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21/“间谍论”引起极大回响 情报局拟向华社物色特务

星岛日报温哥华记者徐嘉铭/加拿大保安情报局(CSIS)局长法登(Richard Fadden)不久前发表外国政府影响加国政客的“间谍论”,曾点名中国政府和孔子学院,引起华裔社区极大回响。一般人对情报局往往讳莫如深,遑论了解情报员搜集情报手法。

《星岛日报》记者采访了三位曾遭CSIS人员约晤的华裔,有人更不止一次被约谈;事隔多年,当事人不想重谈旧事,更不愿公开身分。本报披露CSIS向华人“埋手”细节,望有助读者理解今次法登事件深层意义。

以下报道,为尊重受访者意愿,姑讳其名,在个案报道中,分别以A先生、B先生和C先生称之。

邀约饮咖啡

个案1的A先生是本地一家文化教育刊物负责人,他曾于2005年到2006年间,两度应加拿大保安情报局人员邀请,出外喝咖啡以及用午膳。

A先生说,这种特殊会面,“两次相隔不到半年,但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每次谈话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之内”。

A先生回忆道,2005年某天下午,忽然有个子很高、三四十岁的陌生白人男子,来到他位于温哥华市的办公室,进门劈头第一句就说要见负责人。当A先生走出来,对方就拿出情报局的识别章自我介绍;跟着,约A先生到附近咖啡店,一边呷咖啡一边谈话。

后来,对方再次约晤他,这次选在温哥华的一家餐厅用午膳。

由于已事隔四五年,A先生说,记不清谈话详情,只记得谈的多是生活琐事,“例如,他会说今天天气不错啊,温哥华市中心的人潮今天很多,……不过,在一大串的生活琐事中,对方会突然冒出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所谓“很具体的问题”,A先生举例说,对方会问他:“最近有人说加拿大有1,000个中国间谍,你有什么看法?从你的管道,你信不信这是事实,有没有可能有中国间谍在加拿大?”

对方甚至直接问A先生在出版刊物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压力。“我就跟他说,不仅没有中国的压力,也没有加拿大的压力,我只有业绩的压力。”

A先生还说,在两次交谈中,CSIS人员大致表现随和。不过,像之前的一类问题,也令他颇生气。当第二次约谈结束前,对方主动提出一个愿望:能够“定期”和他见面。A先生回应说,“那要律师在场”。

A先生提到,当时双方以英语交谈,A先生虽能以英语沟通,但很多方面常有不流畅表达之憾。此后,对方就再没有出现了。他笑着说:“从两次谈话中,让我有一种感觉:他们好像是在物色人选,来培养特务,而我似乎成为人选之一。”

曾被CSIS人员约谈三次

个案2的从香港移民温哥华且已生活多年的B先生,曾经是本地一个支持中国民运组织的中坚分子,他说在1992年到1994年间,曾经被加国保安情报局的人员约谈三次。

至于对方是否同一个人,B先生就以事隔差不多20年,已经记不清,他只记得他们是白人男子,而每次都约他出去喝咖啡,大约谈个一小时,谈话过程都很轻松。

B先生说,对方主要是对他主持组织的“集会游行”比较有意见。“当时他跟我解释说,情报局不是要我们不能那样做,而是要告诉我,在民主制度下,我的权利是什么。”

同时,对方也想从B先生口中,了解B先生组织活动方向、有哪些计划、所做的是哪些事情、有多少人员等。B先生觉得对方似乎欲打探内情,以及展示情报机构“看着你”的讯息。

B先生后来没有再涉足该组织的策略工作,而之后情报局人员也没再找过他。

“这份工作很适合你”

个案3的C先生曾经在外地政府驻温哥华的机构工作。他说,自已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该机构离职后,曾有一个加拿大保安情报局人员找他谈过,劈面即表示有留意过他们机构的工作,以及他所负责的工作。“他们还说,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这工作很适合你,你离开这工作岗位,有点可惜。’”

“对方又说,他们观察了很久,才发现我所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并非他们原先所想像的。”

至于这“原先所想像”的是指什么,C先生不愿进一步解释。跟之前两位同样遭加国情报局人员“垂青”一样,C先生不愿多谈过往这段个人经历,包括情报局人员以什么方式跟他约谈、双方见过多少次等。C先生只是强调,谈话过程并没让他感受到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