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青年时代曾来旧中国旅行；后来，他又克服重重困难，成为最早访问、考察新中国的第一批加拿大人。特殊的中国情结，加上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情感，决定了特鲁多敢于冲破美国的阻挠，终于推动中加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随后作为总理的首次访华中，特鲁多赠送给了中国人民一套意想不到的珍贵礼物……
1、解放前夕就来过中国
特鲁多于1968年4月下旬出任加拿大总理的时候，年龄49岁。他上任后，在不到一个月之内，就六次谈及新内阁的对华政策。
其中5月23日，他在回答《环球邮报》记者提问时表示说：加拿大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在对华关系上，加拿大已经等待美国15个年头了”；他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
特鲁多的母亲是苏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混血后代，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贵妇人；父亲是律师，家境富裕。青年时代，他先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读法学、在美国哈佛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在巴黎政治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深造。1948年，29岁的特鲁多结束了在伦敦的博士生学习以后，花了18个星期的时间骑着摩托车周游闯荡世界。他身背旅行包，留着胡子，经常身穿当地土著民族服装。
当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青年特鲁多正好在中国旅行。
当时，他到了兵荒马乱的上海，朱德指挥的百万大军正准备渡江南下，街头老百姓的脸上、眼里正流露着对新政权的希望之光。他期望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进行的考察，因为战争而未能进行下去，只好离开了。他离开的时候就执着地想着要回来！
1961年起，特鲁多在蒙特利尔大学担任副教授，讲授法学课程，课余撰写政论文章。在中国与加拿大于1961年做成了第一项小麦贸易的次年，1962年，他终于设法通过加拿大驻香港的机构办妥了进入中国的手续。他从罗湖桥进入中国，考察、游览两个月，足迹遍至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他觉得西方对新中国的描述，与他所见所闻有很大的差异。
1965年他46岁时，决定正式从政，加入了自由党，当选为众议员，任当时总理皮尔逊的国会秘书；1967年任司法部部长兼总检察长。他闯入政坛仅三个年头，就于1968年4月当选自由党领袖而出任内阁部长。
上世纪 60年代后期，西方盟国努力摆脱美国的控制，这就为加拿大调整亚洲政策、承认中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此时，加拿大已经成为新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了加拿大小麦的最大买主。特鲁多瞅准时机，代表自由党内的少壮派，对皮尔逊落后的对华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他们所拟定的新党纲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使他赢得了人心，在竞选中当选自由党的新领袖，随后当选新总理。
这种种因素与内外部条件，使特鲁多敢于打开这扇承认中国之门。于是，他指示加拿大驻瑞典大使馆设法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接触，传递了加拿大政府准备与新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信息。
周恩来因势利导，果断决策：与加拿大展开建交谈判。
2、“汉弥尔顿同志可以代表中国”
1970年4月，城里的积雪与渥太华河、里多河面的冰层已经在融化了
这一天，特鲁多来到议会大厦的小厅里与汉弥尔顿喝咖啡，他对这位前任农业部长很尊重。汉弥尔顿见过周恩来，进行过推心置腹的长谈，其中谈到过台湾问题。
两人刚入座，热乎乎的两杯咖啡端上桌，特鲁多就说：“你当这个部长那个部长的时候，我还在大学教书哪。”特鲁多是指汉弥尔顿在联邦政府先是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长，接着又调任农业部长。“你跟中国做成第一笔小麦生意，才使我有机会去人民中国访问考察。”
他说，现在遇到的难题就是台湾问题，建交谈判的情况表明，中国方面对台湾问题极其重视。汉弥尔顿回忆说：“周恩来总理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特鲁多说：“我加入了自由党，给已经担任总理的皮尔逊做秘书。他就很有感触地对我谈起过朝鲜战争的教训：加拿大在朝鲜战争中有1500多人伤亡，付出的代价够大了。停战之后，政府是接受了教训的……我们是很愿意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
汉弥尔顿说：“在我当部长跟中国人做成第一笔小麦买卖时，美国人马上就作出了反应，禁止向我们出口装卸粮食用的真空泵，还禁止美孚石油公司向我国运粮船只提供燃料。迪芬贝克与我都极其恼火。迪芬贝克曾对美国大使说，你对肯尼迪总统说，假如这只鞋套在你们美国人脚上，你们会有什么感觉？！”
特鲁多笑了，说：“尽管有美国和加拿大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对，现任内阁还是要承认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已经迈出了一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一直认为，我们作此表态已经足够了；至于台湾岛是属于中国领土主权范围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无须由加拿大表示赞成或者反对的。”
汉弥尔顿感到疑惑不解。特鲁多说：“就像我们从不要求同我们建交的国家承认北极圈地区是加拿大的领土一样，我们也不愿对别国的领土承担义务。”
“不。我觉得中国人自有他们的道理。台湾问题与北极圈不同，北极圈范围里没有任何政府声称要代表整个加拿大国家。”汉弥尔顿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报纸上说，去年年底第24届联大表决中国席位时，我国代表仍然投美国提案的票，就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问你，为什么你反复表示不看美国的脸色而要承认中国，加拿大又在联大跟着美国投票。”
特鲁多说：“对于加中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人还提出另一个前提，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我们应从法理上说，我们也不能对属于将来的行为预先承担义务。”
汉弥尔顿笑了：“我们既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在联合国里当然应只能由北京政权代表中国。北极圈里的那些北极熊居民们，是不会要求在联合国里占据席位代表加拿大的。”
特鲁多哈哈大笑：“应该称你为汉弥尔顿同志，代表中国与我们进行建交谈判。哈哈哈。”
3、周恩来笑称：在美国的后院交上了朋友
10月7日，周恩来在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的时候，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中加谈判请示报告等几份紧急文件已经递到他手上。这一天，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最后一轮中加建交谈判中，双方共同确定了建交公报文本。王栋大使立即发电报向北京报告。
深夜，周恩来返回西花厅，才得以细阅斯德哥尔摩电报传来的喜讯，他清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加拿大是继英国和法国之后正式承认新中国的第三个重要的西方国家，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加拿大虽然追随美国，但是，从其本国政治、经济利益考虑，也并非完全屈从于美国。从60年代初，加拿大就冲破了美国的封锁禁令，同中国做起了粮食生意，开展了两国人民间的交流和往来。中加两国还实现了互派记者，1964年6月，新华社驻加拿大分社宣告成立。“文革”开始后，双方民间交往中断，官方和半官方的往来也一度停顿。但是，双方的贸易却一直在增长，中国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数额越来越大。从6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粮食的最大买主。
到了6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政界人士已经感到，不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是不符合加拿大国家利益的。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制定了中加建交的谈判方针。在1969年底联大开会讨论中国席位问题时，加拿大仍然投美国提案的赞成票，为此，周恩来批准了暂对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加建交谈判进行“冷处理”。但问题总得解决。他考虑到特鲁多政府承认中国所须承受的美国的压力，以及其在施行独立外交政策时所显示的抵制美国压力的力量，便同意在公报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上灵活接受加方阐述的方式，以解决会谈中所遇到的困难。这就是新中国建交史上独特的“加拿大方式”。
周恩来批准了采用这个方式。他得知10月7日中加建交谈判达成一致后，笑着说：“我们在美国的后院也交上朋友了。”
4、“加拿大方式”解决了建交谈判中的难题
其实，在斯德哥尔摩城西北面利丁厄路的外国使领馆区，中国与加拿大两国驻瑞典大使馆相距并不遥远。加拿大使馆是新建筑，中国使馆是老房子。中加建交谈判轮流在两个使馆进行，逢单轮是在中国使馆，逢双轮在加拿大使馆。
1970年9月17日，中加建交谈判第14轮在加拿大驻瑞典使馆举行，谈判取得了突破，双方接受了如下表述——
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取得这样的突破来之不易。在建交谈判第五轮开始讨论建交公报文稿，进入 1970年，双方继续在建交公报文稿上进行研讨和磋商。中方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两个中国”，对加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积极方面给予鼓励和欢迎，对其消极的表现，则坚持原则，不予迁就
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对公报的立场逐渐靠拢，终于在9月17日于加拿大使馆举行的第 14轮谈判中达成了建交协议。10月7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最后一轮谈判中，双方共同确定了建交公报文本。王栋大使提议说：双方一年多来的辛劳终于有了成果，应该干杯庆贺。于是，主人打开了茅台酒，欢笑声与杯盏声交错而传出屋外。
10月10日，中加建交公报签字仪式在加拿大使馆进行。中国方面由王栋大使，加拿大方面由玛格尔大使，代表各自政府在建交公报上签字。
建交公报主要内容分为四段：
1.自1970年 10月13日起，两国政府互相承认并决定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
2.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3.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4.两国在建交后的六个月内互派大使。
在以上四段中，关键段落是第二段和第三段。其中第二段中“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尤其是“注意到”就是加拿大方面提出方案的原有的措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加拿大方式”。中方既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也照顾到加方的情况。
签字之后，玛格尔在与王栋干杯庆贺时，笑得很甜：“为了在北京听回音壁，干！”
10月13日，双方同时在各自首都公布建交公报。
中加建交，被称誉为70年代的 “报春花”。加拿大是重要的发达国家，又是美国的近邻。加拿大与中国建交，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大突破。紧接着是——11月6日，意大利与中国建交；12 月15日，智利与中国建交；进入1971年，5月28日，奥地利与中国建交。
同时，中加建交还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一个又一个国家谋求与中国建交或发展关系，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
5、访华礼物——白求恩大夫的遗物
1973年10月金秋，特鲁多以总理身分访问中国。
特鲁多总理是携带着结婚不久的年轻夫人玛格丽特来访的。当特鲁多夫妇被主人引进钓鱼台18号楼下榻时，周恩来说：“去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就住在这栋楼里。”
特鲁多笑着打趣道：“承认中国我比他早走了一步，但是访问北京，他比我赶早了一步。”
周恩来笑说：“不能说他比你早，总理阁下已经是第三次访问中国了。”
特鲁多为这次访华作了精心的准备，特别是为准备赠送中国人民的礼物，费尽了心思。他为此召开过专门会议，征求建议。
据说，对大部分建议，特鲁多都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是将加拿大珍藏的中国古文物回赠北京的建议，他一听说后立即表示反对。他懂得中国的近代史，从中国流失到国外的文物，不是偷的就是抢的，以此作为礼物，搞不好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后来夏普外长告诉他，听说不久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活动，其中有一条灯谜：在这个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加拿大人。最后刚随父母移居法国的一个中国小学生猜对了——白求恩！当时在加拿大，没有什么人知道白求恩。但中国大使馆职员解释说：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家喻户晓，连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上都在讲白求恩的故事，八亿中国人至少有六亿知道，理所当然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加拿大人。
加拿大外交部将白求恩的故居辟为纪念馆。周恩来则很感谢特鲁多所赠送的这些珍贵礼物。
10月13日，在特鲁多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周恩来对特鲁多说：加拿大在1970年承认了中国，在70年代北美是第一个；中加建交推动了一系列欧洲的西方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加拿大与中国建交并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影响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