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国春秋》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作者：姚金果 苏杭
１９１６年，当陈独秀已是蜚声中国学坛的著名人物时，张国焘只是一个刚刚迈入北京大学校门的学子。当时陈独秀尚在上海，张国焘只是通过《新青年》才认识了陈独秀。
张国焘不仅崇拜陈独秀的学识，更崇拜陈独秀的风骨。那是在五四运动中，当北大被捕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陈独秀为了营救被捕学生，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于６月１２日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不幸被暗探跟踪，被捕入狱。
正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会议的张国焘得知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１１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的消息，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学生会的成员有的被捕，有的去了外地，有的为避免被捕而不再露面。营救工作开展得很艰难。张国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睡觉，吃饭也在办公室里。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陈独秀和学生们被无罪释放。陈独秀出狱不久，为了避免再次被捕，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于１９２０年２月到达上海。不久，张国焘也因同样的原因离京赴沪。
在上海，张国焘见到了陈独秀，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张国焘于５月初曾回北京。７月初，他带着李大钊的重托，再次到上海与陈独秀面谈建党的问题，并应邀住在陈家。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９月回到上海任中央局书记。
不料１０月４日这天，法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们突然包围了陈独秀的家，捕去了陈独秀夫妇和正在陈家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搜去了在陈家堆放着的《新青年》杂志及一批书籍，并在陈家四周布下暗探，使前去拜访的邵力子、褚辅成也相继被捕。
陈独秀被捕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甚至孙中山都为营救陈独秀而多方联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为营救工作四处奔走，花钱请律师、买捕保。
张国焘为了营救陈独秀，印了一些传单，拿到大街上散发。传单介绍了陈独秀的生平，并引用陈独秀在五四时所发表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的内容，说陈独秀主张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希望以此来唤起人们的同情。不料，当党内同志们看到传单的内容后，便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这样做只能暴露陈独秀的身份，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张国焘这才恍然大悟，马上把剩余的传单销毁。
在多方努力下，１０月２６日，会审公堂宣判陈独秀交１００元罚款，将所有查抄到的书籍一并销毁。至此，陈独秀被捕一案了结。
怨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时，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集中了刚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一些青年党员，因而显得朝气蓬勃，气氛活跃。
当时主持中共上海区委工作的陈望道，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这使得一些刚回国的党员大为失望。他们本来是带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的。这种情况也引起张国焘的不满，而陈独秀对此却不在意。所以在二大闭幕后，张国焘的小组仍然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工人运动。
当陈独秀得知张国焘等人经常开会的事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搞“小组织”活动，是要架空他。盛怒之下，陈独秀提出辞职。这一下使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一时间，“张国焘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等流言四起。
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召开，陈独秀在报告中专门对张国焘提出批评，他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再一次与陈独秀发生矛盾。陈独秀支持国际代表马林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主张，并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而张则认为从事工人运动的人不能加入国民党，否则就会失去共产党的特殊任务，即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的任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张败北。这一失败加上小组织问题，使得张在三大上落选，甚至连中央委员也没被选上。
合张国焘的落选，反而引起了陈独秀的同情。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张国焘在中共四大重新崛起，不仅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再次进入政治局，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并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这年５月，五卅运动爆发。张国焘积极配合陈独秀指导五卅运动的进行，及时提出指导性意见。
五卅运动后，在共产国际要求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部。９月，军事部正式宣告成立，张国焘成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部长。这再次表明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信任。从此，陈独秀在工作中也得到了张国焘的鼎力相助。
离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张国焘因阻止八一南昌起义受到党的处分，他因而产生了脱离共产国际的领导、抛弃共产党而另组“工农党”的想法。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陈独秀，被陈独秀否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问题。为了总结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对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同时为了就近指导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使陈独秀和张国焘能够参加六大，共产国际直接向他们发出邀请。但陈独秀拒绝参加。为争取陈独秀赴苏，瞿秋白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陈独秀关系亲近的王若飞等人做工作，但都未能如愿。
张国焘接到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陈独秀虽然拒绝出席，却主张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出席，是不妥当的。张国焘也劝陈独秀接受邀请。他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陈独秀则认为他的处境与张国焘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他表示决不出席六大，但以后还可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只是不愿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
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国焘与陈独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国焘通过参加中共六大，又在中国共产党内活动了１０年；而陈独秀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于１９２９年被中共开除，后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此后的１０年内，两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张国焘与陈独秀的再次相聚是张国焘叛离延安之后。
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张国焘曾向陈独秀提议另组“共产党”。但陈独秀仍像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听到张国焘建议要组织“工农党”一样，加以拒绝，他告诉张国焘，自己已没有那样的能耐。据国民党人郑学稼回忆：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的生活很困苦。这事被国民党有关人士得知后，便设法筹到一笔款子，给陈独秀汇去了支票。但没想到陈独秀将支票退了回去。后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又将支票交给张国焘，托他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接到张国焘的信和支票后，很是生气，便给郑学稼写去一信，内附支票，要郑学稼把支票立即交给张国焘，并在信中写道：“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郑学稼将陈独秀的信和支票转交给张国焘。张国焘看完信后说：“仲甫先生总是这样。”
不久，陈独秀即隐居于四川江津，断绝了与张国焘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