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温哥华记者徐嘉铭/加拿大保安情报局（CSIS）局长法登（Richard Fadden）不久前发表外国政府影响加国政客的“间谍论”，曾点名中国政府和孔子学院，引起华裔社区极大回响。一般人对情报局往往讳莫如深，遑论了解情报员搜集情报手法。
《星岛日报》记者采访了三位曾遭CSIS人员约晤的华裔，有人更不止一次被约谈；事隔多年，当事人不想重谈旧事，更不愿公开身分。本报披露CSIS向华人“埋手”细节，望有助读者理解今次法登事件深层意义。
以下报道，为尊重受访者意愿，姑讳其名，在个案报道中，分别以A先生、B先生和C先生称之。
邀约饮咖啡
个案1的A先生是本地一家文化教育刊物负责人，他曾于2005年到2006年间，两度应加拿大保安情报局人员邀请，出外喝咖啡以及用午膳。
A先生说，这种特殊会面，“两次相隔不到半年，但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每次谈话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之内”。
A先生回忆道，2005年某天下午，忽然有个子很高、三四十岁的陌生白人男子，来到他位于温哥华市的办公室，进门劈头第一句就说要见负责人。当A先生走出来，对方就拿出情报局的识别章自我介绍；跟着，约A先生到附近咖啡店，一边呷咖啡一边谈话。
后来，对方再次约晤他，这次选在温哥华的一家餐厅用午膳。
由于已事隔四五年，A先生说，记不清谈话详情，只记得谈的多是生活琐事，“例如，他会说今天天气不错啊，温哥华市中心的人潮今天很多，……不过，在一大串的生活琐事中，对方会突然冒出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所谓“很具体的问题”，A先生举例说，对方会问他：“最近有人说加拿大有1,000个中国间谍，你有什么看法？从你的管道，你信不信这是事实，有没有可能有中国间谍在加拿大？”
对方甚至直接问A先生在出版刊物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压力。“我就跟他说，不仅没有中国的压力，也没有加拿大的压力，我只有业绩的压力。”
A先生还说，在两次交谈中，CSIS人员大致表现随和。不过，像之前的一类问题，也令他颇生气。当第二次约谈结束前，对方主动提出一个愿望：能够“定期”和他见面。A先生回应说，“那要律师在场”。
A先生提到，当时双方以英语交谈，A先生虽能以英语沟通，但很多方面常有不流畅表达之憾。此后，对方就再没有出现了。他笑着说：“从两次谈话中，让我有一种感觉：他们好像是在物色人选，来培养特务，而我似乎成为人选之一。”
曾被CSIS人员约谈三次
个案2的从香港移民温哥华且已生活多年的B先生，曾经是本地一个支持中国民运组织的中坚分子，他说在1992年到1994年间，曾经被加国保安情报局的人员约谈三次。
至于对方是否同一个人，B先生就以事隔差不多20年，已经记不清，他只记得他们是白人男子，而每次都约他出去喝咖啡，大约谈个一小时，谈话过程都很轻松。
B先生说，对方主要是对他主持组织的“集会游行”比较有意见。“当时他跟我解释说，情报局不是要我们不能那样做，而是要告诉我，在民主制度下，我的权利是什么。”
同时，对方也想从B先生口中，了解B先生组织活动方向、有哪些计划、所做的是哪些事情、有多少人员等。B先生觉得对方似乎欲打探内情，以及展示情报机构“看着你”的讯息。
B先生后来没有再涉足该组织的策略工作，而之后情报局人员也没再找过他。
“这份工作很适合你”
个案3的C先生曾经在外地政府驻温哥华的机构工作。他说，自已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该机构离职后，曾有一个加拿大保安情报局人员找他谈过，劈面即表示有留意过他们机构的工作，以及他所负责的工作。“他们还说，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这工作很适合你，你离开这工作岗位，有点可惜。’”
“对方又说，他们观察了很久，才发现我所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并非他们原先所想像的。”
至于这“原先所想像”的是指什么，C先生不愿进一步解释。跟之前两位同样遭加国情报局人员“垂青”一样，C先生不愿多谈过往这段个人经历，包括情报局人员以什么方式跟他约谈、双方见过多少次等。C先生只是强调，谈话过程并没让他感受到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