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照 曾任驻西萨摩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使馆随员、一秘、参赞；外交部美大司二秘、处长。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七年任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一九九八年二月至二〇〇一年三月任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大使。
朱镕基“非常规”出访
腾讯网/从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到澳大利亚，再从加拿大多伦多到新西兰，陈文照的外交生涯见证了中国外交事业在这些国家的逐步发展。
特别令陈文照感到自豪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后，他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时，经历了冲破“西方制裁”，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访加，中加关系由冷转热的过程。
起步：与钱其琛一起进入外交部
陈文照说，他在外交部工作了30多年，外交生涯不算很长。1965年，陈文照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分配进入当时的高等教育部（现教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有2年的时间在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1971年，外交部到教育部调人。陈文照说，当时一共调了18个人，除他之外，其中还有后来的前外交部长钱其琛。也就是从那一年起，陈文照正式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1975年，中国同萨摩亚（当时国名为西萨摩亚独立国）建交。1976年，中国驻萨摩亚大使馆开始筹备开设。当年我国国庆前夕，陈文照作为使馆第一批建馆人员之一前往萨摩亚。
“那时的条件比较艰苦，”陈文照回忆说，不过和非洲一些国家比起来，萨摩亚的自然条件堪称相当不错了。萨摩亚天热，但是不像有的非洲国家那样干热；萨摩亚雨水充沛，虽然要先沉淀一下，但还是可以用来洗澡；萨摩亚物价不低，但是可以买到许多食品，使馆要举办国庆招待会不至于碰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
然而萨摩亚毕竟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建馆之时，陈文照他们只能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其实就是一个大车店”。萨摩亚地处热带，整个国家当时没有像样的房子。
由于萨摩亚是个小国，陈文照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机会受到太大的锻炼，基本上就是在两国领导人互访的时候忙碌一下。
谷底：大使见不到加方高层
调离萨摩亚后，陈文照到澳大利亚担任过使馆一秘，然后又调往加拿大，在那里他经受了外交生涯中很好的锻炼。“最忙，锻炼最多的还是在加拿大，”陈文照这样说。
1991年6月5日，陈文照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工作，一直到1997年12月27日离开加拿大。这6年多的时间里，陈文照经历了打破西方对中国制裁的外交困境。
1989年，加拿大紧随美国参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中止双边高层互访，并将经贸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一时间，中加关系跌入谷底。如何打破中加关系的僵局，使两国关系尽快恢复正常，成为使馆工作的头等大事。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到1992年秋天，中加关系没有明显改善。陈文照回忆说：“我们的大使见不到加方高层领导人，我们去加外交部办事，也是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可谓公事公办。”
转机：律师事务所的一次邀请
陈文照称，中加关系打破僵局，还要从朱镕基1993年5月访问加拿大说起。1992年11月，原美大司司长张毅君出任驻加拿大大使。1993年3月，一位朋友向使馆传递了一个信息：加拿大古德曼律师事务所想要邀请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出席该所于当年5月中旬在多伦多举办的“古德曼贸易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是接受邀请还是婉拒对方？中国使馆开始研究分析。
古德曼律师事务所系加拿大枢密院成员、皇家大律师埃德温·古德曼先生于1948年创建，是加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该所与加国内外许多大公司和企业有业务合作关系，享有较高信誉。为促进加国内大企业和国际经贸合作交流，该所每年举办一次“古德曼贸易论坛”，研讨加拿大和世界经济形势，与会者均为大企业的负责人、决策者。同时也邀请加拿大和世界有关国家领导人或知名人士发表演讲。1992年以前，论坛会主要由加政府组织，为减少政治色彩，1992年开始，由古德曼律师事务所自己举办。不难看出，古德曼律师事务所请朱镕基访加，具有官方背景。这一点，使馆很快得到证实：加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处长表示，加政府支持古德曼律师事务所邀请朱镕基副总理来访，届时，加方将安排领导人予以会见。
幕后：加总理在下野前的推力
陈文照认为，加政府欢迎朱镕基来访，但又不以政府名义邀请，而是支持古德曼律师事务所出面邀请。加方这个举措，看来是经过缜密思考，决非一时心血来潮。
从政治上看，马尔罗尼总理已在1993年2月宣布于当年6月辞去保守党领袖，同时也辞去总理职务。他熟谙中加关系的重要性，当时那种冷淡的双边关系，并不符合加方的利益。他希望在下野之前，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而要改善关系，必须恢复高层互访。
然而当时加国内舆论还是批评中国的声音居多，加上美国的压力，马尔罗尼不敢贸然以政府名义邀请我领导人。“恰好”古德曼律师事务所将于5月召开贸易论坛，希望邀请朱镕基与会。加政府“顺水推舟”积极促成此事。
从经济上看，由于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加拿大工商企业界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大企业中正兴起一股到中国投资经商的潮流。这股潮流有力地冲击着加政府的对华制裁政策，在此情况下，古德曼律师事务所出面邀请主管经济的朱镕基访加，获得了加拿大商界的赞同。
使馆研究的结果就是接受邀请。理由有这么几个：
第一，邀请方古德曼律师事务所虽然看起来是非官方机构，但是其官方背景不可忽视，这显然是加方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的积极姿态，对打破加方制裁，恢复正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朱镕基访加本身就是中加关系实现正常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对西方对华制裁特别是美国制裁的有力冲击。
第二，出席贸易论坛的听众多系加工商企业界名人，朱镕基的出席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加金融和企业界发展中加经贸合作、赴华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企业界的积极性，反过来又可以影响政府的态度。
成果：“非常规”访问消除对方疑虑
陈文照说，当时也存在不同意见，认为马尔罗尼总理即将辞去保守党领袖和政府总理职务，朱镕基访问时，马尔罗尼已无心谋政；而且马尔罗尼所在的保守党于6月选举新的党首，5月正是该党竞选激烈时间，谁当选新党首，尚不知晓。朱镕基若在一个捉摸不定的时间，与一些捉摸不定的政治人物会谈，恐怕难有大的成果。此外，按照朱镕基当时副总理的身份和地位，邀请和接待应以加政府为主。古德曼律师事务所邀请不合适。
陈文照说，这些意见也不无道理。通常一位大国副总理不会轻易应民间律师事务所之邀而出访。何况，加国内政局确有变数，与一个即将下野的总理会谈，也难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然而，当时的中加关系十分冷淡，3年过去了，中断的高层互访没有恢复。如何实现我高层领导人访加，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当务之急。在特殊情况下，就不能拘泥于常规，而要抓住机遇。朱镕基访加，即使不能获得具体成果，但访问本身，已为中加关系恢复正常开启了一扇窗户，极具政治意义。由谁出面邀请只是一个次要问题。
朱镕基访加期间，加政府给予的礼宾规格相当高，安排也很周到，说明他们对此次访问的重视。访问期间，马尔罗尼单独会见并宴请了朱镕基，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消除了加方的疑虑。
“这次访问取得了我们预想的效果，”陈文照说，“一是我们来了，打破了加方的封锁；二是经济上起到了推动效果。”
再次想起15年前的这段往事，陈文照感慨地说，非常时期应该灵活掌握外交政策。
朱镕基结束访问加拿大之后，加拿大政府发生更迭，保守党的马尔罗尼下台，自由党的克雷蒂安1993年11月成为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上台后比较积极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1994年11月，克雷蒂安访华，中加关系全面恢复正常。
【花絮】特殊的桌次安排
陈文照在加拿大多伦多担任总领事期间，不仅要和加拿大官方往来，也要和加民间人士打交道。其中包括在加拿大的华人，这当然绕不过台湾问题。陈文照认为，在处理这些事时也要采取一定的灵活性。
陈文照回忆起当年一个名叫刘辉的医生。刘辉大约于1947年由上海经香港移居多伦多。1995年1月陈文照到多伦多总领馆就职时，刘辉已年逾古稀。他大部分时间从事慈善工作，深得社会好评，也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关注。
当时多伦多有140多个华人社团，绝大多数社团每逢有重要活动，都会邀请总领馆人员参加，有时也会邀请“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出席这些活动时，总领馆总会事先提醒组织者：安排讲话必须中国总领馆馆员在前，隔一个后才能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桌次安排上，也必须中国总领馆在主桌，“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靠后。
有一次刘辉组织晚宴，邀请陈文照出席。陈文照接受邀请时也提醒对方，要严格遵守讲话和桌次的安排顺序。对方回应：你们在第一桌，“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在第三桌，也不安排他们讲话。一般说，第一桌就是主桌，总领馆也就没再多问。为慎重起见，陈文照到达后，先请领事部的人进去看一看，结果发现一、二、三桌由左向右排开，刘辉的座位在中间第二桌，显然第二桌是主桌。遇到这样情况，陈文照可以在言明立场后退席。不过他考虑到，如果这样做会使刘辉下不来台，也使出席晚宴的朋友不快，只有“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会感到高兴。但是如果不声不响地坐下，等于默认刘辉的安排，更不符合总领事馆的立场，极为不妥。
于是，陈文照把刘辉请出来商量，指出今晚的桌次安排违背了事先的约定，不符合总领馆的原则，问他怎么办。刘辉忙说：“你们可不能走啊。”过一会儿又说：“第二桌的嘉宾，让谁下去都不合适。再加一席也不太好。”他感到十分为难。陈文照想了个办法，觉得刘辉坐在哪桌，哪桌就是主桌，因此要求他坐到第一桌。刘辉连连点头答应。经过调整，刘辉与陈文照同坐第一桌，宴会顺利进行。
陈文照总结说，这样处理，既照顾了刘辉的面子，又不失总领事馆的原则，没有因此事影响双方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