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27/中通社长文批评﹕媒体炒作赵紫阳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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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kjia (Post author)2009 年 05 月 27 日 at 9:33 下午

   人间正道是沧桑－－评某些媒体不合时宜的言论

   中通社特稿：
   作者：启霖

   美报为何炒作赵紫阳“回忆录”？

   从五月中旬开始，一条所谓“赵紫阳秘密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即将出版”的消息，引发了一些媒体的高度关注，它们频频播发新闻、发表评论，渲染“回忆录”根据赵紫阳“透露内幕”的“亲口录音”“秘密出版”，不免给受众造成疑惑与误导。为正视听，笔者也想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并对一些媒体炒作“回忆录”的真实意图和可能的结果作一点自己的评议。

   “六四”前炒作“回忆录”意在为“六四”翻案

   一些媒体炒作“回忆录”的时间，是对它们炒作目的最明白的注脚。今年六月四日，正好是中国中央政府平息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二十周年。当年政治风波曾经造成的伤痕已逐渐抚平，蜗居海外的所谓的“民主派”每年挑唆举办的“纪念追思”活动也因响应者锐减而呈偃旗息鼓之势。这时候，“回忆录”的出版无疑为重新挑起一部分人对于北京政治风波的“关注”、“怀念”设置出了新的“议题”。一些媒体的有关报道几乎都不回避出版“回忆录”同平息北京政治风波二十周年之间的联系，美国《华盛顿邮报》五月十四日发表的JohnPomfret的长篇报道更是毫不隐讳地点明，“下周，根据赵紫阳自述录音带整理的传记的中英文本将双双上市，而这个时间距离‘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纪念非常近”。作者还借“分析人士”之口说，“这本回忆录正是试图请历史还赵紫阳一个公道”。许多年前录制的“回忆录”选择目前这个日子出版，其政治动机显而易见是要借机替赵紫阳鸣冤叫屈，为政治风波翻案制造舆论。

   “回忆录”的编辑思路也清晰地暴露出利用平息北京政治风波二十周年这一机会为政治风波翻案的动机。“回忆录”并不是按照赵紫阳口述的时间顺序编制，而是打乱原来顺序，将“天安门大屠杀”列为“第一部分”展开的。主要编辑、赵紫阳原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在接受英国BBC专访，回答记者关于“选择在六四前发表赵紫阳的回忆录，一定是有所考虑”的提问时，明确表示，“对于今天来说，对我们最有现实意义的就是关于对六四事件的判定”。

   很显然，无论是编者还是参与炒作的媒体，其“兴奋点”都是在借六月四日为“六四”“说事”，企图否定中央对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性质所做的结论。

   但是，对于历史是非的评判，最有力的不是写历史的不同作者之间互相辩驳的言辞，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相信全世界客观观察形势的人们都不会否认，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国并没有如那些自我标榜为“民主派”的人预言的那样倒退回改革开放前甚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封闭、落后、贫穷的状态去，相反，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承续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的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针，社会各界、各民族群众团结在中央领导集体周围，维护了全国稳定团结的局面，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在二十年里创造了连续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有相当的进展。对于这种局面，全体中国人感同身受。如果说关于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的性质的结论不符合党心民意，怎么解释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的全国上下一心一意搞建设、奔小康的现象呢？中国社会各界、各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又是从何而来呢？

   为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定性翻案，就意味着重新搅乱中国人民的思想，激起社会的动荡，稳定发展的中国势必重新陷入文革那样的持续内乱之中。经历过文革和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的中国人，最知道安定团结的可贵，也最珍惜稳定局面的维持对于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的重要。在现今中国，还有多少人愿意牺牲稳定带来的大幅度改善了的生活，而去追求社会动荡可能造成的个人不幸、家庭不幸、民族不幸、国家不幸，乃至牵连到中国周边甚至更远的地方，造成世界性灾难？对此，不要说中国人民不接受、不允许，世界各国人民恐怕也不会接受、不会允许！

   贬低邓小平彰显赵紫阳头脑膨胀

   一些媒体在报道和评论“回忆录”时普遍张扬赵紫阳关于“他是向世界开放中国经济的改革先锋，并首先把市场的力量引进农业和工业领域，而这些措施……并不总是得到邓小平的全力支持”，“邓小平只是这一决策的批准者”等观点。有的媒体甚至凭借赵紫阳的那几句话，就武断地判定“赵紫阳才是日复一日观察思考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纽约时报》语）。“中国改革的真正总设计师应该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路透社语）。

   不可否认，赵紫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一点，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的多次讲话中都有提到。但在改革开放中起着开创性、决定性历史作用的，当属邓小平一人。我们不妨回顾一段农村改革的历史。一九七八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冒着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色手印，这是农民自发改变农村经营体制的一个创举。国内外普遍把此举动作为引发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事件。邓小平了解到此举动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前召开了为时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而正是在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请注意，当时小岗村所在的安徽省的领导层里并没有赵紫阳这个名字，党和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也还没有赵紫阳的名字。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0年期间，赵紫阳还只是与华东的安徽省相隔甚远的西南省份四川省委的第一书记。直到一九八0年四月，也就是作出改革开放决定的三中全会两年之后，赵紫阳才被上调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九月任总理。从某种意义上讲，赵紫阳之所以能够从地方进入中央决策层承担全国性的领导工作，除了他在四川的工作业绩外，和邓小平及其它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举荐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这是谁也不能够否认的一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说，把赵紫阳吸纳到中央来推行、落实中央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蓝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南巡，促进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改革开放热潮，出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再次显示出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宏图大略，那时就更谈不到赵紫阳的作用了。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居然把自己描绘成中国农村改革的始作俑者和设计师，岂非移花接木、头脑膨胀？

   其实，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问题，世界早就有其公论。为了帮助某些媒体恢复记忆力，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布什指出，邓小平所倡导的市场经济改革激发了中国大小企业家的创造性，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繁荣。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盛赞邓小平为中国人民制定了一个现在看来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他说，邓小平先生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变革。我们今天感受到了这场变革的成果。在我和所有法国人的记忆中，他是今天中国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总设计师，他是对中国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一员作出贡献的人士之一。对中国和全世界而言，他都是二十世纪的一位重要政治伟人。

   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认为，对中国、对世界史来说，邓小平都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二十世纪的一位巨人，一位世界级的政治家。他说，“中国‘文革’后，邓小平把中国带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让人们创造性地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改革者将名垂青史，他所创造的经济改革经验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到一九九七年三月，邓小平共有八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邓小平的头像再次被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标题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不过，这次显然更具有冲击力，因为他被评为《时代》周刊一九七八年的“年度风云人物”，这不仅因为他一手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启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一九九七年三月三日，邓小平头像第八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时代》周刊的文章指出，人们意识到，这位故去的老人，已经把中国带进了世界。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说：邓小平是“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中国今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他推动实行了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计划，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使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现代化”。

   ……

   不必再多加列举，上面的这些实例已经很能够说明在全世界人们的心中，邓小平，只有邓小平，才能够称得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难道这还会有什么异议吗？不知道炒作“回忆录”的那些媒体的资料库中是否还存有这些记忆？

   媒体炒作剑指何方？

   一些媒体在炒作“回忆录”时，一如既往地将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最根本的诉求。它们强调，“赵紫阳赞扬西式民主，并表示中国需要多党政治、媒体自由以及司法独立来建立议会民主制”（路透社语），“赵紫阳见证的不仅仅是历史，他还希望对中国的未来发出信息，即：逐渐向西方的民主过渡”（法国《费加罗报》语），“赵紫阳越来越坚信，中国不仅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需要新闻自由、独立司法和多个政党。赵紫阳写道：‘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而不是仅仅实行市场经济，它就必须以议会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德国《日报》语）

   如果说，为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翻案，是“回忆录”编者和替它炒作的一些媒体当前的阶段性目标，那么，鼓吹将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改变为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则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可以说，一些媒体在对中国鼓吹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方面，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们就会乘势而起，大加鼓噪。而境内外人数极少的所谓中国“民主派”也会应声而起，伺机而动。

   但是，这一次他们有点不合时宜，显得有点笨拙，有点“老道失算”。

   近些年来，中国成功的发展道路引起国际极大关注，人们开始思考“中国模式”（又称“北京共识”）与“美国模式”（又称“华盛顿共识”）的优劣。

   上世纪末叶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成为一种傲慢历史终结的开始，由于中国在那场危机中的杰出表现，有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二00四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就在一篇调查论文中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取得了令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知名教授雷默进一步提出“北京共识”更适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他指出：“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对此，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表示，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存不存在中国模式一直是国际上广受争议的一个话题，这种迥异于西方世界流行的自由市场模式，作为一种概念被提出之日起，便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质疑，但却挡不住一些发展中国家心驰神往。

   今天，一场爆发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金融危机引爆全球。面对这场新的更大的危机，中国保持了自身经济的稳定发展，再次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关注。有人认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明显损害了“美国模式”的声誉，而“中国模式”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中国模式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而且受到了西方的羡慕，具有全球吸引力；欧美模式的弱点明显，并呈衰退趋势。

   在评论中国发展模式时，最使国外学者们感兴趣并引起讨论的是关于民主的问题：没有西方式民主能否使经济得到发展？早在二００六年，一位俄罗斯经济学教授就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处方可谓背道而驰。”一位非洲国家领导人也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人们注意到，“中国模式”既融入国际社会，又不依附西方；既借鉴吸取资本主义因素，又坚持独立自主道路；既促进顺势的发展，又显示逆势的承受力。民主的渐进，经济的高速，社会的稳定，日益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见之于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舆论中表现出来。

   当然，中国人知道，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发展模式，只有与本国、本地区实际结合起来的国际经验才能够熔铸成为成功的发展模式；同时，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之中。但是，中国发展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提出，很大程度上表明，世界上不是只有西方的自由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制度才行得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状态的人们完全可以有更多自主的选择。

   我想，上述情况实际上告诉“回忆录”的编者和为之炒作的媒体：西方式的“民主”政体早已证明不适合中国。对于已经使中国获得巨大成功、使中国人民获得实际利益的现行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但不会轻易放弃，而且还要坚定不移的坚持下去。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而且会使之越来越好！

   “人间正道是沧桑”。“回忆录”的出现，既不可能改变历史，更不可能阻挡和动摇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这应该是唯一的结论。客观地说，某些媒体这一次对赵紫阳“回忆录”的炒作，实在不合时宜，其结果只能与他们的预期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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