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会之后，休养生息？
-常德：躁动的中部之城 第三中国破茧而出
-玉门：兴衰一线两重天
-中国城市化，仓皇六十年
-传统城市消失的N种理由
-数字不容宽慰城市呼唤新生
-中国城市的生与死
■编者按：六百六十座中国城市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前沿，最能感受着其间所有冷暖，分析它的今天，实是提示中国城市的明天；玉门，地处偏远，因资源兴，也因资源衰，它的背后是中国为数甚多的资源性城市的共同困局，如何寻找并培育城市内生动力，几乎是共同命题；而名不见经传的常德，则是中国规模最为庞大的内陆中等城市的缩影，它的急切，它的惶惑，它偶尔的不知所措，演绎着第三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普遍处境。
在地图上，连线三地，恰是一巨大的折线，这隐喻着新中国城市化六十年苍黄岁月的真实轨迹，而以行政纲领性文件，或一时的主流陈述为线的梳理，实为讨巧而又直指核心的尝试。
城市化有历史，城市也有历史。对于城市传统的延续，对个性化历史的尊重，成为当下城市化进程的显性焦虑，也是考验中国城市化成败的一个关键指标。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方为悟。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做梳理检点，城悟专题，亦期如此。
盛会之后，休养生息？
陆杰觉得自己可以提前退休了，这个坚持用影像记录上海城市三十年变迁的摄影师突然发现自己以后将没什么可拍了，“这至少比我预期提前了十年。”
这一切，都是因为世博会，上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盛宴，陆杰的镜头一度应接不暇。
上海世博会第一次历史性地将园区选址于市区，一个直接目的就是想借机改造南浦大桥两侧这块庞大的工业基地，这实际上也是新上海最后的一块旧疤。现在看来，这一目的顺利达成，尽管黄浦江边的大量厂房被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保护了下来，但困扰城市环境和观瞻的重工业企业已被整体迁移，黄浦江一线流光溢彩已经指日可待。
过去的几年间，以世博会为名，规模骇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工程建设正日渐尾声，这座城市在几乎每一个角落加速度地推进着洗心革面的历程，叉车、吊车、推土机、压路机的身影随处可见。
这样的日新月异一度让陆杰高度亢奋，但他开始担心，这样的惊喜会随着世博会的结束而不复存在。“上海把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下子都用完了。”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在接受采访时说。
来自上海市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称，2005年至2012年间，仅上海计划新建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就达到10条，新建线路总长389公里，总运营里程达到510公里，短短几年间，上海的城市轨道交通长度就一举迈入全球前三甲，而事实上，就是在五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25公里。
“也许再过十年，上海整个城市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这样了。” 在陆杰看来，“上海将进入相当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最多就是在细枝末节上做修补的完善工作。”
上海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郑祖安也坦率承认，“国家一下子能批给上海10条地铁指标的特例恐怕将不会再有了。”
借助于举办国际盛会的契机，在较短时期内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的做法，正被学界冠以“盛会模式”而四处被效仿，“说到底，就是短期内集中资源投入建设的过程，缩小了一般的城市演进周期。”郑祖安说。从这一点上说，上海不是始作俑者，“盛会模式”早已在包括昆明、西安、济南等二线城市推广并实践了，但上海确是集大成者。
在这位同时是研究上海城市历史的专家看来，上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腾挪空间，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已微乎其微，上海几乎到了没地可批的阶段，“最近几天，市里在各区县调节经济型住房的土地都变得捉襟见肘了，地块少得可怜。”
浦东，未完成的使命
上海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本不应该如此突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经历了围绕深圳特区的改革争论以后，邓小平果断拍板，继续改革开放的思路，大力开发浦东。而在“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年代，浦东相比于浦西，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
二十年后上海的发展，仍没有脱离这一基本格局，事实上，摄影师陆杰所谓的上海没有腾挪空间，主要是指浦西。
4月18日，浦东开发迎来20岁的生日，20年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上海宣布，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宣告了浦东新区的诞生。
一年前的4月29日，国务院明确了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重大政策调整随即而来，5月初，国务院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并将其划并入浦东新区。
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浦东新区，面积将超过 1210平方公里，较之先前扩大了一倍之多，这一调整，最直接的益处是带来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还直接服务于航运中心。
利好消息亦纷至沓来——2009年11月4日，上海迪士尼项目报告获核准落户浦东；11月17日，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即将落户浦东机场附近地区。
“中央在浦东的发展意图一览无余。”上海社科院一位专家分析，“浦西已经饱和，两个中心全是围绕着浦东，浦东将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唯一变量。”
事实上，在国家对于上海两个中心的明确定位出来之前，近二十年浦东的开发和建设，历经辗转，甚至一度饱受过度依赖政策倾斜的诟病。
在郑祖安看来，在与浦西隔江相望的地方造一个新城，当时除了战略的考虑之外，还包括探索浦西发展出路的问题。
上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中心”（地理位置类似于现在的内环），而这个中心的压力，随着经济发展、人口、交通等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出现而与日俱增，而缓解城市中心压力一直是上海需要解决的难题。浦东开发恰恰提供了突围的机会。“但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如果1990年代我们把行政中心搬到浦东，或许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郑祖安说。在中国，行政中心所在地向来是城市中心所在，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俞正声在主政青岛时期，曾大胆地将行政中心搬迁，而成功实现了城市中心的转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繁华，至今仍是许多上海人挥之不去的浦西情结所在。所以，即便经历了20年的发展，上海的中心依旧在浦西。
输出上海
上海有两条母亲河，一个是浦江，而另一个就是苏州河，这座城市的大起大落尽在其侧。
学者朱长超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的苏州河则是“散发着一阵阵臭气，河面不时冒着气泡、翻滚着塑料袋和破鞋子的黑色河流”。那时苏州河被称为轻工业摇篮，两岸曾聚集了包括上海面粉厂、上海啤酒厂、上海造币厂、上海毛纺厂等一批著名的近代工业。
1990年代，上海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都进行了产业转移，而这直接启动了大规模的城市腾挪术，苏州河得以恢复了往日的清静。
之前的上海有一个形象的标签：几百万马桶、几百万煤炉。伴随着苏州河产业转移的还包括棚户区的拆迁改造，动辄数十万人的居住动迁，开创了城建中的拆迁之最。至今，仍有很多人将上海称为大拆大建的始作俑者。
在1992年至 2000年的第一轮旧城改造中，总计有200万居民搬出了棚户区、老房子，他们沿着尚未建设成熟的地铁和公路，一步步离开了市中心，而他们曾经的房屋所在地则被改造成了一栋栋的高档楼盘。
“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城市建设，同时聚集了开放以前那三十年停滞不前的公共建设和居民住房改善的压力。”郑祖安说，“只能采取激进的大拆大建。”拥挤的公交和狭窄的住房，被称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两大死结。
只是，那场产业结构调整的课题却远未结束，在究竟是以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定位中，上海经历了长时期的摇摆，直到2009年，市委书记俞正声给出了定位：只搞服务业不搞制造业肯定要完蛋。
浦江却不复苏州河回复清静的命运。自1991年起，上海以平均两年一座跨江大桥的速度，相继建造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奉浦大桥、徐浦大桥，直到2003年建成通车的卢浦大桥，试图彻底贯通浦东。与大桥对接的则是中心城区大规模的立交、环线建设，至 1999年，耗资超过182亿元的上海“申”字形高架路网基本建成，当时的报道称，“城市地面道路交通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大桥、高架、商业中心，这些城市建设中的必备元素，随着在上海的诞生，也逐渐在中国的各个城市落地开花，是为上海输出。但大拆大建的城市拆迁模式也带来了问题，高房价无疑是其中之一。
让郑祖安更为担心的是历史文化保护问题，最近他在呼吁闸北区政府重建天后宫，所有的海港城市都有天后宫，这是马祖文化的标志。1884年建成的上海天后宫，在2006年的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一个海港城市，一个要做世界航运中心的城市，我们居然把这个文化符号给拆掉了。”
“还有中共一大会址，现在的保留建筑根本不能反映一大召开时候石库门里弄的真实生活背景。”郑祖安说。而中共一大会址恰恰就是享誉国内的旧城拆迁改造模式的“新天地”所在地。
“新天地”的总设计师伍奔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在设计新天地的时候，甚至没怎么去想历史保护，“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每个人可以享受这里，这本质上完全是一个商业行为。”
而继上海新天地的商业模式成功以后，“新天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杭州、重庆、武汉、佛山，而其他山寨版的新天地更是难以计数。
“上海的城市建设发展模式并不能被简单复制，除去它自身还有一堆问题需要解决外，更重要的是上海的城市建设有其特定的条件，比如说产业结构和上海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政策支持，这都是上海特有的。”上海社科院一位专家说。
常德：躁动的中部之城 第三中国破茧而出
作为“第三中国”之一的常德，过去平淡无奇，在借助城市化翅膀之后，迅速起飞。然而，如何避免积重难返的中国城市化困局，亟待常德等“第三中国”城市破茧而出。
4月3日下午，73岁的田玉枝在家等候牌友，这是她平日最多的消遣活动。60平米的安置房里一尘不染。5年前，这里还是棚户区，只有公共厕所。时间再往前推半个世纪，田玉枝刚到这里落户时，这里只有稀稀疏疏七八户人家。
和这里悠闲生存的人一样，常德，这座湘西北城市在中国版图上默默无闻，波澜不惊。只有沅江堤畔的常德诗墙，用现代建筑的方式在证明这座城市曾是陶渊明、屈原、刘禹锡等历朝文人眷恋的文化古城。
有别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城市中国”以及“乡村中国”，学者们认为，在中国还存在一个庞大“第三中国”城市群，在大都市的光环下，这些城市过去犹如一个个灰姑娘一样，现在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引擎。
常德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去年底，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就将常德列为中国中等城市的代表之一，表示其城市化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二三线城市承载着中国真正崛起的使命，如果发展不好，将是巨大的灾难。”常德市教育局官员、城市战略与规划学者熊柏隆颇为谨慎地说。
常德真正城市化进程开始于1988年，那一年，中国许多城市撤县（区）建市，常德位列其中。当时常德城市人口还不到20万。
一条人民路，一个公园，几个百货大楼。常德复制着所有中国城市的模式。在一张老照片上，一个儿童在公园木马上摇晃，照片注释写着：“上世纪80年代，市城区中心虽然开辟了一块公园，但人民休闲娱乐的设施十分匮乏。”
“人民城市人民建”，当年的这句口号依然让很多老市民难以忘怀。他们说，沅江穿越城区，在修建防洪大堤时，就征用了全市人民的肉食补贴。
1980年代，常德人的大事之一便是修筑60 米宽的洞庭大道，这应该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条水泥道路。据常德史志网文献称，在洞庭大道建成之后，当时的市长用浓郁的地方口音在庆典大会上宣称：“今后在洞庭大道两边修建的楼房，最低的不能低于六层楼！”“再建一个武陵区（当时两区之一）”，常德提出了更宏伟的市政规划。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管理者更擅长于“抓农业，促生产”，忽视城市管理，难以科学规划公共设施建设。“这是全国通病。当时很多领导思路不清晰，分不清是注重城市竞争力还是传统农业，只是一味搞城市建设，重建不重管。”一名市政府官员回忆说。
当深圳开始从小渔村演变成都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声铜锣声后开市，广州忙于搬迁城区工厂，北京民间人士开始呼吁保护胡同之时，常德，这座“第三中国”城市丝毫显现不出任何竞争力。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座湘西北城市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历时15天的常德会战、日本细菌战。当然，另一个为人熟知的地方是常德卷烟厂。这个目前已收归国有的大型企业每年为常德提供了数亿的城市建设和教育附加费，为后来城市崛起提供了资金动力。
学习全国好榜样
“常德一直在学习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然后融入自己的实际情况。”湖南省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童中贤说。
这种“经验输入型”特征体现在常德在创建各类城市称号过程之中。市城市办党组书记文定红对创建口号如数家珍：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城市、全国交通管理优秀城市、国际花园城市以及中国人居环境奖。目前只有“人居奖”还未获得。
“要脸皮，不要肚皮”，创建过程非议声不绝于耳。“不过我认为，这虽然是形式，但我们不是一哄而上，而是持续好多年，整治脏乱差，提高城市内在品质。”文定红补充说。
当时，童中贤正在常德工作。在他印象中，常德铆足劲在全国搜集可供借鉴的经验。
他们到大连学习绿化。“当时全国一窝蜂到大连学习种草，大连绿化理念很好，但草种成本太高，养护费用也高。回来后，领导就决策，找容易成活的乔木、灌木一起上，用本地的竹子、草。”童中贤说，“我们又去了河南濮阳，那里的机关单位在拆围墙，搞绿化。”
《人民日报》宣传了广西南宁“一只桶”的经验后，常德也去当地学习。从南宁回来之后，城建部门向临街每个商铺发放了一个卫生桶，按时收垃圾。原本常德机关单位每周放假半天上街扫地，毫无作用。
“旧城改造也是学习温州的。”童中贤说，常德将临街改建改成了成片开发。他们甚至到外地考察一切能考察的城市治理措施：交通电子监控系统、道路改造、亮化工程、户外广告布局、禁放鞭炮。
“这是许多中等城市发展的特点。”童中贤说。
一系列改造之后，常德面貌焕然一新。然而面貌一新的背后是城市管理者头疼的旧城改造——大片棚户区亟需改建，但钉子户挥之不去。
田玉枝所在的红卫社区第三期久久不能建设，十多户居民认为补偿太低，持续上访。“去年强推了两户，效果不理想，有人喝农药，我们还得带他去洗胃。”红卫社区主任金冬云叹气说。
第二轮城市化之忧
“我们变成不是农民的农民，不是居民的居民。”护城乡仙源社区书记贵大旺说。2003年，常德18个村“农转非”，仙源村变成社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就此失去了土地。这些40岁左右失地农民，打工无望，只能靠着租金度日。
按照常德定位，到2020年，城区建成面积将达到95平方公里，人口95万，几乎是现在的1.4倍。届时常德成为“湘西北地区的区域中心，交通枢纽和流通中心，以轻型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
正因如此，常德的房地产火爆一时，财富开始在房地产间流转。在仙源社区路旁，成片高层商品房已在修建，与城区房价持平，达到2000多元／平方。2007年，常德房地产企业就有256家。
为了应对未来无助的生活，聪明的贵大旺从广州学来一招：居民集资征地建厂房出租，依靠分红来维持失地农民生活。然而，去年市地税局要求足额纳税，社区集体经济变成每年要亏损8万多元。贵大旺，这名市政协委员提出提案，要求政府部门政策倾斜。
更让贵大旺忧虑的是，迅速城市化中，国家对失地农民政策配套不到位，社区化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你看，我们还有11条道路没有硬化，一下雨都是烂泥。路灯也没有，我们得聘4个保安来巡逻。”贵大旺说，“我们惟一喜欢的就只有医保。”
4月5日，熊柏隆路过滨湖公园时，叹了口气：“现在房地产小区都已经把公园包围了，公园好像成了小区内的一个活动场所。”熊对中国城市化颇多研究，提出“极限城市”理论，一直在呼吁关注二三线城市问题。
熊柏隆认为，中国城市化走了不均衡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数个城市群。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进入极限，资源开始向大城市外围流动，二三线城市正在不断崛起，中国进入了第二轮城市化阶段。
然而，目前尚无系统的学科研究，也无相关配套法规。熊柏隆认为，必须尽快进行城市系列的修法，制定“城镇发展基本法”，避免再走大城市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现在发展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转移、聚集、繁衍上的问题，第二轮城市化就会出现巨大问题。”熊柏隆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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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概念源于全球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美国盖洛普公司的调查结论。
中国约9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第三个中国”——中国前十个最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均超过100万。目前，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经有45个，另外，中国还有181个总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
过去他们被大城市的光辉所掩盖，现在“第三中国”正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玉门：兴衰一线两重天
边城玉门因油而兴，因油而衰，最终导至迁城。相隔七十公里的新旧玉门，展现着一座城市的两种命运。风电是否是新玉门的希冀，那些生活在古城、新城的的居民能否摆脱资源城市的魔咒，都在考验着“下山”六年的新玉门
“春风不度玉门关”似乎成了过去玉门发展的谶语，不过玉门正打算借风改变自身的命运
42岁的孙桂香趴在面的方向盘上，茫然望着前方。他在这个城市唯一的一条主干道上等待着一单活。 “人越来越少，都没人坐车了。”孙桂香掸掸身上的灰尘自言自语道。3月，一场肆虐河西的沙尘暴刚刚散去。
这里是边城玉门古城，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诞生地。南依祁连山，北有马鬃群山，东屏嘉峪关，西通安西、敦煌，玉门历来是“塞垣之襟带，车马之通衢”。
不管文人墨客给这座古城留下多少遐想，至少现在，这些遐想变成了绝唱。十一年前的一个“迁城”决定，把这座曾经“为油而建”的边城分成了两半——新玉门、老玉门。
70公里，一个地理上的界限，却如时光穿梭一样，展现着一座城市的两种命运。无论新玉门还是老玉门，决定其宿命的，仍然是其作为资源型城市无法摆脱的重负。
下山
62岁的刘生田总跟闺女说，有机会要带他去几十公里开外的昌马，他想看看那里的风电场，看看那些比电线杆还要高出许多个头的“大风车”。
在玉门新城宽敞的市政广场里，刘生田指着遥远的“大风车”方向，带着几分期待。那里，是新玉门着力打造的风车基地。
自1999 年作出迁城决定，2004年市政机关全部从老城迁至玉门镇新址。如今，玉门市“下山”，已经六年有余。
走在玉门镇新建的笔直的大马路上，几乎没有多少路人和车辆。崭新的政府大楼、市政广场以及居民楼都在告诉访客，这是座崭新的城市。
4万余人生活在这个7.2平方公里的新市区。除了玉门镇原住居民，他们大部分是从玉门老城搬迁下来的市政机关干部以及家属，一小部分来自老城的企业职工和退休工人。
36岁的徐生宏在新市区的步行街上开着一间二十多平方米大小的超市。4年前，他选择“下山”。 2005年，他以500元/平米的价格，买了一套紧靠着步行街、80平米的住房。如今，这里的房子已经涨至1000元/平米。
“人越来越多，房子也越建越多。”这是徐生宏对这个城市最直接的感受。
玉门市政府希望在2020年前，城市人口达到8万。如今，来自甘肃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贫困干旱地区的移民以及玉门周边乡镇农民，都在逐渐向这个新城汇集。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迁进人口大多是低保户或者农民。相比玉门搬迁之前5万的石油职工常住人口，老城区管理委员会副书记程吉海曾经感叹说，“迁走5万人，迁进5万人，迁走的是有消费能力的，迁进的是连生产资料都不完备的移民。”
4年前从临近的花海镇迁入新玉门的刘生田，平日最喜欢在新城里溜达，去看看火车站建设的进展，再看看新广场建设得怎样了。
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政府能够早日取消城乡差别，他能够早日进城，享受跟其他城里人一样的“好政策”。
“春风不度玉门关”似乎成了过去玉门发展的谶语，不过玉门正打算借风改变自身的命运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留守
每年清明，徐生宏会回到老玉门市祭拜已逝的父母。每次归来，徐宏生总不由感慨，那个地方“一次比一次荒凉”。
玉门新城东南方向70公里处，玉门古城如同一个被抛弃的孩子，静静待在海拔平均超过2500米的祁连山中。
那里曾是中国的石油摇篮。铁人王进喜的雕塑一度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如今，铁人像仍在，然而古城已然没有了城市生活的迹象。居民楼搬迁一空，商铺紧闭大门，曾经的行政办公大楼门窗被砖块堵上了。200 米长的北坪市场，几乎汇集了这个孤城所有的人气。
将火锅店开在北坪商业街隔壁的贾老板，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生意做不下去。2009年11月，随着最后一批石油工人搬离，“老市区的夜晚和周末，彻底没有了喧闹声”。
这是清明节假期的第一个晚上，偌大的馆子里，只有一桌客人。贾老板决定再坚持一年，然后就把店搬到酒泉或者邻近的嘉峪关市。
“有钱有权，但凡有点能耐的人，早已经搬走了。”面包出租车司机孙桂香摇着头说。留守的都是像孙桂香这样“搬不动”的人。
孙桂香在当地一家炼化企业工作了21年。2004年，玉门油田生活基地搬迁，导致了七千多名像孙桂香这样的石油三产工人失业。
孙桂香一家三口如今住在月租38元的廉租房里。除了孙桂香拉活月收入千余元，他们能拿到的只有 280元的低保。
老市区的菜价翻番地涨，每月600多元的开销，让孙桂香一家实在不敢奢望新市区1000元/平米的房子。眼看着老市区越来越萧条，孙桂香一家却实在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过几年实在不行，回农村吧。”孙桂香握着刚刚放学回来的女儿的手，咬咬牙说。
弃城
“好好的一座城市被拆了，实在可惜。”清晨，聚集在老市区广场晨练的老人们还时常发些这样的牢骚。
老玉门人，永远忘不了昔日的玉门是何等的繁荣：1957年，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这里诞生，玉门市政府也由当年的玉门镇迁往如今的老市区。不到30年，玉门市就发展成为总面积1.3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8.82万人、城市人口 10.8万人的一座工业城市。
半个世纪后，伴随着玉门油田的储量下降，玉门油田办公及生活基地一并迁至酒泉，玉门市只作为生产作业区。2003年4月，国务院向甘肃省政府下文，批准玉门市迁址，迁回曾经的玉门镇。
事实上，至今，很多玉门人仍然没弄清楚，玉门市这“最后一迁”背后的动因何在。
按照政府的官方解释，首要的搬迁原因应该是由于玉门油田生活基地整体搬迁，城市职能、服务对象发生了重大改变。自1995年开始，玉门先后有2.5万油田职工，近6万人口东迁西移，市区人口锐减。
然而玉门老市民坚持说，是玉门政府先决定搬迁“下山”，玉门油田才决定整体搬迁生活基地。
如今，争论谁先“抛弃”了玉门老城已然不重要。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今看起来，似乎没人从这次搬迁中获益。
数千名的石油管理局职工需要每周往返于100公里开外的生活基地和生产基地之间，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油井依在，繁华已成过往。在老市区老君庙坐落的山沟里，至今仍旧能在断流的河水表面看到漂浮着黑色的“油花”。1939年，正是在这条河里，国内外地质学家们发现了中国第一口油井。
远在70公里之外的新城，也在跌跌撞撞中寻找着玉门的未来。
希冀
“阴风蔽日天无色”，清代诗人马尔泰笔下的玉门风沙足以让人震撼。现在，对玉门来说，这些风沙却是宝贵的资源。
据测算，玉门常年风速超过3.5米/秒，辖区内风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在3000万千瓦以上，其中，可开发利用的有2025万千瓦。
石油产业的迅速衰败，最终导致迁城，这些让玉门格外重视上天赐予的这次机会。
围绕风电开发，玉门市政府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调动的资源、时间和人力。记者采访期间，玉门市委书记詹顺舟匆匆赶往南方考察风电企业项目，而发改委新能源办公室的主任赵敏则告诉记者，她已经连续几个周末扑在风电场，没有休息了。
新城20公里开外，1.5兆瓦的风机整齐竖立在原本荒芜的戈壁滩上。 2009年一年，玉门风电发展迅速，其风电装机容量超过了前12年的总和。按正常税收计算，玉门每年可实现税收1.8亿元。
上更多的项目，建更多的风场，似乎成为了玉门新城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目前，中节能、大唐、华电、中海油等国内主要风电企业，都在这里开建或者准备建设风电基地。
在不遗余力发展风电的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一热情有些“不计成本得过头了”。
目前国内风电企业普遍处于微利状态，玉门风电所依赖的西北电网建设和升级仍然严重滞后。与同样发展风电的新疆、内蒙古相比，甘肃风电资源没有新疆好，发展也较晚。
风车何时能转起来？在土地出让、税收以及其他方面作出全力配合甚至是牺牲的玉门市政府，也在焦灼地等待着这些风电企业早日产出“金蛋”，这一心情，丝毫不亚于1998年，在玉门油田储量逐渐衰竭的时候，人们等待钻油工人钻出青西百吨高产油井时的迫切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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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共有44座资源枯竭城市。其中2008年3月确定12座资源枯竭城市。2009年再次确定32座资源枯竭城市。
这些城市处于中国的 “老少边穷”地区，过去依靠单一资源发展，很多都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他们都是因石油、煤炭或者其他单一资源而生、而兴，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最终让这些城市迅速衰落，甚至边缘化。
中国城市化，仓皇六十年
新中国的城市化无不系于六十年的跌宕历史。那些在关键节点上曾经改变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纲领性文件，抑或一时的主流陈述，以期能勾勒出人口大国身份转变的艰辛历程。
1949：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造城运动由是开端。
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提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从当时国情来看，把建设城市拿到如此高度并不奇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认为，那时除上海、武汉、天津等沿江靠海的港口城市外，全国大多数城市并没有现代化工业，加上基础性薄弱，所以，共产党执政后必然要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而使工人阶级成为城市的主体则带有鲜明的巩固政权的目的，因此也就有了毛泽东当时在报告中的“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的提法。
1955：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
城市生产如期推进，1952年，国家开列了按照工业建设的比重分类建设城市的计划，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 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为保证五年计划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城市建设的速度必须由工业建设的速度来决定。城市建设必须集中力量，确保国家工业建设的中心项目所在重点工业城市的建设。
当时工业布局还没有倾向于中小城市，而且城市与现在并不一样，没有很多区县。宁越敏说，粮食统购统销是当时时代特征，可副作用直接导致合作化运动，造成农村不稳定，就连百姓口粮也紧张，在物质原本匮乏的前提下，国家要快速发展，自然要想出绝妙办法。
1955年9月，国家建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设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其实，这些举措目的在于抑制消费，为工业化进行原始积累。
当然，领袖毛泽东依然还有“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的战备考虑。
1960：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六十一年建国史中，“大跃进”是个疯狂而又错误的时期，也直接催生了中国第一次的逆城市化进程。
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各地工业建设盲目冒进，导致工业区遍地开花，另外，不计成本，大建楼堂馆所，造成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骤增，各城市不切实际地扩大城市规模，急于改变城市面貌。那时，梦想比天大，苏北盐城要搞成100万规模的大城市，湖南株洲要把20万人口扩容到60万-80万，湖北襄樊的远景是120万。
当政者最后认为是城市规划出了问题。正在如此混乱状态下，1960年11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宣布了“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决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逆城市化运动的肇始。原来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又被遣回原籍。1961-1963年间，全国城市总数合计减少25座。
1966-1976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城市化严重停滞，国家以大量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和严格限制农民转变身份的城市政策，通过抑制城市化来推动工业化的方式推到极限，城市建设几乎停止。
十年间，超过1700万城镇知识青年，被送至边疆和农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成为当时流行的慷慨激昂的意愿表达。
这句话出自甘肃会宁县50岁农民王秀兰之口，刊发在1967年的《甘肃日报》，后来这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0：切实做好城市的整顿工作
文革期间，中国城市规划方面的队伍全部解散，相关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8年3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批准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切实做好城市的整顿工作”，即“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何为大城市？即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城市。
这次会议还规定，从1979年起,在所有省会城市和城市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大城市不含三大直辖市, 以及对外接待和旧城改造任务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试行每年从上年工商利润中提成百分之五,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资金。
这次会议还强调指出“要建设好城市，必须有科学的城市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建设”，指出“市长的主要职责,是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好。”
两年后，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公布，尽管只有区区24座，但这预示着，以工业为中心的建城模式正在悄然扭转，不计后果的运动造城模式，有所收敛。
1980年代造镇，1990年代造城
1983年，费孝通先生《小城镇，大问题》一文的发表，一段时间里，小城镇为主的分散式发展道路成为理论界与决策层的主流思潮，全国小城镇遍地开花，小城镇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1985年也只有建制镇2851个，而到1992年，建制镇就达到 14182个，短短几年时间就增长了约5倍。
1990年生效的《城市规划法》规定， “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
也是这年4月18日，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虽然比深圳特区晚十年，但宁越敏记得，当时这一政策广受争议，因为浦东开发有悖于那一年实行的《城市规划法》的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规定。后来公开的解释是，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但有内涵的开发，事实上，也是从浦东开发，各地激进的城市化进程由此拉开大幕，而城市规划法也几乎沦为一张白纸。
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小城镇战略。
2000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
宁越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0年10月编制十五规划时，城市化首次被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来，提出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共同进步。2004年，振兴东北、中部崛起被提升到国家战略。
2005：“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而对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乡差距已经是不可回避的障碍，三农问题成为最后一块成败攸关的决胜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向被正式提出，到今天，新农村建设仍是各地基层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到处能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横幅和标语。
最早提出“建设新农村”口号，是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该文件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的政策。
什么是新农村？国家领导人用短短20个字概括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国内外观察家评论，这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想象。
事实上，1999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的，当时他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就在同一年，他提出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新农村运动”，也就是后来风行全国的新农村建设。
2007：圈、群时代
在相继推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国家战略后，中国城市化进入画圈时代。
不过，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也接踵而至，豪华、奢侈的大规划、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目不暇接。对此，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陆大道给国务院时任副总理曾培炎写信时断言“我国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大跃进’，这是一股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城市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重点强调了“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转向借力于城市化自身的内生动力。
于是，全国各地的城（都）市带、经济圈等概念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圈不再强调行政区概念，主要是经济概念和文化概念。至今，在经济板块中独占鳌头的，还是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都市圈，而效仿者数以十计。
传统城市消失的N种理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结构和城市景观上发生巨大变化。曾经辉煌的、悠久古老的中国传统城市，至少是城市的传统空间，正在大规模地、迅速地消失，他们被消失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什么？
新圈地运动
1990年代的“新圈地运动”，将城市的老市民赶上街头，让他们重新接受新的街道经验的冲击。这种变化打击了老市民，也为新市民（各种涌进都市的流浪者）提供了机会。把经验变成居室经验，正是所有新市民的梦想，也是旧城发生“脱胎换骨”变化的助推器。
旅游经济
为了吸引广大游客，每一个城市都在充分发掘甚至开始虚构自己的历史资源。旅游开发中所倡导的“小题大做、无中生有”，使旅游正如北岛在《失败之书》中所描述的：“正在变成一场人类的灾难。单说这旅游文化，就比口蹄疫传染病都厉害。如同戏法，它把假的变成真的，或者刚好相反，依我看，旅游多少有点儿像我们当年的大串联，只不过背后操纵的是资本。”
假古董
当“都市旅游”演变为“都是旅游”时，古城的居民、古村落的原住民都要为旅游发展让路，甚至全部被搬迁出来。将古城变为“影视城”，古村变为“民俗村”。历史被文化商人所利用，变成一罐罐“文化可乐”。明清文化街自然会被大量制造出笼，“假古董”如同古玩赝品上伪造的铜锈。让大众一次又一次地掏腰包，。
新天地
今天一个城市若没有像上海“新天地”这样的时尚空间，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于是杭州、南京、武汉、成都等不愿落伍的历史名城，都已打造或正在打造他们的“新天地”。简单地讲，“新天地”模式，已成为城市的时尚追求。这类时尚，正像陈丹青所言：“保护一点，装装门面，就不错了，还能算个景点，旅游赚钱。”
欧陆风
新的东西就是进步的象征，旧的东西即是落后的标志。“喜新厌旧”成为城市建设的座右铭。不仅如此，许多人信奉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为了迎接新事物的到来，先将旧的东西铲除再说。最后，即便迎来的是“欧陆风”、“假洋鬼子”，也在所不惜、乐此不疲。
贵族化
“开发发展权优于文物保护权”，是《中国青年报》在人们议论北京南池子改建工程期间发表的署名文章。且不谈将文物保护与开发发展对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就南池子改建中，将原居民搬迁，改造为有钱、有车族的高尚住区的做法，在国外也有过，这种城市更新中的“ 贵 族 化 ”（gentrification）现象，在1970年代即受到了广泛的批判。而我们却将其作为成功的保护实例来推广。
旧城改造
据说“现代性”之后，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涂抹”，抹去一切无法与国际接轨的东西。旧城更新改造也是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需要，譬如，上海成了世界建筑师的赛场，新建筑华丽而糟糕，给人印象是急于跻身于国际大都市行列。正以“过去的方式”走向 “近在咫尺的未来”。过去人们信仰的是“形式服从功能”，今天开始遵从：生活服从规划，生活服从建筑 （lifefolowsarchitecure）。因此，你常常会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看到“为了城市的总体规划，如何、如何”的报道。
“拓”戏
我们的城市建设一直处于穷于应付的状况中，交通规划师（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种职业，在中国好像只有城市规划师和道路工程师）犹如三流的影星只会演“脱”戏一般，要满足交通需求的不断增长，“拓”宽道路成为惟一的选择。
（原文最初发表自 《城市中国》杂志，本文有删节）
数字不容宽慰城市呼唤新生
本届世博会举办地——上海，无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前沿。1979年打开国门后，短短30年间，它就重新成为远东明珠，跻身国际大都市之列。
上海国际地位的改变得益于中国经济迅猛崛起。连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3亿农民进城，这造就上海的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新城市。毕竟60年前，中国只有86个城市，今天却惊人地达到了660个城市。
两周前，联合国发布报告称，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四分之一在中国。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0年的47%，预计2025年将达到59%。专家预计，2040年的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人。
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快速城市化运动，集大成者就是上海。可对上海而言，这不仅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沉重的责任。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上海都是最具活力的中国城市，但它依然感染上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这些“疾病”遏制了它的生命力，以至于人们对它提出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产生了质疑：“城市本身是否美好呢”？
这是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上海尚且如此，遑论中国其它城市。
可怕的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病的恶化也在加速。今天，中国城市化的转型已经刻不容缓。这意味着各个城市必须调整传统增长模式，果断运用工业文明的一切先进技术提高城市效率，减少资源和能源消耗，停止对环境的破坏。从而使自身焕发生命活力，重获新生。
正因如此，上海对本届世博会寄予厚望：一方面因为世博会巨大的带动效应，另一个方面则因为世博会是人类先进文明重要的交流平台，而上海、长三角乃至中国的城市群或都将由此受益。
记录时代进程，是南方周末的使命。为了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南方周末将厘清中国城市化30年来的得失，警示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呼吁普通民众关注自己的城市。进而总结本届世博会的成果和发达国家的经验，供中国城市化进程借鉴。
中国城市的生与死
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有两个：街巷胡同和寺庙。虽然这些地方都在，只不过它已被改成其他用途。要治理这些，要用中医的疗法，不要用西医：动不动就切除安假肢。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城记》作者
◎华新民：民间古城保护人士
◎徐苹芳：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姚远：日本早稻田大学特别研究员
大拆大建的动力
南方周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后，已确定了古城老城区整体保护的原则，为何对古城的拆迁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华新民：2005年1月通过的新修编的北京总体规划上明确规定，“旧城整体保护”、“停止大拆大建”，但实际拆得越来越厉害了。北京老城仍不断以种种名义被彻底毁灭——文物建筑方面，比如南横东街131 号的明代华严庵，比如王府井的最后一座王府伦贝子府，整体街区方面比如地安门东大街两侧、宣武区的大吉片、旧古楼大街一带等。土地财政把政府变成了土地商人。所以要想保护旧城，保护中国所剩无几的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必须从根源上解决——要追踪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并把这个根源切断。
城市越来越大，公共用地越来越少
南方周末：为什么城市越来越大，公共用地越来越少？可以用来交流的公共领域越来越少？
徐苹芳：胡同里的庙宇、道观，那些中国城市传统上用来交流的地方，差不多都没有了，现在有的只是超市、银行和公司。中国城市自古以来没有建广场的习惯，而是在庙里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庙会。而公司里有什么可交流的？讲的全是利益。
王军：就北京而言，传统城市的公共空间有两个：街巷胡同和寺庙。虽然这些地方都在，只不过它已被改成其他用途。公共空间就像人体的穴位一样，这个穴位好血液就会循环。我们应该把这些地方针灸好。政策在那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拆了，这样，地段的价值就出来了，资本就进来了，再有一个修缮导则，慢慢地，它就会自己好起来，如果有非常好的社区参与，那么这个地方的商业活动会得到很好的控制。烟袋斜街也是很好的例子，政府宣布不拆了，还改善了这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把市政设施接了进去，一下子就活了。所以我认为要用中医的疗法，不要用西医：动不动就切除安假肢。
南方周末：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公共参与的问题？
姚远：中国城市规划的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以南京为例，去年南京总体规划修编时就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冲突，而上一轮修编是20年前，那时是计划经济，大家都是福利分房，拆迁就地安置，现在都是住房私有化、拆迁货币化。所以，现在的城市规划更加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但规划者依然沿用苏联模式的一套逻辑，整个规划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犹如在物权的白纸上进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参与。
产权的秘密
南方周末：财产权是城市获得生命力的关键吗？
王军：上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出现了严重的危房问题。一个城市在和平发展时期，她的住宅大面积烂掉了，相当于城市生命体最要命的位置上，出现了问题——财产权的系统被破坏了。如果一个房子在住进去的一刻就知道要被拆掉，谁还敢去修房子。要把以前城市的细胞修好，就要把它的财产权体系修好。光修复还不够，还要让它呼吸，即不动产的交易市场要建立起来。
华新民：绝对是关键。其实在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城市老宅的宅基地依然是私人所有的，政府已经对相关产权做了大规模的登记，并在报纸做了登记公告，承认其合法性。而且从1954年起宪法就明文规定保护私有财产了，不是从最近的物权法才开始的。每一块宅基地的财产权性质是通过“宗地”两字透露出来的，它仍然写在今天给老宅主人发的土地证上，而如果没有主人的签字认可，宗地的边界是不可以被其他人擅自改变的。可是这些年以来很多地方政府的房地管理局一直在擅自做这种变动，私人的财产权没有得到保护。现在必须立即废掉在做过这种变动后与开发商签定的土地出让合同，否则历史城市的拆除是不可能停止的。而只有这一块块宗地的财产权真正受到保护时，历史城市才能重新获得生命力。这些宗地包括文革劫难后已经清退的私人宅院和还正在陆续清退的。今天买的商品楼也同样有宗地的概念，但大家都不懂。
老城的宿命
南方周末：旧城和新城的生命纽带是什么，如果旧城拆完毁完，新城就会好吗？
王军：我采访贝聿铭先生时，他讲过一件事。197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在景山上登高望远，感觉很震撼。他跟我说，那时候北京还很完整。我心想完整吗？城墙都没了。但想想看，城墙是没了，但是她的肌体还存在。然而从 1990年代开始，首选定出一个十年完成北京危旧房改造计划，2000年又定出一个五年完成旧房改造计划。这两次改造，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而且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拆迁和改造，并不仅仅是停留在胡同地区，还将继续往五六十年代那些旧城区蔓延。城市新生
南方周末：老城是否已经死亡？如果现在停下来，是否已为时太晚？
姚远：我想中国城市是不可能死亡的。只要她的生命规律得到尊重。这需要物权保护和文化自觉，更需要一套真正的公共政策，从而改变我们城市的游戏规则。我的理解是，希望每一片老城倒下的同时，历史保护所孕育的公民社会的精神，也能增长一分，所谓死得其所，总得有一个精神上的出路吧。
南方周末：改变城市命运可能的动力是什么？
王军：拥堵、污染等等，大家都想解决这些事，但是药方在哪里？我觉得开药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我们走过的路进行一次梳理。
南方周末从2010年4月初至11月底，历时半年推出世博系列专题——“城市新生”，这个专题又分为“城悟”、“天工开物”、“博变”、“海国城 志”、“城范”、“世博之光”和“诗意之城”7个子专题。分别从历史、技术、创新、传统和文化的维度审视和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本期推出的“城悟”专题，目的是系统总结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得失，提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引发公众对所在城市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