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舆
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尘埃都已落地，中国古代我们往往看得比较清楚。法国年鉴学派早就指出，历史只有放到“长时段”里才能显现其深远意义。
但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却总是看不清。这里有政治问题，也有智商问题。如在张国焘的评价问题上，有的人就太离谱了。
1、张国焘是因为“历史的误会和机遇”才被“推上不应有的峰颠”？
真是破鼓万人锤呀。张国焘不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现在有人连他的“能力”竟然也要怀疑！事实上，我们无论怎样给张氏定性，但也不应怀疑其“能力”。张氏是“五四运动”最著名的干将之一，在中共年轻一茬里谁的贡献以及影响力能超得过他？他不仅出席了中共一大，而且还成为组织主任，此后一直身居中共高层。1927年以前，中共的中心工作是发动工人运动，而张是工人运动最主要的领导者，此可浪得耶？土地革命时期，张虽然下去领兵较晚，但那时鄂豫皖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八万之众，最主要的功劳难道不应记在他的帐上吗？说到张杀戮红军高级将领，当时哪个根据地不是这样？江西根据地的“富田事件”，恐怕要比其他任何根据地的杀戮都更加血腥与残酷！
2、张国焘不北上，是因为他吓破了胆？
这是一直被许多人所误解的。事实上，直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共也没有打出什么“北上抗日”的旗号。那时，毛认为“国民党飞机大跑厉害”，因此执意北上，想渐次撤退到宁夏，以随时跑到外蒙。（这跟抗联在最危急时也不得不撤退到苏联是一个道理）事实上，是张国焘坚持不再向北撤退，而要留下来继续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壮大川西北根据地。那时，毛所给定的进军目标不是陕北而是宁夏，难道贫瘠的宁夏要比富庶的四川更有利于开展革命吗？之所以去宁夏，无非是想实在不行就撤到外蒙罢了。直到打下辣子口，毛才从一份旧报纸上得知在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才改变了方向。
3、张国焘意欲“解决”中央？
张国焘“挟兵权要挟中央”？事实上，除了那几个从苏联回来就窃据高位的秀才，张国焘那时在党内的资历、地位是最高的，也许只有周恩来可与之一比。而毛仅仅是在遵义会议后才恢复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什么时候出了一个“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毛自己也说“有人说中央是汉献帝，我就是曹操”，自然他自己是不承认的，只是当笑话来说的。
毛夤夜带领红一方面军突然出走，起因是叶剑英提供的一份所谓张命令陈昌浩“解决中央”的电报，但那根本不可信，此电报的原件也根本不存在。事实上，张听说毛率军突然跑掉，非常吃惊，只让一个军长不带任何武器追上红一方面军询问情况。假如张真的想“解决中央”，中央和毛的那点人枪，以及非常缓慢的行军速度（由于糟糕的道路情况所致），是根本是跑不掉的。张没有动手，唯一的解释是张国焘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解决中央”。但由于毛擅自开拔,张也不得不改变了北上计划。
4、怎样看待张国焘逃离延安？
中国的一部政治史，其实就是一部“胜则王侯败则寇”的历史。翻遍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一山何曾纳过二虎？哪个落败的君主可得善终？
西路军挺进宁夏其实是中央军委之命，哪里是张国焘的主张？但由于西路军很快覆灭，张国焘在中共中央生存的最后一点依据也不复存在了。张氏在《我的回忆》（大陆本作《叛徒的自述》）中说，那时在延安自毛以下都可以羞辱张。有一次，进步学生排练一个戏剧，让张的儿子演一个汉奸，毛带头笑道，让张国焘的儿子演汉奸再合适也不过了，众人闻听都哈哈大笑。这就是张国焘当时的生存环境。事实上，比杀戮更痛苦的就是羞辱。张国焘投靠国民党，我看未必是真的归依了“三民主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出口气，就跟当年的石达开一样。
中国革命，就好象几辆重型坦克在剧烈碰撞。谁半道下车，连立椎之地都没有。
远了不说，在中共这辆车里，就有不少半道下车的，但他们无不在夹缝里苦苦做活。如中共最早的领袖陈独秀，最早的党员张申府、李达、罗章龙。
陈独秀，中共创始人之一、早期领袖，大革命失败后成为斯大林的替罪羊，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组建托派，又蹲了几年国民党的大牢。1937年出狱后，毛泽东以陈承认错误为条件邀请陈去延安，陈以“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坚拒。后迁居四川江津，反思斯大林独裁统治，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钻研文字学，1942年在贫病交迫中病逝。
张申府，中共最早发起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因与一些人意见不合而退党。1958年被打成“右派”。逝世后，《人民日报》讣告称他为“党的老朋友”。
李达，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中央宣传主任，因对建党一些重大方针策略不赞成，不堪忍受陈独秀的作风， 1923年脱党。建国后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会会长，“文革”中在武汉含冤逝世，1980年平反昭雪。
罗章龙，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是李大钊的得意学生和助手。192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第三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四、六届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被开除党籍。1979年，中央将他由湖北调至北京，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与前面几位相比，由于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罗章龙算是较为“幸福”的一位了，活到99岁（1995年2月去世），但生活仍非常清苦。89岁时（1985年9月）为了解决住房困难，罗章龙还亲自写信给他的老同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亲自奔波，却未能解决。罗生前曾相中万安公墓的一块墓地，却无钱置办。逝世后，由亲友出钱才在那里买下一块墓地。
不要说他们，就是曾经在遵义会议上倒戈支持毛的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后来的日子又怎么样呢？尽管他们拥戴有功，但他们的位置毕竟曾经在毛之上，建国后只能处在不尴不尬的境地。遵义会议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建国后最高职务仅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郁闷已久的张闻天对导致“大跃进”运动发生的思想方法、思想作风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由此激怒了毛，而被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遵义会议时的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建国后也靠边站了，也仅仅给了一个外交部副部长干，但还被毛指责犯了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错误，在文革期间更是遭受迫害。
张国焘的情况自然与上述几位不同，其共产党叛徒的帽子永远也摘不了。问题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就不存在什么“政治犯”了，南方完全可以纪念他们的英雄。现在，连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和解了。我们看待中共历史的人和事，为什么就不能宽容一点呢？他当时要想活得有点尊严,只有出走这条路了。就象陈独秀宁肯以一个社会名流的身份老死江津，也不想回延安做一个受气的媳妇。张国焘以共产党数一数二人物之尊，去做军统的一个小特务，难道是为了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吗？他不是为了出口气还能为什么？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异常复杂，别用短视眼光看待历史，别用简单的标准去衡量人物。
对于张国焘，首先悲剧！他首先是一个可怜的人，正如近代以来的中国！别再歌颂刘胡兰了(我觉得让这么小的女孩也参加到“革命”中实在太残酷),也别再骂张国焘了,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和解、协商与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