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09/中国外交官亲历对外开放30年

中国青年报/

王泰平简历:1941年出生,曾任驻日本大阪总领馆总领事(大使衔)。

1969年,年轻的王泰平第一次被派到日本时,身份是记者,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若干年后,曾6次赴任日本、在日本前后工作了22年的他,回想起几十年往返于中日之间的亲身经历,不禁感叹沧海桑田、世事变迁。

“学日语本非我所愿”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民众对日本还普遍存在反感和排斥情绪,王泰平也不例外。所以当他被外交学院安排去学日语的时候,他十分不解。王泰平说:“学校的理由是我们有基础,因为我们是东北来的。我说我们虽然当过亡国奴,但是并没有学习日语。学校仍然坚持,我们也就不再辩驳了,就这样开始了日语学习。”

毕业后,王泰平进入外交部工作。1969年5月,王泰平作为记者被派到了日本。其时,中国正在闹“文革”,物资匮乏,温饱问题突出;日本却正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王泰平看到,日本商品充足,市场一片繁荣。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音响设备、录音机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用小汽车热销全国,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交通拥堵,甚至出现了上下班高峰时段步行快于行车的现象。到了1970年,大阪举行了世博会,这成为日本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的又一个标志。

在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面前,王泰平受到了严重的刺激,他想:难道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短缺经济吗?中国什么时候能赶上日本呢?

用洗衣机曾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看到一个个日本家庭里的洗衣机,王泰平当时觉得这太奢侈了:“衣服自己不洗,让机器代劳,这不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我们中国人一辈子都不会去买它!”回忆起当年的想法,王泰平现在也觉得很可笑。

不过,这种想法在当时却是主流,有些同志比他的想法甚至更“纯洁”。在讨论王泰平入党的会上,就有人对他从日本带回来9英寸黑白电视机一事提出了严厉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尽管如此,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还是占据了“上风”。王泰平说:“话说回来,我这台小电视机带回国后,还是很受欢迎的。当时我住在外交部招待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天天夜里挤满了观众。当时,国内有几家人有电视机啊?”

“中国货就是低档货”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轻工产品越来越多地在日本市场上出现,改变了中国销往日本的只是农牧渔业产品的局面,结束了过去那种宁肯自己不吃,也不得不用一吨大对虾去换一吨钢材的历史。

王泰平介绍说,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服装、鞋帽还是根本进不了“三越”、“高岛屋”等日本一流大商店,只能摆在“马食町”那样专卖便宜货的商店街摊位上,当处理品甩卖,日本中产阶级从不问津,更有钱的人当然是不屑一顾。那时,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货就是低档货,加上有抵触心理,价钱便宜也不买。

甭说日本人,在日本的中国人也是如此,他们宁肯咬咬牙去买件“日本制”的西服,也不买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这也难怪,因为那时的中国货质量的确不如日本。

从低档货到物美价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货像潮水一般涌入日本市场,且在“三越”、“高岛屋”等大商场里占了一席之地。不仅是服装、卧具、餐具、玩具等生活用品,还有彩电、音响、电冰箱、自行车、工具等机电产品。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日本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大国,它生产的上述产品享誉天下,日本人用惯了自己的国产品,对外国货一向是很挑剔的,“中国制造”若无相当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是很难打入日本市场的。

中国货打入日本市场的奥妙在哪里呢?王泰平说,奥妙就在于“物美价廉”4个字。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商品,都是按日本进口商的质量、品种和规格要求生产的,外观、质量都好。当时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日本劳动力价格的1/25,所以同样的产品,在中国生产比在日本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随着对日出口的迅速增加,“中国制造”的小商品充斥日本的“百(日)元店”。100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7元多。在中国卖几角、一两元钱的东西,进了日本的百元店,就身价几倍、十几倍;而这些东西若在日本国内生产,成本也不止100日元。这就是中国小商品既受商户青睐又受消费者欢迎的秘密。

“回国行李越来越少”

上世纪80年代,外交人员回中国休假或任满回国时,一般都要带回十来个纸箱子,从各种家电,到塑料盆、衣架、窗帘等等,应有尽有。当时国内的经济虽因改革开放而有所改观,但物资短缺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产品质量也普遍不高,国内市场仍是卖方市场。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王泰平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给驻日本的外交人员带来的一个方便是,他们回国时的行李数量比以前大大减少了,颇有一种解放感。要用的东西国内都有,价钱又便宜,何必费力气从日本带回呢?”

外交人员在获得“解放”的同时,又生出一种烦恼:回国给家人和亲友带什么礼品呢?以前不管送什么东西,国内的人都感到稀罕;到了90年代后就不同了,除非你送照相机、摄像机、金项链一类的高级礼物,一般生活用品是拿不出手的。以至于许多人向使馆咨询回国带什么礼品合适。

“中国威胁论”源于心理失衡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日经济的差距不断缩小。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日本的1/8;到90年代末,就奇迹般地缩小为1/4了。日本人震惊之余,感到了危机,“日本经济空洞化”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有人指责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导致日本国内经济“空心”;更有不少日本企业抱怨说,中国商品潮水般涌入日本,抢走了它们的市场份额。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短短20年就改变了亚洲的经济地图。王泰平分析,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落后,中国人穷,而日本在亚洲是老大,居高临下,颇有优越感,骨子里根本瞧不起中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不少人日本人感到日本在亚洲的领先地位被动摇,他们因失去自信而困惑,不知道应如何同中国打交道。

一部分人心理失衡,不承认,不服气,甚至感到焦虑和恐惧,担心将来遭报复。于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出现了。一些右翼政客借机煽动民族情绪,蛊惑人心,说什么“日本将来有可能沦为中国的属国”,鼓吹对中国说“不”。小泉纯一郎上台后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正是在中日关系的旧平衡被打破、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日本的危机感加深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日本瞄准中国人的钱包

在看到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日本人也切身感到,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给日本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连小泉纯一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事实也正是如此:2006年,中日贸易总额已达2000亿美元;2007年增至2500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王泰平说,近几年来,日本开始瞄准中国人胀鼓鼓的钱包,对中国扩大开放旅游市场,中国旅游者涌入日本观光消费,乐坏了日本商家。中国人以前只能用现金,现在可刷卡消费,日本可使用中国银联卡的商店、饭店迅速增加,目前已达一万多户。30年前,东京一些商店甚至在门口挂上“中国人不准入内”的牌子,而今,中国游客光顾任何一家商店都会受到热情欢迎,他们的购买力之大令许多日本人惊叹。

中日间经贸和人员往来的空前密切,对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存在也像美国一样,“一方感冒,另一方就要打喷嚏”,可见中日经贸的相互依存度之高。

在关乎日本自身发展的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日本需要倚重中国或同中国协调的问题很多。他们看到,中国早已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中国的分量、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在政治上与中国对着干,吃亏的只能是他们自己。于是,日本不得不采取更加现实、务实的态度,调整对华政策。 (记者 杨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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