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 文：金洗/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各种人士在各地有很多纪念活动，也有人在反思“六四”后海外民运的高潮和失落。从1978年西单民主开始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其主要参加者基本上都来到了海外。这其中还包括客死异域的刘宾雁、王若望等老一代自由化分子。所以，海外民运是中国最近三十年来的民运力量的汇聚之所在。
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断言：中国海外民运已经遭遇了历史性失败，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失败”。“历史的失败”可以再卷土重来，而“历史性的失败”，则是被历史淘汰，此路不通，必须放弃。
民运组织分裂瘫痪
在 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海外民运的参加者的人数一度超过了5000人，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现在，算上那些为获得难民身份而滥竽充数的人，所谓的“海外民运人士”多说也才200来人。但是，各种不同名目的民运团体竟多达五、六十个。很多组织仅有一个人，带领一些难民摇旗呐喊，虚张声势。这就像那些在大街上叫卖的小贩，做一些骗人的生意。
1982 年在美国纽约兴起的“中国之春运动”和随后在第二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民联) ，是当代中国海外民运的开端。而民联从一开始就是被台湾特务情治机构一手控制的组织。台湾当局当年将反攻大陆的一些经费，比如飘流天空和海上的宣传品，拿出一部分，给民联作为经费。而台湾全部的资助最初仅在王炳章一人的掌握中。
王炳章是海外民运第一个大“贪污”者。有人估算过，在他担任民联主席期间，有三十万捐款被他中饱私囊。他为了长期贪污这些经费，在民联的第二任主席胡平上台后，他抓住财权死死不放，让胡平作一个傀儡主席。王炳章当时在民联中有一批铁杆追随者，他试图当民联的太上皇。但是，后来胡平等人，联合丁楚(真名房志远)、薛伟(真名王元泰，曾因强奸罪在四川服刑十年) 、伍凡、吴方城等人，将王炳章开除出民联组织，这就是海外民运历史上著名的“罢王风波”。
在民联罢王风波愈演愈烈的时候，正是当年八九民运如火如荼的时刻。所以，民联的人没有去支持国内的民运，而是将全部的人力和物力用于了内斗。两派不断在报刊上刊登广告，互相辱骂。继之又诉讼到法院，势同水火。
王炳章率领一些追随者离开了民联，另外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但不久之后也不了了之。后来，王炳章又试图控制在“六四”后美国成立的自由民主党，而再次被留美的中国学生所抛弃。到后来他堕落到在美国做所谓的“蛇头”生意，将偷渡客非法运到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赚钱，被美国警方当场抓获。经历了几次这样的丑闻后，他在美国的民运圈子里已经是臭不可闻，人见人躲。他不得不再次用冒险来展示自己的存在，先后两次用假证件进入中国大陆，被捕后至今在监狱坐牢。这就是一个海外民运的开拓者的堕落和覆灭之路。
“罢王”之后，民联元气大伤，已经进入衰退之途。而罢王的内斗，则为海外民运首开先例，成为日后无数的内斗的先河。
1993 年1月，民联和后来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民阵) 在美国华盛顿举办合并大会。当时刚刚出国不久的王若望被四分五裂的民运人士推举为“共主”，出面整合海外民运。他率领被人称为“民运中的江青”的夫人羊子，周游列国。但是没有想到，最初力推他出面担任主席的徐邦泰、朱嘉明、杨建利等人，大搞黑箱操作，调动很多假代表到会，最终“图穷匕见”，将王若望抛弃出局，徐邦泰自己突然从背后出击，当选为所谓的“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民联阵)主席。
当时出席此次会议的很多民阵和民联代表，不承认大会的合法性和新成立的民联阵，并表示要继续保持民阵与民联的称呼和组织。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民联阵的人，与继续坚持保留民阵和民联组织的人之间，展开了全球大战。攻击谩骂、造谣威胁、法律诉讼、肢体冲突，无所不用其极。直到1993年年底，民阵和民联在澳洲再次召集会议，恢复了这两个组织的运作。
民联阵成立后，围绕摇钱树《中国之春》，徐邦泰、朱嘉明与胡平、于大海、薛伟等人，展开了拼死争夺。除了相互攻讦和控告外，还试图对个人的财产加以侵夺。他们都明白，谁占据了这个杂志，谁就有了台湾的资助，当然，也就成为台湾情报机构的附属。原民联的“联委会”主任徐邦泰后来当上了《中国之春》的社长，这给他提供了贪污的好机会。而薛伟、胡平等人则另外创建了《北京之春》杂志，成为台湾在民运中的另外一个情报据点。
这位据说是秘密国民党员的徐邦泰为人下作到了极点。他一方面对给杂志投稿的人说，杂志的经费紧张，不能支付稿费，但另一方面，他将家里的各种开销，包括宠物猫的食物购买发票，也用来报销。几年下来，他也贪污了30多万美金。在这些民运蛀虫的贪腐之下，《中国之春》最终不得不于2000年彻底停刊。
1998 年秋天，当时的民联主席吴方城坚决反对魏京生出面组织的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再次导致了民联的分裂。吴方城作民联主席四年，但却不想退位，表面上他道貌岸然，其实是心怀鬼胎。在1998年民联在加拿大举行大会前夕，他操纵修改章程，试图再次控制民联。而在他退下后，又推出徐水良来担任主席。至此，民联已经基本上没有人了，开会全球代表大会时也就是几个人参加。
民阵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不久，在巴黎成立的。当时主要的组成人员是“六四”的流亡者、海外留学生和华侨。在民阵筹备期间，筹备小组的组长陈一谘原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他到处打着赵紫阳的旗帜招摇撞骗。此人官僚习气浓厚，开会时经常信口开河，还在流亡中就给一些人封官许愿，让他们未来到中国担任省长、市长之类。由于陈一谘的表现很令人讨厌，所以，他没有当选民阵的第一任主席，而仅仅担任理事。从此，陈一谘就心怀不满，时刻想夺回民阵控制权。
他与担任民阵秘书长的万润南展开了激烈较量，被称之为“万陈之争”。万润南原是四通公司的总裁，算是有钱的人。在民运中他负责筹款。他主管民阵中的大陆工作，支付费用是秘密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和猜疑。后来到处传说他贪污民阵的捐款，有150万美金的账目不清楚。而陈一谘攻击万润南最严厉的一点就是财务账目不清。在民阵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人就反目成仇，互相在媒体发表文章攻击。而民阵内外一些反对万润南的势力，也在香港的一些杂志上不断刊出攻击万润南的文章。
陈一谘本来很想在1990年秋天的民阵二大上竞选主席，但是，他在民阵中的影响力远不如万润南。万润南担任秘书长，控制了财务和人事权，在各地培植了一批追随者。所以，陈一谘就想找人来压倒万润南，让万润南不能出来竞选主席。当时正好方励之从美国驻华使馆里流亡海外，来到英国的剑桥。民阵主席严家其、秘书长万润南、理事陈一谘等人，就到剑桥游说方励之出任民阵主席，被方励之断然拒绝。而后来还找到刘宾雁出来参选，也被刘拒绝了。
就这样，万润南在看到有必胜的把握下，出面竞选民阵的第二任主席并当选。而陈一谘推出一个朱嘉明与万润南竞争，朱嘉明因为在民阵中没有根基而败北。他失败后一心想报一箭之仇，处心积虑要打倒万润南。为了打倒万润南，他甚至不惜将民阵打乱和打烂。
民阵的万陈之争就像民联的罢王风波一样，是民阵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陈一谘在民阵二大后彻底脱离了民阵的活动，据说在海外还分别向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构出卖过他原来知道的一些秘密情报，以换取金钱。
在民阵成立初期还有个插曲。陈一谘等流亡者好色成性，经常要想方设法追逐女人。有一个女孩先是与陈一谘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投到阮铭的怀中。而阮铭原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工作，因为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和有男女作风问题，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公职。他来到海外后，多次打出胡耀邦智囊的称号，以获得人们的重视。就因为这个女人，陈一谘与阮铭闹翻了。而据说这个女人还与不少民运圈子的人有染。后来在美国，这些民运人士还在纠缠该女人，她就用了一计来整治他们。她将全部的旧情人分别约会到一个店里在同一时间吃早餐，她却没有露面，让那些好色民运人士个个面面相觑，尴尬不已。
说起民运人士的男女关系之混乱，有很多笑话。朱嘉明当年攻击万润南时说过一句话：万这个人政治野心太大，为了在政治上获得成功，连女人都不喜欢了。但万润南何尝是柳下惠。他从巴黎到纽约后，就与原来四通公司的一位蔡姓女士同居在一起了，而他的太太当时在北京。这位女士对于万润南与其他女人交往非常在意，醋意很浓。后来，万润南与她分手后，该女士还将万润南当时的一些生意伙伴的资料拿去了。而万润南从纽约到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后，又试图与一位李姓的原民阵总部女秘书搭上关系。这位原来在澳洲的女士，先是与自己的丈夫离婚而与民阵总部的一位副秘书长同居，后来又到美国嫁人。不仅这位李姓的女士不愿意与万润南亲近，她当时的丈夫知道了万润南的意图后，大为愤怒，当面让他保证不再骚扰自己的太太。
民阵在1993年1月的华盛顿大会上也遭受重创。后来再次打出民阵旗号的人，也基本上是民阵中原来的非主流人士。到去年夏天，民阵还公开分裂为两个，分别被称为“费良勇民阵”和“王国兴民阵”。反对费良勇一派的说词是，费投靠台独势力，倾向民进党，在民阵内部排斥异己。而指责王国兴的人则说，他们在魏京生的支持和怂恿下反对费良勇，但因为在民阵内部没有多数的支持，就分裂出去，另立山头。本来就没有几个人了，再分裂为两派，就更是孤家寡人了。
不仅民联和民阵屡次纷争，而最终分崩离析，就是在美国成立的自由民主党，也几次分裂，形成所谓的“王炳章自民党”和“倪育贤自民党”。倪育贤从八九年贪污美国华人给民运的捐款开始，时时有丑闻传出，不是贩卖人口，发难民财，就是嫖娼，最终还被一位难民告上法院，说他对未成年的女孩实施性犯罪。所以这两个党魁在腐败堕落上，真有一比。
民联阵成立后，也是风波不断，丑闻连连。内部因为分赃不均，就有人到台湾向给钱的机构揭发控告。1997年，民联阵本来要与“王炳章自民党”合并。此刻，王炳章已经因为失去了台湾的信任而被他的部下抛弃了，王策是主席。但王策刚刚当选为民联阵-自民党主席后，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就不予承认，自己重新宣布恢复民联阵的组织。
1998年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这个组党活动失败后，在海外出现了七个民主党组织，相互攻击，否认对方是民主党，指责他人是“中共特务”。张宏堡的中功组织和后来的中国影子政府、彭明的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刘国凯的中国社会民主党，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严重的不间断的内斗和分裂。甚至在不是民运组织的“中国人权”和中国独立笔会里，也因为人事纠纷和资金分配不均，以及贪污私吞捐款等等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可以说，没有一个民运组织或者民运的外围组织不发生贪污丑闻和内斗的。
今天，海外民运组织全部是名存实亡。没有正常的运作，没有会费，没有会员，更没有新人加入。王丹自己在台湾说，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民运的人数越来越少，而组织越来越多。这岂非怪事？
其实也不怪。海外民运组织的内斗和分裂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争夺钱财。有一个山头就可以印刷名片，到处化缘讨钱。特别是向台湾要钱。而掌握了这个山头，就能吃上民运饭。二是做难民生意。开始在一些国家，比如澳洲，当局只是给民运组织中的负责以政治避难的身份。所以，很多人为了避难留在澳洲，就要争当民运组织的头头。如果在选举中失利不能当选，就自己另外拉起一个山头来当大王。而后来，一些所谓的民运组织，特别在美国出现的像倪育贤的自民党和很多民主党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做难民生意而成立的。他们招揽一些偷渡到美国的华人，让他们出钱，给他们伪造文件和证件，参加各种示威游行活动，为获得政治避难创造条件。为了抢夺难民的生意，各个民运团体之间也要大打出手。
民运领袖名声扫地
与民运组织的分裂瘫痪相对应的是：民运领袖的名声扫地，臭不可闻。徐水良在宣布退出民联时说，他一生中遇到的坏人，百分之八十是民运人士。而这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如将这块遮丑布去掉了，就显示出他们真面貌：人渣。这么多人间的败类集中到民运中来，绝非巧合。
中国古人讲做人要有“三立”：立德、立言和立功。道德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在观察这些民运人士时候，可以暂时不管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而看看他们为人处事的做法。观察一个男人，从他对待朋友和女人的态度上，可以判定其道德水准的高低。
我们先来看看魏京生。他在中国大陆时期，人们知道的有过三个女人。第一个是平妮。平妮的父亲是藏族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叫平措，后来在中国国家民族委员会担任过领导职务，但是因为民族主义的问题被中共关押起来。在文革时，平妮的母亲也在1966年因为无法忍受凌辱而自杀身亡。平妮年轻时是藏族中少有的美女。现在，平妮生活在德国，嫁给了一位德国汉学家。在1996年前后，平妮不断地给人打电话，发传真，揭发魏京生强暴她的罪行。当时魏京生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平妮的资料，有中文的，英文和德文，她还寄给了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揭发魏京生的暴力手段和对她的强奸霸占。按照她的说法，文革开始时，魏京生与弟弟魏晓涛是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经常去她家打抢，也强暴了她。
另外一位是法国女人玛丽（Marie Holzman），她的中文名字叫侯芷明。1979年，当年还是年轻女大学生的玛丽与法国外交官白天祥结婚来到北京，她经历了北京民主墙的民主运动。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她对中国的魏京生等人非常崇拜，那时就与魏京生好上了。
他们的关系也充满着风风雨雨。此后白天祥和玛丽离婚，玛丽一个人回到巴黎。在魏京生入狱以后，她撰写过300多篇文章，介绍魏京生的事迹。将魏京生变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民运之父”。就是这样一位为魏京生奉献了多年时间的法国女性，在魏京生来到海外后，也经常和魏京生发生激烈的冲突。魏京生指责玛丽企图控制他，利用他的资源，利用他来出名和赚钱。或许真正的原因是玛丽已经年老色衰，魏京生有了更多的女人，就将她抛在了一边。
魏京生与童屹女士的关系演变，也令人心寒。童屹在八九民运时担任对话团的秘书。“六四”以后她中断了学业，也曾经被拘留审查过。从1993年11月开始，童屹给魏京生担任秘书。1994年4月魏京生和童屹同时被捕，后来童屹被判处劳动教养2年半，给她加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
当时在北京的人就说，童屹和魏京生不仅是秘书和老板的关系，他们还住在一起，是同居关系。后来童屹离开劳动教养的农场，在1997年来到美国。童屹到海外后，在很多场合高度评价魏京生，也到处呼吁释放魏京生，俨然就是魏京生的代言人。魏京生也在几个月后来到美国。通常人们认为，他们这对患难情侣，还会再继续好下去。但当童屹抱着鲜花到机场去欢迎魏京生的时候，魏京生并没有理会她。魏京生彻底冷落和忘记了童屹，他身边有了其他的女人。一些女人被魏京生的“民运之父”光环所诱惑，投怀送抱，而魏京生也是来者不拒。而据说魏京生认为童屹不够漂亮而离开了她。
出国后，魏京生在玩弄女性方面，毫无隐讳和羞耻。他长期与有夫之妇黄慈萍在华盛顿同居，众所周知。而黄慈萍还担任他的秘书。黄慈萍算是才女，也比魏京生年轻很多。就是这样，魏京生在各地也不断传出勾引女孩的丑闻。还有的女孩利用魏京生办理去美国的手续，他就要女孩陪他上床。在找不到女孩的时候，他还让人找妓女给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他又托人购买伟哥，时常带在身边。在外出开车时，他很愿意携带一为女士同住。
一位香港的戴萍女士，2007年发表了一部小说《好吗兄弟》，小说文本写的是魏峻明、魏小文兄弟，书中的魏峻明是“中国最著名的民运领袖”，“被传媒称为‘ 中国民运之父’”，读者都会联想到是魏京生、魏晓涛兄弟。在魏京生第二次被判刑的时候，戴萍来到北京，见到了魏京生的弟弟魏晓涛，发展出一段恋情。魏京生去了华盛顿之后，戴萍又从香港到华盛顿，跟随魏京生同居生活过一段时间。而此刻，黄慈萍也在魏京生身边。所以，魏京生算是有“齐人之福” ，但却让黄慈萍痛苦不堪。而这位戴萍也算是寡廉鲜耻的女人，为了写书出名，不惜与魏家两兄弟上床，还要将黄慈萍也牵涉进来作三角游戏。书中有很多令人恶心的描写。
一位评论者在读了小说后写道：“在书中，除了从小魏对大哥的崇拜敬仰，我们没有从大魏身上看到一点亲情的影子，就像是他的整个狱后生活都是在研究女人，与他那可悲的生理缺陷作着斗争，与最崇拜他的弟弟进行着电影上最流行的争风吃醋活动。每当看到对他生活细节的描写，我就不禁暗自庆幸，人，还是本分些好，民运这淌浑水，还是不要搅合了！”
对待民运的朋友，魏京生表现得很残酷而无情义。徐文立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徐文立因为与魏京生的看法不同，而且他的资历也比魏京生高，所以，魏京生反复造谣攻击徐文立。在徐文立1998年被捕判刑入狱后，魏京生在海外多次宣布说，徐文立是中共特务，中共为了培养一个能与他齐名的民运领袖，特意将徐文立下狱，增加其声望和资历。他还说徐文立根本不在监狱里，而是在宾馆里享受。他甚至还告诉美国国务院，让美国方面不要办理徐文立到美国来保外就医，试图让徐文立困死在中国。
刘青是中国人权主席，当年他为了救援魏京生而坐牢10年。但是，来到美国后，魏京生不断攻击刘青，说刘青掌握了美国给中国民运的捐款，没有请魏京生来主持中国人权的事务。后来他要求美国方面给中国海外民运的捐款，全部通过他来分配，不给刘青。结果刘青这位他当年的“恩人”，不得不与他公开决裂，由朋友成为手。
目前在海外还有一位很活跃的人物是杨建利。他参加过很多民运团体，比如：民阵、自民党、民联阵等，还有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和现在的“公民力量”。
杨建利在海外民运中一贯擅长投机和黑箱操作，野心勃勃而诡计多端。本来杨建利以其资历来说，在海外民运中算是晚辈。1979年民主墙时代的人，基本上都在海外了。而当时也有不少留学生的精英曾经加入过民运的队伍。杨建利善于组建自己的小舰队，有一个死党的圈子。利用这个圈子，他设计了很多打击其他民运人士的计谋。他知道，只有将别人打压下去搞臭之后，他才能在民运中出人头地。
在民阵成立大会上，当时还没有人认识的杨建利就出面竞选民阵的主席。他明知不会当选，但是他企图通过竞选给自己大大提升知名度。果然，他不久后成为民阵美国分部的主席。他利用这个分部，发展了自己势力，形成了“杨建利小舰队”。他们策划最先是通过组织选举运作，将杨建利的同年龄同背景(如留学生) 的人排挤出去，让杨建利成为胜利者。此外更为恶毒是，他们将不断来到海外的大陆民运领袖的缺陷收集起来，匿名加以攻击，使得他们身败名裂，丧失了作民运领袖的条件，而突出杨建利的地位。试想，所有的民运领袖都不行了，那不久是杨建利的天下了？
杨建利最丑陋的表演是在1993年1月的华盛顿大会上。他利用筹办会议的机会，将很多假代表塞进了大会中，以确保他的当选。而他又对可能反对他的人加以威胁，表示要不给这些人报销路费。甚至在安排会议的住宿方面也用心计算，将每一个反对他的人的房间里，加入一个他们自己的人予以监视。
在会上，他带领铁票部队，黑箱操作，将王若望排斥出去，推选了民运中的大贪污分子徐邦泰成为主席，而他自己担任副主席。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排斥了王若望、万润南、胡平等人，而又将他自己一派的徐邦泰和朱嘉明等人放在火炉上烤。因为后来在媒体上指责舞弊违规人，多半将矛头指向了民联阵的主席徐邦泰和理事长朱嘉明。这样，杨建利一箭双雕，让两方面的人相争，他则坐收渔利。果然，他在当选民联阵副主席没多久，就退出了民联阵的运作，而另外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当主席，为自己开辟道路去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基本上是台湾背景的一个机构。
很多人都知道，杨建利为了投靠台湾当局，加入了国民党。而除了在民运中打压他人抬高自己外，他还需要包装。按照台湾方面的计划，杨建利需要高学历，也就是博士学位，并且要在名校如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而他需要钱，台湾方面将赞助变为奖学金给了学校。这样，杨建利就能在没有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读书。杨建利在获得了加州分校的数学博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读了政治学博士学位。没有台湾方面的特定支持和按照计划加以培养，他不会这样一直读书下去。
另外一个包装是坐牢的经历。按照台湾民进党的经验，没有做过牢的民运人士，将来比人矮了一截。坐牢，也是民运人士必需的一个经历。但是，在选择坐牢的时机上，他和他背后的支持者也煞费苦心。2002年4月18日，杨建利用别人的证件进入北京，名义上是去考察沈阳、辽阳、大庆、抚顺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而4 月27日他在离开昆明票时被查到使用假证件而被扣，并被带到昆明的机场观光酒店。但奇怪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看守他，他还离开酒店来到外面，但后来再次回到酒店，等待警察来抓他。
有人分析，杨建利在云南被警方扣留，是有人“特意”举报他。但是杨建利被警法扣住以后，警方还不知道他的身份。他离开酒店后应该与派遣他的方面通话了，得到的指令是回到酒店等待被捕。而在海外，有一位据说与很多民运人士均有暧昧关系的来自加拿大的何姓女士，她与杨建利也有亲密接触，最先到处宣布了杨建利被捕的消息。而当时杨建利的妻子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情。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得到陈水扁接见过的政论作家凌峰最先在报纸上公布了杨建利在中国大陆的行踪。
当时，正是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的前夕。这是作为中共未来接班人的胡锦涛第一次访美，美国方面想借机了解胡锦涛，因而很关注此次访问。而杨建利坐牢，就选择在这个时间。其实，台湾方面也很想试探一下胡锦涛的态度，将杨建利送给中国，看看中共的如何处置。对台湾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举两得：一方面给杨建利增加了坐牢的经历，另一方面也测试了胡锦涛的态度。
杨建利回国被捕后，王希哲在美国发表了一封致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公开信，信中说：“旅居美国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杨建利博士，返祖国大陆考察东北工运，被中共逮捕至今。想必贵党中央与连战主席早已知悉。窃以为建利先生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海外留学生中所发展的最优秀的党员；即以国民党全党来说，其为贵党最优秀党员之一亦绝非过誉。”王希哲此举，不仅再次暴露他的浑浑噩噩和思维错乱，也为杨建利加入国民党提供了证据。
在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到来之际，王丹也异常活跃起来。王丹和王军涛，是民进党特别支持的民运人士。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基本上断绝了对海外民运的资助，只是支持一些特定的人。对于海外民运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民进党希望利用海外民运而开拓外交空间。比如：在民运的会议上邀请一些西方国家的议员和政客参加，而台湾的官员也乘机出席会议，进行接触。像费良勇领导的民阵，这几年在澳洲、柏林和布鲁塞尔举办的几次会议，均邀请一些外国议员与会，而台湾的民主基金会也提供赞助，并特别要求他们一定要请到外国政客。民进党对大陆民运本身没有兴趣，只是利用而已。
王丹是1998年来美国保外就医的。王丹来到海外后，就埋头写作赚钱，有人估计，王丹给不同报刊和电台撰稿、接受采访，已经有了几十万美金的收入。有经商发财的，也有读书发财的，而王丹搞民运发财，也是一例。而在陈水扁贪污机要费一案暴光后，其中就有给王丹的活动费用20万美金。很多人，包括王希哲也在报刊上公开要求王丹出面说明，是否拿了陈水扁的钱，而这些钱又用到哪里去了？王丹没有回答。
这正像台湾的报刊报道王丹是同性恋的事件一样。很多人询问他是否是同性恋者，但王丹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而是以“私人事情”回避过去。其实，王丹都40岁了，没有女朋友，也不结婚，当然早就有人知道他是同性恋者了。尽管同性恋在西方也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在中国还是被视为异类，很难在政坛上有所发展。所以，为了其政治野心，王丹就不得不将自己的同性恋的倾向隐蔽起来。
走到绝路无力回天
我们在上面分析了海外民运的组织和成员中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跳出民运的圈子，从历史的和国际的眼光来观察海外民运失败的必然趋势。
中国海外民运其实在理论上没有创新。按照西方新黑格尔主义的看法，历史早已经“终结”了，也就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思想家有关民主自由人权得思想获得了实践时。西方的这些民主思想在清末传到中国，引发了中国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种自由民主的价值，不仅仅在西方得到肯定，在中国也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可以预计，中国未来也会走上民主之路，但绝不是现在海外民运人士所计划的道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获得执政的地位，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经济上则采用了计划经济。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之后，中共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且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全部工作的重心，从此开启了中国的改革时代。
也就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民主运动再次在1979年和1989年发生了。从世界历史来看，18世纪当时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波及了整个欧洲和北美地区，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波民主化思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以及欧洲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开始发生了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这是世界上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在战胜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纳粹政权以后，也曾经有过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当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有一个长达30多年的冷战时期。20世纪的80年代末，世界上又发生了最近的一波民主化浪潮。在这一波浪潮的冲击下，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中国也发生了 1989年的民主运动。
当年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种事情也很快会在中国发生。“六四”之后，一些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甚至断定在2年到4年之内，中国将发生重大的改革，海外流亡人士会返回中国，中国会开始一个民主化的运动。这个运动首先是对毛泽东的重新的评价，平反“六四”，实现多党制和开放言论自由等等。但是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中国依然在快速的发展，经济以平均每年大约1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甚至被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进展的“中国模式”，中国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在中国还有环境污染、官员腐败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中国毕竟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实体，甚至已经成为世界上出口冠军。而与此相反的是，实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最先爆发了金融危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而西方国家受到的伤害最严重，中国成为挽救经济危机的救星。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全球范围的反对恐怖主义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美国处于领导地位，也是恐怖分子最先发动的包括“9・11”袭击事件在内的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国家。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中离不开中国的合作。而与此相反，一些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如彭明和王炳章，均主张不惜使用武力爆炸手段来从事民运活动。而流亡的东突分子，也策划了中国新疆境内的多起爆炸杀人事件。
再一个例子是环保问题。全球正面临着温室效应的灾难。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防止人类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全球各国需要团结合作。而中国作为世界强国，成为西方国家在环保方面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从这两个例子来看，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混乱，不愿意支持毫无势力的海外民运。没有中国的支持，反恐和减排就不可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以及东欧的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中共不仅接受了西方的马列主义，但更加灵活地加入了中国的传统因素。马列主义讲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要取消私有制。而中共今天提出的政纲是“和谐社会”，主张和平崛起，用宪法来保护私人的财产。正是由于中共在内部政治结构上有一种适用环境和形势的灵活变化的机制，它成功的度过了1989年之后的政治危机，将中国推向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中共并不否认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也在稳健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发展。
海外民运不仅在西方国家失去了空间，而在港台地区也失去了市场。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后，已经使得海外民运人士利用香港作为反对大陆政权的意图失败了。香港的繁荣与大陆已经息息相关。没有来自大陆的源源不断的各种经济上的支持，香港的经济就会衰落下去。这样，海外民运失去了原来最接近中国大陆的海外据点。
在台湾，从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时间里，陈水扁大力推行台独路线和“去中国化”政策，处处强调以台湾为中心，对大陆民运不感兴趣。除了利用海外民运来为台独助威外，民进党与大陆海外民运没有合作的切入点。
2008 年，国民党的马英九赢得大选，大力推动两岸的和解和交往，在短短一年内，实现了三通，签订了9项协议和1个声明。大陆观光客蜂拥而来，采购团也络绎不绝。在这种压力之下，民进党的高雄市长陈菊，也在近日到大陆做破冰之旅，而随后民进党也将调整政策，很多民进党的政客也会争先恐后地访问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对海外民运经济上支持最多的台湾，已经失去支持海外民运的兴趣。王丹最近到台湾试图求见马英九总统而遭到了婉言谢绝，就是一个明证。台湾方面唯恐海外民运会危及两岸的友好关系。毕竟，随著大陆游客大量进入台湾，陆资进入台湾经济和股市，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经济上的依赖越来越大。
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迅速进入国际社会的同时，海外民运就日趋势微。形势比人强。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海外民运的空间必将越来越窄。
一种政治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吸引人的的口号和纲领。历史上的民主运动能持久发展并取得成功，绝不是仅仅因为民主和人权的理念，而是现实的利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理念不能当饭吃，对老百姓没有诱惑力。当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了农民。中国近代的辛亥革命中，孙中山提出的纲领是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利用民族矛盾来推动民运的例子。
现在海外民运没有能调动中国民众的口号和纲领。首先，中共领导者现在并不反对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这就让民运高举的民主旗帜，失去了唯一标识的作用。在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反对民主与人权。那么，民运的目标并不是特有的，民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也有人提出要以反腐败作为推动民运的口号。其实，民运中的腐败还少吗？他们这些人今天还没有执政，就已经如此腐败和腐化，如果他们当权了，还会比中共目前的官员清廉吗？通常是人有了权力才会腐败，而现在民运人士是没有权力就开始腐败了。
“六四”事件20年后的今天，海外民运走到了尽头：没有人：老的越来越少，年轻的不加入，清流退出，劣币驱逐良币；没有钱，没有道德优势。
在此，我呼吁真正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的人，真正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应该放弃对海外民运的一切希望。海外民运组织和人士，不会为中国的民主化带来任何益处，而只有害处。中国前行的历史车轮，已经将他们远远甩在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