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12/灾难啃噬心灵的声音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陈海/从汶川回到北京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无力让自己摆脱坏心情的左右。单位请了心理医生,却被我们轻蔑地拒绝了,我自大地以为自己仍然有强大的精神内驱力,可以抵抗各种悲观与抑郁。

那些看似日渐久远的场景,仍然在不停地撕咬我的记忆,它们一直在那里,并不曾远去。

担心厨师下班,我向餐厅订了三碗汤圆,等着我的三位同事。这是5月15日,汶川大地震第四天的夜里,他们三人还在德阳辖下的几个受灾县采访。

22时许,两位同事先后回来,在我的房间吃过夜宵,讲述完一天的采访所获,商量是否需要调整报道方向,然后各自回屋整理素材去了。

阿雪回到宾馆大约是深夜0点,进房间时带来一身的怪味,异常浓郁的腐尸的气息。现在想来,仿佛是很遥远的事。

因为要协调18名前方记者的工作,保持与后方编辑部即时的沟通,之前的两天我一直呆在宾馆。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不能说自己真正进入受灾一线,因为我还没有触摸到灾难。更准确地说,我是从阿雪身上嗅到灾难的味道的,它与服务员在房间喷下的灭蚊剂的清香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

阿雪一脸沉郁,简单回答完我的几个疑问后,说要回房睡了。安静得不同已往。汤圆一直搁在电视柜上,她说吃不下。一个小时后,我的房间门铃在响,阿雪瑟瑟地站在门外,仍然穿着白天出外采访时的红色冲锋衣,昏暗的灯光下,像一团火。

怎么了?我问。她不说话,突然抱着我,哭了。

十分钟后方回过神来。没什么,就是难受,她说。

这位年轻的科学记者,生平第一次接触死亡,而且视野里都是成堆的尸体,她难受得有点不知所措。

还在北京时编辑部就有明确的分工,老方要带着两名年轻记者去调查地震成因及震区次生灾害,比如地震预警、校舍垮塌、水库危机及堰塞湖避险。他却第一时间径直去了北川,此后我们失去了联系。我是5月16日进北川的,中国移动的通信车刚刚开到,此前的北川县城,手机信号若有若无。

后来他写出来的报道完全颠覆了我对新闻的原有认知:“我伫立在北川县城的中心广场,此时的我心里只有两个念头:第一,这个城市已没有任何重建的必要;第二,我不想写作这篇报道。我失去了继续采写的勇气,这里惨不忍写。我宁可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但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只是现在,我不愿再以记者的身份来表述。请允许我使用第一人称吧——在这里,我已经从一个职业的科学记者,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目击者:惨景瞬间瓦解了我一贯持有的理性。”

在这篇长达7000多字的观察性报道中,“我”,频繁地跳出来说话,抒发情绪,渲泄愤懑,释放同情心。比如,“我停止了采访,倚靠在一棵还直立着的矮树上,努力让自己平静。五分钟后,同事不合时宜地从北京后方打来电话,让我再一次失态——在同事面前。地方政府要道歉!我也要道歉!采访还得继续。必须调整方向,否则我会崩溃。回到我的本行——寻找科学问题去吧,这样我或许会好受些。”

按照我们语文教课书上的分类,这已然是一篇主观性极强的散文了,但它却真实地传达了记者面对灾难真实的内心世界。我记得在北京后方的执行主编当时问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时,我说,老方是哭着采访和写作的,完全无法克制情感,一本开放的杂志,应该容得下独特的表达。

它就这样发表了,而且在杂志最重要的位置。尽管内部争议极大,在其时其境,我竟然不反对有情绪的报道。

他每天照例往报社传稿,“管球他们发不发”。

5月17日下午4时,北京编辑部来电话,急令我撤出所有在北川县城的记者,说“水库决堤了”,语调紧张。

这之前,每一次轻微的余震,后方都会关切地询问,有无妥善的躲避。初时,我还频繁组织身边的同事下楼避震,如果同事隔得稍远,也会一一挨个打电话通知,注意安全,远离建筑物。后来,接到我电话的前方同事都说,不躲了,爱震震吧。他们似乎开始享受地动山摇带来的浪漫与快感。

 

这次似乎很严重,同事阿震正好在北川县城,仓促中接通他的电话,语速极快,能听到他在奔跑中粗重的喘息声:“所有的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往外跑,非常的慌乱啊!太恐怖了。照片拍了,拍了。”逃生间隙,一直没停止过工作。

刘青年却一直联系不上,这有点让我着急了。刘青年是我的朋友,在西部某市的一家报社工作,头一天夜里我们才见过,在我所住的德阳的一间旅社,他从什邡县灾难深重的红白镇采访回来。我们喝了点酒,相互诉说伤感。

此前他所在的报社积极响应上级宣传部门的号召,撤回了两名前线记者。两个年轻人含着泪搭上了回家的航班,刘青年不回,说愿自费记录。他每天照例往报社传稿,“管球他们发不发”。

他本来想与我同住的,洗个热水澡,计划第二天清早再去北川。后来听后方的同事说,同城的另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当天发了一个整版的报道,关于北川灾情。他竟然急了,匆匆吃过面条,没洗澡,独自去了北川。这是17日凌晨0时20分。他说他们不会在那儿呆上一宿的,我会!

我给了他16日当天绵阳市委的通行证、压缩饼干和口罩若干。后来发现,忘了给他手电筒。不知道这一夜,他的状况怎样。

这一天下午,结束与阿震的通话后,北京一位媒体朋友又打来电话,他几乎是在念:“人民网军事在线快讯:北川下午2时55分接到河塞即将决堤的指令,北川所有救灾的官兵和群众正全部撤离,现在已在高处。”

我突然觉得心堵。

十分钟后,刘青年回短信了:“放心,跑出来了,平安!留着房间,晚上回来写稿。”

5月20日中午,忙乱中编辑部又来电话,让我为当周杂志的封面故事写个提要。我坐在从绵阳回成都的车上,脑子混乱,没法提笔。老韩电话进来了,他在宾馆歇息,正好,我说,你写个导读吧。

结果他写成了诗。他在电话里读给我听,念到中途,泣不成声:

“时间在此刻显示了最无情的一面,有很多的生命只要再多出1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离我们而去。守侯在各个废墟边的亲人们,几乎都已将一分钟掰成了好多天甚至一辈子去过,因为错过了一分钟,不仅废墟下的人离我们更远,废墟上的人也会离幸福更远……”

这已经是震后第8天了,老韩仍然没能恢复正常的情绪,他的采访也陷在一种悲伤的情境里,拨出不来。18位前方记者,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成都的,因为最后一篇报道,他仍写得像诗。不行,我说,我们一定得客观地表达。

小申则是另外一种状态。这次地震报道,于他,像极了战斗。他每天会给我打来无数个电话,不停地报告一路上看到或听到的传闻种种,比如,哪儿哪儿有生命等待救援,夹杂着焦急和不安;比如,哪儿哪儿又在赈灾中有丑恶暴露,满腹忿忿。

感觉到我对他诉说的线索与想法无动于衷,小申终于愤怒了:“你为什么这么冷血!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撂了电话。

再接到他的电话时,我也控制不住情绪了,我吼道:“记者也要有纪律地报道,我要对自己所服务的机构负责,写完这一篇,你爱去哪儿报道什么,我不管!”

后来我向他解释所谓的“有纪律”。我说,这本刊物,有它不同于其它媒体的志趣与选择,你得服膺。这大概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

此后的情绪常常坏到不可收拾。从汶川回到北京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无力让自己摆脱坏心情的左右。单位请了心理医生,却被我们轻蔑地拒绝了,我自大地以为自己仍然有强大的精神内驱力,可以抵抗各种悲观与抑郁。

从震区回来,我放下了工作,陪儿子度过2008年那个特殊的儿童节。之前他每晚都看电视,我不知晓汶川地震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一天,车过玉渊潭,过动物园,过中关村大街,沿途,孩子们在大人的庇拥下,尽情地嬉闹,狂欢的脸上看不出这个国家正在遭受创痛。

我问我5岁半的儿子,这十来天里身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地震。”他说,“死了很多小朋友,他们不能和我一起玩儿了。”我的追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生活在肯德基、奥特曼、海绵宝宝世界里的北京孩子,完全理解不了生死殊异、阴阳两隔。他们惟一的表达方式,是在老师的诱导下,用绘画或者音乐,向远方正在经历磨难的小朋友传达爱心。

我当时脑子里又全是5月16日那个午后,北川县城废墟下的幼儿园,400多孩子永久地沉睡。我看到,王可依然保持睡姿,胖乎乎的小手伸出岩缝,全部淤清,落满尘土,腕上银色手镯刺目而令人心疼。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把幼儿园吞噬时,孩子们正在睡梦中。

我和同事阿文在废墟上见证了这样一幕:

孩子已经死了,士兵说。

孩子怎么可能死呢?他还活着!女人已经歇斯底里。

嘶心裂肺的喊叫,一直回荡在废墟上;突然,亲属们齐齐在士兵面前跪下。

花了半个钟头,挪开预制板,当士兵们把王可轻轻地抱出来时,所有人都满脸泪水——五岁孩子的头颅已被预制板压破,薄如婵翼。

年轻的父亲没有哭出声来,他颤抖着用沾满血迹的棉被轻轻包住孩子,然后,与6名士兵一一握手,哽咽致谢。军人们站成一列,齐刷刷向这个残破的家庭,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肯定是他们一生中最沉重的礼仪。

我侧身哭了。在我的镜头里,阿文仰头向天,狼一样地哀嚎,泪流满面。5月16日16时,北川震后百小时,这一幕我将永生难忘。

那20来天,说是战斗,其实不假。

编辑部让我把“前线指挥所”设在成都,我却前移到了德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每天都接到编辑部的很多建议或者指令,他们大多从电视或者其它媒体上听到与看到,形成自己的判断,往往又相互矛盾,常常令我为难。后来前后方冲突加剧,安排完工作,我便擅自离开“指挥所”,也上了一线。与其说是各方意见难以协调,不如说我全身充满着“发声”的冲动。

可我的工作显然不止这些,除了调控所有前方记者的报道不偏离主题,就新的问题答疑释惑,我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试图在恶劣的环境里营造一种温馨的假象,让所有人心灵健康,并有相对愉快的工作。

5月22日晚6点,我从映秀结束采访回成都,电话阿旭,让他通知所有在成都的前线记者聚餐,饭后开会确定下一步的工作。

我回到成都的宾馆是8点,大家吃得正酣,我发现少了阿铮。问阿旭,他拍腿惊呼,居然忘了。再给阿铮电话时,他埋怨道,你们吃饭不叫我已不是第一次了。没有人注意到阿铮的不快,包括我。他匆匆赶到餐厅时,我们已经吃完饭并准备移身茶馆开会了。我说到茶馆吃吧。

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茶馆里能提供的食物只有西瓜。安排到阿铮工作的时候,却发现他已经走了。电话里,他的语气已经因生气而显得僵硬了:“我饿!谁在乎过我?”

当同事把阿铮的原话传递给大家的时候,我突然无比难受。我原以为灾难都不能把这些爷们击垮,没想到偶尔的忽视却有如此强大的杀伤。此后几天,阿旭不断代我向阿铮道歉,却已无法弥补情感割裂。

回北京后读到弗洛姆,他说,爱首先不是同某一个人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性格上的一种倾向。这种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同整个世界,而不是同爱的唯一“对象”的关系。

诚哉斯言。

同事小丁起身,用手机把大家睡成一排的情境拍成照片发给主编,附留言:我们依然仰望星空。

四川地震局独自发布成都有7级以上余震预警的那天是5月19日,这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宾馆服务员通知,不要在房间留宿。在北京的执行主编给我打来电话,一定得把所有同事带出宾馆,在大街上睡。我说,他们太累,也不愿意折腾。不行,主编吼到,少一个人我找你负责!

阿旭尽心,帮我一一把同事们劝离,在大街上睡成一排,蔚为壮观。有几位同事太累,大街上睡不着;或有录音需要整理,第二天一早还有高强度的工作,想回宾馆加班。

同事小丁起身,用手机把大家睡成一排的情境拍成照片,制成彩信发给北京的主编,附留言:我们依然仰望星空。

“谢谢大家。”主编回复。

稍后,有几人偷偷起身,提着电脑,回宾馆去了。

注:作者系《中国新闻周刊》副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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