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和张国焘。）
一、张国焘生平
张国焘(1897.11.26─1979.12.3)，字恺荫，又名张特立，中国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
张之父张鹏霄曾任象山知事，少时进私塾读书。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来参加五四运动，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
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信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俄国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共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1922年二大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
1923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四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五大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出狱后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
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参加起义。1927年7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丶负责人。1927年八七会议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后去苏联，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初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
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之後，张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为小金）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并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年9月擅自率8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0月5日，张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成立自任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行成立党中央。
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1936年1月24日，共产国际令张取消其中央，张被迫同意追随中央红军北上。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党中央。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1936年7月初，他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张对他的错误做了检讨，中央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1938年4月8日，张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经西安到武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张1946年至1948年在上海办《创进》报；1948年底因政治环境变化，举家迁到台北。1949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1949年至1952年10月任《中国之声》杂志社长。
1966年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张国焘撰写有《我的回忆》，并於香港明报月刊刊登中文版，引起很大争议。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6年张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1979年12月3日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张於1942年与杨子烈结婚，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 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张湘楚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 学医。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二、长征中张毛的较量
6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是这样记载张国焘和毛泽东的生死较量:
在欢迎张国焘的酒会上，大家都有意回避着不同意见。
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之中。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依旧先是相互的敬酒辞，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的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说，“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届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张国焘又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饭吃完了，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接着，张国焘就派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这让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多年后，彭德怀写道: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
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后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又专门找到聂荣臻谈话，问到关于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时，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表示:“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
张国焘在抚边停留三天，忙着与各种人谈话；毛泽东则忙着部署即将开始的松潘战役。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在夹金山北麓耽搁了太久之后，终于从不同的方向和地点开始向北移动了。
毛泽东一行跟随左路军行军。
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所在地。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
张国焘对这个慰问团有点不放心。或者说，他对目前的中央有点不放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终于共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会合的可能性已经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党内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
中央慰问团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七月六日凌晨一时，李富春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
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七月九日，一封署名为“中共川陕省委”的电报到了，电报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九号署名的川陕省委领导人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并提出具体人选且要求“立复”，此封电报可谓空前绝后。
十号这一天，毛泽东到达了芦花附近。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北进的计划也许会出现挫折，那样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做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是惟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女红军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
芦花会议只有一项内容:解决组织问题。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
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
想当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当然明白，在这个会议上他是绝对的少数，他不可能提出自己当军委主席的意见。他别无选择，只有同意。于是，张国焘表示“基本赞同”。
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突然向中央发难。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
徐、陈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张
三日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无用了。更严重的是，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关于张国焘选择嘎曲河水上涨无法过河的借口，一直跟随朱德行军的康克清后来是这样回忆的:”董振堂带着红五军正准备涉水渡河，张国焘却说河水看涨，谁也不准过河。老总问带路的藏民，藏民说:这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过去。河面有近百米宽，水流不急，不像涨水的样子。但张国焘一口咬定河水正在上涨，不能过。老总说:’空谈无益，还是派人下去试试。’张国焘不肯派人，潘开文［朱德的警卫员］站出来说:’我去！’老总叫他骑上自己的马。他问明了藏民过河的路线，拿了一根棍子，同红五军的一个战士一起骑马下到河里，不大工夫，到了河中心，用棍子试了试河水的深度。到了对岸，听见他高声地说:’水不深，最深的地方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部队立即准备下水，张国焘吼:’谁也不准过！叫他们两人给我回来。’然后又对老总说:’河水分明在上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老总说河水并没有涨，即使涨，也涨得很慢，现在正是大队人马过河的好时机。刘伯承也过来说:’两个人都过去了，证明河水不深，应当抓紧时机赶快过河。’董振堂过来请示:’总司令，我们前卫部队先过去吧。’张国焘竟然不等老总说话，大声吼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他的蛮横，使左路军只好在嘎曲河边宿营。第二天早晨，天空密云不雨，河水明显地退下许多。朱老总正在组织部队过河，作战局向他报告说，四方面军的部队已经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返回阿坝去了。这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来见朱老总，气愤地说，他因为坚持要过河，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决不后撤，遭到张国焘的训斥，还被张国焘打了一耳光。他说:’我当兵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若不是为了团结，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现在他已带四方面军部队回阿坝，我决定带红五军北上同右路军会合。’……老总却摇摇头，说:’要顾全大局，向远看，不能凭一时感情用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的工作。'”
如何对待张国焘，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态度最为引人注目。徐向前态度十分明确，而陈昌浩在考虑再三后也认为中央的北进计划是正确的。于是，两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表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军南去南进为下策”。目前是红军进入甘南的最佳时机。至于”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徐向前和陈昌浩请求张国焘”飞示”，因为”再延实令人痛心”。
当天，张国焘回电，没有解释，没有答复，只有命令:
[发总指挥部］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同时，张国焘严令左路军第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徐向前和陈昌浩感到事情严重了。
徐向前让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汇报。晚上，陈昌浩来电话叫徐向前去中央开会。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以七人联名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
九月八日二十时张国焘焦急地等待着右路军开始南下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的电报。
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他对左路红军部队下达了南下的命令。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作了汇报。
毛泽东先是亲自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点点头。
晚上十一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三军团。
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毛泽东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到达了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
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因危机四伏而紧张混乱的日子。
凌晨刮起了大风。
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李维汉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让他们分别负责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的行动。半夜里通知立即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丰低声说:”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跟我走。”
红军大学是凌晨三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政委何畏还是跑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陈昌浩十分震惊。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陈昌浩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三军团。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张国焘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李特再次转达了陈昌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回去。毛泽东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如果这些话确是毛泽东当时所说，那么毛泽东的话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红四方面军北上恰好是在一年以后。
九月十日深夜过后，得到消息的张国焘发来了电报:
林、聂、彭、李［李富春］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朱、张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夜晚，乌云密布，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二十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竟然走了六个小时。红军走到了包座河边，一边是翻滚着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
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
第五军团、第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在黑暗中行走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
但是，毛泽东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无人可比。
三、1938年:张国焘叛逃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 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 ，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四、张国焘办报和”经商”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
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
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五、张国焘流露要回大陆的意愿
1953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陆，心里也很振奋。他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的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告诉他：回去可以，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张国焘，又萌生了回大陆的念头。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六、张国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负责人，先后20多次拜访张国焘。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己所知以满足他们。这样，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也讨到了一些报酬。
七、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在花费了4年时间后，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在这4年期间，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八、蒋经国曾资助张国焘
1968年，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决定远走高飞，去加拿大投奔大儿子张海威。 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达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到多伦多不久，他和妻子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维持生活，有时还可到中国餐馆小酌一顿。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因为老人病院是官办的慈善机构，所以条件很差。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
为了解决贫病交加的困境，杨子烈想起了在美国的一个人。当年张国焘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投降时，热情接待他的是时任武汉市警察局局长的蔡孟坚，两人为萍乡同乡。张国焘与蔡孟坚交往多年，颇为投缘。
蔡孟坚见到杨子烈后，对她说：张国焘任中共驻莫斯科首席代表时，王明曾将蒋经国打成托派，被判流放。是张国焘向俄共极力交涉，才改为准许蒋经国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旁听，后又争取蒋经国去工厂做工，使蒋经国免去了流放之苦。在重庆时，蒋经国曾与蔡孟坚一道探望过张国焘，此时可求助于蒋经国。于是，蔡孟坚遂致电台湾的黄少谷，告知张国焘在加拿大的窘境，说张国焘若病死、饿死在加拿大，则对张国焘本人及台湾均为一大讽刺。蔡孟坚请黄少谷将此情转告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
蒋经国闻讯后想起张国焘的旧恩，唏嘘不已，请蔡孟坚捎1万美金给张国焘。
九、张国焘晚年谈文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有人曾请教张国焘，他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别人的问题。
问：“毛泽东如何？”
答：“润之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
问：“林彪如何？”
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
问：“江青如何？”
答：“明星嘛，这会做了主角，总算不错了。”
问：“康生如何？”
答：“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问：“周恩来如何？”
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张的答复，后来事实证明，观察深入，一语中的，他的确不愧为中共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不过，一个政治人物往往看别人易，看自己难。
文革期间，张国焘出版《我的回忆》，杨子烈出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1968年，张国焘夫妇移民加拿大。张国焘于1979年12月逝世。
中共说，张国焘晚境凄凉，冻死异邦。实际上，加拿大政府把张国焘的生活医疗全包了，仅是没有特权而已。毛泽东逝世时83岁，张国焘逝世时82岁，毛比张仅仅多活了１年而已。
十、张国焘移民加拿大，客死异乡
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
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关于张国焘病逝的消息。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
一个曾经创立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激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的功过如何，有待中共秘密档案的开放和将来的进一步评判。历史会给他一个公平恰当的评价的。
（舒峰舟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