放水”(即高利贷)公司，并进军房地产、交通、建筑等领域。
早年为派出所警员的陈坤志脱下警服后，进入了商界。公司成立后，便接连发生了该公司以4300万低价获得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低价拍得“奥妮土地”地块的蹊跷事。本报记者调查显示，整个过程将呈现一条黑恶势力与资本、权力相互勾结的主线。(详见A增04-05版《离奇土地拍卖案背后的黑色链条》)。
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更远，上溯到重庆直辖后的十年间，可以发现：在重庆市交通、物流、能源、建筑、娱乐、典当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社会的影子，以及政府内的保护伞。黑金帝国的这部分叫做：逐利时代。
在此阶段，按照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的说法，即“渗透的领域不断拓宽，大到能源、交通、建筑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小到粮油菜肉等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商贸活动，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无孔不入。”
黑白时代 2007年之后
这个时代前后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在积聚财富的同时，黑社会寻求“政治庇护”;二是在金融业中，黑金牵扯越来越深，乃至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外，文强被抓，也为重庆打黑留下更多遐想。
渗入政界
“披上了代表、委员等政治光环”“成功控制主要经济命脉”
2007年12月，“巴南第二富”黎强当选为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其身上官方或半官方头衔还有：“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
在过去的两年里，黎强对于人大代表的身份也算尽职尽责，比如，2008年，黎强建议将“11·27”烈士纪念馆及主城各公园等对本市市民一律免收门票，有利于对市民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市教育。再比如，今年的重庆两会上，黎强提交建议呼吁，把重庆的下半城修成重庆老城步行街。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王德容的女人和她的队友，却在上访路和黎强作殊死抗争。7月29日，在确证黎强被抓消息之后，她和她车队的30多名驾驶员，从巴南、合川等地赶到重庆市委门口，拉起“感谢党和政府打击黎强黑恶势力为民除害”横幅。
2006年，重庆再出公交新政，出于增强公交公司承担风险能力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对公交公司规模设限，要求至少50辆车才能经营。隶属黎强的渝强公司只有38辆车，属于在市场上跟大家一起抢买牌照的“小鱼”。
在此背景之下，王德容跟另外的37名车主，在自己的车挂靠在渝强公司旗下，开始了新的征程。不料，38人陆续签完合同后，“线路和经营权全成了他的，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王德容和队友找到黎强理论，却遭到“几十人手持棍棒”围攻毒打。
自此，王德容和队友开始漫漫上访之路。3年来，她们跑遍了各级部门，三上北京，受到有关部门接待。而黎强和他的渝强公司在三年中非但纹丝不动，还一步步坐大拿到了几乎遍及全重庆的100余条公交线路，实际可以影响到城市公交命门。
拥有官方头衔的还有陈明亮：2005年，他斥资1.4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目前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此年，陈明亮当选重庆市古玩商会会长，被称为重庆最大古玩商。他还当选渝中区人大代表。
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说：“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光环，加紧向政治领域渗透，寻求‘政治庇护’，危害执政基础。”
2007年，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中国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70%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
此阶段的重庆黑社会呈现出黑金和权力媾合的迹象，在梳理垄断重庆猪肉市场的王天伦个案时，其间不乏政府主导的影子。
1980年之前，王天伦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从村民手里收到更多的猪，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掉。之后他琢磨出的养鱼经验最终在全省得到推广，其本人也受到了四川省政府的表彰。1997年12月，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发布后，王天伦投资千万元成立重庆市永红食品有限公司，开始规模化从事生猪的屠宰和流通。此后一发不可收。2003年，永红公司产值达到2.8亿元，上交税费2000万元。随后几年，公司总产值更是达到8亿元，仅税收一项就超过5000多万元。对于这个公司，政府官员非常重视，尽可能地给予了宽松的政策条件，其中包括土地、物流、税收等。
2005年5月，王天伦给当时的重庆市政府主管官员写了一封信，请求组建重庆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3天后就得到批示。此后，在发展成“猪霸”的路上，重庆市政府高级官员也一手促成了上海梅林集团对其公司的收购。王天伦也顺理成章成为大渡口区政协委员。到王天伦案发，今普公司已垄断重庆市场70%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一个例证是，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6名厅级、17名处级、12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1.6亿元。
“放水”凶猛
“90%房地产公司都借高利贷”
在重庆黑社会发展的线路图上，“放水”一直是其赖以生存的方式。相比此前赌场上的“放水”行为，随着重庆经济的空前活跃，金融、房产领域的“放水”，更加深入且触目惊心。
记者掌握到的一份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向重庆市政府提交的《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显示，重庆主要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120亿元之间。
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重庆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运营，借用民间高利贷，很多已严重逾期，难以偿还。
去年，重庆排名第六的房地产开发商同创置业轰然倒下，鼎盛时，它的总资产一度达到20亿元。在审核同创置业债务时，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发现：自2007年起，同创置业累计发生的民间借贷41笔，金额高达9.17亿元，支付的利息为1.46亿元。截至2008年12月30日，对外民间借贷的余额多达1.88亿元。
同创置业董事长张明瑜，是重庆工商联的副主席，房地产协会的会长。记者联系他时，张明瑜声称至今仍在外地逃债。
据《财经》杂志此前报道称，从初步统计结果看，重庆地产商借高利贷的数量令人惊讶，而所借高利贷的利息更是高得离谱。据调查，高利贷月息低的在5%左右，更多的月息在10%—13%，有的甚至更高。最高的月息实际上已超过了20%，甚至有部分国有企业和政府文化机构也参与了放贷。
张明瑜的一个朋友透露，在高额负债的情况下，由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同创做了一笔信托业务，全面控制张的股权和资产，使其资产丧失流动性。而根据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商会测算，高利贷平均每年要从重庆地产企业抽走约80亿元利息，其中约有50亿元流向外地。
这期间，黑社会控制的“水公司”不断地给张“放水”，以维持“金融信用”。以张明瑜为例，仅去年一年，张就支付给“水公司”的利息高达一亿多元。在张内外交困心力交瘁时，黑社会的“平头们”不断上门恐吓，张只好四处逃债，最后以一元钱的价格转让股权。
重庆市非公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一个主要困境就是融资难，所以放水公司才有市场。他认为现在内地城市跟沿海城市的融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在内地，银行是有偏见的，它就是看你企业能否有抵押物，这是一个很大的坎。”他说，“银行只会去支持大企业，而它们却未必一定缺钱”。
重庆市某房地产老总告诉记者，在重庆，90%以上的房地产公司都在借高利贷，其中不乏大量黑金。重庆律师周立太分析，重庆的高利贷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一些官员来源不明的财产，二是国有银行利用职务之便放出来的钱，“钱的来路不正，收钱的手段更不正。”
在“奥妮土地”案中，陈坤志和龚刚模的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先是向拍的土地的某公司负责人贷出本金1000万，月息为10%-15%的高利贷。后因无力支付高息，该公司负责人迫不得已将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陈坤志，使其为占51%股份的大股东。
而在此次打黑过程中，王立军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30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1/3。
“7·31”会议
“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黑社会”
显然，重庆打黑风暴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运动。无论是从涉及的产业面之广还是出入的金额之巨，都表明：它已渗透到重庆经济命脉。王立军的重庆打黑，必然引起当地经济的震动和不安。此前，重庆市老板逃跑、官员被“双规”的谣言已经满天飞。
7月31日下午2时，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王立军应邀介绍近期打黑情况，听众是重庆市国资委官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当地金融大鳄和企业、经营业主们。
王立军一改往日对传媒界的低调，在台上讲了近两个小时。参加此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索通律师事务所韩德云回忆说，会上王立军例举了大量的例子，用以说明目前的进展情况，“大家都感觉触目惊心，此前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事实上，台下的金融大鳄和企业主们都明白，说是邀请介绍情况，实际上是探听打黑底线来的。韩德云说：“很多银行家都来了，他们关心打击的尺度和范围，担心会打过了头。”
会议持续了4个小时，余下的时间里，王立军和企业主们交流。这次会议在黎强、陈明亮等亿万富翁涉黑被抓之后、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涉黑落马之前。一个悖论是：随着重庆经济发展至今，现实社会与黑金帝国之间很难正本清源。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说，现在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黑金，如果各方面的条件完善，重庆的经济本来是按照100码的速度前行，因为有个黑社会，现在就只有了70码的速度。
“现在要发展成渝经济圈，不打黑是不行的。黑社会是包罗万象的，比如，招投标，在现场，就会有一些的黑社会的马仔坐在你的身边，拿着刀顶着你，让你不要举牌，不然就捅你，现在的黑社会是黑白通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的。”
重庆金融大鳄们有两个担心：一是涉黑企业的银行贷款如何归还？另一个是，一些金融领导也受到了黑社会的敲诈，这表明他们会跟踪监视你的举动，这种局面该如何应对。
牵扯到黑金，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据一名参与会议的记者透露，王立军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打黑上限的承诺。
“有些情况你想都想不到。”这位记者说，出于谨慎和敏感，他对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避而不谈。而对于此次会议的报道，媒体也只刊发了重庆市公安局的通稿。
而这些悬念，或许正是重庆打黑的艰难所在。
重庆打黑:多名涉嫌充当“保护杀人员被调查
来源：《半月谈》/近来，重庆掀起一场“打黑除恶”风暴：一方面向涉枪、涉毒、涉赌等黑恶势力发起猛烈攻击，让众多横行已久的黑恶团伙呈雪崩式瓦解，一方面在政法队伍中展开肃清“内鬼”的行动，多名涉嫌充当“保护伞”的人员被调查。
一张天罗地网已在重庆撒下。
一个“红顶黑老大”的覆灭
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步行街入口处的大世界酒店，有一个云梦阁夜总会。这里除了长期进行组织、容留卖淫及吸毒活动外，还是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的活动据点。他的团伙平时就在这里议事和吃喝玩乐。
检察机关披露，这个头顶“渝中区人大代表”等光环的“民营企业家”，实质上是个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大佬”。自2001年以来，陈明亮以创办经济实体为掩护，通过开设夜总会、洗码公司、放高利贷等手段疯狂敛财，共计数亿元人民币。
2006年，陈明亮等人合资1200万元到澳门赌场开户洗码，组织大批重庆老板到澳门赌钱。这些老板大多掉进陈明亮设下的陷阱，输得一塌糊涂。这时陈明亮就以暴力手段收债。2008年10月，一位名列重庆“私营企业50强”的老板去澳门赌博欠账，陈明亮立即安排手下将其押回重庆，看押在酒店达4天之久，逼其还钱。该老板被迫先后支付了所欠赌债及3个月的利息共150万元。此外，陈明亮的团伙还以哄抬土地竞拍价格，借机收取“推出费”等方式，牟取暴利。
为了巩固自己的“江湖地位”，陈明亮采用报复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手段为组织造势，先后在重庆大渡口区、九龙坡区、渝中区、渝北区等地，疯狂制造故意杀人案件，致2人死亡、2人重伤、1人轻伤。2002年5月4日凌晨，团伙成员黎忠明等5人携带刀、枪等凶器在渝中区彩虹酒廊消费，仅仅因与王某等人发生口角，便在该酒廊将王某杀死。2005年7月18日，陈明亮团伙成员王勇等人因与胡某有矛盾，遂持两支仿“六四式”手枪、一支单管猎枪追杀胡某，将其劫持到郊外，逼迫其写下5万元的欠条。
陈明亮的落马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今年6月3日，重庆江北区爱丁堡小区发生一起枪击案，警方全力侦破。当了解到大世界酒店有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后，警方策划了一次突然袭击，当场将在酒店房间内聚众赌博、吸毒的陈明亮抓获，并从他及其随从所在客房和使用车辆内搜出毒品和大量现金、管制刀具。这个横行霸道多年的黑道“大佬”就此落马。
陈明亮只是被打掉的“黑老大”之一。根据警方最近一次情况通报，目前已有岳村、陈坤志、龚刚模、黎强等67名涉黑涉恶团伙首犯及骨干人员被执行逮捕，1544名涉黑犯罪嫌疑人被抓获，469名逃犯被境内外追捕;收缴枪支48支、子弹877发;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5.3亿元。
犯罪猖獗引发“天罗地网”式围捕
重庆警方将“打黑除恶”的侦查过程从秘密转为公开，缘于重庆江北区爱丁堡小区发生的枪击案。今年6月3日凌晨，在重庆江北区爱丁堡小区大门前，44岁的重庆渝中区人李明航被人近距离连击两枪致死，行凶者从容不迫地乘车离开现场。
这一案件充分暴露出重庆黑恶势力的猖獗。在警方全力侦破下，3名犯罪嫌疑人被迅速抓获。经查，这是一起“黑吃黑”案件，受害者李明航有吸毒、贩毒和放高利贷的经历。他之所以被杀，是因为7年前收了他人购买毒品的6万元毒资，却一直没有供货，遭到报复。
在犯罪嫌疑人家属的家中，警方搜出了“五六式”冲锋枪2支、猎枪1支、德国PP手枪1支、仿制手枪1支、手雷1枚、手铐1副、各类子弹共439发。这些枪支的品质之高让人震惊——“五六式”冲锋枪系国产仿苏联步枪AK-47的优秀作品，德国PP手枪以及犯罪嫌疑人作案使用的捷克制手枪均为世界名枪，前者还是“007”系列电影中人物詹姆斯·邦德的常备武器。
为了震慑猖獗的黑恶势力犯罪，重庆警方公开掀起“打黑除恶”风暴，向社会公布已掌握的涉黑涉恶团伙数达104个。当时有人担心这会打草惊蛇，对此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生说，警方只透露了黑恶团伙的数量，并没有明指张三李四。“谁作恶多端，谁就心里有数，他们必将受到毁灭性打击。至于受到打击的时间，我想不会太久。”果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这些涉黑涉恶团伙如雪崩般被摧毁。
在“打黑除恶”中，重庆多部门密切协作。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提前介入每一件已批捕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完善证据，提高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诉讼效率和质量。市高院要求各级法院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减刑和假释，其中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一律不予假释，对组织者、领导者一律不予减刑。
重庆各地对“打黑除恶”也不吝投入。垫江县划拨10万元“打黑除恶”工作专项办案经费，对破获重大涉黑涉恶案件的专案组，一次性奖励5万元;大足县拨款50万元，添置警械装备，提高了公安机关的后勤保障能力。
政法队伍掀肃清“内鬼”风暴
除打击黑恶团伙外，重庆政法队伍内部正在掀起一场肃清“内鬼”的风暴，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
此前，文强曾当了16年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在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2000年重庆抢劫运钞车案以及抓捕悍匪张君案中表现勇猛，一度被视作警界英雄。他主办的多个要案也曾被公安部记一等功。
在文强被“双规”前一段时间，关于他“落马”的传闻从未中断。在传闻最盛时，有人在重庆市司法局办公地附近打出标语，表示支持文强“落马”。文强本人还曾对这些传闻公开进行调侃。在被“双规”前不久，记者在一些公开会议上看到，文强精神饱满，讲话声音洪亮，不时有“精彩”的脱稿发言，要求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众打官司，看不出有政治生命走到尽头的迹象。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说，文强被“双规”充分证明了重庆市委、市政府打黑除恶的决心是坚定的，不管背景有多深，关系有多复杂，经济实力有多大，只要侵害了人民的利益，都将一查到底，绝不手软。
除文强外，还有多名涉嫌包庇黑恶势力的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被调查，包括多个区县公安分局的局长、副局长，其中一些人也曾被冠以“英雄”“模范”等称号。这种自清门户的勇气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一些政法干警甘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于双方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关系。“黑老大”或缴纳保护费，或在其盘踞的行业、企业让“保护伞”入股分红。不久前刚刚宣判的重庆南岸区“银河列车电玩城械斗杀人案”，揭开了这层利益关系的冰山一角。原重庆南岸区公安分局巡警支队长曾道建，原重庆南坪派出所副所长陈震、曾宪良，原重庆市南岸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民警雷达等人，收取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非法经营的“银河列车电玩城”的保护费，包庇其长期经营赌博机，最终酿成5人死亡的血案。经法院审理，这几名充当“保护伞”的民警分别获刑。
“城市的天空像被大雨洗过一样”
“打黑除恶”风暴对重庆社会治安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
“城市的天空像被大雨洗过一样，真是有‘平安重庆’的感觉了！”重庆出租车司机老田说，以前他曾3次在开车时被成伙歹徒持刀抢劫，其中有一次是被人以打车为名，骗到距主城区60多公里的永川区，钱财被劫掠一空。
老田说：“‘打黑除恶’以来，以前半夜三更常出来的小混混们不见了，托我们找娱乐场所的也少了，我们晚上的生意清淡了很多，但社会治安明显变好了，今年以来我从没被抢过。这么看来，我宁愿生意差些。”
然而，“打黑除恶”在让群众拍手称快的同时，也引起人们担忧：黑恶势力何以发展到今天这样大的规模？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光环，加紧向党政领域渗透，寻求“政治庇护”，危害执政基础。
此次落马的“黑老大”中，许多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除陈明亮是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外，在公路客运、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以黑养商”的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垄断重庆猪肉市场的王天伦是重庆大渡口区政协委员。一些人士指出，这些“黑老大”横行霸道已久，群众对他们的举报不断，但他们仍然可以一面横行霸道，一面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政治地位不断提升，这说明代表、委员的“入口关”在一定程度上失守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认为，对黑恶势力，应在其还没有形成气候时出手，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把好“入口关”，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用制度堵死黑恶势力向党政领域渗透的缝隙。（记者王晓磊 黄豁）
“红顶黑帮”更可怕
来源：东方网/入夏以来，西南重镇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狂飙突进。文强落马的标本意义，就在十分典型地揭示了腐败官员与黑恶势力互相勾结，共谋非法利益的黑色路径。这种黑恶势力向基层政权渗透与贪腐官员蓄意做黑恶势力靠山寻租的情况，并非重庆一地独有。
入夏以来，西南重镇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狂飙突进。据官方统计，截至2009年8月中旬，重庆市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已达1500余人，另有50多名官员因贪腐入狱。
令外界震惊的是，大批隐匿在商界和政界的重量级黑恶人物被一一揪出。如市人大代表、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巴南区第二富豪黎强;重庆市江州实业董事长、重庆古玩商会会长、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重庆民营摩托车制造的大哥级人物龚刚模、万贯财务公司的陈坤志;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大渡口区政协委员王天伦等等。
民间印象中的黑恶人物，大多为冲冲杀杀的地痞流氓打手。这一回重庆的行动让人大开眼界，黑恶势力已发展至大到能源、交通、建筑、地产，小到粮油菜肉的各领域，形成了面广量大的黑色产业链。黑恶势力不仅坐大成势，组建的公司拥有巨额不法资产，更集“黄、赌、毒、枪”于一体，而且在警界和政界寻求保护伞，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光环，加紧向政治领域渗透。
常说，黑帮不可怕，就怕黑帮合法化。寻求在主流社会体系中的经济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几乎是所有黑恶势力的终结目标。这种合法化的过程，就是从地下到地上进行去黑漂白的过程。重庆涉黑案首犯多系企业老总，其控制的组织呈现专业化、公司化、集团化等特点，显示他们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经济身份合法化的嬗变。有的进而参政议政，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进入权力体系，最终演化成为货真价实的“红顶黑帮”式的特殊角色。
“红顶黑帮”的可怕，在于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们本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破坏力量，却由于披上合法经营的外衣，便可更加肆无忌惮地非法攫取社会财富，一旦势力坐大，必将严重危害国家经济正常运转和社会安定。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红顶黑帮”的存在还为屡禁不止的地下经济和灰色交易的蔓延助纣为虐，在非法交易中弥漫发散的腐朽黑道文化，更成为毒害人心、败坏风气、扰乱秩序的腐蚀剂。
尤须引起警觉的是，“红顶黑帮”与权力机构的合谋。黑恶势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没有权力机构中政治保护伞的庇护支撑是难以想像的。在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文强，坊间早有“重庆最大黑保护伞”之称，正是在他长达11年分管刑事侦查工作的任期内，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明里暗中为黑老大撑腰，才养痈成患，遗祸今日。文强落马的标本意义，就在十分典型地揭示了腐败官员与黑恶势力互相勾结，共谋非法利益的黑色路径。
当然，这种黑恶势力向基层政权渗透与贪腐官员蓄意做黑恶势力靠山寻租的情况，并非重庆一地独有。从前几年全国范围破获的涉黑犯罪大案来看，无论河北唐山华云集团董事长杨树宽还是浙江温岭的著名企业家张畏，被称为“中国涉黑第一案”的辽宁刘涌还是福州黑帮头目陈凯，无不具有“红顶黑帮”的特征。“红”为其表，“黑”为其里;以“红”护“黑”，以“黑”养“红”，一旦发育成熟，就像毒瘤一样吸附在国家肌体上，危及经济社会的安全。
当人们一再提出“谁养大了黑恶势力”的疑问时，答案无疑洞若观火。这些披着红色外衣的黑社会犯罪团伙，甚至猖狂到每月定期给基层政权中的保护人发放巨额工资，而作为回报，像浙江温岭张畏的豪宅门前，则公然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如此局面若是放任不管，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打黑除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彻底斩断黑恶势力与腐败官员之间的利益联系，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温床。
近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抓好专项斗争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主动进攻的高压态势，确保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意见强调，继续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坚决防止黑恶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决策”。在国庆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意见》适时出台，可谓意味深长。
此次重庆打黑除恶行动战果累累，大快人心，取得了“内除积弊、外销积怨”的效果。消息传来，广大群众纷纷拍手叫好，更呼吁各地起而效法，雷厉风行，重拳出击，进一步掀起打黑除恶风暴。我们热切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