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25/故乡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视野中的移民现象

近年来,三峡移民工程的启动,引起了人们对移民现象的关注。其实,移民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移民史。我国流传的”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说法,反映的就是移民史的重要史实。如何认识我国历史上的移民现象 移民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

■我国历史上的移民有哪些类型

张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导):我国历史上的移民,有政治型,民族型,经济型等不同类型的移民。政治型,民族型的移民,以两晋之际,两宋之际为典型。西晋,北宋政权均被少数民族所灭,作为原政权中坚的官僚世家纷纷举族并趋使所属军民,奴仆一并南迁,在南方拥立新的汉族政权东晋和南宋,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其间,出于逃避战乱及免于被异族奴役的思想,大批原籍中原的汉民擎家携口,随之南下,在迁徙地成为汉族新政权的属民。此类大规模忠君避难,尾随原政权世家大族迁徙或被驱使,被裹挟迁徙的移民潮,在唐宋,明清等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均有发生。与之相对应的少数民族内迁,也属相同类型的移民。五胡十六国时,原居东北大兴安岭一带的鲜卑族拓拔部迁徙至代(今山西北部),建立北魏,定都平城(今大同),进而统一黄河流域。后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将都城南迁洛阳,规定已迁洛阳者死后不得回葬北方,使包括鲜卑在内的百余万各族人民迁入并定居中原,成为籍贯中原的移民。同样,原居牡丹江,松花江汇合处的满族,在对明朝的征战中,先迁都辽阳;再迁都沈阳,继于辽沈地区颁布圈地与计丁授田令,举族移民该地,最后,全数”从龙入关”,以战胜者身份圈占大量土地,成为在迁徙地定居的合法移民。

另外,历代统治者皆将政治军事上失败的对手迁徙固定地区;将反对派,罪臣流徙边远地区严加控制,也可视为政治型移民的一种。明初,朱元璋曾下令”徙天下豪右以实京师”,”徙江南豪右以实凤阳”,一方面以”断根法”铲削异己旧势豪的政治经济实力;一方面为全面推行新的统治政策扫清障碍。那些被迫迁徙的旧势豪怀恨在心,他们每年清明化妆成乞丐,唱着诋毁朱元璋的凤阳花鼓,潜回家乡扫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来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唱词也便一代代流传下来。

经济型移民首先是新王朝建立之始的官府行为。经过战争灾荒的浩劫,社会残破,人逃地荒,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经济,官府通常强制性移民实荒和招民垦荒。如明朝初年,官府即曾有组织地移民实荒。明朝定鼎后,下诏抽迁江南,山西等地士庶以实其荒。据民间相传,北方移民均在山西洪洞县广济寺大槐树下集结,然后分发各迁徙地。”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四方的移民从大槐树沿着古老官道离开家乡,大槐树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根”,成为神圣故土的象征。而关于移民是被捆绑上路,遂将”方便”称为”解手”的传说;关于大槐树下将移民登记注册时,为防脱逃用刀斧将其小脚趾甲劈开作为记号,结果”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小脚趾两瓣趾甲成为识别古槐移民子孙证据的传说,则说明官府移民实荒的强制性。与之同时,官府以供给牛种,宽免钱粮,允为世业的优厚条件招民垦荒,并将招民垦荒的业绩作为考核官员,决定其升迁降黜的重要指标。这使大量无业农民应招而至,在迁徙地落户开荒,形成更为壮阔的移民潮。此外,属官方行为的还有军事型移民,如军屯驻防的军籍等;属民间行为的还有生计型移民,如经商流寓的商籍等。

■从”生存”到”发展”:三峡移民古今谈

任桂园(重庆三峡学院三峡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移民史。近年来大量考古证明,千里峡江是古代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融地,也是近代东部先进文化西进的通道。如今的三峡库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移民工程。不过,与历尽迁徙命运的三峡先民们相比,这次搬迁不再是迫于战争或生计,而是为了建设和发展。

历史上三峡地区先后有六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每次移民的起因,特征和意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三峡地区的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夏末商初。据《山海经》记载:”(夏)耕……乃降于巫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中原地区的夏耕部族,在与其他部落的战争中失败后,从千里迢迢的中原来到巫山即今天的三峡地区。尽管《山海经》记载的多是神话故事,但这些纷繁复杂的记叙表明,因躲避战乱而进入三峡地区的夏耕部落,成了这里的第一批”移民”。已经失传的《世本》中有”廪君故出巫诞”的记载,意思是说,在春秋中叶,三峡地区生活着一支以廪君为首的巴人祖先。他们为了追逐鱼盐,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先从三峡地区走出,后又分两支返回。其中一支沿乌江而下,从今天的重庆市涪陵区进入三峡地区;另一支则从陆路翻山越岭,最后在夔门附近进入三峡,从而完成了三峡地区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大迁徙。三峡地区的第三次移民潮发生在战国时期。三峡地区的忠县和巫溪县是当时巴国重要的产盐基地。巴国和楚国为了争夺这里丰富的食盐资源,相互之间经常兵戎相见。国力强大的楚国在夺取巴人多处盐井的同时,也给三峡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楚国移民。《华阳国志》记载:当时的三峡地区,”其人半楚”,这说明当时大量的楚人已经融入了三峡地区,两国的文化也高度融合了。三峡地区的第四次移民潮发生在三国时期,陈寿的《三国志》有详细记录。刘备得荆州后,蜀汉军队多次沿长江三峡往返于成都和鄂西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军人移民。蜀国灭亡后,滞留于峡江地区的蜀人又大规模外迁,形成了历史上三峡地区的第四次移民潮。发生在元,明,清时期的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是三峡地区的第五次移民大潮。由于农民起义,当时四川人口骤降,经济萧条。封建政府为了恢复经济,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不少从湖广地区进入四川的移民滞留在三峡地区,形成了第五次移民潮。三峡地区的第六次移民运动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许多人为逃避战争,沿长江从三峡地区进入陪都重庆时,留在了三峡地区。

与前六次移民不同,目前进行的百万三峡大移民不再是迫于战争或生计,而是为了建设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工程。移民们虽然要离开祖辈生活的故土,但我国政府庄严承诺,将通过”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政策,保证移民生产生活水平达到或高于原来标准。而长期贫困的三峡地区,也会因为大量的移民补偿资金和全国对口支援,实现”在发展中移民,在移民中发展”,从而掀开库区发展的新篇章。

张研:人口史专家以为,各种类型的移民,可归结为生存型移民与发展型移民两种。在中国历史上,除少数民族内迁,入主中原多属于发展型移民外,广大汉民聚居地虽不乏有”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开放性认识;有以经商,出仕为代表的发展性流移,但总体上是安土重迁。即便在社会经济恢复期和人口资源失衡期作为官府行为的移民潮,也因仅仅是被动应付的”对策”,而仍应划入生存型移民的范畴。真正的发展型移民是在近代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东北的建设兵团;全国各地的支农支边;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民工潮等,无不体现出发展型的移民特色。今天,随着三峡工程的推进,百余万三峡移民,正沿着他们祖先数百年前移民四川的古道,重又迁徙回四面八方的”老家”。这其中沧海桑田,从”生存”到”发展”的变化,足以令人慨叹。

蓝勇(西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今天三峡地区的居民虽然绝大多数是几百年前”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但几百年的繁衍生息,这些移民早就对这块土地充满了依恋。然而,当国家和民族需要他们做出这种情感上的牺牲时,他们这种”舍小家而顾大家”的精神更使人感动。三峡库区居民的迁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移民从感性走向理性的回归。

■移民对我国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

任桂园:在我国悠长动荡的历史进程中,大规模的移民时有发生,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人民却为此承受了太多颠沛流离的痛苦。三峡移民工作漫长而艰巨,所幸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三峡移民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张研:移民,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汉唐,宋元,明清,均有经济发展,政治开明,文化繁荣,国力强盛的辉煌时期,其共同特点之一是以移民的频繁流动为前提,以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汇为基础。移民,使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又将之远燔四方,传遍世界。十六国时北人避乱南迁,其后的一千多年间又有4次相同类型的南迁之举。南迁之人为与土著区别被称为”客”,经过在各迁徙地长期生活繁衍,逐渐形成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人。移民,阶段性地解决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使经济布局趋于合理。秦汉政治经济重心在北方,全国近80%的人口分布在黄河流域。两晋南北朝时举族南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人口达90万以上。最终经济重心移到了江南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而18世纪在以垦荒为中心的人口对策中迁徙至黄河,长江中上游山区等地区及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推动了全国性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更趋完善,其影响一直及于今日。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由来

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明代的江西人,在朝野上下颇为引人瞩目。早在宣德年间,民间便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谚:”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吉水在江西的吉安府。在整个明代,吉安府科甲鼎盛,产生的进士数超过一千人,这一纪录在全国无与伦比。而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故此,吉安所出的翰林也就特别之多。他们与其他的江西籍官僚一起,在官场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势力的江西帮。不仅在朝如此,在野亦不例外。尤其是在一些未开发及新开发的地区,江西人更是随处可见,甚至有”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的说法。举个极端的例子,十七世纪前后,有人曾从云南出发,沿怒江(萨尔温江)顺流而下进入缅甸,竟发现沿途各地只要出现聚落的地方,其酋长头目必定是江西移民及其后裔。

不知从何时起,这些江西人有了个绰号,叫做”腊鸡”,江西人究竟是什么原因被称作”腊鸡”不得其详,但揆情度理,这与江西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长途移徙的过程中,不仅风干的腊鸡更易于保存,而且,给遍布全国的远方亲人捎点儿土宜,腊鸡无疑亦是不易变质的上品。大概是元明时代的江西人随处可见,江西人制作腊鸡的工艺及食用习俗更是别致,久而久之,也便有了”腊鸡”的绰号。

在元明以前,江西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

由于地瘠人稠,大批的江西人纷纷外徙谋生。明人张瀚就曾指出:(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外出商贾负贩,打工趁钱的江西人,有南,西两个流向最为便捷。明人叶权的《贤博编·游岭南记》就曾描述,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大都越过梅岭到广东打工。这是因为广东不仅能提供就业的机会,而且气候温暖,可省去冬季的寒衣。他们在广东度过较为舒适的暖冬,等到开春二三月间的地气转暖,才回到本土从事农耕,年年如此,广东人称之为”使郎”,大致是指他们像信使一样来来往往。此外,更多的江西人则是向西挺进,从而形成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湖广”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及至明代,则基本上辖有两湖地区(即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两省)。清代虽已分置为湖南,湖北,但”湖广”之名仍然约定俗成。在江西人眼里,到湖广谋生犹如”跨门过庭”,实在便当得很。据估计,两湖人口中有十之六七系江西移民的后裔。直到现在,不少湖南,湖北的乡村百姓都声称自己是”江西种”,并煞有介事地说——凡是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这种所谓江西种的生理特征是否有遗传学上的依据不得而知,但”江西填湖广”给两湖生活习俗打下的烙印却是清晰可见的。在鄂北的随州,鄂东北的大悟,红安,以及江汉平原的云梦,黄陂等地,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强迫江西人迁往两湖。背井离乡的江西人被反绑着双手,用船押送到湖广的江汉平原。

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促进了湖广的开发。对此,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就曾指出——”(荆楚)鱼粟之利遍于天下。”所谓鱼粟之利的”粟”,是指湖广的粮食生产。至迟到天顺年间,”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就已蜚声远近。据张国雄先生的分析,这里的所谓湖广,主要是指江汉一洞庭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和湘中地区。谚语的形成及盛传,标志着主要由移民开发的两湖地区,已经成为了长江流域先进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蓝勇:所谓”湖广填四川”,得名于清代魏源的《湖广水利篇》中谈到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现代学者研究表明,在四川历史上有两次”湖广填四川”,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前期。当然,对于现代四川文化影响最大的还是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主要来源于明末清初四川战乱对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明代末年,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给了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就四川而言,张献忠在四川的征战和以后的一系列战乱使四川出现了历史上人口最严重的耗损,四川这个地方人烟断绝,田土荒芜,虎患酷烈。据册载当时四川人口仅8万多人,经过专家修正也不过60万人左右,这对于广阔的四川盆地而言可见荒凉之至。四川出现了历史上一个罕见的人口稀少时期,四川的中古时期文化几乎断绝!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窄乡的居民自然有了就宽乡垦种的动力,而清政府在政策上也积极鼓励其它省的人口移民四川,这样形成全国各地的移民涌入四川的移民浪潮,主要是湖广(两湖地区),江西,广东,陕西,福建,江南(安徽人,浙江,江苏)移民为主,也有山西,河北等地移民。由于迁入的移民中以湖广籍最多,故历史上称为”湖广填四川”。

■移民:文化传播的酵母

蓝勇:在中国古代移民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既使是在现代社会,移民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就一个特定的地区而言,区域文化往往是土著文化与移民文化共同的结晶。

四川地区虽然四向闭塞,但历史上的巴蜀文化或今天的川渝文化都是汇集八方文化的结晶。在四川历史上,以元代为界,分成南北移民文化时期。元以前移入四川的移民多为黄河流域的移民,故当时的四川文化不过是黄河文化的一个亚区文化,元以后移入四川的移民多为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的移民,四川就成了南北文化一个混杂地区。北方人都知道四川话好懂,这是因为现代四川话本身是属于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他与现在的湘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吴方言,客家方言完全不同。不过今天的四川除了四川话外,却还存在一些老湖广话,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等,表明了现在四川文化的综合性十分强。今天的四川人都知道,现代四川人中能将祖籍追寻到中古时期的十分少了,故有所谓”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之说。许多人都知道,四川人拿出家谱拿来看。往往都是”湖广填四川”而来的外省移民,所以在许多年前有人提议在四川搞一次寻找真正的四川人的运动。

“湖广填四川”这种大规模的机械式人口移动使四川人口快速增长,使清代初年的四川经济残破现象得以改变,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很快恢复了起来。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次移民运动是形成今天四川文化和形成四川亚热带山区经济结构的关键。最初各省移民进入四川后,纷纷各循原籍的风土,为联系乡谊,纷纷建立自己的同乡会馆,好一个”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形成”楚语吴歌相遇处,五方人各异乡音”的局面。但随着社会经济利益的加强,各籍移民之间的经济交流增多,出现了五省会馆,八省会馆,居民间的文化融合增大,共同的经济利益性增强,在交流之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交流语言”四川话”。由于湖广籍移民的比例最大,故现代的四川话主要是以湖广话为基础形成的,已经与中古时期的四川方言区别较大了。今天的川剧主要是清代四川各籍移民会馆各演家乡戏剧到多省会馆共演各乡戏剧的综合结果。今天的四川菜与中古时期的川菜完全不一样,现代川菜仅有200多年的历史,也是在外来移民的影响而成的,如湖广的红烧,山东的火爆方式和湘黔的食辣椒的风味,都是在这个移民过程中传入四川的。可以说,今天的四川文化是一个近三百年才形成的一个新文化。

■移民与流民有何区别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同为迁徙人口的流民不同。流民又称游民,指不断流动,没有在迁徙地定居的人口;或已在迁徙地定居,却长期得不到官方承认,没有能够在迁徙地落户入籍的人口。流民的迁徙流动多是零散,无明确目的的个人或小家庭行为。而移民是在迁徙地定居,编入迁徙地户籍,得到官府承认的迁徙人口。尽管有时由于土著居民的排斥,官府不得不为之设立特殊的户籍,如客籍,棚籍等。移民大规模的迁徙流动,多是”奉旨”,”应召”,有明确目的地的家庭,家族行为;或由先行者呼朋引类,最终形成的家族,宗族乃至地区性的行为。可知,移民不同于流民。移民通常是以在迁徙地入籍为标志的合法迁徙人口;其特点是与政府有关。

■大槐树·瓦屑坝·枣林庄——从移民地名解读我国移民史

曹树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在今天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广泛流传着有关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我们祖先的发祥地,是我们的根。这一传说分布于今天河北的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和南部,河南中北部以及安徽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只不过,在有些地区,大槐树变成了老鸹窝———一个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大槐树不仅仅是人们的口耳相传,它还被镌刻在古老的墓碑上,写在脆黄的族谱中。在山东,每一个村庄的来历都被记载在村前新立的碑石上,而到处可见的大槐树移民记载,成为鲁西,鲁中和鲁南地区的一道特殊的人文风景。

天下不独有大槐树。来自山西大槐树的移民迁入山东济南府境,开始遇到了另一支颇具规模的移民人群——来自北平枣强县的移民。在今山东省齐河县,至少有75个村庄自称元末明初迁自枣强,虽然,同一时期来自山西的移民建立的村庄更多,达到一百多个,但是,到了山东滨县,迁自枣强的村庄多达400个,而迁自山西洪洞的不足20个。阳信,沾化两县几乎是枣强移民的一统天下。在青州府北部的临淄和淄博,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形。

1990年春天,一个阳光下的中午,在安徽桐城县的公路边,见一老农正在晒稻谷,我随口问起他的”故乡”,老农不解我意,指着不远处的村庄答复我。我问:”你的祖上呢 “答:”江西。”我继续问:”是不是瓦屑坝 “老人惊讶不已:”你怎么知道 “他又补充:”我们这一带的人大多数是从瓦屑坝迁入的。”在这之前,我已经从许多古墓碑和家谱中,得知了这个在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广泛流传的移民地名——江西省鄱阳县瓦屑坝。江西省波阳县城西南约十公里的太莲子湖滨,有一个叫做瓦燮玲的地名。据该村现存的《朱氏族谱》和《何氏族谱》记载,此”燮”是由”屑”雅化而来,而土字旁的”玲”意为小土沟,与”坝”相对应。
越过淮河进入颍州境内,这里是明代凤阳府的一部分。询人故乡,皆曰来自山东枣林庄。山东是移民迁入之地,何以有人口外迁。反复思索,推测最有可能外迁人口的,可能为兖州府东部地区。1991年冬天,我来到山东省兖州县,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在淮河两岸声名远播的村庄。此村今名”安邱府”,明鲁王裔村安邱王分封于此,始有此称。清康熙初年又称枣林庄,清末复称安邱王府庄,简称安邱府至今。当我告诉当地人,在遥远的皖西北地区,在那淮河之滨,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他们的乡亲。兖州的朋友们感到了意外的快乐。在湖北的江汉平原,广泛流传的地名是江西南昌的筷子巷和朱市巷。在这一广阔的区域中,有许多人坚信不疑,南昌市的筷子巷和朱市巷是他们的祖居之地。

移民地名,是一个时代的遗迹,是活着的历史。所有的移民地名都代表着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存在的物质实体。一棵树,一条巷,一个村庄,一座城门,一个县名,都是真实的可*的历史见证:一批批来自这些地区及周边地区的移民,在政府的组织下,在此集中,在此四散,踏上不归的旅途。几百年过去了,大约到清代后期,这些地名演化成移民后裔关于故乡的全部概念。

而明初大移民则与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有关。12世纪初,兴起于今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中游一带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在灭了契丹人建立辽朝后,又灭了北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宋金对峙时期,虽然秦岭——淮河是两个政权的分界线,但事实上,战争在江淮之间不断进行,使得这一区域长期成为人口稀疏之地。元代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一代枭雄,都是从江淮之间崛起的,战争也大多在这一区域内进行。金朝统治下的华北人稀地荒。女真贵族采用不断收夺汉人的土地拨归屯田军户,一段时间以后,肥沃的土地转为瘠薄,瘠薄转为荒芜。至13世纪初,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华北地区田之荒者也动辄百里,到处”草莽弥望,狐兔出没”。13世纪初,新崛起的蒙古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开始征战,1234年灭金。在蒙古人的灭金之役的同时,北方发生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不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朝黑暗混乱的统治持续半个多世纪,北中国受到破坏最深。北方地区安宁大约维持了一个世纪,14世纪中叶,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当中。鼠疫流行不仅造成中国北方人口的大量死亡,还随着蒙古人的征战,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流行。直到今天,在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关于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传说。南宋与蒙古人的对峙持续45年。最初南宋联合蒙古人灭金,以后却被蒙古人所灭。蒙古灭宋的激战主要发生在四川及相邻的陕南,鄂西一带,战争同时也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四川人口大部分死于战争和瘟疫。在湖南北部的长沙府,战争也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在女真人南下的大约250年中,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面前,汉族一直采取防守的姿态,从未取得过真正战略上的主动。由此看来,1368年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实际上是南方的汉族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胜利。为了防止北逃的蒙古人南下,也为了恢复上述各战争破坏地区的社会经济,朱元璋决定对上述地区进行移民。

在战乱中得以保全的山西省承担了向华北地区移民的重任。洪洞县成为山西移民最重要的集散地。北平真定府人口损失较小,枣强县对外输出人口与此有关。江南地区的人口输出地主要是江淮之间的空旷区域。只有湖北麻城例外,在战乱中损失较小,战后成为向四川移民的主要地区。

此外,边疆地区的军事移民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绝对人口数量而言,明初大移民的规模不算最大。但是,就相对规模而言,即就移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而言,明初大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最大的移民活动。明初大移民使人口稀少地区得到了有效地充实,明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明代的军事和政治变革也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明初大移民的发现使我们对于明代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而有关明初大移民史实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槐树”,”瓦屑坝”,”枣林庄”及其他相关的地名。这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趣味的事。

北京日报2003年4月14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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