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中国境内藏人自焚事件自2009年至今已超百起，久拖不决的西藏问题正愈发显现出紧迫性。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民族宗教理论室主任靳薇近期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公开建议重启会谈，并表示中共当局给西藏带去的经济发展没有改变600万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拜，甚至承认了当局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限制班禅喇嘛灵童产生在国外的实情。鉴于靳薇中央党校教授的身份，此番表态令外界猜测这或许意味着中共对西藏问题态度有所改变，或将启动已停止三年多的双方对话。
除了上述三点新提法，靳薇在香港《亚洲周刊》第27卷22期中的这篇专访里还罕见地肯定达赖喇嘛已退出政坛，身份只是宗教领袖；并提出若能解决西藏问题，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早在2011年3月，达赖喇嘛便宣布不再继续担任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导人身份，将其政治权杖转交于完全受到西方教育的洛桑森格，但中共始终未曾认同达赖喇嘛已退出政坛的说法。2011年3月达赖喇嘛宣布不再担任“西藏流亡政府”政治领袖时，中国外交部就回应称，这是达赖欺骗国际社会的把戏，否认了达赖的非政治性。而靳薇此次的提法则承认了达赖喇嘛的身份只是宗教领袖，似乎为中共今后重新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开启了一道门缝。
事实上，自接手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首脑职务后，洛桑森格正不断带领流亡藏人偏离达赖喇嘛所倡导的“非暴力中间道路”，加之达赖喇嘛因从小接受佛学教育而体现出的善良与软弱性，其某种意义上甚至被洛桑森格所“绑架”，达赖喇嘛其实早已无法操控西藏流亡政府正急速向暴力路线堕落的把舵。由此看来，达赖喇嘛的确仅剩下一个戴在头上的宗教领袖光环，其政坛实力早已荡然无存，而这客观上也为中共与其重启谈判增加了可能性，毕竟中共的红线是“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只谈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
此外，达赖喇嘛曾表示对中共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寄予希望。这里又不得不提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作为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就负责西藏工作，他本人对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精神领袖也更为温和，他在世时一直极力主张保障藏、回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益。早在1954年，达赖喇嘛从西藏赴北京学习中文及马列主义，与习仲勋交往甚欢，他当时送给习一块昂贵的手表。虽然他在1959年出走印度，但直到1980年，习仲勋一直配戴并展示达赖喇嘛所赠的这块名表。2012年达赖喇嘛在采访中谈及此事时仍说到，习仲勋非常友好，思想相对来说也很自由，人很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会因“家传身教”，而改善西藏的政策。
2011年7月时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要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斗争，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彻底粉碎一切破坏西藏稳定、危害祖国统一的图谋。”虽然习近平针对西藏的讲话仍然是中共一贯的说法，但是有分析认为，这种中共一贯的制式言论并不能代表他将延续这一强硬政策。在发生拉萨“3·14”暴动的2008年，身兼奥运负责人的习近平也曾说过，对于“拉萨骚乱”等“奥运杂音”，应以“平常心”看待，从这里可以看到习近平在西藏问题上有别于其他中共高层官员的宽容态度。
不过，有观察人士指出，即便是习时代将在西藏政策上有所转变，这一转变也必将是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而且中共在根本利益上绝不会退让，可能在处理涉藏问题的方式方法上，更容易让人接受。在这一点上，曾非正式造访过中国十多次的达赖喇嘛的侄子凯度顿珠表示，他对习近平将“谨慎乐观”，他仅希望习近平不会再像胡锦涛那样强硬。
而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希望在任期内将中国一些积弊和棘手的问题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掉，比如西藏达赖问题，比如“六四”、新疆问题，甚至海峡两岸的统一等。习近平不希望让一些政治包袱延续下去，成为下任领导人进行改革的负累，从这个角度来看，达赖喇嘛回国的可能性又增大几分。
靳薇教授：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
亚洲周刊/西藏问题涉及历史与现实以及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发展改善藏民生活，但他们并没因而改变对达赖喇嘛的尊崇。对西藏问题不能简单按敌我矛盾处理。
自零八年北京奥运以后，北京中断与达赖喇嘛代表的对话，但西藏的“激进”并没有得到缓解，形势依然严峻。激烈冲突主要发生在境外，境内藏人自焚现象也没间断，零九年至今已经发生超过一百起；达赖喇嘛说不谋求独立，坚持走中间道路，还表示要返回藏区，要去五台山朝圣，但支持的声音越来越弱；境外藏独势力更乘势整合，各种藏独力量宣布整合为西藏独立联盟，还要成为政党。藏独势力反而在成长，且可能结合外国势力越来越大，这成为不争的事实。
如何面对久拖不决的西藏问题？如何面对难以消除的西藏严峻形势？如何统战处理达赖喇嘛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靳薇教授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表示，西藏问题或者是涉藏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涉及到历史和现实，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各领域，中央定性存在分裂的达赖集团，但又不能简单采用敌我矛盾处理，西藏的经济发展，藏民的生活改善，但并没因此而改变他们对达赖喇嘛的尊崇。靳薇指出，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曾经有过九次谈判，“我认为，双方认真、坦诚、共同面对未来的建设性会谈，才是解决达赖喇嘛问题和涉藏问题的最好出路”。
靳薇出生在云南，幼时即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有浓厚兴趣，她一九八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师从杨堃教授学习民族学，硕士毕业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党校任教，二零零零年又在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指导下研究民族社会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西藏问题，侧重四九年后的西藏政策。靳薇曾七次赴藏，调研时间累计一年馀，并多次考察云南、四川、青海藏区。她的博士论文后来出版成《西藏：援助与发展》的论着。以下是访问的主要内容：
西藏问题是民族问题、宗教文化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所谓西藏问题，很难简单定性，可说是“一言难尽”。毛泽东在五二年曾指出：“对西藏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
目前北京如何定义？
自八十年代以来，有一种明显倾向，把西藏的相关问题均认为是政治问题。比如，提出西藏的发展问题，是政治问题、战略问题和国家的全域问题。近年，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明确表示，不存在一个“西藏问题”，只存在达赖喇嘛集团搞分裂的问题。目前国内对相关问题的表述为：“涉藏问题”，意指与居住在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个省区的六百馀万藏族民众社会管理及社会发展相关的一些问题。
你的研究结果怎么看呢？
我个人认为，涉藏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境内外藏独极端势力不懈坚持的“西藏独立”问题、通过渗透搞破坏搞分裂的问题、达赖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大藏区问题，毫无疑问是政治问题。而在境内发生的一些局部的矛盾冲突，大多缘于民族宗教问题。如果涉及到伤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就是刑事犯罪问题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将与达赖集团的矛盾定性为特殊矛盾，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哪里？
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的这种定性，是比较科学准确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曾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领袖，自一九五九年出走后，长期致力于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直接提出挑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与达赖喇嘛集团的矛盾是对立和不可调和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达赖喇嘛是六百馀万藏族民众信奉的“活神仙”，是他们精神崇拜的对象，有相当的号召力。对他的态度和处理相关问题的方式会影响到千千万万藏族民众的情感，因此又不能简单的将他当作敌人来对待。
正是因为有特殊性，一直以来，西藏问题、达赖喇嘛问题都由统战部来处理，根据你说的这些特殊性，能不能除了敌对方式，还能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处理？
去年十一月，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胡锦涛同志作了大会报告。您可能注意到，报告中，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政策原则，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放在统战工作的部分。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中，负责管理民族宗教事务的，既有属于国务院的国家民委、国家宗教局，也有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统战部。由于中国目前的国情，属于党委系统的统战部起着更重要的领导作用。目前的管理职责分配，涉藏问题由中央统战部负责，新疆问题由中央政法委负责。这在中国的三十一个省区中是最为特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对这两个地区的重视。
处理达赖喇嘛问题的方式，除了敌对方式外，当然有其他方式。至二零一零年，中央政府的代表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已经展开过九次会谈。双方认真、坦诚、共同面对未来的建设性会谈，是解决达赖喇嘛问题和涉藏问题的最好出路。
达赖喇嘛也提出继续对话，可能性有多大？
达赖喇嘛是涉藏问题的关键人物，我个人以为双方坦诚、真实、建设性的对话是非常必要的。二零一零年，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达赖喇嘛代表进行了第九次会谈，双方均认为无实质进展。但为涉藏工作计，我个人建议重启会谈。
可谈哪些呢？
有几个方面可以思考：一，搁置争议，破解胶着状态、推进会谈。按照“先易后难”的方法，搁置“中间道路”等政治议题，商议让达赖喇嘛纯粹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或澳门。将来可以考虑让达赖喇嘛居留香港。达赖喇嘛二零一一年退出政坛，身份只是宗教领袖，完全可以澹化政治色彩、以宗教身份行事。如进展顺利，将来或许可以考虑达赖喇嘛回藏区访问的安排。
二，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十世达赖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转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目前的局势，将出现“双胞达赖喇嘛”，即在海外和国内各认定一个灵童，导致问题更为复杂，对藏区的稳定和安全影响甚大。若“达赖喇嘛僵局”得到破解，应争取让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产生于国内。虽然我们可以用“金瓶掣签”限制灵童产生于国外，但历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双胞班禅”的尴尬应当尽力避免。
你觉得意义会在哪里？
达赖喇嘛后时期，西方国家民众出于普世价值等观念的“达赖喇嘛迷恋”会逐渐澹化，涉藏问题的国际压力将逐渐减轻。而内地的藏民群体，如果国内有一个按宗教仪轨产生的达赖喇嘛可信仰，焦虑和暴烈的情绪会得到平复。境外流亡藏人政府极有可能在达赖喇嘛后走极端暴力路线，并与其他极端组织合流。但如果我们可以化解“达赖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分化瓦解境外的藏独势力。
有没有让达赖喇嘛回国的可能？
谈达赖喇嘛回国问题，我认为必须先进行两个评估。第一，认真评估六百馀万藏族民众对共产党的信赖和情感；第二，正确评估藏族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感情。如何正确客观地进行评估？“今生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这是我在西藏的历次考察中，听到普通民众说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话。可以说它一语道尽评估的关键。
在评估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自信！五十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共产党对西藏和藏区的广大民众倾注了很大的关心和爱护，在经济建设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近五十馀年中实现了很大发展，物质生活、医疗卫生、教育、交通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因此，藏族民众对共产党是深怀感激的，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充分认同的。
但同时，共产党在经济建设和物质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给予的财富和帮助再多，也不可能抹杀达赖喇嘛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更不可能改变藏族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依赖。对普通的藏族民众来说，这种崇拜没有丝毫政治意义和企图，“独立”对普通民众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字眼，他们没有兴趣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藏族民众对共产党充满感激、高度认同，他们对达赖喇嘛只是一种宗教上的崇拜，并无政治目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对此一定要有充分的自信和体认。在正确评估的基础上，才可能谈达赖喇嘛回国的问题。
近期这么多人自焚，而不少是年轻人，为什么会集中在近期以及是年轻人呢？
藏民自焚零九年始于四川省阿坝州，到今年元月已有百馀名藏民前仆后继点燃身体。我概括西藏问题的困局是：一，自焚一直持续并加速发展，几乎变成了一种“集体癔症”，成了传染病，成为一场运动；二，制止的措施尚未明显收效；三，自焚有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围绕自焚的报道、记载、祈福、慰问等行为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藏民的激动情绪和当地政府的制止行动对峙，激发更多矛盾，会由一种宗教动员演变为政治动员和仇恨动员，矛盾向藏民整个族群扩散，使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分裂主义集团的政治冲突演化为汉藏之间的族群冲突；四，自焚是激越情绪被煽动后的表现，自焚集中在青年人，是对共产党感情的代际差异所致。年长的藏族民众，对共产党帮助他们翻身解放、分得土地和牛羊深怀感激和感恩。而青年人缺乏新旧政府对比，物质生活的改善，对西藏民众而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青年人容易冲动，也很容易情绪化地表达。
十八大以后的中央高层更开明开放，在西藏问题上有转变思路更为积极的可能吗？
人大委员长俞正声履新后不久即到藏区视察，反映新领导人对涉藏问题的重视。我个人的建议是：必须审慎对待涉藏工作。建国已经六十馀年，但毛泽东对“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的观点，仍有价值。
我认为，要解决好涉藏问题，必须审慎对待藏区工作，尤其审慎处理涉及宗教信仰的事务。一，审时度势，落实科学发展观，西藏自治区的几位书记在任时对宗教事务的一些做法失之偏颇，为今天的民怨累积埋下伏笔。涉藏问题需要审时度势，否则宽严皆误；二，剥离宗教与政治，慎重对待藏民的心理需求。藏族民众千百年来受宗教影响，形成“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今生”的民族特性，这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有着巨大差别。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涉藏问题对当下的中国至关重要。若能创新思维、破解僵局，不仅可促进社会稳定，避免形成难以愈合的民族创伤，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亦有正面影响。同时，对台湾统一有帮助，也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