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13/我们大院的故事

(星星生活特稿/李竹)大约三年前,与国内的二哥通电话,他告诉我,我们原来住的那片宿舍区全都拆了,而且我们的机械厂,附近的橡胶厂也牵到郊外。二哥说,这块黄金地段现在属于市中心了,豪华商业中心、高级公寓和机关大楼将拔地而起。

从那以后,我时常梦见故居的一砖一木和一张张模糊的面孔,从出生到18岁,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那片楼群,那里记录着我的成长,或者说我的成长全部在那片楼群里。如今大院已经夷为平地,曾经的很多人已经作古,更多的人现在即使出现,也令人难以辨认。沧海桑田,三四十年,转眼一瞬,但在人生舞台上却是一部荡气回肠的大戏。回忆儿时大院里的人和事,像打开尘封的相册,光影交错,亦真似幻。

**宿舍楼采苏联图纸

我们的宿舍大院属于机械厂,机械厂前身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丰田军用汽车配件厂,抗战胜利后属日伪资产收归国有,1949年以后成为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属企业,由于技术力量雄厚,50年代又分出一部分技术力量,组建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拖拉机厂、重型机械厂、内燃机厂等,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支柱企业。

我们的宿舍楼建成于1954年,在厂区外原来的一片牲口市场上兴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建设职工宿舍的经验,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宿舍分两栋干部楼和两栋职工楼。我们的这两栋干部楼由两个L型的三层楼围成相对封闭的大院,前有镂空的围墙,后有圆形月亮门,大屋顶、厚砖墙,阳台有浮雕图案。单元内为两居室,配备统一的家具。楼后有专用锅炉房供热,锅炉房的高大烟囱76年地震时轰然倒塌,幸好是深夜,无人伤亡。

我们大院住户是厂内的中层以上干部,还有高级工程师、华侨和外侨。听父亲说,50年代中,大院的住户刚搬进来心气很盛,当时都是厂内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大家自己动手建设家园,每到休息日,都出来种花植草,布置园艺,每到春夏,满院鲜花盛开,香气宜人。

我们的邻居中,最大的首长恐怕是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的冯文彬了,他在50年代任天津市委工业部长时就住在我们大院。文革后期他调上海工作,但他离异的妻子和女儿还在这里住。那个叫冯小慧的女儿当年20来岁,是海军士兵,偶而见到她身着一袭灰色海军服出入,气质高傲,步履婀娜。

**李森滋和哥哥李耀滋

李森滋工程师一家是我们的世交,他家的窗户对着我家窗户。李工兄弟几人全是留美的博士,49年前夕由于李工在兄弟中最小,故留在国内照顾老母,没有赴美国定居。文革中李工因为成分不好、有海外关系、又是“臭老九”,夫妻双双被剃了阴阳头,在厂区和宿舍楼间游斗,受尽了屈辱。

文革刚结束,分隔了近30年的骨肉同胞终于盼出了头,在美国的两个哥哥轮番回来省亲,但都没有见到老母一面。美国哥哥一方面感激老弟为母亲养老送终,另一方面为李工一家移居美国而积极努力。记得大约78年左右,一个下小雨的傍晚,一辆高级轿车驶进我们院子,一对西装革履的夫妇和一个长发披肩的女郎下车走进李氏家。几天后的父亲拿着《人民日报》给我们看一则消息:“邓颖超会见麻省理工学院李耀滋教授和夫人林同端女士及女儿,林同端将自己翻译的英文《周恩来诗抄》赠送给邓颖超”。

原来,李耀滋教授就是李森滋的哥哥,是美国著名华裔工程物理学家,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曾任全美第一届华人协会主席。李森滋的另一个哥哥李诗颖也是美国著名学者、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后来我查阅了资料得知,李耀滋曾经为海峡两岸的关系做过积极地工作,历史曾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从50年代以来,中共一直在寻找物色能出面沟通两岸关系和对话的人,这个人至关重要,他既要有一定的威望,又要热心国家统一大业,经长时间酝酿,中共领导人的目光集中于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李耀滋。

1979年,台湾派要员阎振兴(曾任过台湾“教育部长”,时任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到美国拜访李耀滋,想通过李耀滋打探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李耀滋觉得沟通台海两岸关系,是千秋好事,他的想法得到了中国驻美大使馆柴泽民和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的赞同和帮助。1980年8月,李耀滋飞抵台湾,台湾方面章孝严、严家淦、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和副秘书长陈履安把李博士作为政府上宾会见,并进行了两天会谈。1982年1月,李耀滋赴北京,邓小平亲自会见,邓小平首次向李耀滋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邓小平还告诉李先生,他同蒋经国年轻时曾在俄国相会,彼此认识,他很想在他和蒋经国两人年纪都还没太老之前,能够找一个所谓“中立”的地方,两人再会一次面,追忆往事,谈谈旧交,希望李先生向蒋经国转达愿望。

李耀滋回美国后不久,台湾政要王季五赴美见李先生并建议,利用台湾清华大学邀请李博士赴台讲学之机,向蒋经国直接转达邓小平的愿望。李耀滋再次赴台后,却因当时蒋经国病重不便见客而未能如愿。台湾王季五、沈君山等人与李耀滋商谈,拟以全美华人协会名义举办太平洋区华人合作讨论会,主要目的是以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流为主。1983年7月11日,李耀滋再赴北京,邓小平与宋平再次会见了他,同意了李耀滋关于举办太平洋区华人合作讨论会的建议。李耀滋回美国后,集中精力代表全美华人协会筹建太平洋区华人文化交流工作。但由于蒋经国病情日趋严重,邓蒋二人最终未能会面,为历史留下了遗憾。

李耀滋的夫人林同端是美国著名华人建筑学家林同炎的妹妹、翻译家,受邓颖超之托翻译《周恩来诗抄》英文本。

李森滋的夫人胡素蓉在我们机械厂财务部门工作,和我家还沾点远亲,粗懂医术,经常为我母亲扎耳针。每次都是我陪母亲去李家扎针,胡阿姨用的电子耳针穴位仪是他的大儿子李大可发明制作的,探头一触到有毛病的穴位就会发出警告声,并射出耳针,当时我觉得很神奇。他们的小儿子李大全也是我的好朋友,虽然比我大七、八岁,很愿意和我玩,当时他是啤酒厂的青年工人,业余时间他在家念英语,那是70年代初,混混沌沌的年代,他就知道英语将来会有用。77年恢复高考,李大可、李大全兄弟双双考上天津大学机械系。

我和他家最后的一次交往是70年代末,他家搬出我们大院,那天我去帮忙搬家。记得胡素蓉阿姨很舍不得离开大院,因为他们不是去住大房子,而是为了大儿子结婚,不情愿地将两居室的房子换成两间很小的平房,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去美国是不是一个遥远的梦。他们全家去美国的消息是后来我从儿时的伙伴尹卓夫那里得知的,时间大约在80年代初,后来尹卓夫又说,李森滋和一名印度科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一项工程机械方面的研究,李大可兄弟在美国大学继续深造。期间胡素蓉阿姨曾给我父亲来过一封信,谈能否进行机械设备方面的交流合作。

今天讲的李工一家的故事,可以看出,一念之差就决定人一生的命运。试想,李森滋在49年前夕没有留在国内照顾老母,也去了美国,是不是也会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呢?而不是在他60岁的时候才去美国,才在麻省理工学院先进的试验室里进行研究课题;他们的大儿子李大可也不用在内蒙农村插队多年接受再教育,二儿子李大全在啤酒厂三班倒做了多年工人;他们一家更不会在文革中倍受冲击……

今天我还记得,李大可患老年痴呆多年的奶奶,面色清白坐在窗前一动不动,胡阿姨说,老太太唯一做的就是拆自己的毛衣袖子。今天我在资料上得知,老人叫陶碧若,曾是出身名门的闺秀,知书达理,贤淑善良……

我们大院的故事(续)

(星星生活特稿/李竹)今天继续讲过去的故事。应该声明,除个别细节和人名为杜撰外,故事中的事件和人物均为真实的。本人绝无揭人隐私、挖人伤疤之歹意,只是将我记忆中的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事件记录下来,作为一段历史的描述。如果无意伤害了谁,本人躬身致歉!

**“港太”和她的女儿

我们大院的第一代居民习惯于称呼已婚女人为太太,文革后期随着居民的变迁,这种旧习才逐渐退化。“港太”不是来自香港,是大家背后给伍太起的别称,“港”的意思是摩登,那个年月人们认为香港是时尚的代名词。

“港太”的丈夫伍工留学美国,50年代初一腔热血报效祖国,毅然决然地抛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携夫人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就像当年的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一样的哪种人。伍工夫妇54年搬入大院时正是他们回国不久,曾经历过一段幸福的时光。我前面说过,那时也是我们大院的黄金岁月,大院居民层次高素质好,楼房新落成设施齐备,满院鲜花绿草。伍工夫妇30多岁,风华正茂、对未来充满希望,伍工忙于厂里的技术生产,夫人在家作太太。

伍太据说出于上海豪门,毕业于辅仁大学家政系,相貌极美、肤若凝脂、举止端庄、气质高雅,再加上精于妆饰打扮,更是超凡脱俗的贵妇。伍太不轻易出门,她家时常飘出钢琴声,莫扎特、萧邦的名曲在她纤长的指间流淌。偶尔伍太下楼散散步、晒晒阳,那将成为大院里的一景,这景实在太精彩了。“港太出来了!”叽叽喳喳间消息就传递出去了,于是一个个窗户探出了一个个脑袋,女孩子们争相感叹:“哇!港太今天又换了一件,快来看!”

每次伍太下楼都经过了精心的打扮,随气温和季节,变换裙子的质地和花色,或是碎花稠料、或是单色绒面,或是宽松休闲、或是露背晚妆,或戴一副遮阳镜,或擎一把小阳伞,发型、饰物、鞋子也搭配得一丝不苟……。伍太目不斜视,不启尊口,轻挪柔步,举头望云,低首怜花,像登场的伶人,走几个过场,亮几个照面,便悄然退下,把回味留给观众。据大院的老住户精确统计,那几年伍太下楼出来穿的裙子没重过样儿,绝没重过!“港太”的别称由此传开,真贴切,“港太”实在太“港”了!

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好日子没几年,年轻有为的伍工得了一场暴病,几天便撒手人寰,死者走得干脆,可怜了身后的生者,留下孤零零一个佳人儿,更叹膝下空空。伍太如何痛不欲生,如何万念俱灰,外人不得而知。从此再也听不到琴声,再也没见盛装登场。邻里偶尔见伍太出门,可能是去看医生,可能去厂里领抚恤金,可能到邮局寄信取邮包,素面素衣,匆匆而过……

大院的女人之间曾流传着“港太”要收养个孩子的说法(此时的“港太”已经不再“港”了,但称呼还是没改,也算是对“港太”过去风华的纪念),这风声是“港太”自己放出来的,拜托大婶大娘们留心。母亲告诉我,有一天“港太”听说南开医院有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女婴,便扔下活计撒腿往医院跑,见到孩子抱起来就不放开,坚决要收养,医院让“港太”签个字,事情也就办妥了。母亲还告诉我,同一天我也出生在同一家医院……

后来我和这个叫伍君的女孩同班同学,我记得还曾去过她家玩。她家在文革中被彻底清洗了,厂里开来一辆大卡车,拉走了一整车的抄家物,包括一架俄罗斯钢琴。她家的两居室住房也被硬塞进了另一家,娘俩被挤到南面的小间,仅剩厂里统一配备的简单家具。

以后的日子就这样过着,革命风暴扫除了人与人间的等级,也扫除了每个人内心的希望。大院中再没有鹤立鸡群的“港太”,大家都是灰绿蓝,一样的发式、一样的布鞋、一样的挎包,以及一样的伙食。

伍太本应绚丽的人生,过早地谢幕了,美好的生活之花刚刚开始绽放便被严寒摧毁。伍太把自己的全部寄托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娘俩相依为命,平平淡淡过着老百姓的日子。

76年文革结束,77年恢复高考,为无数被压抑的灵魂注入了希望。80年高中毕业伍君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伍太也随女儿移居上海。以后怎样?我猜一定早早地离开中国,去了大洋彼岸……

我们大院的故事(续二)

(星星生活特稿/作者:李竹)

“小木头”之死

记得凄惨的哭声是午夜以后传出的,初夏的夜空回荡着女人悲切绵长并夹杂着述说的嚎哭。大院里沉睡的居民开始以为是逼真的梦境,但很快发觉事情发生在现实中。一个个窗户亮起了灯光,并出现许多向下张望的黑影。

母亲是家里第一个惊醒的,她历来睡觉很轻,母亲推醒父亲,随后我们兄妹几人也醒了,母亲开始仔细分辨着哭泣是何许人,并推窗观看,“是高大娘!”母亲认出来了:“高大娘坐在井台上哭!”(当年我们大院中央有眼压把儿井,说是战备所需)。母亲还说,之前曾听见送电报的摩托车声(就是济南轻骑,有骇人的噪音),“高大娘家出事了,我去看看!”母亲穿衣下楼了。我们在窗子张望,除了母亲,还有好几个妇女也围拢了高大娘。

高大娘一家也是大院的老住户,高大娘有四女一子,老儿子诨名“小木头”,是她家的宝贝疙瘩。“小木头”当年20来岁,个头不高,但面白如玉、眉宇间有一股英气,也不失一种傲气和骄气。由于“小木头”的姐姐们大部分留城了,所以按规定“小木头”必须上山下乡去农村。高大娘护着儿子,坚决不走。

于是由学校街道组成的“工作组”上门动员,由于高家态度坚决,“工作组”采取“车轮战”,就是24小时在家里“磨”,你不同意,我们不撤!这在当年是一种近似残酷的动员方式,一家人正常的生活秩序被彻底搅乱,既不能性急,言语强硬了,就被当作“对抗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战略部署”,也不能冷淡“工作组”,茶水招待,陪聊陪坐,大谈上山下乡的好,但也历数家里的困难。高大娘是常年的老病号,血压高、心绞痛、糖尿病,无一日离开药。“工作组”“车轮战”期间几次犯病到医院看急诊,但高大娘表示:“除非我死了,儿子就不走!”

“车轮战”持续了一个星期,首先熬不住的是“小木头”本人,他冲着“工作组”大喊:“求你们了,我走还不行?绕了我们全家吧!”家庭内部矛盾由此升级,父母大骂“小木头”不懂好歹,全家的努力全为他好,“小木头”顶撞父母:“不就去农村吗?那么多人都去了,我去了就死了不成?”“工作组”坐山观虎斗,暗庆大功即将告成。多天来“工作组”带给全家的压力终于爆发了,性情急躁的高大叔煽了儿子一个耳光:“浑小子,你走了就别回来!”高大娘再一次心脏病复发……

当“小木头”打点行装奔赴内蒙插队的时候,一家人被阴霾笼罩着,无奈和担忧,更不知道前面还有更大的悲剧将要发生……

大约三个月后,“小木头”从内蒙回来了,短短的几个月好像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情绪恍惚,从没有离开过父母的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残酷。他向父母说他是偷着跑回来的,还讲了东北农村比想象的还艰苦,吃高粱米、睡土坯房、干牛马活儿,更可拍的是孤独寂寞想家,流着眼泪说:“不想回去了,不想再离开家了。”

高大叔先忍不住了,指着儿子大声说:“当初你自己自愿去的,现在又说这些,没出息的家伙!”当儿子再次顶撞父亲的时候,又挨了老爸一个耳光。“小木头”绝望了,第二天上火车回内蒙去了,临行前在药房买了一瓶“敌敌畏”……

街坊邻居面对失去唯一儿子而悲痛欲绝的高大娘,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这时候一切安慰都是多余的,一个年轻、健康、充满朝气的生命消失了,这种打击降临在一个多病的母亲身上,将是何等的灾难!围在高大娘身边的妇女,包括我母亲,全都陪着哭,那一夜我们大院很多人无眠。

这个故事发生在70年代初,当时我还年幼,听着家里人议论,不懂其所以然。今天,历史的车轮滚过了近40年,时代变迁得令人炫目,现在还有多少人去回望、去反思?当年伟大领袖一声号令,数千万城市青年涌向农村,涉及了千万个家庭,像“小木头”这样的悲剧又有多少?

我家也没有逃脱上山下乡的巨大洪流,大姐17岁去内蒙插队落户,11年后返城,落得一身病痛。我也知道,大姐插队的“集体户”中有一个男青年从抑郁、到疯癫、直到自杀身亡,在如火如荼的年代悲剧不是各别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发生在我们大院一百多住户中的故事,是一个历史的切片、时代的缩影,现在我能梳理这些被时间碾碎的片段,我想是对历史大潮中一个个小人物的尊敬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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