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地毯式搜索暴乱嫌犯
-中国承认乌鲁木齐警方开枪，提高官方信息可信度
-7·5事件之后：政府计划严格反分裂法规
-热比娅呼吁美国更强烈谴责中国
-中国：新疆”7·5″事件与宗教无关(记者会实录)
-揭秘史上仅存活86天的“东突国”
-老兵揭秘当年入疆军人的婚姻难题
警方地毯式搜索暴乱嫌犯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两名男孩在一家马路边的饼屋里揉面团时被带走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下车去喝水，就一去不返。摆蔬菜摊的吐尔·双佳尔（Tuer Shunjal）在警察突袭他所住的大楼时，因为“不该”从走廊的厕所里偷偷往外看，也被与四名邻居一起带走了。
这是纽约时报一篇报导的描述，这篇由该报驻中国刊登记者安德鲁·雅各布（Andrew Jacobs）撰写的题为“对付暴乱，中国围捕数百人”（Countering Riots, China Rounds Up Hundreds）的报导称，自乌鲁木齐爆发少数民族暴乱以来的两周时间里，当地的警察一直在市内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拘留了数百人，其中许多人都是被当局指控为本次屠杀中的凶嫌的维吾尔人。在这次新疆首府的暴乱中，有超过190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
中国政府已经誓言要严厉惩罚那些参与7月5日暴乱的人。暴乱是在示威抗议开始后发生的，而示威抗议的导火索，是发生在遥远的省份中的工厂里的一场对维吾尔人的攻击事件并导致两名维吾尔同胞被杀死。乌鲁木齐的骚乱，最初动手的是一群年轻的维吾尔人，然后，是一帮聚众寻求复仇的中国汉人暴民。
“对于那些使用残酷手段犯罪的人，我们会制裁他们，”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于7月8日说。
这句反复在电视上播放的誓言，让向阳坡内人心惶惶。这里是乌鲁木齐市内的一个维吾尔族聚居区，这里的人口和商铺密集，许多人住在廉价的住宅里。这里的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一直与汉人之间的关系不好。维吾尔族是新疆最大的少数民族，但是，在乌鲁木齐230万人口中，汉人占了70％。
许多汉人正是在向阳坡内的街道上被杀的。当时，维吾尔的男性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在街道上抢劫打杀，当地居民都躲到自己的屋中或者店铺里，他们说；还有些人则说，他们让一些汉人邻居躲在他们的家中。
“每个人都觉得太可怕了，”40岁的雷提帕·尤素伐江（Leitipa Yusufajan）说，当天夜里，她和10岁大的女儿一直躲在她们的杂货店后面。“暴乱者都不是这里本地人的。我们的人不会那么残暴。”
但是，对于警方来说，这个社区一直是那些执意见要靠暴力夺取新疆的分离分子的避难所。去年，在搜查一套公寓时，警方射杀了两名据说是在制造炸弹的恐怖分子。上周一，警察射死两人，射伤一人。警方表示，这些男子试图袭击正在巡逻的警察。
“这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当地公安负责人毛大庆（Mao Daqing，音译）说。
当地居民则不同意这么说，他们表示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守法的穷人，大多数是来乌鲁木齐找工作的农民。采访当地居民时，他们个个都强烈谴责暴乱者。“那些人就是些垃圾，”一名男性不屑地说。
他们说，虽然是这样，但是警察却将他们和暴乱者一视同仁。54岁的努尔曼（Nurmen Met）说，他的两名分别为19和21岁的儿子，在警察进入公共浴场搜查时被在那里逮捕。“暴乱那天，他们根本就没有出门，”他举着两位儿子的照片说。“他们都是诚实、善良的孩子。”
这里还有许多人说，他们担心自己家人可能被不明不白地受到惩罚。去年，在北京奥运开幕前的几个月里，当地警察在一场他们称为打击“宗教极端分子和分裂分子”的运动中逮捕和审讯了超过1,100人。
在被捕不久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就将这次镇压形容为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纽约时报这篇报导说，维吾尔流亡团体和人权倡导组织表示，中国政府有时候会以这类谴责来封住那些要求有更大宗教和政治自由的人的嘴巴。他们说，审讯往往都非常草率。“新疆的司法公正是相当粗糙的，”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深研究员詹姆斯·西摩（James Seymour）说。
作为对动乱敏感性的一个标志，北京法制办公室警告律师不要碰新疆的案子，暗示说，凡是协助新疆骚乱的被告就是威胁国家的统一。上周五（7月17日）当局取缔了公盟或称为“开放宪法促进协会”（The Open Constitution Initiative），这是一个律师组成的志愿者组织，曾经代理过一些控告政府和其他强大利益团体的案子。另外，法制办公室还吊销了53名律师的执照，他们其中一些人对去年在拉萨骚乱中的藏人被告提供了法律帮助。
人权组织说，如果在新疆进行类似于西藏骚乱的审判，许多被告将被处以长期徒刑。“人们现在非常关切的是，这些被关押在新疆的人是否能得到公正的审判，”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的研究协调员王松涟（Wang Songlian）说。
向阳坡的居民们说，在骚乱后，有两个上午警察来搜查时还随机抓捕了年约16岁的一些男孩。这引发了妇女到乌鲁木齐市中心游行，要求当局释放这些人。
纽约时报这篇报导还说，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名被拘留者被放回家，居民们说，当局一直拒绝提供有关他们的下落的信息。
“我每天都到派出所去，但他们只是告诉我，要我耐心等待，”帕提古丽·帕拉奇（Patiguli Palachi）说，她的丈夫是一名电器修理工，是穿着睡衣与其他都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居民一起被捕的。帕提古丽女士说，他们被拘留，有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的房子外有一名汉人被打死了，但她坚持认为，她的丈夫并没有参与打杀行动。“我们都躲在藏在屋子里面，像其他人一样吓坏了，”她说。
不过正如帕提古丽女士说的，居民方面却没有办法来证明他们所说为实，而有十多人都是这样陈述的。由于有在场的外国记者壮胆，这批人决定再次游行到当地公安局去要求见公安。
“如果您与我们在一起，也许他们会回答我们的问题，”一名卖蔬菜的、名叫梅米特·班佳（Memet Banjia）的妇女说，他正在寻找他的儿子。“也许他们什么也不会说，然后第二天，我们也会不见了。”
但是这次想与警方见面的行动没成功。那天，随着这批居民接近派出所，一列汽车开到了，结果人群一哄而散。外国人被命令进到汽车里然后开回派出所。在那里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名高级别的警方官员来到讲话，并发出警告。
“你们不能在这里，太不安全，”其中一名公安说，他驾驶车把外国人送回到密集布防巡逻的市中心。“这是为你们好，”他说。
中国承认乌鲁木齐警方开枪，提高官方信息可信度
德国之声／《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中国首次承认在新疆骚乱中公安开枪打死人，“这样别人就不再容易指责政府隐瞒真相”；《新苏黎世报》指出，喀什老城的彻底改造将抹去“又一部分世界历史”，并猜测这是为了防恐反恐。
《法兰克福汇报》：承认开枪让死亡数据更可信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周日会见外国记者时说，乌鲁木齐骚乱中，公安武警在朝天鸣枪示警无效后，才”果断开枪”，12名暴徒被枪击身亡。『法兰克福汇报』注意到，”中国首次承认，中国公安力量在两周前的新疆骚乱中开了枪”：
“看来，中国领导人告别了过去对这样行动通常予以否认的做法。例如，去年3月镇压西藏骚乱时，他们一直否认警察开枪。现在他们承认有一些人被警方开枪打死，这样别人就不再容易指责政府隐瞒真相。无数非官方的报道说，骚乱中开了枪。现在官方公布消息后，就更难以证明政府伪造死亡人数。也许中国领导人认为，国际上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不象对信仰佛教、被普遍视为平和的藏人那样怀有同情心。
“一些专家注意到，这一方针的改变是中国领导人对骚乱后开展公关工作新战略的一部分。去年西藏事件后，新闻界出现了对他们极为不利的报道，这次他们对此做出了反应。国家媒体快速大量地报道了乌鲁木齐事件，允许外国记者前往新疆，而去年西藏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全部被隔绝。在乌鲁木齐，记者们或多或少都可以自由活动。
“政府没有把外国记者隔离在外，而是试图操控和影响国际新闻界，目的是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自己对事件的报道。不过，政府在此前几年就已区别对待西藏和新疆，过去外国记者在新疆采访就比在西藏更为自由，而前往西藏则需要特批。”
《新苏黎世报》：喀什维吾尔特色建筑濒危
中国政府决定在拥有350万人口的新疆喀什进行”老城区危旧房改造综合治理”。『新苏黎世报』认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维吾尔族特色建筑将毁于一旦：
“这样，喀什不仅将失去自己建筑独特的城市形象，也将失去多数居民数百年来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象文化革命时期一样，又一部分世界历史将被完全抹去。按照中国政府的计划，只保留近15％的老房子，作为某种形式的露天博物馆或专题公园，以便向全世界的游客展现古老的伊斯兰文化和汉人的宽容。
“当局辩解说，此项目有利于防震、改善维吾尔族居民的生活条件，解决火灾时消防缺水问题。不少人，主要是维吾尔人和通晓当地情况的外国人，还有汉族的文物保护专家都对这样的论证表示怀疑。他们向政府呼吁说，如果北京只是要改善老城区的生活条件，无需拆除旧房，只要修缮就可以了。但这些呼吁无济于事。
“政府猜测，’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植根于老城区的胡同和后院中，难以通过摄像头进行监视，所以它看来更急于要拔除这些老根。防震的说法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土房使用了木制横梁，可以减轻地震的冲击。四川震区许多九十年代建造的学校倒塌更使当地居民无法信任中国式的现代化多层建筑。”
摘译：王羊
责编：叶宣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7·5事件之后：政府计划严格反分裂法规
德国之声／随着7.5新疆事件的逐渐平息，乌鲁木齐市的部分商家已恢复了正常营业。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新疆人大计划制定更严格的反分裂法。本周一（7月20日），世维会主席热比娅在华盛顿呼吁，美国政府不应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制继续表示沉默。她说，中国当局是有目的的对维吾尔人进行抓捕，最终这些维吾尔人可能被处以死刑。
官方首次承认开枪
7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白克力公布7.5事件的最新死亡人数统计，197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上周，白克力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介绍了有关3名闯进清真寺的维族人追杀信徒的视频，并表示警方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将这3名维族人击毙的。白克力强调，警方在新疆事件中已经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白克力周末首次承认，新疆事件中共有12人死于警方的枪击。其中3人当场死亡，9人受伤送院后不治身亡。但他没有说明死者究竟是汉人还是维族人。
白克力还在官方媒体上说，对新疆地区施行网络管制是出于安全考虑，但随着乌鲁木齐的日常生活得以恢复，网络管制很快就会解除。
本周二，美联社报道，新疆事件后中国政府计划尽快出台加强惩治民族分裂分子的法律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19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自治区人大将加快反分裂地方立法工作。
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也曾坚决地表示，”要想新疆独立是永远没有可能的。持续在那里近一个月的骚乱是一场地下组织的分裂运动。”
热比娅呼吁中立组织介入调查
美联社撰文称，本周一，生活在美国的流亡维吾尔人领袖热比娅呼吁中立组织进入中国对7·5新疆事件进行彻查。她批评说，如果西方政府对中国当局的做法视而不见，任由事情继续发展，将会导致更多被逮捕的维吾尔人面临死刑的处罚。
此外，热比娅还呼吁国际媒体必须要与中国媒体将新疆及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妖魔化的宣传方式斗争到底。同时美联社记者还在文章中写道，北京政府将新疆事件的责任归咎到流亡维吾尔人身上，特别将矛头指向热比娅。这样的”解释”就如同，只要西藏一发生骚乱就肯定是达赖喇嘛指使的一样。报道认为，多年来北京政府一方面强调给予了维族人更多的文化和宗教自治，另一方面却长期使用铁腕政策向穆斯林少数民族施压。
上周日，有大约5000名维族人在哈萨克斯坦举行集会抗议中国的新疆政策。他们高呼”维吾尔斯坦自由”。哈萨克斯坦生活着约30万维族人，是除新疆以外最大的维族人聚集区。
作者：严严
热比娅呼吁美国更强烈谴责中国
BBC中文网报导／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领袖热比娅呼吁美国政府不要保持“沉默”，要对中国进行更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上周曾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以“透明化”的方式处理新疆问题。
热比娅7月20日指责中国持续镇压维吾尔人，并警告说骚乱后被逮捕的维吾尔人可能被处以死刑。她表示希望美不要再对维吾尔人的困境保持“沉默和不以为然”，因为这样会令北京觉得无所畏惧。热比娅说，中国仍在“追捕”维吾尔人，她呼吁国际社会对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以及随后的当局镇压展开调查。
中国指责热比娅及其所领导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策划和煽动新疆维吾尔人发动暴力骚乱。热比娅则指责中国动用媒体抹黑她本人以及维吾尔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曾发表声明指责热比娅及其支持者诬蔑中国政府，误导美国公众。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上周曾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以“透明化”的方式处理新疆问题。他表示，美国认为中国在恢复新疆地区秩序时，应该尊重所有中国公民的法律权利。
中国：新疆”7·5″事件与宗教无关(记者会实录)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9年7月2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介绍改革开放与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等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中新社报导，吴仕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7·5”事件是三股势力策划和制造的，但是这件事与宗教无关，和任何宗教没有关系。他说，至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这次骚乱事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地区所有的清真寺和宗教教职人员都没有任何人参与这起事件。
他说，这个事件的真相和具体细节和更具体的内容，相信会随着司法机关进一步的依法侦查会更加全面，将来一定会公布于众。民委监督检查司司长刘万庆为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作出辩护，他说目前总体状况是好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主流”。
他承认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因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以及经济权益方面的纠纷而产生了矛盾和纠纷，但说这些矛盾和纠纷“得到了比较及时、妥善的解决”。
吴仕民在回答香港记者提问时表示，法治社会不允许任何人以暴力手段实现自己的诉求。他说：“我们和暴行者、施暴人的冲突不在于是不是要发展的问题，是不是要满足所谓的某些利益方面的问题，而根本的冲突在于他们需要的是政治上的东西，也就是新疆的独立。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吴仕民赞扬了少数民族干部在7?5事件中的表现，说他们“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人民”。他否认中国在录取公务员和选拔干部方面对少数民族有特殊要求，而且说在政策方面还给予了少数民族人士一定的优惠政策。他在回答英国记者有关乌鲁木齐汉人暴力报复维族人事件问题时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民族一律平等，任何人如果违背法律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他说，汉人报复行为背后“既有对暴力分子制造惨案的愤怒，也有因为失去亲人的伤痛”，但是“任何民族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哪怕是对违法事件表达自己的意愿都应该通过正当的渠道和合法的办法进行”。
附：国新办就改革开放与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答问实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09年7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介绍改革开放与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等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陈文俊: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民族政策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体系。今天我们荣幸的请到了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先生来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并回答各位的提问。与吴主任一起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还有两位司长，一位是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石玉钢先生、一位是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司长刘万庆先生。
首先请吴仕民主任介绍情况。
吴仕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向各位朋友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与民族政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民族政策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经过60年的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体系。
中国的民族政策，从内容上讲，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从层级上讲，包括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也包括中央部门制定的政策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中国的民族政策以民族平等为基石，以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统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为基本内容，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既全面考虑了我国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事实，又充分考虑了我国56个民族在发展水平和文化风俗上存在差异性的基本事实；既深刻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既保持基本原则、基本内容的稳定性、一贯性、连续性，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践的丰富而不断充实、不断完善，因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科学依据。
中国的民族政策，着眼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比如，对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是因为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所以为了少数民族更快发展，为了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为了整个国家的更好发展，必须给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予必要的优惠。中国的民族政策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合作、互相帮助的文化传统。
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成功的。经受了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检验和考验，得到了各民族的真心拥护，促进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
对于中国的民族政策，我们将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特别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和规律，着眼于国家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着眼于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根本利益，通过坚持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第二，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使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第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一大创造。要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依法保证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第四，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作为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在政策上，体现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和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不断改善各族群众的民生，提高各族群众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五，在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坚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第六，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民族政策。在坚持政策原则的同时，根据实践的新发展、形势的新变化、人民的新期待，实现民族政策措施的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民族政策。
下面，我和我的同事愿意回答各位记者朋友的提问。
陈文俊:
谢谢吴主任。下面欢迎各位记者朋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自己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中央电视台记者:
我们注意到世界上一些媒体认为“7·5”新疆发生暴力犯罪事件与中国民族政策有关，你对此有何评价？请问中国民族政策未来会不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吴仕民:
关于新疆“7·5”事件的真相、实质，新疆有关方面和有关的新闻媒体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国际媒体中所有的明眼人和不抱偏见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不再重复，刚才您问我对这件事有什么评论，我想声明以下几点：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我已经讲过了，发布的材料里也有，中国的民族政策实质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和谐的政策，所以它和暴力事件毫无关联。
东突制造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活动并不是始于今日，如果稍远一点看，早在76年前，也就是1933年就扯起了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帜。此后这种分裂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并且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甚至恐怖事件，这和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更是毫无干系。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有一亿一千万人左右，并且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在全国我们普遍实行国家制定的民族政策，但是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暴力事件，这再一次说明民族政策与暴力事件无关。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坚持这行之有效的成功的民族政策。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需要，我们的政策会不断完善，我们绝不会因为某一个事件、某一个地方有什么暴力事件而放弃我们长久坚持的成功的民族政策。谢谢。
华尔街日报记者:
昨天新华社有报道指出在“7·5”事件背后的策划人，有一些是穿着非常传统的穆斯林的服装，这就表明新疆“7·5”事件背后可能有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策划和影响，你对此有何评论，你是否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新疆愈演愈烈，在新疆引起这一场骚乱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吴仕民:
你问到“7·5”事件是否和宗教极端势力有关，关于这一点有关媒体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事件就是三股势力策划和制造的。但是这件事与宗教无关，和任何宗教没有关系。为什么这样说？比如说这次骚乱事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地区所有的清真寺和宗教教职人员都没有任何人参与这起事件。
你问到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关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原因媒体已经讲得很清楚，至于这个事件的真相和具体细节和更具体的内容，相信会随着司法机关进一步的依法侦查会更加全面，将来一定会公布于众。谢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我们注意到在7月5号新疆发生暴力犯罪事件之后，外界有一些评论认为，中国民族关系存在的问题是发生这个暴力事件的重要内部原因。你对此做何评价？另外，你认为中国现在的民族关系现状如何，这次的暴力犯罪事件会不会对中国的民族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谢谢。
这个问题请我的同事刘万庆回答。
刘万庆:
下面我回答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我首先要说的是，当前中国民族关系的总体状况是好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主流，但是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在这些民族交往过程中，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在经济权益方面也往往会发生一些纠纷，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和纠纷。但是这些矛盾和纠纷都得到了比较及时、妥善的解决。
另外，我要说明的是，这次乌鲁木齐“7·5”事件当中，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给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给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应该说各族群众都是这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受害者。刚才吴仕民主任讲了，这场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是由三股势力策划和组织的，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这是违背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的，也是违背国家利益的，因此这一行为不得人心，遭到了各族人民的一致强烈谴责。所以我们说这个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民族关系问题，也不会从整体上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大局构成影响。而且通过这个事件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三股势力它们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险恶用心和罪恶实质，使各族人民更加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
刚才几位提到随着时代发展，民族政策也要有完善的情况，你们有没有接触到这次闹事的人，他们心里面真正想的是什么，为什么会那么容易被人家煽动，为什么要伤害一个人，他们对于国家政策或者各方面是不是有很多不满，他们的需求是不是没有得到解决，是否可以具体举一些例子？
吴仕民:
关于这次事件与民族政策无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我回答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残忍？犯罪分子的行为确实极为残忍，可以说是对人性的毁灭和人类良知最无情的践踏，应当受到谴责。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残忍呢？首先应该问问为什么这些分裂分子这次制造打砸抢烧这样的恶性事件。
试想我们在座所有人，如果给你钱你会残忍的去杀人吗？马克思当年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有300%的利润，他可能冒绞死的危险，但是那仅仅是自己冒险而不是去残杀他人。这充分说明一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为了进行分裂活动，已经到了丧失人性，利令智昏的程度。任何人都是有欲望的，比如说他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在法制社会里，任何人都不可以以违法的手段，尤其是暴力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所谓的诉求。这既践踏了法律，也践踏了天理。
我们和暴行者、施暴人的冲突不在于是不是要发展的问题，是不是要满足所谓的某些利益方面的问题，而根本的冲突在于他们需要的是政治上的东西，也就是新疆的独立。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新疆地区和其他地区继续满足各族人民的合理诉求，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问题。
美国《好莱坞纪事报》记者:
刚才你提到要向这些犯罪分子或者幕后策划者提出一个问题让他们来回答。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一个宣扬自己主张的平台。我看到在新闻发布会散发的材料中提到，要扶持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制作和翻译。您能否具体说一下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制作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吴仕民:这个问题请石玉钢先生回答。
石玉钢:
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新闻出版事业历来高度重视，并在实际中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在新闻出版方面、广播影视方面，国家在民族地区目前建立了十个少数民族语言电影译制中心，现在平均每年提供几十部影片和上千集电视剧的版权，免费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的译制。再比如，国家把少数民族语文的出版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给予了财政补贴和资金的保障。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数据，民族语文的出版社在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只有17家，现在已经发展到38家，翻了一倍多，以上两项都是中央政府来做的工作。
我再举一个地方政府所做的工作。上个月我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去调研，去了四川省藏族学校，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是藏族，学制有三年、四年，分了很多班。我们去的时候学生们正在上课，有学习藏族文学的，有学习古藏文和梵文的，还有在学习藏族的传统医学。这些所有课程都是用藏文进行授课，藏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保护。
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四川藏区现在正在推行“9+3”教育，9年义务制教育结束后，把藏族学生再集中起来，增加学习3年，主要学习藏语文和用藏语传授现代的科技知识，这样做的目的是他们毕业以后能够更好地到藏区基层发挥作用。为了保证少数民族能够更好地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我们正在办双语教学。目前为止，中国大概有一万多所中小学办双语教学，学生数达到600多万人。少数民族语言的培训班、扫盲班大概有两万多个，学员有100多万。
香港文汇报记者:
请问吴主任，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方面中国政府是否有什么新政策和措施？材料中提到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工作。我想请教一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中，少数民族干部的任用是否有一定的比例？“7·5”新疆暴力犯罪事件之后对于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是否有更严格的标准和更多的要求？
吴仕民: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方面是否有什么新措施。中央政府一贯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政策不断地发展和完善。6月12日，国务院开过一个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就今后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久后将会公布。
第二个问题，关于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关于民族政策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们始终认为要使民族地区发展起来，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必须有一支人民信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所以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并且这已经成为法律的规定。比如中国现在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这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行政长官都是由少数民族担任，在自治机关的有关部门都必须尽可能的配备少数民族干部。即使不是民族自治地方，在其他的少数民族杂居、散居的地方，如果少数民族有一定的比例，也会注意配备少数民族干部。我们就是要通过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促进各民族在中华大家庭里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共同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
第三个问题，我要回答起来你可能觉得不太满意。我觉得这个前提不存在，我们的少数民族干部一直表现都是好的，尤其这次“7·5”事件他们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人民利益，所以关于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也将一以贯之，我们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包括配备新疆和西藏这两个自治区的干部提出什么新的更严格的限制。限制，本身就没有，更没有什么新的。谢谢。
法制晚报记者:
今年高考结束后，重庆爆出冒充少数民族加分事件，请问这个政策对于汉族考生公平吗？这个政策在未来会有调整吗？各部门是否会采取措施制止冒充少数民族考生的现象？
吴仕民:
你很关心我们的民族工作，关于对于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在高考方面的优惠政策，对于汉族考生是否公平，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简单的告诉你，中国民族政策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它的发展相对落后，如果不采取措施，他们就不可能和其他民族一道前进，这对整个国家利益是不利的。
以教育为例，如果我们看看解放前的事实，很多地方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现在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占全国人口的8.4%，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在校的比例不超过7%，即使这样给予适当的照顾还是存在差距，所以说制定这种政策是必要的。
政策会调整吗？大家都很关心。这里我介绍一点有关情况，关于给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这只是原则性规定，各个地方执行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加分比较多比如说新疆、西藏这样的地方，有的地方加分是很少的，有的地方只加四五分，有的只是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的考生才能享受，其他考生不能享受。这都是针对各地的实际，也就是少数民族教育的实际状况而制定的，对于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我们当然会不断地进行评估，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
要制止这种假冒现象吗？答案是肯定的，要坚决制止。早在今年四、五月份国家民委和教育部、公安部就采取措施，防止有人违法更改民族成份获得高考的加分照顾。将来发生这类事件我们都会严厉查处，像今年的重庆一样，不能让不是少数民族的人享受民族加分政策。
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
刚才你谈到国家分裂这样的诉求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但是少数民族的合法诉求会得到照顾和满足。即使如此，在中国也有媒体指出，在新疆南部维吾尔族劳工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民族的劳工，包括汉族在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中国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改善这样的状况？还有一些科研报告指出维吾尔族人的健康状况也要比汉族人差得多，这又是什么情况呢？有报告说维吾尔族要获得国际护照是非常困难的，而汉族获得护照方面却不会遇到太多的阻力，请你对此也发表一下评论。
吴仕民:
关于失业率的问题，由于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从整体上来说就业比其他地区存在更多的困难，尤其是近一两年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了这种矛盾。但是我现在无法统计在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汉族人就业呈现什么样的差距。国家和新疆有关方面对新疆的就业问题高度重视，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加快经济的发展以促进就业，另外还采取了针对性措施，比如进行免费的职业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还有对少数民族群众实行社会保障，对临时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给以适当的救助，使他们有最低的生活保障。关于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健康状况，具体的指标我这里给不出具体的数字，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新疆地区是中国最有名的长寿之乡，那里的百岁老人很多，另外国家正在对于那里的医疗卫生事业给予积极的补助。比如说设立医疗卫生机构、派遣医疗卫生人员，尤其实现了医疗保障，国家通过财政拨款、地方适当的补贴和老百姓个人支付一部分金额的办法来对他们进行医疗保障。
这位先生很关心南疆的情况，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前不久到南疆，他问当地老百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当地老百姓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他说我现在种地不需要纳税，上学有“两免一补”，看病有医疗统筹，失业有就业救济。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和你这位自治区主席握握手。至于你说的维吾尔人很难取得护照的问题，我没有听说过，并且不是我的主管业务，我建议你有机会的话，问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
不少同行到自治区采访的时候反映，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学生反映在公开场合不能坚持他们少数民族的习俗，比如礼拜什么的，有些地方有这样的反映，当然不是全部，你是否觉得某些地区在这方面需要改善？刚才您提到少数民族干部，你能否简述一下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标准，他们为了成为国家干部是否需要放弃一些包括宗教在内的民族习性？谢谢。
吴仕民: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跟宗教政策有关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宗教政策的最基本内容是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法律同时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教育，比如说在学校是不能进行宗教活动。所以如果说孩子是学生，他应当服从法律的规定。对于公民来说，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判断力是不一样的，表现在有关的权利和义务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在宗教信仰方面。
第二个问题，关于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标准。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因为公务人员是依照法律执行国家的公务，所以在选拔公务人员方面，从整体上来说对少数民族干部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在有一些方面，在政策方面对于少数民族是优惠的，比如有关法律规定：“少数民族在报考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务员的时候，报考民族工作部门的公务员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适当的优惠”。另外有一些岗位，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一些岗位是固定要安排少数民族人员的。概括说来整体上对少数民族没有特别要求，而在有一些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英国《卫报》记者:
您刚才向我们介绍了“7·5”暴力犯罪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否能介绍一下7月7号发生事件的原因，7月7号有数千名汉族人民手持武器前往维族聚居的一些社区，尽管有警方的干预，他们仍然对维族的商户和一些群众进行了攻击，能否介绍一下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
吴仕民:
“7·5”事件以后，既有对暴力分子制造惨案的愤怒，也有因为失去亲人的伤痛，确实有一些乌鲁木齐的市民当时走上了街头。如果让我对这次事件做一个评论的话，我认为任何民族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哪怕是对违法事件表达自己的意愿都应该通过正当的渠道和合法的办法进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民族一律平等，任何人如果违背法律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谢谢。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
请问吴主任，在新疆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有多大？我想了解具体的数据。
吴仕民: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叫做“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说在同一个地区居住的人群，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会大致相近。中国新疆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很快，我看了几个数据，改革开放30年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10.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去年新疆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如果要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准或者收入水平做一个概括的话，大致是城市里的比农村要高，北部的比南部的要高。
另外维吾尔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经商，如果你到中国内地，尤其到经济发达地区，会看到很多新疆人。我在武汉见到过一家，这个维吾尔族的朋友有车、有房子，娶了妻子，还生了儿子，这就能反映出维吾尔族人的生活状况。总结来说，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的欠发达，居民的收入要低一点，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坚持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扶持政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谢谢。
陈文俊:
吴主任几乎满足了所有想提问记者的愿望，谢谢吴主任。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揭秘史上仅存活86天的“东突国”
金点强/20世纪以来，在外国势力的怂恿、支持下，“东突”分裂势力多次在新疆制造动乱。1933年11月，新疆人沙比提大毛拉（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所谓的“东突国”仅存活了86天，而且世人知之者甚少，即使在全球的“分裂建国”史上，也是最令人耻笑的之一。
趁内乱浑水摸鱼
上世纪30年代初，军阀马仲英进攻新疆。当时新疆地方政府的首脑是金树仁，他主政下的新疆受马仲英冲击，社会、民族矛盾激化，给了很多势力相当大的空间，各地暴动不断，很快扩大到南疆。
在南疆，有两个分裂组织利用战乱，将起义导向分裂运动。一个是和田以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人为首的“民族革命委员会”，其宗旨是反共、反回、反汉，谋求建立伊斯兰教权国家，他们取得了墨玉、和田等地暴动的领导权，并在1933年2月宣布成立“和田伊斯兰政府”。另一个是在喀什活动的“青年喀什噶尔党”，特点与前者类似，与北疆的霍加尼亚孜等人互壮声势。这两个组织与近代以来英、俄在新疆争夺有一定关系，英国人在南疆一直利用境外“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及影响培植分裂力量，这两个组织接受了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加入一个操突厥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组成的联合国家的思想。
沙比提大毛拉曾游学土耳其、埃及、印度、阿富汗等地，被认为足智多谋，成为分裂势力的精神领袖和重要组织者。到了1933年6月，沙比提大毛拉督军进军喀什，与在库车暴动成功的铁木尔部、据守疏勒的马占仓与马绍武部等争斗。在争斗中，沙比提大毛拉遭铁木尔偷袭，被活捉。不料，到了8月，铁木尔被占据喀什汉城的马占仓杀掉，“和田伊斯兰政府”军乘机反攻，并与“青年喀什噶尔党”势力合流，于8月25日在喀什回城建立了“和田伊斯兰政府”驻喀什管理局。沙比提大毛拉刚从地牢出来，便自任局长。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一直暗中支持，甚至专门转来了51万卢比的经费。
扯出“东突国”的旗帜
这时候南疆可谓一片混乱。作为较大的一股力量，“和田伊斯兰政府”取得了一些势力的认同。不过马占仓占据着喀什汉城，隔墙与之对战。
1933年11月12日夜里，在一个名为“民族之夜”的晚会上，沙比提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他还宣布了所谓“东突国”的施政纲领和“ 宪法”，以及所谓“总统”、“总理”（即他本人）等。就这样，所谓的“东突国”就成立了。但是，这个“东突国”竟然连续两个月都没有最高领导人。沙比提所宣布的“东突国”“总统”霍加尼亚孜及“国家军队总指挥”麻木提等都是两个月后才从其他地方匆匆赶来的。
为了寻求国际认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派人前往英印、阿富汗等地开展活动，并通过驻喀什英国领事馆和来访的土耳其军政人士向两国求援。土耳其不乏有人认可这桩事，一些民间报纸大肆宣扬和鼓吹南疆事态的发展，但是土耳其政府却没有公开承认。
在英国，“东突国”成立次日，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各家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件事情。它们报道称，“喀什噶尔已经成立了一个以沙比提大毛拉为首的‘独立的’南疆政府”，还大肆喧嚣，英国政府将要“邀请沙比提大毛拉派代表团访问印度及阿富汗”。但是，由于此时日本已侵占中国东北，英、美不承认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政权，为维护在华利益，英国认为必须维持和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可以偷着送卢比，但是绝不会公开承认“东突国”。
最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获得的只有在动乱中刚刚上台的阿富汗19岁国王查希尔•沙阿的公开同情，但查希尔•沙阿以“承认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时过早”为由，拒绝正式承认“东突国”。当然还有两个秘密的收获，就是派出去的“使团”联络上了纳粹德国驻阿富汗大使，还联系上了日本人。这两个国家表示了相当的热情，可惜它们的势力距离新疆太远。
“东突国”满天下找“友邦”，但没有找苏联，这是有原因的。由于英国长期处心积虑的工作以及苏联建国初期残酷的内战影响，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暴动分子有着明显的反苏倾向。在南疆暴动人群中有大量被苏联内战、肃反波及的移民和中亚反苏分子。反苏力量一开始就是“东突国”一个力量源泉，也有着利用“东突国” 站稳脚跟打回苏联去的想法。苏联是无法容忍这一点的，对纳粹德国、日本的借机渗透更是无法容忍。为此，苏联一直直接支持控制着大部分新疆的金树仁政权。 1933年盛世才上台后，苏联转而支持盛世才，还曾直言不讳地告诫新疆地方政府：“如果你们听任其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话，我们必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东突”头目仓惶出逃
在孤立无援、得不到认同的情况下，沙比提大毛拉仍沉浸在“东突国”幻想中，他们在喀什与和田发行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银行钞票，还出版了《东突厥斯坦周报》、《独立》月刊等刊物，宣扬分裂，鼓吹“圣战”。为了实现梦想，沙比提大毛拉扩军备战，四处搜刮，处处劳役。更甚一层的是强行推行伊斯兰教法，设立宗教法庭，滥施肉刑……
盛世才和苏联出击了。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两次出兵支持盛世才击溃对手马仲英等在北疆的势力，接着支持盛世才在南疆展开行动。然而，很意外的是，被击溃的马仲英却派一个部下轻松占领喀什，把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给摧垮了。据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汤姆森•格洛费的报告：2月 6日，在没有遇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大约800名回族士兵和1200名新兵就迫使1万人的叛军逃离了喀什。这个所谓的“东突国”仅存活了86天。
倾巢之下，“东突”头目们仓皇出逃，大部分在“总理”沙比提大毛拉的带领下，向西逃往英吉沙；另一小部分以“总统”霍加尼亚孜为首，向东逃往中苏边界。逃亡路上，分裂也开始了。“总统”早就与苏联以及盛世才方面藕断丝连，此次受苏联协调，霍加尼亚孜欣然同意解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率部归服新疆地方政府，并出任新疆省副省长。接到“总统”这项正式通知的“总理”沙比提大毛拉暴跳如雷，立刻召开“内阁特别会议”，拒绝“总统”的解散令，并宣布 “总统”为叛徒。未料到，霍加尼亚孜反过来率军突袭，在4月中旬占领莎车，逮捕了沙比提大毛拉等人，戴上刑具，押往阿克苏。到了7月，这些人被押往省城，不久沙比提大毛拉死于狱中。
而伊敏则带着几驮黄金，挟持3000余人，逃到了克什米尔，后来到了喀布尔，又联络上日本。不过，日本当时虽然有鲸吞中国的野心，却也认为他这个在欧亚内陆建国称霸的“蓝图”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老兵揭秘当年入疆军人的婚姻难题
作者不详/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 (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叹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叹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做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我们把这事给地主说了，没想地主死活不答应，讲了半天，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要一笔钱。我问多少。两百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连就凑钱，全连一百八十五人，一人一块，不够的由连里的干部再分摊。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给刘希苟娶老婆已把钱花完了，害怕地主再要钱，办不成事，就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挠。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脚，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护士。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妓女。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 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妓女。招收到新疆的妓女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她们大多恢复了人格尊严，在这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地方找回了作为女人的自尊和自信。
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画，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