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末，随着上海社保局长祝均一被双规，一场10年一遇的反腐大戏正式开场。
但是在7月末乃至整个8月，即便是颇晓内情的记者们也未必就敢断定，此案将埋葬一 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前途。 事实上，上海社保案的系列新闻调查，是在一场迷雾中徐徐展开的。不确定的因素至少有两个：第一，中央调查社保案的真正意图当时并不清晰；第二，新闻媒体可报道的空间也不明确。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和编辑，就是在这样不确定的因素中，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新闻长跑。
事后，不止一个读者问我们，你们的报道有什么背景？如果了解这一系列报道产生的过程，答案会自动浮现。
一、 第一篇报道前后
7月下旬，上海社保局长祝均一被双规的消息逐渐在上海滩流传开来。
虽说祝均一只是一位厅局级官员，但此案显然跟其他厅局级贪案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上海滩已多年没有局级官员因经济问题下课；其次，双规祝均一的是中纪委而非上海市纪委，显示此案颇不寻常；其三，祝执政的社保局多年来并不为人所关注，不知会牵出什么经济问题。
即便记者能够调查出祝的经济问题，领导还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规避“异地监督”的风险。毕竟我们是广东省的报纸，而调查一个上海市局级官员的腐败案显然需要冒一定风险，更何况此案在当时看来就已显得颇为复杂。
背后关系摸不清楚，如何敢贸然出手？
最终，7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头版头条刊出了长篇调查报道，标题是《上海社保基金“违规投资”疑云》。
这篇报道在导语中即点出“祝均一被中纪委双规”的关键信息，但其后的数千字完全围绕上海社保基金运作来写，并没有写祝均一如何腐败。
这样的新闻操作方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时间极其有限，记者尚未查清祝均一腐败情节；第二，详细报道个人腐败有“异地监督”的嫌疑，不如改变方向调查制度问题，对事不对人，能够规避“异地监督”的风险。
在该报道中，尽管指出社保基金有违规入市之嫌，但也道出地方社保支付缺口所导致的投资冲动。总体来说，是以一种超然中立的立场在报道。
同一期报纸还及时报道了上海富豪张荣坤协助调查的新闻。报道民营企业家的违规，相比之下就少了“异地监督”的风险，关于张荣坤个人的报道就相对详细一些。
这两篇报道在周六问世，在当时尚未引发大规模的震动，只被视作民企违规的一个案例。
但是我们此前对张所在的上海公路业有所了解，在采访中早已知道张的背景，所以对张“出事”非常震惊。
二、 波折
这是真正的新闻记者都渴望参与的新闻，然而考虑到新闻“纪律”，显然不可逞匹夫之勇。
尽管第一篇报道规避了相当多风险，但考虑到案件可能背景很深，在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形下，我们还是选择了观望一下。
这一观望，就引发了其后戏剧性的波折。
在当时的形势下，从新闻实际操作角度来说，唯一可以深挖的是张荣坤。张本人并非政府官员，不会有“异地监督”之嫌。但是按照我们的经验，这种案子可能很快就会出禁令。
尽管可能出现禁令，但记者还是继续在搜集资料，调查证据。事情相对比较顺利，毕竟作为一份专业的经济类报纸，做富豪调查是我们驾轻就熟的一类题材。然而，禁令在第二周就到了。
禁令本身，大致只针对社保问题，写张荣坤未必就违反纪律。但此案确实特殊，因而编辑部就继续观望。虽然外电已有相当多针对张荣坤的报道，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报道还只是浮在表面。
就这样过了近两周，眼看对张荣坤的调查即将永远封存，孰料峰回路转——上海电气集团又出事了。
8月7日礼拜一，报社多位记者得知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韩国璋已于上周被中纪委双规。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此案与张荣坤不无关系。
上海电气是香港上市公司，透明度应该很高，更没有异地监督之嫌。但在获得官方确认之前，考虑到案件之特殊性，已经写好的报道还是压了一期。
就在一两天之间，官方公布了消息，而我们在此日将已准备多时的稿件发了出去。尽管在时间上落后于一些证券类的日报，但因为操作时间长，内容也是最详细的。
诸多媒体的聚焦让我们失去了做独家新闻的机会，但也显示张荣坤案已没有那么敏感，可以放手一做了。
三、 高潮
在接下来的几期报纸中，我们每期都有关于上海社保案的大幅独家报道，一时间洛阳纸贵。
可以调查的方向有很多。在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方向包括：张荣坤的身世之谜、张荣坤的发家轨迹、上海电气出事之谜、社保资金违规入市情况、相关企业如何善后、社保资金管理制度反思等。
等8月中旬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出事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数日铺开了记者网络。
上海特稿部、政经组、金融组、财经组各个条线上的记者，甚至包括驻香港站记者，都利用原有的资源展开调查，显示出一个全国性大报强大的资源优势。
其中特稿组记者，立即赶赴张荣坤的苏州老家，次日发回了报道。
留在上海的特稿记者则盯住随时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因为此时的上海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记者们每天交流的信息都是“听说谁谁谁也被双规了”。
政经组记者去了上海电气集团，同时利用私人关系与张荣坤的律师和手下交流，并与办案人员接触。
金融和财经组利用强大的资源优势，将社保资金的运作手法调查的非常专业、详实。同时已经开始采访相关企业重组事宜。
香港站记者则在香港第一时间专访到风暴中心的上海电气新掌门人。
北京站的记者不失时机地采访了专家和部委官员，对社保资金的管理提出反思。
就这样，一组组调查扎实、反思有力的报道，以每期数篇的规模出了数期。海内外媒体纷纷跟进，分别在报纸或网站的显要版面转载。
至8月25日下午，有消息传来，宝山区长秦裕被双规。此时，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多材料，知道此人的分量——陈良宇10年的秘书、案发前刚调至宝山。
由于官方的新华社晚上11点就已披露此消息，因此我们可以及时地在次日做深度报道。第二天，仅仅半天时间，一篇调查报道就告出炉。
关心上海社保案的读者大多知道秦裕的身份，上海社保案的指向已经相当清晰，我们的报道至此达到了一个高潮。
一位办案人员评价我们的系列报道，“及时、准确、深入”，而这也正是我们报道之初所设立的目标。
四、 2006年9月25日
在秦裕之后，尽管上海滩依旧流言漫天，但被官方确认“出事”的人已经不多。此时，
又一份与前次内容相似的禁令来到。不过，一些全国性媒体依然在报道，虽然都是炒冷饭，但显示了报道社保案的风险甚低。
其间，周正毅戏剧性的再次遭受调查，本报在第一时间独家做出报道。此后，除了陈良宇昔日的小兄弟、新黄浦集团董事长吴明烈被双规外，没有太大的风浪。
9月25日早晨，我连续收到两条短信都说陈良宇落马。开始还不太相信，到中午，凤凰网就发布了消息。随后，新华社、CCTV相继公布了这一消息。新华网还在当日配发了多条评论。
报社的记者聚集着，看了CCTV报道的视频。记者要考虑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时间里，如何报道陈良宇被查的新闻——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最重量级的调查性报道。
根据新华社公布的陈良宇四个问题，我们在之前的调查中均一或多或少掌握了一些信息，只需要花时间写出来而已。
两小时后，文章写出来了，拿去给领导把关，结果领导笑着说刚收到禁令。这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结局，所以也就无所谓沮丧。
过了一会，领导考虑了一下，觉得不妨打个擦边球，看陈被双规后各类人的反应。但这个决定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又一道更严格的禁令来了。
朋友提醒我应该把这些记录下来，留个纪念。我写了一篇blog，居然也被网管删除了。
最终，我们还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即反思上海模式。尽管文章最后见报时，删改比较多，但还是发出了声音。
几天后，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落马。借着写他的名义，把许多与陈案有关的信息隐晦地写入了报道。
至此，一场规模和级别都空前的连续性调查报道基本收场。
五、 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可以很简单的回应读者的疑问，“你们的报道有什么背景”？显然，并没有什么背景，从未有官方授意提供的材料。我们与官方的正式接触，也是一如既往地碰壁。
报道能做到这个程度，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都不可或缺。
所谓天时，就是如何在狭小的新闻操作空间中，判断模糊的“新闻纪律”下我们能做什么？从一开始的主动观望，到后来的趁势而起，显然都与我们对“天时”的判断有关。现在看来，当时的一些判断都相当精准。另外一个客观条件就是，我们的报纸今年是一周三期，意味着比以往更为强大的发布平台。
所谓地利，则是上海新闻中心的资源优势。《21世纪经济报道》在上海的记者人数在全国媒体中可谓首屈一指。虽然上海本地媒体也许资源更多，但很容易理解他们无法报道本地的黑幕，因此我们在那一个多月间，大多数新闻均为独家。
最后说的人和，就是在新闻一线的记者们了。《21世纪经济报道》以调查报道闻名于财经界，几乎所有记者都对调查性报道相当熟悉。而我们的记者是如此之多，每个人又在各自领域拥有一定程度的采访资源，所以当他们跨部门展开合作时，他们最终呈现在报纸上的报道就会显得“及时、准确、深入”。
这一组报道大多署名为陈芳，其实在这一个名字背后有10位记者。他们从业时间大多不到5年，在一份创刊不到6年的报纸上，阐释着大陆职业记者所能争取的话语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