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记者万毅忠报导／望闻问切、号脉观神这一将悬壶郎中与恹恹病患囊括其间的画面，就像一部黑白默片中记录下来的情景，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数千年。似乎在旧时的日子里，人们生死无悔，从没有人对这祖宗流传下来的医术说过不字。
但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国门，随之而来的现代科学也让中医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噩梦之中。06年4月，长沙的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10月6日他又和美国纽约的华人康复医生王澄一起提出《关于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议》，并征集签名，由此引发了最新一波对中医的挞伐，在海内外中文网站引起了激烈争辩，10月16日，中国卫生部表态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国内各门户网站也接到论战禁止令，让处于守势的中医获得了片刻的安宁。然而透过这一面由官方赐予的盾牌，人们再一次感觉到了中医在百年噩梦中的悸动。
对中医的百年挞伐
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传教士医生在珠江三角洲以行医的方式辅助传教。1827年，东印度公司的传教医生郭雷枢来华，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为贫民免费治病。他的一个建议加速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速度和规模，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发表论文《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提出以医学为先锋进入中国。1838年郭雷枢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西医最初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发中西医之争。
对中医的抵制首先开始于日本。日本的“汉医”源自中医，在日本曾一度占据了医学主流，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引进了现代医学，日本医学界广泛要求废除汉医。与此同时，日本对汉医药“废医存药”，基于对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鉴定开发了很多汉方药。
这股对传统的挞伐之风很快就传回了中医一枝独秀的中国，最初的反中医者们以浙江省籍人士居多。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发表《废医论》，首度明确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914年，钱塘举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决定废止中医，不用中药：“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废中医之议。在抗议人士不断的请愿下，北洋政府回应：“非有废弃中医之意”，废医之事不了了之。
1920年代开始，海归人士成为反对中医的主流，如主导全面废止中医活动的余云岫、大作家鲁迅、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被称为“欧化和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丁文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等都倡导废除中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指出“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认定“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1929年余云岫以委员身份出席中华民国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提出建议要求全面废止中医，并由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因遭到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而未能付诸实施。上海中医药界人士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把每年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1933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精卫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1934年，后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发表文章，指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他认为：“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他声明：“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
1950年5月，余云岫参加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再度提出废止中医方案，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还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1953年这些做法受到毛泽东批评，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诚与副部长王斌被撤职。
1961年台湾的的李熬发表过两篇关于废除中医的文章，他在《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中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对中医学给予了政策上扶植，中医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试图反对中医。在1979年卫生部的广州会议上，当时力量均衡的中西医就曾有过一场“谁是主导”的激烈争论。争辩的起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对抗传染性疾病中，“抗生素”和西医力量居功至伟，自然科学的理性动摇了中医的民间基础，官员也明显出现“中西两派”。时任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平衡双方意见，以“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重”方针，从表面上结束了这次纷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试图在医学上用两条腿走路，它在第21条中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
从20世纪末开始，国际互联网上出现了新的一波对中医的批判，有些网站还开辟了批判中医的专栏，一些网络名人活跃其间。直到2006年6月，长沙的中南大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功耀教授在博客上发表系列文章，温和地提出了：“我们的主张既不是废除中医，也不是取消中医，而是推动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在我国目前这种社会状况下取消中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而且未必就有好处。”后来，他又与住在纽约的王澄发起了“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公告”，引起激烈争辩。
三联生活周刊发表《西医非要逼死中医？》一文，认为签名是一百年来多次争辩的持续，衹是中西医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医每战每退。公告的首位签名者、纽约医生何刚在接受多维采访时说：“中医是滞后了两千年的国粹，在西医不断淘汰、纠正、创新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中医抱残守缺、停滞不前，两千年保持同一张面孔。”
签名发起人王澄告诉多维：“这次对中医的挞伐自下而上，是民间打中医，不同于从前，以前是留东洋和西洋回国的人当了高官之后搞洋务，当时草根是护着中医的。这次政府表态不同意我们，中医也要批判我们。本来我们作为草根，就如小草一样一脚就能被踩死，但这次没有死，是因为我们说的是真话。我告诉对手：从80年到现在，你们垮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衹要中国前进，你们就会继续往下垮。”
中医的窘况
民国初年，中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有50万，1978年人数大为减少，但仍有近30万之多，目前在中国大陆，衹有27万名中医，西医人数在1949年不足9万，今天已达175万，西医和中医呈五比一的对比态势。但实际上，在27万中医中，衹有3万人还在用中医看病，其余都是用西医的办法看病。在中国目前的医疗实践中，西医和中医的比例达到了近70比1。
有资料显示，中国的名中医人数从1980年代的5千多人也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500人，有人直叹中医药传承出现危机。尽管中国大陆现有32所中医院校，但1/3至1/2的课时都是讲授西医课程，毕业生多数不会望闻问切，被人讥为假中医。
回首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施行“低成本、广覆盖”的合作医疗政策，这种“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结合式方针使低成本的中医能徧及中国大面积的贫困地区，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问题。那个年代可谓是百年间中医少有的黄金年代：中医被鼓励、中医学院广泛设立、中医人才井喷式出现。
王澄告诉多维，目前中国大陆，认为医院讲求经济效益，能赚钱的是英雄，CT、核磁共振、手术室都很赚钱，中医科因为势弱不盈利，被戏称为豆芽科。王澄说：“本来应该是现代科学打败中医，但现实中，医院追求金钱这个极为错误的做法，一下子把中医打得没影儿了。”
有报导说，一家有200名医生的医院，中医科人数有14名，由于缺少患者登门，中医科近乎关门，医院被迫裁人，除针灸、按摩、理疗等项目保留4名医生之外，其余十人每月领取350元生活费，打道回府自谋出路。但矛盾的是，一方面年富力强的中医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国家还在大批地培养新的中医学院毕业生，尽管毕业生的去向可能是推销药品或去娱乐中心做按摩。
王澄留意到在他和张功耀联合发出《关于促使中医中药逐步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建议》之后，西安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司履生教授撰文《中医在中国已经退出了主流医学》，称中医早已退回民间了，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医院还用中医诊病。王澄告诉多维：“我知道在国内，就有医院院长扬言说如果不是评三甲医院规定一定要配置中医科，早把中医踢出医院了。”
作为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授，司履生指出的事实是在中国哪怕一个镇一级的卫生院，都是由学过现代医学的医生占主导地位，就连残留下来的部分赤脚医生，也在用抗菌素和打吊针，不采用现代医学，医院恐怕无法生存。
在司履生的文章中，中医的活动范围被描述成衹是在那些偏远山区农村的老大爷老大娘，得了病没办法，才找当地的中医，聊以自慰。城里人相信中医得病看中医的的已经不多了，哪些人去找中医呢，一是得了晚期癌症，奄奄一息，想在中医中创造个奇迹，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人，去找那些自吹有祖传秘方的中医，或者他们的家人，为了尽心而已。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中医早已被边缘化了，而且还要越来越远地退出主流医学，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趋势。 无独有偶，中医的衰退在台湾也早已出现，根据台湾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所1996年的一项研究，台湾经由正规中医教育体系所培育的中医系学生，在毕业后大部分都选择执业西医，仅极少数选择中医执业，九成的中医系学生选择一毕业后先至西医受训。研究发现台湾的医疗体系是一个不整合且偏西医的局面，不仅医疗结构如此，中医系的医学教育亦呈现双元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