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特约记者翁小栩报导／《大国崛起》主旨究竟是什么？总策划麦天枢说，是希望观众建立历史理性，懂得“妥协是现代政治基本元素”。如果这部片子能让中国人记住“妥协”两个字就成功了。但麦天枢回答《中国青年报?冰点》“最大的看点在哪儿”，说法有重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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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大国崛起》总撰稿陈晋2003年12月接受央视国际专访谈“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举了两个例子：“1950年淮北地区发大水，受灾严重，毛泽东看到一份报告里说有些灾民为躲水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伤心地掉了眼泪。”“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地区受灾严重，淹了好些地方，毛泽东听后说：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陈晋对这两个相反例子的解释颇有特色：反映了毛泽东性格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同劳动人民天然的感情联系”，另一个是“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勇气和斗争精神”——总之都值得颂扬。他还说：“单从个性的角度而言”，“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换句通俗点的话说，是最时髦的人。”“毛泽东是现代文明的崇敬者、追求者、构想者乃至於描绘者”。
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在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写了一段表扬陈晋的文字，说他虽然年轻，却扎实用功研读关於毛泽东的史料。
但陈晋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御用文人”，更不能被简单地划进“左派”行列。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认为：“如果要问在20世纪，是谁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我想，最好的回答，是在‘上帝’死后迸发出来的创新精神。”他解释说，这里的“上帝”，是泛指那些束缚人们思想创新的东西。
请陈晋担任《大国崛起》主笔，策划者显然有取得较高保险系数的意图。
●“没有任何特殊政治背景”
而另一人，该片总策划麦天枢，却是表现出相当独立思考精神的民间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八十年代曾是《中国青年报》驻山西记者，是当时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以前瞻性、批判性的思想锋芒和具有浓厚真实生活气息的文笔而独树一帜。九十年代他离开了《中国青年报》，从事近代史、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民课题研究，写出《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中国农民——关於九亿人的现场笔记》等。
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谱系之中，麦天枢很难被归於哪一特定派别。但是他肯定身上并没有“御用文人”的标签，与许多民间知识分子也保持了良好的互动、沟通。或许正是这一点，让不少评论《大国崛起》者感到困惑。
曾有人问主创人员之一：你们好大胆子！他含笑回答：只要不说中国，怎麽说都没事。
在这次《大国崛起》引起猜测和争论之后，总编导任学安、执行总编导周艳等主创人员接受了采访。其中任学安作为这一选题的倡议人，讲述了该片发轫的缘由：“2003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9大国，500年，在北京噪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浩瀚的历史的声音，一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
随后任学安等人和文化学者麦天枢进行沟通，邀麦天枢作为总策划之一全程参与。
在11月27日下午北京的记者见面会中，媒体要穷究的是同一个问题：究竟是谁让他们拍摄本片？
“没有任何特殊政治背景，”任学安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们最不希望别人误读的地方。”
他们介绍，三年时间里，央视虽然派出七个摄制组前往九国拍摄，这个过程却只花去三个月时间，花时间最多的其实是另外两个环节：脚本准备和后期制作。如何客观公允地解读九国的崛起史？摄制组用了整整一年半，先请北京大学历史系专家提供历史脚本，然后探访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众多专家，讨论脚本中的相关阐述。千头万绪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众说纷纭的因果、巧合、偶然、必然……经过反复比对和取舍，脚本才得以逐渐成形。
●麦天枢解谜转了个弯
麦天枢出面接受海内外有影响的媒体如《亚洲周刊》《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澄清说：这部片子的出台没有什麽“背景”，不可能有所谓的政治授意。外界说法“有很多借题发挥的成分”，是“愿望加猜测”，“这里面恐怕出现了某种错位”，“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脆弱心理的一种表达”。
让人纳闷的是，麦天枢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记者江迅采访时的回忆，与任学安在“时间”这个问题上的说法颇有出入：“2003年6月，他（任学安）找我说想拍这部电视片的念头。”也就是说，其实早在听到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之前半年，任就找他了！
本片主旨究竟是什麽？麦天枢说，是希望观众建立历史理性，懂得“妥协是现代政治基本元素”。他对剧组编导开玩笑：如果这部片子能让中国人记住“妥协”两个字就成功了。
他对《亚洲周刊》还称赞美国各阶层、各地区的人虽然意见尖锐对立，不亚於中国人成王败寇，却具有坚韧不拔的妥协意识，极有顽强毅力和历史耐心地寻求妥协，这种理智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仅是民众缺乏，知识分子也缺乏”。
但在《中国青年报》“冰点”的特稿中，麦天枢回答记者“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看点在哪儿”，说法有了重要变化。他说了三点，前两条还是“历史理性”“妥协”，提醒国人要学会只追求有限的、相比较而言次好的目标，理性合作才有可能。西方精英首先是合作和妥协的精英，而不是社会冲突的精英。中国知识分子则向来寻求最高的目标，无法达成合作。
然而他加上了第三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