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胡锦涛在深圳的讲话波澜不惊，海外舆论议论纷纷，评价不一。此前温家宝考察深圳时疾呼政治体制改革，体制内外有赞有弹，引发中国新一论关于改革姓“社”姓“资”的大争论，北京的《光明日报》与广州的《南方日报》针锋相对，政治形势堪比当年邓小平南巡背景，而胡锦涛在深圳对政改问题谨慎回避，讲稿内容力求稳妥，显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敏感而复杂的地带。
今年八月温家宝在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考察深圳，有关政改的讲话“一石激起千层浪”，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北京聚会研讨温家宝“南巡讲话”的意义，而北京《光明日报》在九月四日发表署名徐振华的文章《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指出政改要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两种不同的民主在回答“由谁统治”和“如何统治”问题上的答案也截然不同。矛头直指温家宝。从网上言论来看，人们对《光明日报》这种言论大感震惊，大呼时光倒流，有人怀疑是不是“梁效”（文革时四人帮的笔杆子）复出？网友在这篇文章后留言评论：“确实只有两种民主，那就是真民主与假民主，而实践是检验真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宁要真实的资本主义民主，也不要虚假的社会主义民主！”
不久，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则在胡锦涛深圳讲话当日发表非同寻常的社论，明确提出“深圳应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引领式贡献”，在配套评论中更反击《光明日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所谓姓‘资’姓‘社’的新束缚，借鉴人类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的有益成果”，与温家宝一贯主张的普世价值理念相呼应。
面对《南方日报》的反击，《光明日报》在九月八日刊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的文章《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再推中宣部理论局编写的《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要扬弃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中坚捍卫力量，房宁一直为中国模式鼓与呼，抨击普世价值，现在他在《光明日报》回击《南方日报》，显示中国政改之争正在升级。同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干麟少将的文章，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争论进一步扩大。
也许是温家宝深圳讲话引发了强烈效应，胡锦涛还未到深圳就已经感到“左”风阵阵，反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因此有人认为胡锦涛这次讲话没有就政改表态，是他性格使然，更是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审慎判断。胡锦涛深圳讲话对于众人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笔带过，笼统提到要“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当然，他也提到“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深圳有关人士指出，胡锦涛的讲稿有两个版本。这点得到深圳现场人士的证实，庆祝大会上深圳官方人士所持的书面讲稿中有一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以扩大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然而在胡锦涛的讲话中并没有出现。这句话本是中共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的精神，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十七大更明确指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策依据和文献，总书记胡锦涛的正式讲话都是经过字斟句酌、多重把关的，胡锦涛不可能临场漏掉讲稿内容，因此讲稿内容的这种微妙变化，反映出当前中国政治改革形势的波谲云诡和胡锦涛在政改问题上的谨小慎微。
尽管如此，《南方日报》的社论仍显示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在如此重要日子和重大议题上的社论，省委书记汪洋一定是知情甚至要审阅才能通过的。而汪洋被认为是胡锦涛在思想解放领域的一个先锋，二零零七年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就是衔命南下，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探路。
让汪洋没有想到的是，在经济发达、思想开放的广东，官员们对思想解放也是阳奉阴违，“解放思想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为此汪洋在二零零八年到各地市视察吹风，与网友见面大谈“网络民主”，试图以体制外的压力来增强体制内的动力。二零零八年三月底汪洋视察深圳，要求深圳加快改革，不要搞所谓的“政治特区”——这句话后来被外界解读为完全相反的两种含义，但不管怎样，当时在汪洋的激励下，深圳的理论班子搞出了一套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据看过这个方案的人透露，这个政改方案非常大胆，除了落实差额选举之外，还提出人大代表按比例分配，共产党占六成，其他人士代表占四成，等等。可惜的是，这个方案未获高层认可，最终深圳市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宣布了一个区局级差额选举、三年内直选市长的方案。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方案，在国内都引起轰动，舆论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深圳改革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不过，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无论是深圳的所谓政改还是汪洋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二零零八年后都悄然地偃旗息鼓。尽管如此，深圳乃至广东的一系列举措，与温家宝呼吁改革、推动普世价值的理念暗通款曲，这也可以说明，胡锦涛与温家宝在政改问题上没有根本分歧，再加上他们共同拥有的胡耀邦理想主义精神，他们近期在中国政坛的表现更像是貌离神合。
温家宝周前在深圳发表的政治改革言论，在深圳电视台及其他一些媒体上“失踪”了，显示宣传口对政治改革的敏感，也显示温家宝无法影响媒体宣传，而受制于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但胡锦涛这次讲话，语调虽然平和，但仍被视为对温家宝的支持。
胡锦涛对中国政改的谨慎态度，使《南方日报》与《光明日报》关于政改和民主姓“社”姓“资”的争论再露锋芒，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而会越演越烈，中国政改形势也更添悬疑。中国南北媒体关于改革姓“社”姓“资”之争，让人想起九十年代初中国那场有名的、也叫姓“社”姓“资”的争论。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改革随着邓小平的声望下滑而遭遇重挫，保守派掌握中国发展决策权和话语权，一时左风大盛。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王忍之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九十年代最早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 “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这是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问题的最早谈话，可是在当时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不久后的一九九一年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半月刊）在第十六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一文，再弹姓“社”姓“资”的老调。邓小平在党内的困境和政治上的落寞由此可见一斑。有人说邓小平一生实际上是四落四起，第四落便是八九后的政治困境，第四起便是一九九二年春的南巡。
作为政治强人，邓小平不甘心政治生命就此沉沦，也不甘心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成果付之东流，他要以最后的气魄力挽狂澜。但他为何要选择南方出行讲话？原因在于他感到在北京说话没人听，但是在南方还有人在认真地听。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初一，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此后连续刊发四篇系列评论，回击姓“社”姓“资”的诘难，大胆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在黄浦江畔吹响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号角。多年后“皇甫平系列评论”执笔者之一周瑞金回忆说，当时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邓小平参观考察上海时就说“改革开放我一个人讲不行，全党都要讲”，而且再提“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上海“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上海市委政研室任处长的施芝鸿等人嗅到了邓小平要求推动改革的政治含义，立即顺势而为推出“皇甫平系列评论”。而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人在坚定支持，那就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朱镕基当时向上海市干部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并称一九九一年是改革年。
让邓小平没想到的是，北京不仅持续几个月攻击“皇甫平评论”，而且还要追究“幕后黑手”，当得知牵扯到邓小平时仍不依不饶。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说，“这实际是在批邓”。
一九九一年秋天，邓小平抱怨说他一直在讲改革开放，没有人听；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人听；北京没有人听，他就只好到上海去讲。这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背景
回顾那段历史，如果把当时的上海换成现在的广东，把《解放日报》换成《南方日报》，把朱镕基换成汪洋……中国当前的改革情境与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形势何其相似！稍有不同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六四事件后的发展停顿时期，而现在的中国处于奥运“盛世”之后的改革转型期。
尽管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但是中共党内的气氛未必比八九十年代更轻松。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年在党内就频频遇到阻力和攻击（见本刊三十五期封面故事），但温家宝仍义无反顾，在改革路上奋力前行。实际上早在深圳讲话之前的四月十五日，温家宝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胡耀邦，不但表明自己有胡耀邦的理想主义精神，更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是个坚定的改革派。而胡锦涛虽然不如温家宝这样鲜明，但是他的成长经历与胡耀邦密切相关，也许因为现实的政治氛围，使他内心的理想主义情怀只能隐忍待发？
在党内和体制内，温家宝发出的声音虽然显得突兀和不合群，但是温家宝未必是孤独的改革者。今年七月十九日，招商局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秦晓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指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秦晓演讲中对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与温家宝近年来系列讲话遥相呼应。
此外，解放军中将刘亚洲也在媒体上疾呼政治体制改革，称“十年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发生。中国将出现伟大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言论之大胆较温家宝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此，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说：“体制内部的政、军、商三大领域，都出现了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尽管他们的言论只是个人行为，但体制内政军商三界几乎同时出现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应该不是偶然的。”
核心价值VS普世价值
不过，作为政改争论的预热，中国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已在两年前展开。在温家宝发表一系列普世价值言论之后，《北京日报》在二零零八年六月率先对普世价值发难，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也紧随其后。中共一些领导人也不失时机表态。二零零九年一月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求是》发表文章称，要“牢固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 ，抨击普世价值。同年三月，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两会上指出，中国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同年五月，中宣部发行《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批驳普世价值。
到了二零一零年争论进一步升级。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联合与胡鞍钢在《人民日报》刊文称中国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八月《求是》刊发《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文，都在力挺中国现行政治制度。
相应地，中共宣传系统与政法系统在这两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口号，大力提倡毛泽东时代红色经典价值，并以重庆唱红歌、读红色经典为典型。在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公平正义缺乏的背景下，传统毛派在中国重新找到了他们的存在价值，成为这场争论中又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普世价值之争到政改姓社姓资之争，里面涉及的不仅仅是改革路线之争，还有改革与反改革、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势力对峙，以及传统毛派也掺和其中，使这场争论更显得错综复杂。
作为中共党内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对政改到底是什么态度？大家希望从他深圳讲话中看出端倪，但落空了。虽然有点让人失望，胡锦涛在深圳对经济特区的肯定和对改革开放的高调支持，表明他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九月六日胡锦涛在深圳代表中央宣布，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发挥作用。胡锦涛讲话中提得最多的词语是“改革”（三十一次）、“开放”（二十四次）和“经济特区”（二十六次），“创新”（十五次）、“和谐”（十二次）和“科学发展”（十次）出现的频率也较高。这表明胡锦涛在高举改革开放这面旗帜的情况下，继续推动自己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
尽管中国政改在实践上举步维艰，但是目前方兴未艾的政改之争却开启了中国未来的窗口。杜光认为，从今年开始的三年，对于改革与反改革的较量与斗争来说，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三年。但是谁能在未来为这场争论划上句号，确定中国新的发展方向？以邓小平在党内如此高的权威都要面临如此险峻的攻击与挑战，可见中共党内形势之诡谲复杂。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还有谁有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有哪位领导人能像邓小平南巡那样力挽狂澜，重启改革？
胡温共有耀邦情怀
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是朱镕基、曾庆红还是温家宝？有人静观其变，有人蛰伏蓄势，有人坐观风云，有人伺机而动，有人冲锋陷阵……从中国目前形势来看，难以再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但邓小平的身影也许在今天化作了两个——温家宝不厌其烦地讲政改、推普世价值，深圳讲了之后还可能在天津讲，在上海讲，这与一九九二年前邓小平在北京、上海的吹风有异曲同工之处，而胡锦涛仍在蓄势谋局，与邓小平潜在的权威也有可比之处，不到关键时刻决不出手。
温家宝不是曲高和寡的布道者，胡锦涛也不是优柔寡断的掌舵者。很多期待改革的中国人相信：胡锦涛与温家宝共同拥有耀邦情怀，表明他们的努力不是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而是在分进合击，要共同击倒政治改革路上的拦路虎，共同开启中国变局的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