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经济间谍多如牛毛
-“间谍”胡士泰一生谨慎一夜成名
-一个中国汉奸是怎样成了澳大利亚民族英雄的？
-宝钢内奸出卖国家利益 比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可怕
跨国公司在华经济间谍多如牛毛
重庆晚报/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日前遭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拘捕。该间谍事件一经曝光，随即在中国钢铁行业以及在华跨国公司当中引发“地震”。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的经济决策，中国经济主权已遭到严重威胁。
境外经济间谍多如牛毛
力拓间谍案只是揭开了外国公司在华间谍行为的冰山一角。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华间谍行为已是“公开的秘密”。去年8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曾发表文章警告说，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的经济决策，中国经济主权已遭到严重威胁。
7月15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类似力拓窃密案的情况在我国相当多，窃取对象包括我们的战略性先进制造业的机密，也包括一般性产业的机密，以及我们传统手工业的技术机密。从早年的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收受港商巨额贿赂案，直到近年败露的沃尔玛、朗讯、默沙东、德普、立邦漆等案件，已经连续不断地敲响了警钟。
催生中国六成腐败
这些间谍行为往往跟中国政府官员、国企高管的腐败牵涉在一起。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六成多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去年被捕的商务部官员郭京毅就是典型案例。据报道，在中国商务部条法司任职的郭京毅，在草拟外商并购中国企业的法令时，特意为外商留“后门”，对外资企业斩首并购中国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大开绿灯，致使中国经济安全形同“马其诺防线”。江涌告诉记者：“在当前中国，像郭京毅这样的人很多，口软了要替人家说话，拿钱了就要替人家消灾。”
搭建关系网套取情报
在此次力拓间谍案中，据说中国警方在力拓上海办事处电脑中截获了数十家钢铁企业的内部信息。而被拘捕的力拓上海办事处负责人胡士泰，是一位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华人，另外三名被拘捕的力拓员工则都是中国人。据圈内人士透露，胡士泰在中国钢铁行业很混得开，跟中国钢铁行业内很多人士有私交。据传此次接受调查的首钢高层谭以新是胡士泰北大的同学。胡士泰利用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人脉，上下打点得以获取中国钢铁行业的机密。
中国竞争情报学专家邹祖烨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境外跨国公司都有专门的情报机构，一些境外的中小企业也纷纷通过专门提供情报服务的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情报竞争，而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差得远。
当中，日本公司的情报能力值得一提。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说，日本公司的所有雇员都要定期接受相关训练，让他们时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把耳朵竖得高高的。日本企业窃取中国商业秘密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比如中国景泰蓝工艺、宣纸工艺等也早已被日本企业盯上，并让中国相关产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境外情报机构可能参与
此次外媒炒作力拓案的一个内容，是关注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介入调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日前在采访梅新育时提问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是否被赋予了新的任务来关注国际经济案件？梅新育对此观点予以了驳斥，并认为安全部门介入调查在中国有法可依。
梅新育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西方国家，动用强力部门参与保护商业秘密属于家常便饭，矛头所向甚至指向其他西方盟国。
同时，西方国家也动用强力部门参与到窃取别国的商业秘密中去。其实，早有西方媒体披露说，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庞大的情报机构面临裁员减缩，他们的任务也有部分从政治、军事情报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以帮助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扩张。
英国《星期日独立报》就曾披露克林顿政府的一项新政策——“消除比赛场地障碍”，它的内容即是为美国的商业利益搜集、接收和处理秘密情报。这项政策的指向之一，就是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扩充美国的经济利益。而这项工作具体则由美国商务部下属的“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来实施，这个秘密机构的官员据称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
虽然目前尚未有公开报道证实境外情报机构在华从事经济间谍行为，但在江涌看来，中国是境外资本必争之地，加之中国在相关法律法规上尚不完善，让境外机构有机可乘，中国自然容易成为他们从事间谍行为的乐土。
中国企业利益严重受损
7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力拓有关人员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中国国家秘密，严重危害了中国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
据报道，中国钢铁行业与外国矿业公司的谈判，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谈判一旦失败，中国遭受的经济损失无疑是巨大的。香港《东方日报》则以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案例说明其危害性。报道说，前几年，浙江电力系统一位前官员担任一家跨国公司的驻华代表，他利用早前积累的人脉，获取中国电力系统的重大设备采购底牌，并悉数泄露给外方，导致中方蒙受巨大损失，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亿元人民币。
外资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有人早已惊呼，中国经济面临八国联军的入侵。此话绝非耸人听闻，有数据显示，中国在工业主要产业的39个分行业中，外资市场占有率有2个行业超过七成，4个行业超过五成，9个行业超过四成。
可能泄露中国军事机密
除了危及经济安全，钢铁行业的泄密还可能导致军事机密的泄露。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称，钢铁行业是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因此钢铁企业的生产安排、炼钢配比等不仅属于企业的内部机密，更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在情报界，间谍机构往往可以从一国钢铁生产与消耗数据，推算出该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情况，甚至军舰、飞机等大型武器系统的生产情况。
江涌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需严防“内奸”和“外贼”，严堵泄密漏洞。他认为，要作好防范，首先要有防谍意识，做好宣传和教育，让大家有共同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全部门人士也指出，首先要尽快制定有关“反经济间谍”的法律，同时进一步完善《国家保密法》，对我国商业经济秘密提供全方位、高强度的有力保护；对在华经济间谍行为要根据《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和《刑法》中的相关条款给予有力打击和法律惩处。据国际先驱导报
外国公司潜伏手段钱名利色四管齐下
外国公司公关手段中，钱、名、利、色无处不在，无所不含。境外利益集团经常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者以课题经费的名义，将钱财赠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和立法施加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司空见惯的手段：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
不过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美色”。商海中的美女与美男间谍最为抢手，总是无坚不摧。
科研课题二次倒卖
二手课题倒卖的现象如今越来越严重。一些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等重大课题在经过两三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周期结项时，国外别有用心的机构就会找上门。
利用掮客“买办”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
与地方政府共生
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
垄断资本合围圈地
看似友好的中外合资合作形式也成为境外垄断资本在中国圈地的重要手段。
利用保密法漏洞
国人对一些“秘密”重视程度不够也常被境外机构利用。中国20年前曾颁布《国家保密法》“涉密”范围的界定非常模糊而宽泛，另外也没有明文规定各行业中的机密标准。
力拓
力拓是个什么公司
力拓集团(Rio Tinto Group，NYSE：RTP)是一家跨国性矿产及资源集团，成立于1873年。作为世界第三大矿业公司，其总部设在英国，澳洲总部在墨尔本，在全球拥有 60多家子公司。2006年税前营利大约为102亿美元，生意额则达254亿美元，雇佣员工3.5万人。
2007年8月27日，美国反垄断当局同意力拓以38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铝业(Alcan)，新公司的总部将设立于蒙特利尔，是世界最大的铝业公司。
目前，该公司控股的哈默斯利铁矿有限公司是澳大利亚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公司，在西澳皮尔巴拉地区有五座生产矿山(即汤姆普赖斯铁矿、帕拉布杜铁矿、恰那铁矿、马兰杜铁矿和布诺克曼第二矿区)，探明储量约为21亿吨，公司铁矿年生产能力为5500万吨。预计在建扬迪采矿工程完工后，该公司铁矿年生产能力将达到6500万吨以上。此外，力拓集团旗下的罗布河公司、加拿大IOC公司都是主要的铁矿石供应商。力拓矿业公司还涉及铜、铝、能源、钻石、黄金、工业矿物等业务。
中国在澳最大投资项目恰那铁矿就是与该公司在西澳的子公司哈默斯利铁矿公司的合作成果。力拓公司向中国出口铁矿砂、铜、铝矾土、氧化铝、铝等矿产品。2009年6月5日力拓宣布取消与中国铝业集团195亿美元的协议，按规定力拓将赔偿中铝集团1.95亿美元违约金，也标志着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计划的流产。2009年7月，力拓集团驻上海办事处出现间谍门事件。
“间谍”胡士泰一生谨慎一夜成名
重庆晚报/今年46岁的胡士泰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一夜之间，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而在此之前，这已经是一个在中国钢铁厂原料部门无人不知的人物。
随着震惊海内外的力拓“间谍门”事件公布，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大矿山驻华机构以及那里的员工，一时成为漩涡中心。
胡士泰们出自何方？国际矿业巨头又如何在中国网络和物色到这些重量级人物？他们在铁矿石较量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力拓铁矿石中国业务总经理胡士泰（资料图）
原籍天津 北大毕业
1963年出生的胡士泰，原籍天津，初中毕业后在天津一个机械工业学校学习两年车工专业。高考恢复后，他于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
据其当年同学回忆，胡在读书时，很有才气，拉得一手不错的小提琴，学习成绩在班里属于中等偏上，可能因为“文革”中家庭曾被打击的关系，他为人低调，待人谦逊。
大学毕业后，胡士泰80年代曾在中信集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去澳大利亚留学，毕业后进入澳大利亚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哈默斯利铁矿工作，力拓收购哈默斯利铁矿后，胡成为力拓雇员。1997年，胡士泰获澳大利亚国籍。
据一名曾与胡士泰打过交道的人说，胡多数时间都在中国，在业务方面，胡的能力非常强，跟几大钢厂的人非常熟悉，经常去到三、四线城市的中小钢厂，推销自己公司的矿石。在业内，胡士泰声誉良好，善于倾听，是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力拓澳大利亚总部用“优秀”和“勤奋”来评价胡士泰。
防偷听很少用手机
胡士泰一生谨慎。
作为力拓上海首席代表、哈默斯利铁矿中国区的总经理，胡士泰平时接电话很少用手机，一般会要求对方拨他的座机号码，据说是担心被别人窃听。但胡士泰的谨慎，却还是没有让自己摆脱牢狱之灾。
在和胡士泰打过交道的客户眼里，许多方面，他都可以被看作是职业人士的典范——待人亲和，做事积极。基于“超级客户中心”的理念，胡士泰为了解与满足客户需求，所表现出的赤诚与火热，让许多人感觉到，他压根不像一个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经理，而更像一个有着特殊使命的“潜伏者”。
和大多数跨国公司中国区总经理频繁高调出入于各种酒会不一样的是，胡士泰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也极少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公开出来。而胡士泰之所以有如此反常的举动，并不仅仅出于自身的性格，更与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因为胡所从事的工作，正好是与国家利益有着高度冲突的工作。
“中国智慧”为外国牟利
胡士泰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也是那些跨国公司驻华高管时常处于两难选择中的典型代表——在职业素养和国家利益之间，他们常常充满困惑，但又不得不做出选择。果断选择维护公司利益的胡士泰，尽管已经成功地把国籍改成了澳大利亚，但思维上却依旧很“中国”。他很巧妙高超地利用自己的“中国智慧”去为外国公司谋取最大的利益。他无疑是一个缺乏爱国意识的最佳职业经理人。
为了能够了解到比谈判对手“中钢协”更多的市场信息，胡士泰和其所带领的力拓中国区销售团队，深入到三四线城市的小钢厂，去深度挖掘各种“机密信息”，包括：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
胡士泰重视“调查”的价值，更晓得“内鬼”的作用。胡士泰在中国区主政期间，非常关心如何利用“金元”手段，来腐化与诱惑中国主要钢铁厂的中高层管理者，首钢高管谭以新就是其“金元战略”的猎物。
尽管，胡士泰不是矿山的集团高层，不会正式出现在铁矿石的谈判桌上。但胡士泰利用他独特的人脉与信息优势，给矿商集团提供大量的机密信息，而正是这些机密信息，让处在谈判桌另一端的中钢协倍感难受，经常是还没出牌，就已经完全被对方看清楚了所有底细。
一顿饭就可搞定信息
2005年，铁矿石市场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三大矿山企业也在谈判中屡屡索要更高的涨幅，供需双方的紧张关系已经凸显。
一位与胡士泰有过接触的人回忆，在一次与胡的闲聊中，他还曾友善地规劝过胡：不要跟中国做生意表现得太强势，要为中国的未来着想。而胡士泰当时却不以为然，并表示：“我们的价格是透明的。”
当时，胡士泰给这位人士的印象是，留着分头，比较儒雅，言语气质也比较国际化。
像胡士泰这样的拥有国企背景，又拥有国际化视野的气质的人，也正是三大矿山企业希望招聘的目标，目前在三大矿山企业中国区任职的高管，也都有类似的经历。
据另两大矿山的内部人士透露，像胡士泰这样的位置，一年的年薪应该有10万美元左右。前几年，矿山效益好的时候，奖金非常可观，有时候会对高管开出与年薪等同的奖金。有胡士泰的同行说，虽然目前对什么是国家机密没有明确说法，但确实不应该“为了迎合外国人而削尖脑袋不择手段去搜集(信息)，更不能为了自己的升职加薪，把很多的原则问题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还说，在中国，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打听到最有价值的情报，这种情况在日本就很难达到。而且中国对什么是秘密也没有一个标准，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不自觉地将信息透露出去了。有时候，一顿饭就可以从钢厂问到库存、产量等消息，而从协会、政府挖来的人打听这些消息就更容易。
胡士泰是不是汉奸
有人计算，胡士泰处心积虑地“为虎作伥”，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不下于上百亿。
一位钢厂老总说，胡士泰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做事情说话都比较周到、客气和得体，而且善于倾听，即使是比较强硬的话题，他也表现得比较谦和，而不会像传统经商的人那样咄咄逼人。因此，与他打交道给人的感觉是“既不是跟你特别近，也不是特别远”。
有网媒就胡士泰事件做调查显示，近13万被调查者中，91%以上的人认为力拓内外勾结现象是国企与外资谈判中的普遍现象，89.5%的人认为这是”窃取国家机密“行为，近6.9%的人认为这是工业间谍，3.6%的人认为是商业贿赂。
众多的网民对胡士泰持谴责态度，更有人以“汉奸”和“买办”呼之，呼吁要严惩。少数人表示需要冷静看待此类问题，但对各行各业的“灰色地带”今后需更好地立法规范。
一个中国汉奸是怎样成了澳大利亚民族英雄的？
世界商业报道/胡士泰，1963年出生于中国天津，但他和许多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员工一样有一个半中半洋或不中不洋的英文名字，Stern Hu
胡士泰，为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创下了一个伟大的纪录：
他是有史一来第一个被澳大利亚人称为民族英雄的华人――他的澳大利亚支持者称赞他是“贸易英雄”，这起码填补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没有华人英雄的空白。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为有这样受到澳大利亚英雄而骄傲呢?
7月初，作为澳大利亚力拓集团的中国主管胡士泰被上海的中国国家安全机构拘捕，一时之间，身涉了铁矿石价格战、中铝收购力拓事件等多起国际级经济纠纷的胡士泰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媒体和大众共同的焦点，在中国一方，胡士泰被称为“汉奸”，而在澳大利亚一方，他则被许多媒体称为英雄，甚至有媒体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营救”胡士泰――我想，这事若在100多年前，在中国羸弱不堪的清朝末年，澳大利亚或许还会做出向中国派出巨大舰队“营救”胡士泰的决定的可能吧，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战争不就是因这样的小人物发生的?
但，至少现在，澳大利亚还不敢，因为它打不过中国。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7月10日拒绝了反对派领导人特恩布尔要他打电话给中国领导人要求释放胡士泰的要求，而特恩布尔11日再次在议会炮轰陆克文，他说：“胡士泰是我们的澳大利亚同胞，而他在中国劫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作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应该立即向中国提出交涉。”
胡士泰，1963年出生于中国天津，但他和许多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员工一样有一个半中半洋或不中不洋的英文名字，Stern Hu，毕业于中国最有名的北京大学(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层出不穷真是北京大学的骄傲)，曾在中信集团工作，1990年代初进入了一家澳洲公司在北京设立的代表处，做咨询和贸易，1997年在他34岁时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后成为力拓集团的中国区代理人。
7月5日，胡士泰和他的另3位中国人同事刘才魁、王勇、葛民强――他们是力拓集团中国铁矿石业务部门的最核心团队，被称为“最得力的四大干将”――被上海市国安局以涉及窃取国家机密逮捕。
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在其国内舆论压力下对中方态度趋硬，其总理陆克文保证，尽力“协助”在中国被逮捕的力拓公司主管胡士泰。之前，在已表态的澳大利亚政府内阁成员中，只有总理陆克文称勿将此案政治化，而外交部长斯蒂芬8226;史密斯、贸易部长西蒙8226;克林、财政部长林赛8226;坦纳、金融服务部长克里斯8226;鲍文、国库部长韦恩8226;斯万等均利用自己的权力不同程度地向中方施压。
另一方面，连续6年的中国钢铁企业与世界三大铁矿石谈判更因此搁浅，让全行业已到难以承受失败之痛的边缘，中国钢铁行业不得不为不断高企的铁矿石价格买单，而据业内专家初步估算，自 2003年以来，6年间中国钢企仅因价格上涨就多支出约70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2倍多――这正是促使中国官方下决心重手以非常手段打击参与此间的澳大利亚公司及中国公司的相关人士的主要原因，但其实至少到目前为止，因此案被拘的如力拓集团、中钢协、宝钢、首钢、本钢、莱钢及其它中国钢铁企业的人员，都是中国人，而所有这些中国人中，只有胡士泰(Stern Hu)拥有澳大利亚国籍。
暂时，我们先抛开中国政府将如何处置涉案的所有人员不讲。
胡士泰及其他涉及本案的中国人，或者可以成为一种标本，即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即厘清个人身份认同以及国家利益认同的一种标本，而从去年以来连续爆发的关于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争论也可以从中找到某种例证，或者得出某些结论：
其一，胡士泰案证明，所谓被中国爱国人士痛恨的“经济汉奸”确实存在，即当代中国社会，“汉奸”这两个字仍然有实孙意义――但在旧的语言体系里，汉奸不只是为侵略者工作的中国人，而且个个是道德败坏形象委琐的坏蛋，但在许多与胡士泰接触过的人的印象里，胡士泰是一个“不错”的人，据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
胡士泰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做事情说话都比较周到、客气和得体，而且善于倾听，是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即使是比较强硬的话题，他也表现得比较谦和，而不会像传统经商的人那样咄咄逼人。因此，与他打交道给人的感觉是“既不是跟你特别近，也不是特别远”。
就是这样的人，曾经当了34年中国人，而只当了12年澳大利亚人的“华人”，涉及让中国的国家利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说，汉奸不一定是表面上的坏人，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可能更汉奸。
汉奸，是一种国家利益为价值观下的人格定义。
其二，澳大利亚的政府及媒体人士以关心胡士泰的基本人权的名义叫嚣着“营救”之，但同时，其实涉及引案的绝不只是胡士泰一人，在力拓中国公司就还有刘才魁、王勇、葛民强等3位胡士泰的同事一同被抓，另外，亦有首钢负责铁矿石进出口的经理人谭以新以及中国其它钢铁业人士多人被抓，为什么澳方偏偏只关心胡士泰的人权?难道其他的人就没有基本人权了吗?
恐怕，澳方真正关心的也不是什么胡士泰的人权，而是胡士泰的澳大利亚国籍，即并不是胡士泰这个人被抓让那么多澳大利亚人不能接受，而是“澳大利亚”这个词被中国抓让澳方不能接受。
或者，在一部分关心胡士泰基本人权并主张“营救”之的澳大利亚人心目中，除胡士泰以外的那些涉案中国人，你们的被抓是活该，他们就是卖国贼即中国人说的那种汉奸，但胡士泰是我们澳大利亚的人，他损害中国利益才成为澳大利亚的“贸易英雄”。
其三，胡士泰以及他的其他3位中国人同事，刘才魁、王勇、葛民强，通过向中国某些钢铁业人士行贿刺探中国钢铁业核心秘密以帮助铁矿石巨头在谈判桌上打败中国人，其实包括那些被胡士泰等人行贿的中国人士在内，他们所犯下的罪责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一件经济间谍案的不同两方，但为什么一方被澳大利亚政府和媒体称为英雄，而另一的命运根本不在澳大利亚政府和媒体以及大众关心的范围之内，他们死不死活不活与澳大利亚人无关，甚至有人还会以为，你们这些拿了澳大利亚公司黑金的中国人，就罪该万死。
所以说，澳方对涉案的其他人员的不同态度充分证明了“国家”在现在的世界还是一个终极的不可逾越可以压倒一切的价值观，澳大利亚方一方面祭出基本人权这样的正义幌子来“营救”胡士泰，别一方面对其他经济汉奸的基本人权并不关心，证明他们其实只是在关心 “国权”而不是什么“人权”，证明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国权”也一样高于“人权”，试想如果胡士泰不是一个澳大利亚籍的中国人，澳大利亚方还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向中国要人吗?
他们为什么不更加同情如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这些为了澳大利亚的利益而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的起码国家观念的那些中国人的基本人权――若按所谓人权至上或者普世价值的理论，这些为澳大利亚公司效力的中国籍中国人应比澳大利亚籍的中国人胡士泰更有人权精神和普世价值的典范――他们为了澳大利亚的利益不惜以犯罪方式触犯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对澳大利亚、对西方、对那些高叫着普世价值的人，是多么大的一种效忠和支持，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同情呢?
国家利益、主权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终极价值观，是不可逾越的衡量标准――胡士泰案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四，有人在此案事发后说，在日本就不会有刘才魁、王勇、葛民强以及胡士泰，以此强调日本人比中国人有骨气，但这样的骨气哪里来的呢?
难道胡士泰、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等涉案中国人真的只是为了“利益”两个字――这里的“利益”是具像的物质的和钞票的――而走上不惜损害祖国触犯中国法律这一步上的吗?
我认为，不尽然。
这次明为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纠纷事件实为中国人对中国人、国家对汉奸的斗争，其起因表面上是因为某些人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所致，其实是，在中国“国家利益”这4个字汉字已经萎缩得不能再萎缩的现况所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胡士泰、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等人心目中早就变成“国家利益低于个人利益”――在被上海国家安全局拘捕之前，我相信所有的涉案人在中国人眼中都是被羡慕的对像，衣冠楚楚，操流利的外语，出入上流聚会，收入颇丰(胡士泰之前的年薪是10万美元)，这些人的被抓是不是可以寓示，在中国，所谓精英人士阶层，“国家利益低于个人利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他们甚至代表了这个阶层的腐败、腐朽和反动，用以前最流行的一句话，他们应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
换一句“最乌有之乡”的话：中国现在的悲剧，或全在于当年被打翻在地的这些精英人士的翻身作主，毛泽东有多么英明，由是可知。
其五，胡士泰案细节纠缠再多也会过去，涉案金融再大也会过去，但它能给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执政党、中国的精英人士、中国的普通百姓留下什么样的反思呢?
为什么一宗铁矿石谈判，居然有那么多中国人成为国外资本侵略者的帮凶，即经济汉奸?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经济汉奸存在?
国家利益，被忽视太久，“国家”这两个字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就是一堆臭狗屎，任何什么人权、普世价值、民主的理由都可以对拿出来任意损害和玷污国家利益，而那些强烈维护国家利益的人民又任由被险恶地称为民族主义，却无见任何中国官方出来维护，还可能受到打压，在这样的境况下，出1000万个胡士泰、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都不足为奇。
第六，现在，胡士泰案即使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不想把它上升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跨国经济纠纷都不可能，两国民间因为“国家利益”而产生的巨大分歧将考验遭受7000亿损失的中国政府，是快刀斩乱地坚持重手，坚决把那些损害中国利益的汉奸或者别国的民族英雄们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还是面面乎乎推推就就地尴尬顶着国外的所谓“压力”寻找“两全其美”的太平良方?
是想让胡士泰这样的中国汉奸兼澳大利亚民族英雄成千上万，还是把他们销毁在萌芽状态，孰重孰轻，长痛短痛，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就是亿万个因此案而利益真正蒙受损失的中国百姓。
宝钢内奸出卖国家利益 比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可怕
网络/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自2004年以来，由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连续暴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已经从中国攫取了正常利润以外的7000亿元财富，这个数字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
铁矿石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其价格走势本来应该和其它普通商品一样遵循基本的价值规律，也就是说，铁矿石的价格应该由其开采成本、供需关系及普通商品的平均利润水平来决定。
1996 年到2006年世界铁矿石储量从1500亿吨增长到1600亿吨，可以保证世界100年的用量，而实际储量还在不断增加。2001年到2006年世界钢铁产量增长47.1%（从8.5亿吨—-12.5亿吨），而同期铁矿石产量却增长了59%（从9.32亿吨—-14.82亿吨）。1996年到 2006年世界铁矿石贸易量不过每年增长5.8%，世界钢铁需求近几年才达到7%的增长量，而世界铁矿石价格却从2002年的24.8美元/吨增长到 2008年的170美元/吨，仅仅6年的时间就上涨7倍，这样的上涨速度是不能用供需关系来解释的。
工资是开采成本中最主要的因素，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2-3%之间，其工资增长水平也应该与此相对应，所以工资因素不能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铁矿石作为一种普通商品，铁矿石的开采并不需要多少高科技的投入，所以其投资利润应该在10%以内，利润率不应该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2004 年之前的世界铁矿石价格保持了近20年的稳定即在16—20美元/吨之间波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在这20年里并没有由于铁矿石价格的稳定而出现亏损，相反，他们在铁矿石价格保持稳定的20年里（16―20美元/吨）保证了企业的利润与职工的基本工资正常增长，企业的发展也在良性的轨道里运行。
三大铁矿石公司连年漫天要价，说到底就是想谋取暴利。2006年力拓的营业额为254亿美元，而其税前利润却达到102亿美元人，毛利润率达到40%，经过2007年、2008年铁矿石价格的继续暴涨，其利润率更高。一种用普通生产工艺生产出的普通商品能获得如此高的利润率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事。
为什么在由日本人主持谈判的时间里，铁矿石价格能保持20年的稳定，而中国人一接手谈判铁矿石价格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7000亿是个什么概念，7000亿元可以让中国2亿贫困人口（日人均生活费低于1美元）每人得到3500元，7000亿元可以制造35艘中型航空母舰，7000亿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7000亿是甲午战争赔款的7倍。
可以说，铁矿石谈判的失败，是一种比甲午战争还更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的耻辱。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军事上是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对日本人的侵华战略及战争准备缺乏足够的重视并因此导致中国对战争的准备不足，政治上是由于北洋舰队成为李鸿章个人获取并维持政治权力的工具，惜战、惧战是失败的直接原因。清政府支付的战争赔款是2.3亿两白银，这个数字约合现在的955亿元人民币，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的。而铁矿石谈判期间（2004年—2009年），经济上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政治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远大于澳大利亚，军事上，中国并没有被澳大利亚打败。具体到铁矿石贸易上，澳大利亚也没有什么优势，2007年澳大利亚在7.5亿吨铁矿石贸易（海运）中仅占38%，而同期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约50%，由于铁矿石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平衡，总供给的增长甚至高于总需求，在此情况下，怎么会出现中国的谈判总是失败的现象。
有人将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的原因归咎于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控制了近70%的贸易产量，那我不禁要问，中国的焦炭出口量占世界的比例约50%，为什么焦炭的出口价格在2004年4月即已达到432美元/吨，而到2006年却下跌到130美元 /吨，即使到2009年，1―5月的平均出口价格也不过355美元/吨。如果参照铁矿石上涨7倍来计算，中国的出口焦炭价格现在最少也应该在2900美元 /吨。
而中国对世界稀有金融的出口量占了约80%，为什么稀有金属的价格却连年下跌。
尤其是石油价格，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国对原油的需求大幅下跌，而石油价格却从2009年初的33美元/桶迅速上涨到73美元/桶。此前1998年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价格仅14.3美元/桶，2008年涨到147美元，10年涨了10倍，而期间原油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也基本操持了平衡，也就是说，用市场规律无法解释原油价格的上涨，就如用市场规律无法解释铁矿石价格的上涨一样。
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中国卖什么什么跌，这是人们对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走势的一种形象比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令人宰割的被动局面，也许我们应该从铁矿石谈判、石油期货这些表面的圈子里跳出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从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来思考这些问题。国有企业是腐败的温床，这是笔者对国有企业的一贯评价。国有企业之所以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根本的原因是所有人对经营人的监管无法到位。
从法理上说，13亿中国大陆人是每一家国有企业的所有人，但由于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与13亿人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管赚了多少钱，13亿大陆人民并不能获得丝毫分红，反过来，这些国有企业亏了本，也不会要求这13亿人直接承担什么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漠不关心。作为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部门的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处于同样的利益无关的状态。既然无关利益，国有企业的老总们要怎样做，没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关心。
铁矿石谈判在去年奥运会期间就被记者揭露可能存在猫腻（人民网8月26日报道），为什么直到近一年后的今天才着手查处。为什么每到铁矿石谈判的关键时刻宝钢就会带头提价，而当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之际，为什么中石油、中石化的老总公然唱高油价，发改委甚至发文支持涨价，这样公然的配合，为什么没有人制止并纠正，说到底是国有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主体。如果宝钢是私有企业，它的股东会放任其管理者这样公然地损害企业的利益吗，绝不会。同样的道理，宝钢等国有钢铁企业管理人员之所以愿意为了每吨 0.5美元的回扣而放任企业遭受7000亿元的损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企业不是他们自己的，如果企业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绝不会要那0.5美元。
凡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就知道，企业老总们的开支（吃喝嫖赌等等）都可以种种名义在企业报销，企业里最有钱的除了厂长、经理就是供销人员。
中国从国际市场采购的商品远不止铁矿石与石油，沿海绝大多数的出口型企业的原材料都来自海外，这些原材料的采购金额绝不比石油、铁矿石少，为什么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就能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说到底还是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企业不是自己的，怎么弄都无所谓，何况通过违规操作还能为自己谋取巨大的利益。
其次，要从中国的选官体制去思考。商场如战场，这是人们对高度发达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的形象比喻。要在瞬息万变，高手如云，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残酷的的市场经济中生存并发展，需要企业家们及国家经济决策部门的负责人们有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及顽强的意志，这些人尤其学需要有崇高的道德水平、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还要并比其它人更勤劳。上述品质缺一不可。但在中国现行的选官体制下，具备上述品质的人要进入管理层、经济决策层基本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的集权体制下，选官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那些低能、无知、卑鄙、道德沦丧的人能更加顺利地进入权力层。这些人的心中早已没有了国家利益的概念，更不知羞耻为何物，他们一旦权柄在手就拼命地捞钱，奢侈地享受，至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百姓的生活，甚至自己的声誉都轻如鸿毛。指望这些人去战胜那些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经过数不清职业励炼与道德洗礼的西方企业家是不可能的。
再次，要从中国的经济竞争体制去思考。以宝钢为首的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会放任铁矿石的涨价，这其中当然某些管理者个人的卑鄙目的（据说这些钢铁企业管理人员中有大量的子女在美国、澳大利亚留学、经商，他们的钱都来自于力拓等铁矿石公司），但他们在铁矿石进口资质方面的特权也是重要的因素，不管铁矿石价格多高，他们都可以通过向没有进口权的民营企业倒卖铁矿石进口配额而获利（据说每年仅这方面的公开利润就达200亿），宝钢等大型国有钢铁企业还可以通过自己在钢铁市场的优势地位大肆拉高钢价以向下游产业最终向消费者转移高成本以获取高利润。如果没有这种特权，宝钢等国有企业的老总们是不敢面对铁矿石价格的狂飙行情的。
最后，我们要从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去思考。经济上的垄断与特权必然导致经济领域的腐败、企业的低效益并不可避免地发生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对消费者进行的肆意掠夺，而经济上的垄断必然要以政治上的垄断与特权为前提。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对电信、能源、金融保险及城市公共行业等垄断行业的公开掠夺行为无还手之力，就在于这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没有民权哪来的民生呢，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有选择县长、市长的权力，既得利益阶层敢这样猖狂吗。
慈禧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深刻认识到封建传统政治体制的危害，随后在她的支持下开始了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人的帮助下，光绪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颁布了 180条政令，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虽然这场变革由于光绪、康有为缺乏政治经验（操之过急，不幸陷入与慈禧的权力竞争并被以荣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而失败，但他们的改革措施最后却大多由慈禧推行，比如废除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允许民间学会的成立，鼓励创办独立的报纸，裁撤绿营，改用西式方法训练军队，从法律上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成立翻译局翻译出版西方书籍，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等等，这些措施最终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中国人的思想得以跟上世界的步伐，并最终使中国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避免了在此后与日本的战争中亡国的命运。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切肤之痛，慈禧怎么可能支持戊戌变法，如果没有随后对变法新政措施的大力推行，中国最后肯定会走上分裂、亡国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赔款不过2.3亿两白银（约合现在的900亿元），而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给带来的损失起码是甲午战争的20倍，给中国带来的耻辱与影响远甚于甲午战争。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使外国人更加看清了中国官僚的无能与腐朽，并将激起他们更大的对中国的掠夺欲望。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也同样使中国人民对腐败的官僚体系更加绝望，中国在和平环境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寻求出路的努力将更加艰难。
希望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能给中国社会各阶层以最深刻的警醒，并抓住最后一线机会扭转中国历史的方向，避免中国内外危机的总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