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27/新疆、西藏问题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郑永年/尽管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它们必然影响甚至牵制中国的国际关系的未来。新疆和西藏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被困的内陆国家,世纪之久的强国梦则无从实现。

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新疆和西藏越来越呈现出两个互相关联和互相强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和区域化。国际化指的是新疆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制约中国的有效战略手段。在去年的奥运会期间,西方各种势力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发难。在西方的推动下,西藏问题在西方已经变成一个高度道德化的议题。西方在把达赖和藏独运动道德化的同时尽力妖魔化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西方的这种政策在间接但有效地推动着藏独运动的暴力化。原因很简单,一旦藏独被道德化,暴力就会被美化。

遏制战略

尽管这里也包含着西方社会一部分人对西藏问题的同情,但是从西方政治力量来看,更多的是把西藏问题作为遏制战略。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达赖喇嘛的继承人问题的凸现,西藏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在加入海外藏独运动。就是说,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包括中国境内西藏人)和海外西藏人之间的问题,更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问题。

新疆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更为严峻的话。在全球性反恐战争之前,西方基本上是把新疆问题视为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压力。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把反恐和人权问题区分开来,承认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运动。但即使如此,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一直坚持其双重标准。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一直对海外的新疆独立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如金融方面资助。尽管西方世界本身也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但一旦当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时,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有“好”的恐怖主义(针对中国)和“坏”的恐怖主义(针对西方)之区分。一些国家也不时地把中国的反恐和人权民主联系起来。类似这样的举动无疑也纵容着新疆恐怖主义。

西藏和新疆问题也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关系。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崛起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国家积极和中国合作,谋求共同的发展,但另一些国家则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为威胁。这些国家视中国为假想敌,也想利用西藏和新疆问题来应付中国。不管中国如何处理,新疆问题必然影响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传统上,中国当政者的噩梦就是“内忧外患”。新疆和西藏问题就是当代的“内忧外患”。传统上,“外患”经常是由“内忧”引起,但在上述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下,“内忧”越来越倾向于由“外患”而引出。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因为中国民族问题的存在,西藏和新疆是中国内部容易发生类似于“颜色革命”的地方。西方意识到,比较容易动员西藏和新疆的民族意识来和中国较量。应当强调的是,颜色革命并非如西方所说的是为了人权和民主。如果说,新疆和西藏的骚乱和西方有关,那么在中国境内,没有哪一方会是受益者,所有方都是受害者。境内的西藏人和新疆穆斯林是受害者,汉人是受害者,中国政府也是受害者。真正获益者就是海外各种恐惧中国的政治势力。

新疆和西藏问题成了内政和外交的结合点,这里“内忧”和“外患”没有明确的界线。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和西藏视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显然具有充分的政治理性。新疆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不仅仅是民族问题,而且更是国家统一的问题,并且从国际关系上来说,更具有其至高无上的国际战略意义。

无疑,西藏和新疆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一旦被认定核心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就必然作外交动员,动员一切尽可能的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已经消耗了中国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外交系统已经开始穷于应付与新疆和西藏有关的问题。例如每次达赖喇嘛访问一个国家都会导致有关方面的紧张和惊慌,每次访问之后,中国和该国的外交就会趋于低潮。

强化海洋外交

多年来,中国高调谈论海洋外交的问题,思考着中国如何变成一个海洋国家。这也非常重要,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和海外的关系,并且中国的(至少)经济利益也开始走出去,中国需要海洋外交来增进和保护中国的在国际社会的利益。然而,随着新疆和西藏问题的频繁发生,中国的海洋外交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制约。中国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海洋外交和内陆外交的争论。人们对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一直具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内陆问题或者内陆外交是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正在重复着自身。

如何跳出历史的重复?这考验着中国的领导层。这里,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思考。首先是新疆、西藏问题本身。尽管因为全球化和区域化等因素,外在的影响不可避免。不管中国在外交方面作怎样的努力,西方和周边国家绝对不会放弃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的战略考量。这就要求中国从内部来解决问题。外部因素总是要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在这方面,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本栏上周已经有论述),并且在此基础上要花数十年时间,下大力气来调整民族政策。如果西藏和新疆问题能够成为内部发展的重要议程,问题并非不能得到解决,至少可以把这些问题置于可控制的范围内。

其次,中国也需要思考其国际战略的重心。本栏论述过,鉴于中国的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中国的外交重心必须放在亚洲。如果中国不能在亚洲崛起,那么很难谈得上在国际上的崛起。考虑到新疆和西藏问题,这种转移显得更为重要。中国在周边外交上已经有不小的努力,例如积极组织和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但这些远远不够。在这方面,中国要重新思考坚持多年的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原则。中国已经具备了很强的经济能力,在很多方面,经济必须开始为外交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要继续海洋外交。把西藏和新疆作为有效的手段来制约中国,把中国限制在内陆国家,这是西方的战略。中国如果放弃了海洋战略,而把所有精力放到内陆外交,这是西方所希望看到的。但正如中国本身的历史所显示的,内陆外交战略会使得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导致发展危机。可惜的是,即使在海洋战略方面,中国有关方面说得不少,但没有具体的行动。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但并不具备足够的手段和工具。在海洋战略方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恩惠”,尤其是美国,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搭便车”的问题。尽管“搭便车”在一定阶段也是一种选择,但从长远看,非常不可靠。作为大国,中国必须依靠自己。

应当看到,海洋战略的强化会缓解甚至解决内陆外交问题。中国还没有崛起之前,西方诸国都想围堵中国,但等中国崛起了,西方就改变了策略,承认中国的崛起。同样道理,现在西方和周边国家都努力寻找各种牵制中国的因素,遏制中国的影响力走向世界。新疆和西藏只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但等中国真正成为具备了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那么西方和周边国家就会改变其策略。很显然,很少有国家想打美国国内或者周边国家的注意。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必须加速建设海洋国家的速度。只有中国具备了足够而强大的海洋国家能力,才能有效遏制甚至消除能够影响新疆和西藏内顾问题的外部因素,也会促使中国周边国家向中国调整政策。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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