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31/伍修权女婿卢弘:寻找李志绥笔下被毛泽东宠幸的姐妹

(博讯2005年12月31日)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李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艺战友,其余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一位革命烈士,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因此也与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是不太一般的关系。

二姐和我们军长及其家事

先说二姐,我与她相识最早,那是一九四六年苏中七战七捷之后,部队转移到苏北地区,华中军区文工团与我们一师文工团到了一起,我们团请军区文工团一位女同志,来辅导不同的秧歌,来的就是二姐。我当时才是个十四五岁小鬼,竟被其“惊艳”,为她罕有的美丽而吸引了,她扭的秧歌更令人叫绝,我至今还记得甚至会学她那特有的舞姿:用脚尖点地并使全身轻颤,两眼随双手“飘”向四方……令人看得简直神魂颠倒!显然因为她的品貌出众,不久就被一位首长“占有”,成了他的妻子。几十年后我的另一位文艺战友,在我家遇到二姐的儿子,竟当我的面对她儿子道:你妈是先被你爸强奸了,然后才跟他结婚的,也才有了你们。此说是否有据,我难以考证,却知这位首长,在此之前已结过婚,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和”,还是由于有了她这“新欢”,才离了婚并再结婚。我再见到她时,那位首长已调到我们军,她就成了我们的军长夫人。

这时我已长大,对于她的美仍是惊叹不已,她的丈夫即我们军长,平时与我们这些“小兵腊子”,有点没大没小,常在一起说笑,并且对我似乎格外关顾。一九五五年我借调到总政工作时,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军长正在北京,准备在此安家,我去请示了军长,他对我全力支持。我进了美院之后,他竟亲自来学校看我,来时不带警卫员,又穿便服,入门时被门房老头拦住填会客条,他不知怎么填,被门房训了几句,他见到我时笑道:你们学校门口那老头比我还厉害,为我不会填会客条,狠狠教训了我一顿。我送他出门时问门房老头道:你知道他是谁吗?这是我们军长,一个真正的将军,你却把他给教训了!那老头这才歉意地说:对不起,我眼浊,没看出是位将军;也难怪,填会客条是卫士和秘书的事,您哪会呢?要是你穿军衣带肩章来,学校就会敞开大门欢迎视察了。

还是我在总政工作时,无意中参与并卷进了军长夫妇间的一次内部矛盾。二姐作为军长夫人与我重逢时,因为我正在军中文化部门,认识一些部队作家、艺术家,她托我打听自己一位已是作家的战友的地址,我很快完成任务告诉了她。当时我不知道,她与这位战友,抗战期间曾同在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并且早就是一对恋人,可她的美,战友喜欢,首长也喜欢,她那战友“胳膊扭不过大腿”,她只得被迫痛别恋人成了首长的老婆。却又对老情人一直心怀愧疚又念念不忘,终于通过我重新搭上了关系。他们当时都在北京,据说曾多次幽会过。这事被其丈夫即我们军长发现了,两人吵了一架,幸亏二姐没有“咬”出我来,不然我肯定逃不过军长大人之手。她后来告诉我这事时,说自己也曾对其丈夫反唇相讥,甚至发起反攻,原来军长也曾多次与其前妻重逢约会,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妻子不忠,例如她有一次偶然临时回家竟进不了门,好容易打开后,看到丈夫和一女文工团员在里头,正惊慌不安又衣衫不整,他们肯定没干好事。因此她也有权对其丈夫进行报“复”。

军长夫妇共同对我的美意

二姐和军长两人吵归吵,有一点却完全一致,即把她三妹介绍给我。她那三妹原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这时正住在自己姐姐、姐夫家。这位三妹美貌虽不如二姐,却正处青春期并“待字闺中”。显然因为二姐想弥补自己未能与文艺战友结为一家之憾,我与其三妹年龄相当,似也匹配,她那当军长的丈夫,又有些偏爱我这“多才多艺”、正上美院、颇有前途的部下,两人一拍即合,一致主张让我与其三妹结识交往,于是我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并且每回都款待我一番。有一次他们为我沏了杯好茶,军长问我这茶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其实我只喝过大碗茶,根本不会品味。军长听了骂我道,你这家伙口气不小,我这茶叶几十万元(旧币)一斤,你只说是“可以”,真是白给你喝了!又有一次吃饭时,军长指一道菜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是粉条,他又笑骂道,他妈的,我又白招待你了,这是鱼翅,谁家有这“粉条”啊?我只得也笑道,我是吃炊事班饭长大的,别说吃过,见都没见过这种美味,难怪它又鲜又好吃,可惜把它当“粉条”了。我们吃喝说笑时,三妹当然陪同在座。

当时三妹其实正闲居甚至困守在他们家,她是辞了原文工团的工作,到北京来报考苏联舞蹈家执教的“中央舞训班”的,由于全国报考竞争者太多,更由于三妹本来基础较差,特别是文化不高,自然被涮下了,她不好意思再回原单位,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干的姐姐、姐夫家,每天不免无聊和困顿。恰巧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人像写生,她们姐妹就成了我的最佳“模特儿”,不仅为她们一人画了一幅半身肖像,还根据她们已逝母亲的照片,另画了一幅油画像和一幅粉彩像,使这位烈士也“音容宛在”了。应该说她们的妈妈确是一位美人,可惜她们姐妹几个只有二姐独得其母真传,美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大姐不必说了,这位三妹却是青出于蓝反而逊于蓝,仅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整体及其气质大有差别,尤其是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幸亏跳舞用不开口出声,不然就会露怯了。

三妹进铁道兵文工团

当我知道军长夫妇对我的这番美意后,一面不免“受宠若惊”,一面又感到迟疑甚至为难,因为这位三妹有时并不可爱,且不说其文化修养不足,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尤其是倚仗其姐夫、姐姐的“高干子弟”派头和劲头,与我这“小兵腊子”特别是平民百姓出身,常常很不合拍。但我没有也不能拂军长夫妇的好意,还是甘愿甚至乐意地与她们不断交往,说穿了是因为二姐太美,与三妹也多少有点“情分”,我们互相都有兴趣和需要,就常去看望她们,陪三妹聊聊天,看看演出和展览,暂时充当了她的“候补情人”角色。后来她的工作问题,由军里的陈政委通过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调去了铁道兵文工团,使她终于又有了“归宿”单位,她二姐和姐夫家后来又迁出北京,我和她也失去了见面地点,离开美院上班后,就减少甚至中止了与她的交往。若干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爱人,与三妹的这段“情缘”宣告完全结束,但是我们间的故事却没有完。

其实我与三妹也是老相识了,早在一九四八年春,我们部队正在黄河北面休整,著名的“新旅歌舞团”来慰问演出,我们文工团派我和几个同志去他们那里学习,我主要跟王德威、萧锋等学画幻灯片,同时也学学打腰鼓和一些歌舞节目。我们在“新旅”呆了一两个月,与许多同志都熟悉了,曾常见一个很小的小丫头,穿齐膝的过大军衣,下面还打松垮垮的绑腿,一头黄毛乱发上,撅两根很少梳理的小辫,虽是单眼皮,肤色却特白,只是有时拖两条鼻涕,常在流过嘴唇时,或是使劲吸回,或是用袖口擦去,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总是油乎乎脏兮兮的。她很少上台演出,只是跟着团里行动,自己学打打腰鼓什么的,她有个哥哥也在“新旅”,但由一些较大的女同志带她。后来知道,她和哥哥都是烈士子女,一九四五年就来到新四军,她当时才八九岁,等于是“寄存”在部队文工团里。

几年以后在我们军长家又见到他们,才知他们与二姐原是一家,又知其兄弟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编导,主要作品有舞剧《宝莲灯》、《小刀会》等,我们都为在战争年代相识、现在又重逢而高兴。他们的三妹后来也出息了,不只当了不小的“官”,更成了个通“天”的人物,最后竟与我共过一段事。但我和她相处时,总是忍不住揭她的“老底”,说她当年撅黄毛小辫,拖鼻涕的“光辉形象”。只是我每次说此旧事,她都不搭理我,似乎怨我毫不顾及她的面子和现在身份。但是她当年的形象对我印象太深了,与她后来的尊容又反差极大,使我憋不住不提住事,虽然这可能惹她不太痛快。

三妹到铁道兵文工团后,我只在大歌舞《东方红》中见过她,偶尔遇到也只打打招呼寒暄几句而已,这时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她却还是“单干户”。我知道她心气很高,不是门当户对的“白马王子”决不出阁。不料她后来的老公竟是我的一个“铁哥们”,他是我早已相识相熟的部队知名画家。当我得知他们两人正谈“恋爱”时,我曾警告我那“铁哥们”道:那“小姑奶奶”可惹不起,你千万别找她!哪知他不听“老人”言,还是与“小姑奶奶”结了婚。因为我曾企图破坏这门婚姻,他们的婚礼请了我,自己却不敢去,怕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为他们牵线搭桥促成良缘的人我也认识,事成后得意地问我道:这两口子真是门当户对,十分匹配吧?我心想就等瞧吧!没想到真被我料中了,在他们都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后,竟打离婚彻底分手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却说她在铁道兵文工团时,团里有项额外的特殊任务,即在周末到中南海去,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伴舞。她是部队文工团舞蹈队的,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干子弟,不仅业务熟练,政治尤为可靠,就常常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结果为此不仅改写了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还影响到了她周围的人,此事由来及后来情况如下:

三妹闯“宫”享受恩宠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杨的小名叫“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

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进,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们一老一少相谈甚欢时,中南海警卫室一个电话打到铁道兵文工团,批评他们怎么没管好自己的团员,居然让她闯到伟大领袖身边来了。警卫室让文工团团长、政委马上赶到中南海来,准备等“私闯后宫”的已成为老人家身边人的“李霞”出来时带回团去,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几个小时以后,也许“日理万机”正“为国操劳”的伟大领袖确实另有公务,三妹这才恋恋不舍地“退朝出宫”,一到中南海门口,就由自己的团长、政委带了回去。不过团里谁也不敢怎么对待她,因为她已有了“尚方宝剑”,说是毛主席让她以后随时可以再去,并且留了相互联系的办法,使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并且成了谁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后,她就被调出铁道兵,“奉旨”安插到离老人家更近的北京卫戍区,又进了什么公安学校。据说老人家非常关心她,让她“脱产”学习特别是学外语,说要将她培养为贴身秘书,并且不论何时,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进“宫”侍候,老人家外地出巡时,她也得陪“驾”护“辇”,一时成了伟大领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至于是“宠臣”还是“宠妃”就说不清了。

也就在此期间,即一九六五年秋,我那“铁哥们”画家,正出差在西藏,忽接北京急电,如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大任务。他一头雾水地赶回京城,却见已为他布置好了的新房,立即“奉旨”与三妹完婚大吉,并且筹办喜事全部用费,皆由伟大领袖处支付。为他们操持一应婚礼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这是执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这使我那“铁哥们”画家,又惊又喜又难以置信,没做梦就娶上了媳妇。他们婚后,相继有了一儿一女,越长越大后竟没一个像他们的爸,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好在当爹的并不计较,当时也没DNA检查,也就由它去了。

三妹成北京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

到“文革”时期,三妹和画家夫妇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妇两人各走一极,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当时她经常抛头露面,对下属的各个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等等下命令作指示,还曾领样板戏女演员,随她进“宫”参见人们梦寐难求的伟大领袖,既使他们亲耳聆听了凡人未闻的“最高指示”,又为当今“圣上”当面恭唱了“堂会”折子戏,都使女演员们获得了此生的最高荣誉。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左”派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广大革命群众,原是文工团员的三妹竟手抱语录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统帅”和“伟大旗手”之间,简直也成了他们的“亲密战友”,不只豪气天,并且牛气逼人!只是这时她那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不仅没有如此风光,反而成了所在单位掌权造反派的对立面和阶下囚,因为他的老婆能通“天”,遭到了夺权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出气,使那画家受了很多罪。在两派斗争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不过是反面的,“坚决打倒”和“欢呼揪出”他的大标语,刷到了天安门城墙上,比他作为画家的名气,大得怎么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当年的三妹,有时运用权力和关系,拉他或帮他一把,却又常常顾不上自己老公,由他被对立面批斗关押和刑讯逼供,因此我那画家朋友,那些年吃了大苦头,与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个如上天堂、一个进地狱,他们夫妇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时分时合,闹得家不像家、夫妻也不成夫妻了。

好在不论别人怎么折腾,三妹身后自有最大后台,使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照当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组长。可别小看这个“副组长”,其能量和威风却大得令人目炫,许多上层人物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新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曾与三妹同行的刘庆棠(也就是人称“长征两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的那个舞蹈演员),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门前老是停作为高级干部标志的红旗轿车,原是我们军长的二姐她丈夫,对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起来,时时来讨教和请示她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条,即她能通“天”,全国八亿人口,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见伟大领袖的人之一。连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位置就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即现在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西侧“贵宾楼”的原址。不只如此,家里还安了部摇把电话机,那头直通中南海,老人家可以随时传唤她进“宫”,电话铃响后,红旗轿车就到门口,马上将她接进“宫”去。可怜我那“铁哥们”画家,虽是她的老公,却成了她家男仆,吴德、吴忠和刘庆棠等一到,因为都是夫人的高官贵宾,他就得在一边递茶倒水侍候客人,夫人俨然是党国要人,老公只剩了喊“喳”应“诺”的份儿了,他们家只有“母鸡”会“打鸣”了……

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苏联有部关于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个颇有姿色的使女,其实是他养的小情妇,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欢,却被使女迎面给了一记耳光,原来她已被皇上“宠幸”过了,身份已由原来的使女变为未来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将自己的小情妇拱手让给了彼得大帝。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这样,三妹由一个普通的文工团员,突然成为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官,其原因只是她不仅成为伟大领袖身边的人,更已受到当今“皇上”的“恩宠”,她的身分地位已是一位“宠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语了。不过此事绝对不能乱说,不只涉及三妹及其家人的隐私,更事关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追究起来将罪责难逃。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我不仅逐渐得知一些真情实况,又已有书为证。

“文革”以后若干年,国内秘传一部禁书,即在国外写作并在境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我早已风闻此书,但没有特殊关系的人,是很难看到的。有回我们老军长和二姐的儿子来我家,说到此书时,他说他已看过,并且不无炫耀地说,那书里写了我三姨,连我妈都写进去了。后来我终于找到此书,读后发现其果然多处写到三妹,也写到了二姐。原来三妹自从进“宫”,被老人家钦定像杨开慧后,真的继承了“烈士遗志”,并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职责,不断被伟大领袖“宠幸”。她发现老人家虽然“日理万机”,却又有此一好,实为日理万“姬”,她就以身相许,努力为其服务,更为求其欢心,再为老人家引进别人,好让他换换口味。她陪“驾”伴“君”到上海时,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性,领来朝拜“圣上”。哪知“龙心”不为所动,因为她嫂子虽也有几分姿色,却没有被老人家看中,当天就将其打发走了。后来她又跟老人家到了无锡,当时仍当军长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无锡,她就领着二姐夫妇一起来参拜“皇上”。这时二姐虽然已近中年,却仍姿色出众,尤其是那雍容华贵的气质,老人家一见立即龙心大悦,先留他们夫妇两人共进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饭后却让当军长的老公先自己回去了,将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几天“龙恩”。

虽然三妹这时已当了“拉皮条”的角色,他们姐妹二人共享了“皇上”恩泽,凡人哪有这等福气呢?当时正随“驾”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和李志绥医生,指三妹悄悄说,她妈妈要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敬“皇上”的。书中又写到,李志绥医生发现伟大领袖沾上了“滴虫病”,这是从别的有此病的女性处得的,但对男性无妨,只是在他再与另一女性干那事时,又会将病菌传给下一个。李医生禀告“皇上”说,这病会传给江青的。伟大领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没那事了,要有的话正好在她那里头“洗一洗”。后来我知道,那滴虫病就是三妹“献”给伟大领袖的,因为我那“铁哥们”画家,也沾过三妹这光。

李志绥的这部回忆录,虽然在国外境外公开发行广为流传,在我国大陆却是“党和国家绝对机密”,严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传播。但是其中写到三妹的事,却由我那“铁哥们”画家证实了,他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受迫害,关押揪斗又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那玩儿怎么也硬不起来,好不容易勃起了,却一进去就“疲软”,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道,你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种子”。我得知此事后对我那画家朋友说,你老兄也够“幸福”了,居然与伟大领袖“共饮一江水”。他恼火得把头上的军帽一摔道,我这顶“绿帽子”算是戴定了!不过这话是在“文革”结束多年后才说的,当年我还未见上述那部“医生回忆录”,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圣上宠妃”(严格地说应是“之一”,因为“宫”中“宠妃”不止她一个)。所以在“文革”后期,我为了“躲风”,藉口学习领会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红军长征路线访问写生,正赶上我的“铁哥们”和三妹在闹离婚。因为我与他们两人都有多年友谊,更不知他们要离的主要原因,曾去劝说他们“和为贵”,由于离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访了她的大姐,让她也帮助劝说三妹。那大姐却小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即我那画家朋友)那东西不行了,我三妹正来劲,他却罢了工,夫妻生活没法过,再加上别的事,他们是非离不可了。我想这其实是种病,可以治好的,还打听到一种药,叫“肉苁蓉”,专治“阳萎”,曾托人去买,以为只要治好这病,能够满足三妹所需,他们就可以不离婚了。但是当时三妹他们正剑拔弩张地较劲,我“铁哥们”的病也不能马上治好,不如暂避锋芒,先退避三舍,让他和我一起到长征路线写生去,他欣然答应马上与我同去“长征”了。我们在贵州和云南等地一下转了三个来月,我因为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却又去了西双版纳,住进傣族村寨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要和他离婚,等他马上回来办手续,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三妹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急,他们知道即将成为三妹前夫的画家,是由我领“逃跑”出去的,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于我这“忘恩负义”之举,非常生气发起火来,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我怎么对他们“忘恩负义”了?

关于我的“忘恩负义”,另有一段我与他们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气活现时,我在本单位因为得罪了“副统帅”和“江女皇”一伙的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开除党籍军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两年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台。当初定案处理我的正是林彪死党黄吴李邱等,我在劳改中听到此事后,就蠢蠢欲动想回京翻案,但是因为久居乡下,不了解外头情况,就写信给我那“铁哥们”夫妇,请教他们怎么办好,他们很快覆信支持我回京参加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我还是没有把握,正好我那老军长已调任为江苏省军区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镇江,我就从江北乡下偷跑到镇江,找到他们家见到了二姐。老军长没在,说是外出开会了,也许因为我还戴“帽子”,他为了避嫌,故意不见我。二姐听了我的陈述,她说已从三妹夫妇处知道了我的事,给我讲了林彪一伙垮台和“文革”中的许多事,认为我的问题完全可以平反,根据我的出身历史和一贯表现,不会有什么问题,支持我回京找原单位去,也可以直接找总政甚至军委上告。二姐说我可以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费。我说还不行,这次我是从生产队偷跑出来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也得安顿一下才能走,又说路费可以自己筹,回乡时曾给我几百元安家费,借给生产队买牛了,现在能够还我一些,正好用它当路费,届时我将从乡下直接回北京。

二姐说这样也好,就拿出一批关于“文革”和林彪问题的文件材料,让我了解外头形势和上头精神。当天晚了,我不敢到外头住旅馆,因为没有任何证件,万一被“文攻武卫”查出我是潜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脱层皮。二姐毅然决定“窝藏”我这“反革命”,让我住在她家,这里是省军区政委家,谁也不能随便进来,躲在这里最保险,就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来最为安稳和舒适的一觉。从白天到夜里,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里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别二姐回到乡下,临走前她嘱我到京后就去找三妹夫妇,让他们把北京的斗争情况告诉我,还要我有什么事就随时与她联系,最后又说:一听说你也当了反革命,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看你和三妹一样,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怎么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们都支持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你的好消息!

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去找我那“铁哥们”家,他们当时还住在“中办”为三妹安排的住处,即后来的贵宾楼原址。我去时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规律,仍按乡下习惯早上六七点就敲开他们的门,他们夫妇睡意蒙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过谈话我了解了当时北京和各地的情况,听了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和我怎样进行斗争的建议。这使我与他们夫妇之间除了原有的个人友谊,又增加了一层革命和战斗以及路线斗争的非常友谊。由于我已被开除党籍,这时正是没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经过曲折斗争之后,终于恢复了政治生命,而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持帮助下实现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都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后来我竟背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相约结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离婚离不了。误了三妹好事当时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于离婚,是想再嫁一个大官。原来有位年纪不老的政治局委员,刚刚死了妻子,正在虚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虚而入,改嫁给那位政治局委员,以使夫妇两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徜徉,不似这个画家老公,只配在家里为她及其贵宾端茶倒水。可是这个画家却被我拉走并且抓不回来,这使二姐、三妹对我都很恼火。

在此期间我原来所在文工团的老团长,去看望老军长和二姐夫妇,二姐一见老团长,竟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道,你们团的那个卢弘很不像话,我和三妹当年那么关心支持他,帮他从林彪迫害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忘恩负义,与他的“铁哥们”合伙欺侮我们三妹,使我们找也找不到他。这事与我们老团长完全无关,他被说得莫名其妙,只得说他与我多年不联系,我干过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二姐仍气呼呼的要他负责向我转达她对我的强烈不满。也在这时,我的妻子在出国援外时不幸牺牲了,三妹出于我们多年友谊也来慰问我,对我表示了一通关切之情。哪知在离开我时竟说:我想想还是要骂你,你把你那“铁哥们”藏到哪里去了,你得马上把人还给我!我诉苦道:他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级别和名声也比我高,他的行动是他自己作主,我怎么能背你们带他走又藏起来呢?其实我那画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于与他离婚,就故意呆在边疆地区,拖不回来,“干耗”她,而我实际上是支持他这么干的。

主动泄露“机密”炫耀自己的丑事

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一九六五年三妹所以急如星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已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三妹失节事小,领袖形象事大,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以使其腹中“龙种”有人认领,好代伟大领袖当个“替罪羊”,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将我那画家朋友从西藏紧急召回,不由分说先与三妹入洞房,当了个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涂新郎。也是在这期间,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等等床上秘闻。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如三妹不只同“圣上”有染,还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有回带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车去什么地方,让老公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那老公从车前后视镜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搂又摸又亲,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能发作。那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并声称自己这是“助人为乐”,又说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闲,谁想去就是了,只要她乐意,他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当即表示,他应立即离婚,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藉口搞掉了,不论是“圣上”还是“司令”,会像捻死一只蚂蚁似地灭掉你,死了也不知道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死掉。我那“铁哥们”后来果然回来,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只是已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另有新欢,等三妹办妥离婚,黄瓜菜都凉了,已高攀不成了!

他们离婚以前,我“铁哥们”有次苦恼地对我说,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战场”,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干,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干,正好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来,又在他们家同一个首长千金干。这第三对的“战场”就在画家的画室里,画家回家时,见每个床上都被衾狼藉,床单褥垫上还留下了幅幅“地图”,他只得忍气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二姐到北京来,知道此事后骂道,这南河沿一二四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好在这时伟大领袖已经病入膏肓,不需三妹常常进“宫”,而且老人家身边已经另有“宠妃”,三妹已生过一子一女,不必再为领袖服务,就在这时卫戍司令才插进一腿补了此空。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涉及我朋友的隐私,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应属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所以我和我那“铁哥们”,一直也一齐为此严格保密,直到他们离婚以后,我终于逐渐知道了他们家主要是三妹的这些事。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丑,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并且不无得意之色。这也难怪,中华八亿同胞(当时人口统计数字),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算是二亿,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有几人有此“幸福”,亲身享受、也给“圣上”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这等“皇恩浩荡”的超级“荣誉”,当今世上几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毛死后三妹呼天抢地惹江青大骂

遗憾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吾皇驾崩”,停灵于人民大会堂,接受人们瞻仰遗容和沉痛悼念。这时三妹赶去,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声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啊……据说“第一夫人”江青闻讯大发雷霆道,这个李××,胆大包天,居然大闹人大会堂,看我怎么收拾她!可喜的是当年十月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首当其冲成为阶下囚,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这才使三妹逃过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红色女皇”手里,很可能会同汉高祖的吕后一样,把先皇刘邦的一个宠妃,不只打入死牢,还砍去胳膊和双腿,更“去眼,辉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妹幸免也当“人彘”之难,所以她和我们一样,都欢庆“四人帮”的垮台,为我们都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

极其珍贵的国宝级革命文物

前已说过,三妹总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还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并在全国征集关于毛主席的文物,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诗词、书信等等手,都必须上交中央入档,不得流散在民间和个人手中。见此中央通令后,三妹来找我去,让我看了她藏的一批领袖文物,此前我已在她那儿见过几件,这次让我全部一一过目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手头竟拥有大批价值连城的特级文物似的国家珍宝!这些宝贝平时锁在一个小皮箱中,那里面全是伟大领袖的亲笔墨宝,其中不少是老人家特地题赠给她的,例如有一幅名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现在国内发表并流传的同一诗词,并不是老人家专门题写的,其实是从他给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不仅没有前言小引之类,词中也有笔误和修改处。但三妹的这一帧,却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纸上精心题写的,前有关于此词的“小引”,后有特意御笔亲书的“跋”和“题赠李霞同志”一行大字。

前文已写到,“李霞”是伟大领袖为三妹起的“御名”,将怀念“霞姑”(即杨开慧)的词,书赠给“李霞”,其意义自然深远,词后老人家那龙飞凤舞的狂草署名,更是令人惊叹。整幅诗词手的笔下功夫,不只是老人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在当今“书坛”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无价珍宝。我欣赏后对三妹说,仅这一幅字,你下半辈子就是什么不干,也吃喝不愁了,因为你已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她得意地说,你再看,我这还有呢。接着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诗词手手稿,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书的,有的是古诗或名词的重新题写,还有一些题字题词,有几件是“向雷锋学习”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等不同题字(关于雷锋的题字,后来引发了另一个故事,此处暂略,下面专写)。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家给三妹的一批亲笔私人信件,有的是在八开白纸上用铅笔写的(这是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时专用的),有一信竟长达五六页,其中对“李霞”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谆谆教诲,如嘱她好好学习、戒骄戒躁等等,有几处对她的批评,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看来伟大领袖对她似已动了真情,并且是用了真心的。我一面欣赏这批文物,一面止不住为三妹惊叹,为她骄傲更为她担心,她个人私藏这批特级文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一颗颗“定时炸弹”,它太珍贵也太危险了,她不能就这么留在身边!

三妹说找我来并让我看这批文物,就是为了商讨一个怎么处理的办法。这时她已与画家离婚,身边暂无别的亲人,所以临时召唤我来商量此大事。我一面为她对我的信任而感动,一面为见到这批文物而高兴,就说按照中央规定,这些文物应当上交,但是这是毛主席写信给你个人的,上交后自己就没有了,这很可惜。她说自己正是这么想的,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道,最好能复制一套下来,上交一份,自己保存一份。她说到哪儿复制呢?最好能“拷贝”下来一点不走样。我为她开动了脑筋,想到我的老上级华楠,这时正任总政秘书长,手下肯定有新型的文件复制设备(那时还不知道那叫复印机),我说可以去找他商量,请他帮助复制一套下来。三妹说也好,你替我去找找他看。我受命去见了华秘书长,他思考后说,这批需要复制的东西,应该先全部拿给他看看,然后决定是否复制和怎样复制。我回去告诉了三妹,她皱起眉头道,都让他看了,不就又扩散了吗?加上复制的人,还保得了密吗?她踌躇一阵后说,不行不行,不能让更多人看了,还是等等再说吧。于是这批关于伟大领袖的国家特级文物,一直还在三妺手中。到她去世以后,又作为遗产传给了她女儿。她女儿的老爸即我那“铁哥们”,也曾同我商量,那批文物确实等于一种“定时炸弹”,放在谁身边也将是个“祸害”,应该劝其女儿寄存到银行保险柜中。但是他早已与三妹离婚,女儿也不太听他的,他只有建议权,却无决定权,不知他的女儿照他说的办了没有。这使三妹虽已去世,却留下了一个“国宝悬案”。

三妹再婚,找了个“屁股冒烟”的

三妹与我那“铁哥们”离婚后,就搬出了中办分给她的住处,搬进了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一套住房,她就是在那儿向我展示这批文物的。由于当时我正中年丧妻,她又已离了婚,两人都是单身,并且她的二姐夫妇早有撮合我们之意,加之我们多年的交往,如今又对我很信任,有好事者就鼓动我再与她好。我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不予考虑,心想就算她没有后来那些事,与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等都没有关系,这个“小姑奶奶”我还是不敢惹,并且她头上没有“帽沿”,一直都在朝上看,当初我那“铁哥们”,不听我的警告,与她结了婚都有了儿女,却落得了鸡飞蛋打,离婚散伙的严重后果,这都是不听“老人”言的结果。我便对怂恿者说,她哪能瞧得上我,我还是找个能安生过日子的人吧。不过虽然如此,我和三妹还是友谊长存并交往不断,又了解到,她和在她家同她哥干那事的那位首长千金,一起商讨如何重新安排她们的终身大事,就都把各自原来的老公给“休”了。相约各找一个能“屁股冒烟”的,即有专用小车的大干部,好补过一把当首长夫人的瘾。可惜三妹原来瞄准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已经“名花有主”,她因离婚耽误坐失了良机,只得另选目标了。

就在这时,有位超龄的“白马王子”闯上门来,不过此公当时“屁股”并不“冒烟”,但是这位自荐“毛遂”的“屁股”,不仅曾经而且仍将“冒烟”,有相当的保险基数和发展前途。据三妹后来说,这位是拚命追求她来的,此人本来是位高干,我也早就认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总政宣传部长,是全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只是后来随谭政主任一起下了台,到“文革”中又错投到林彪麾下,一度成为“副统帅”的智囊和笔杆子之一,哪知林彪又倒了台,被审查了一阵后,认为陷得不算太深,解放出来正靠边站,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此前他已丧妻,听说三妹正找对象,忙来报名应征。这时三妹也正上不天下不地,已届中年却身边无夫,当这位前任部长将军对她猛攻穷追时,只得盘算衡量予以考虑了,又与大姐、二姐再三商讨斟酌后,认为此公虽然暂时落魄,但是从当年到将来,仍然大有可为,其资历和原级别都明摆,必可东山再起,并且他虽比三妹年长二十多岁,却比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年轻多了,也就没有拒绝。这位前将军部长为了追她,不惜抛弃架子和斯文,不断到三妹家来,为她烧菜做饭忙家务,殷勤侍候这位“娘娘”。在软磨硬泡之后,果然称其心愿,成了三妹的虽不完全满意却也门当户对的又一“郎君”。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猛追三妹,其中有个重要缘由,原来他发现三妹“朝中有人”,与中央及军委若干领导人都较熟悉,与她婚后将取得一条直通上层的捷径,保证将来能重任高官。三妹确也不负所望,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与魅力,保举这位郎君终于又升了上去,重新成为军中一位高级干部,并且享有了中将军衔。由于我和三妹的友谊,这位前部长大人,竟也成了我的朋友,日后我们曾多次交往,而且演绎过一段故事。这也是后话,待下面再说。

三妹新任老公,下令不准泄密

三妹手上那批未出手的“特级文物”,常常“烧”得她不大安生,有次她又把我找去,看了一份她的毛主席谈话笔记。这是老人家几次关于文艺的谈话,她听后回来马上追记下来的,其中特别是关于京剧的一部分,不仅都是闻所未闻的,并且看出老人家对此确是情有独钟,对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堪称内行,对京剧的改革发展,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看后对她说,这些谈话如果整理公开发表,必将引起各方注意,甚至可能引起轰动。她说自己也这么看,所以找我商量怎么拿出来。我考虑后说,整理发表当然很好,不过据我所知,凡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个人都无权随便拿出来,也没有哪家敢擅自发表,都应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毛选》编委会统一处理,到了他们那里,怎么发、何时发和发不发,就由不得自己了,反正不会允许个人发表这类文章,说不定还会引起别的什么问题,看来这事比较复杂甚至麻烦。原来三妹所以想发表这些谈话,只是企图藉此宣扬和突出自己,显示自己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表明她如何领会并掌握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深得其“精髓”,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势的筹码,大出一番风头,成为世所瞩目的人物!但是看来难以如愿,闹不好会事与愿违,出别的事。她皱眉头想了又想后,才泄气地说,那就算了吧。我也遗憾地说,以后看情况再说。此事就此搁下,那批领袖谈话笔记,至今还在她那儿保密,可惜又都成了遗物,谈话者和记录者都已辞世。不过当年三妹欲藉伟大领袖标榜显示自己之心一直未死,不久她又找我商谈了一事。

我国每到逢三的年头,都要纪念毛主席为雷锋题字的几十周年,掀起又一次学习雷锋的高潮。记得是在一九八三年,三妹又悄悄让我看了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迹墨宝,那是关于学习雷锋的不同题词。她说一九六三年《中国青年》杂志请伟大领袖为雷锋题词,她就在主席身边,那天老人家兴致很好,一边应约题词,一边对她说了不少对学习雷锋运动的看法,特别是他对雷锋本人,以及关于如何宣传雷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我听了感到十分新鲜和重要,认为应该整理出来发表。她说我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帮我整理吧。她又拿出几件不同的领袖题字,说配合文章同时发表。原来那天老人家题写时,一口气连写了好几幅,只选出一张给了《中国青年》,其余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这些题字别说都拿出来,就是只发其中一件,也会引起轰动的。但我深知这位“小姑奶奶”的用心及其目的,不想被她拖进这类事中,就对她说,发表这类文章特别是主席题字,不能是个人行为,最好有个宣传单位出面,由组织和领导来处理此事,例如让报刊记者来访问你,你向他们介绍主席的谈话,再出示不同题字,这就名正言顺并不由个人负责了。她说这样也好,又说你是《解放军报》的人,就由军报来访问我吧。我说回去找报社同志说说。一位军报名记者得知此事,大喜地说就由他去采访三妹,她也很高兴。其实我是将此事推了出去,无意为她去张扬招摇和招惹是非,不料后来还是牵扯到我。我为三妹办了此事后,正好去南京出差,老军长和二姐家就在南京,我就去拜望他们,哪知我刚进他们家,突然有我的电话,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从北京给我打来的。

这位新任三妹夫,已经就任高级领导职务,后来又当上了中将,他为什么要找我又怎么找到我的呢?原来我离京前曾告诉三妹,我将去南京并看望她二姐和姐夫,问她有什么事不,她说没有,但让我到二姐家后,可以用军线和她电话联系。我也没什么事要和她联系,她的新任老公却用电话追踪到我,说是有急事找我,从三妹处知道我来了南京又来到二姐家,恰好“逮”住了我。他找我什么事呢?那位首长大人在电话中急乎乎又气乎乎地对我说,你怎么把三妹提供的毛主席关于雷锋的谈话和题字捅出去了?我忙说自己并未参与此事,是军报记者听说有此谈话和题字,他们直接找了三妹,可能为此写了访问记,也可能准备发表,不过这是军报领导决定的,与我没有关系。那位首长严肃地说:这个访问记决不能发表,我坚决不同意发表此文。我说这事你得给军报领导说,跟我发火没有用。他又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等等,说是事关党和国家领袖,决不能这样随便马虎。我说反正这事与我无关,将其一推六二五,他只得把电话给挂了。接此电话后,我一直纳闷。在宣传学雷锋时,发表这个谈话和题字,不是正好吗,为什么惹得那位首长如此恼火,要坚决反对和严格制止呢?并且把电话追到南京对我兴师问罪地大发肝火,这到底因为什么呢?我回北京以后问了三妹,她说自己新任老公已经通过军报领导,将那记者写好的访问记连原稿带清样,统统收走并且藏在他的保险柜中,严令一字也不准外泄。我问三妹这是何苦呢?她苦笑反问我,你说是为什么呢?我这才猛然惊觉,如果访问记发表,就等于将三妹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从此大白于天下,她那“宠妃”身分也从此公之于众,并且从此给那位首长在将军帽之外再补戴上一顶“绿帽子”,他吃了伟大领袖的“剩饭”,以后还怎么当官和做人?所以才气急败坏地严禁此文发表,并且坚决堵住包括我在内的可能泄露这一“机密”的各种渠道。只是这么一来,也堵住了三妹藉此炫耀自己和扬名作秀的机会。好在我对此早有防范,估计到可能节外生枝,没有被三妹拖进此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的新任老公卡住了此事,幸亏我已脱身,不然我不仅将白费力气,更将得罪那位首长,使我“吃不了兜走”!

大首长官迷心窍,找错人又白费劲

说起这位首长,以后与我还是发生了一些故事。他原是总政宣传部长,我曾是他手下又手下的一个小干部。记得我第一次见他时,竟闹了一个小误会,那是一九五八年底,他刚到总政宣传部所属的《解放军战士》社,有一回部里开全体会议,我到晚了坐到前排空的位置上,旁边已坐了一个“大尉”,我以为是部里的干事什么的,就同他随口说了什么。一会儿会议开始,主持者说,现在请×部长讲话,我身边那“大尉”走了上去,并且讲起话来。我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少看了他领章上的一条杠,他是双杠加四星,我却把大校看成了“糖葫芦”似的大尉,幸亏刚才没同他说别的,不然必然冒犯这位顶头上司。不久他又升为少将,我就对他更敬而远之,在总政几年几乎从未与他再搭过话,他也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想不到由于三妹的关系,我们又“狭路相逢”,走到了一起,并且似乎也成了朋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事。他当总政宣传部长时,因为上层一些矛盾斗争,一度被打了下去,他手下有个处长,却乘机爬了上去,不仅成为宣传部的副部长,到“文革”后竟与他成为同一单位的同级高级干部。那位后来居上者,在一九八三年整党时,被派到《解放军报》来当代社长兼党委书记,负责主持军报的整党工作。其实此人在“文革”中劣迹斑斑,跟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干过不少坏事,由这种人来领导军报整党,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就是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但是人们意见再多也奈何他不得,人家有权就有理,正图藉机爬上总政副主任高位。三妹的新任老公,当时正与他“竞选”此职,知道我对此公不满后,竟把我视为借用力量甚至同盟军,特地找我去,向我提供了一批材料,说这位“代社长”怎么怎么坏,让我们一起把他给拉下马来。这批材料虽也过硬,但是此公自有后台,我们怎么也攻不倒他,仅仅使他未能爬上总政高位,军报整党结束后,仍回原单位担任原职,打破了他的黄粱美梦。一九八八年又和三妹她老公一起,同时晋升为中将,只是此公大概缺德太多,致使寿命不长,刚扛上新牌牌就因癌症一命呜乎,三妹老公为此十分高兴,因为阎王爷帮他清除一个竞争对手。这是我与这位首长的一段新的“战斗友谊”,接又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三大”前夕即一九八七年夏,三妹和她的新任老公突然对我格外关心起来,我住在军报院内一座六层楼上,他们夫妇两人竟爬楼同来看我,使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又有次他们为我专程送来一些葡萄,说是刚从宣化带回的,送点给我品尝。我对此并未多往别处想,只以为是老首长看在我与三妹的老关系上,对我表示亲切关怀而已,哪知其中却大有文章。有一回这首长用专车将我接到他家,三妹那天不在家,家里也没有别人,就他和我两人,在我落座品茶时,他就对我说开了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特别说到他和某某中央领导人,原是平级战友;某军委领导还低于他,又表明自己对我军政治工作如何有建树、有创见、有雄心大志等等。当天和我共进午餐时,不仅菜肴丰盛,而且规格颇高,简直像招待国宾,使我大过了一通嘴瘾,晚上又用专车把我送回家。在当时和回来后,我一直纳闷,他与我如此深谈并热情接待,到底为了什么?我只是一个小兵腊子,除了手里一支笔,别无所长和所能,他不会是要我为他写回忆录,因为他们单位和自己手下,就有出色的笔杆子,用不舍近求远地找我,怎么也想不透他为什么和我谈那番心。过了一段时间,有回又见到他,连忙同他打招呼,他竟不搭理我,我以为他是首长,也许正考虑大事,就没往心里去。在碰到三妹后,我请她替我问候那首长,她却说你还是离他远点儿,他对你十分不满。我说自己从未得罪过他,他的不满从何而来,三妹笑道,你以后就知道了。

可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那位首长所以对我“亲切关怀”和“热诚友好”,是为了讨好和巴结我。他官比我大得多,巴结我这小兵腊子干什么,原来此公别有用心又用心良苦。当时我正为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已逝夫人编文集和写传记,有时就在杨府上班,能够面见杨副主席。三妹她老公又获悉,我的老丈人正任“十三大”的“人事小组”成员,这个“组”虽“小”,声望影响却极大,负责对全国全党包括全军的高级干部进行审核物色,择优推荐为“十三大”的新中央领导班子,并为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提出人大、政协特别是国务院和军委的领导名单。他们的提名由“十三大”通过后,新一代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就将一一就任登台了。所以许多企图高升的上层人士都力图接近甚至打入这个“小组”。又有一小道消息说,我那老丈人将主持军委工作,这将直接影响到包括三妹她老公在内的一批军中高干。这位首长正梦寐以求地谋求总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的高位,他以为只要先买通了我,就既可以向杨尚昆递上话,更可以在我老丈人面前为他美言造势,由我几处给他打内堂做“托儿”,他这个总政主任或副主任的位置,就能如愿到手了。他把我当成了政治赌盘中的一只“骰子”,所以才对我“关爱有加”,不惜“礼贤下士”,对我又送葡萄又探望,又摆筵席又谈心,特别对我大吹自己的“丰功伟绩”,就是要我为他做个“传声筒”。哪知我这人极不开窍,白吃了白喝了又白听了他的一番又一番美食美言,却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食而不知其味,我在杨面前,除了文稿的事别的什么也没说过;那老丈人回家,又绝口不提“人事小组”的事,我也根本不知有这么个“小组”,至于说他将主持军委工作,更是决不可能,并且我若真有什么能量,自己不早就爬上去了,何苦只去为别人说什么话,“为他人作嫁衣裳”呢?所以那首长想求我办的事,我是什么忙也没帮,什么话也没说,使他对我的期望,特别是他自己的升官美梦,完全落空地成为泡影。直到“十三大”结束,他也没分到半杯残羹,这才造成这位首长对我严重不满,因为我叫他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不过我弄清此事以后,对那位首长却由原来的敬重改为不屑了,他几十年前就是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是个专门教育别人,指导全军、又专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干部,然而其人格竟如此低劣卑下,为了谋求高位,竟不顾体面又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堂堂一个中将,居然拜倒也败倒在我这小兵腊子面前!以前他是为藉助三妹之力,不惜为她下厨忙家务,藉与她结婚达到自己目的,实际是向她卖身,后来又向我卖笑,等于是个毫无廉耻的娼妓,虽然他原是个一米七以上的汉子。这种人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并且是政工干部,不只是党的悲剧,更是军队的耻辱,党和军队怎么能用这种小人到台上去呼吆喝六呢?

三妹好梦不长,面临又一次婚变

那位首长之追求三妹,其实根本不是出于爱情,这种人心中可能从无所谓爱情,他当初看中的首先是三妹在上层的门路多与关系深,正好为他服务帮他升官。只是三妹哪是为别人效劳的人,她之所以与那首长结婚,也是以身作一赌注,预计他可能爬上去,后来虽然并未完全如愿,却也“屁股冒烟”有专车了,三妹总算也当上了高干夫人。只是她这时官位也已不小,其胃口或野心也更大,就在她那第二任老公来巴结讨好我时,她自己也对我格外亲热,一再对我柔情蜜意的,动员我也到她那里一起去工作,希望与我并肩作战。原来她也看中更看重了我为编《李伯钊文集》和写作《李伯钊传》,正与杨尚昆家“亲密接触”,就向我掏出了她心中的宏图大略。这时她已是总参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却正觊觎总政文化部长的高位,很想使自己“更上一层楼”。他说最好我能和她一块干,她当上了总政文化部长,我可以当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由我们两个把全军文艺工作管起来。我闻听此言心中一惊,却又未动声色。她有如此官瘾,我却不屑相陪,但是当时我正被总参二部、三部所吸引,很想去开发那里从未开发的创作“富矿”,并打算在总参创建一个创作室,就顺水推舟地去了总参。去后才发现我想得太简单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愿望难以实现,就不太积极了。在与三妹直接相处共事中,我发现她其实志大才疏,她的幻想也是空中楼阁,绝无实现的可能,并且她根本不是这块料,这些年她已不是当年的三妹,也已人老珠黄,接近晚年了,本来我就无意与她合作,在总参呆了一阵,就悄悄退了下来。三妹本比我小,却比我早离休,五十五岁当年就下了台,她的官运也到此划上了不圆的句号,一生的追求、奋斗和拼搏,全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就在三妹官场失利时,“后院”又起了火,她与其新任老公之间,又发生了严重问题。我开始不知道,有回在电话中偶尔问起那位首长,她竟立即破口大骂那“老家伙”、“老混蛋”、“老流氓”等等。前已说过,她那第二任老公,对她其实并无真情,由于三妹自有公务,不常回那首长家住,有人就乘虚而入,为她老公送来了“温暖”,那首长当然正中下怀。一来二去,三妹也风闻“第三者”插了足,有天她去那首长处,那个“第三者”知道她在家,又知道首长家电话连线,竟打电话来找那首长,明知三妹正在“窃听”,故意与法律上仍是三妹老公的首长说了许多肉麻情话来气她,等于公开向她的夫人地位提出了挑战。三妹是何等之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对我在电话中臭骂那女的是“骚狐狸”、“臭婊子”、“臭不要脸”等等后,又向我严正宣布,要坚决与那“老家伙”离婚。他这一个电话打了至少一个小时,也痛骂了那对“狗男女”一个多小时,听得我耳朵都麻木了,连握耳机的手都酸了。我只得劝她先消消气,不要急,不能生气,等我们见面再细说。也就从那时起,我每次再见到三妹,她都只有一个话题,就是痛斥臭骂那“老流氓”、“臭婊子”和“狗男女”,并且是循环反覆,无穷重复,使我耳朵都听出了“茧子”,以致不敢再见到她。

三妹对其第二任老公,其实也无真情,他们这对夫妻只是在相互利用、各下赌注而已。她对前任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倒是多少有点旧情,加之共同抚养了一儿一女,两人总是有些“幸福的回忆”。他们离婚后儿子随父女儿随母,父母又随儿女经常一起会面重逢,这时不仅儿女高兴,两个大人也很愉快。这里得补说一事,我那画家朋友在三妹以前,有过一次婚史,女方是他在“新旅”时的战友,后来是上海的著名舞蹈家,曾主演过舞剧及其影片。因为男在北京、女在上海,又都不能离开各自的“根据地”,两地分居,天长日久,不免发生问题,两人就好聚好散分了手。三妹也是“新旅”战友,她才与画家结了婚。有一年画家前妻来京演出,邀请了画家及三妹各带儿女出席观看,看后还一起相聚交谈,形成了画家为一方,前妻为一方,三妹为一方,加上其儿女,共为“三国四方”式的友好会见。三妹的哥哥也与前妻分了手,又在京成了个家,逢年过节三妹和女儿、画家和儿子就相约都去孩子舅舅家会合,全家相见依然和美欢乐。由于我与他们的友谊,他们就都带儿女一齐到我家相聚,使我家成为这对离婚不断情的前任夫妇幽会之处。只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对三妹那新任老公严格保密。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首长还是侦知了三妹的不轨行为,后来他们打离婚时,这也成了男方告女方的一条罪状。

那位首长见三妹的利用或使用价值已尽,特别是自己又有了新欢,加之三妹为此一闹,他们就打开了离婚战。这确是一场带打的“大战”,还是“你死我活”的“持久战”,使三妹打得极其狼狈。男方毕竟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大首长,他很快掌握了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使三妹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在他的离婚起诉书中,反而抓住了女方一个把柄,除了说她与其前夫经常私通幽会外,又说她在某年某月某日曾在家留宿了一个中年男性气功师,并且为此提供了人证,即那首长的秘书、公务员、炊事员等等,三妹反诉男方也有“第三者”时,却拿不出任何证据,男方因此总是占上风,气得三妹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提到那个气功师,我也稍知一、二,三妹和她二姐有一段时间竟都迷上了气功,就在我上次去南京二姐家时,一见她只觉面目一新,已大大减了肥,变得更年轻了。她说这是学气功的结果,还让我看了她练气功特别是其师傅发功时的照片和录像带。还真有点神奇,那气功师头上居然有闪亮的“圣光”,他用手一划拉,又留下一个如虹光圈,还在背景天幕上映现出他的高大形象。二姐更以自己的减肥奇效,证实了这位气功大师的神功。这位师傅就是三妹引荐给她的,三妹自己早已从他那儿学得了不少功夫,据说她在洛阳随师傅练“辟谷”,曾连续两三个星期粒米不进,根本不吃饭还照常活动。这位气功大师她不仅向二姐推荐了,还让他对老首长杨得志将军发过功。我也看了三妹和杨将军练气功的照片,那老将军头上果然也有一个光圈,使我惊叹不已。二妹说她还练了种“香功”,说是发功后能发出桂花或茉莉等的香味,有回她用双手揉搓一通后让我闻,又问我闻到了什么味,可我这人一向“顽固”,从来不信鬼不信神也不信什么气功,啜起鼻子闻了又闻,除了她自己的味道,别的什么也闻不出,气得三妹骂我真是个木头。不过她们姐妹两人都练过气功,三妹几乎已成“半仙之体”,她的气功师傅确曾在她家住过,这些都是事实。

三妹向我说起这事时,臭骂那个“老混蛋”首长,伙同自己手下的人共同对她栽赃陷害,诬衊她与气功师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她说那气功师与二姐和她隔一个辈分,他才三四十岁,二姐和她已五六十岁了,那师傅平时都叫她们阿姨,两辈人怎么能有什么事?我听了却在心里想道,当今社会上什么事都有,不是一辈人甚至是同宗者,一起胡来和上床的事不少,隔辈并非不可逾越的界限,不是同姓同宗的人更难说了。当然这话我只能暗自想,绝对不能说出口,更不能帮三妹的“敌人”说话。三妹这场官司打得很久,搞得她精疲力尽又几乎“身败名裂”。她二姐和我们对此都爱莫能助,只能从旁给予感情支持,也痛骂那“老混蛋”几句。也就在此期间,她才向我说出了那位首长突然巴结讨好我的真相,还给我看了那首长当时给她的一封信,其中嘱她一定要同我搞好关系,不断紧密联系,争取我能帮他在杨尚昆和我老丈人面前说话,为他在上层活动,使其能当上总政主任至少是副主任。我看了只觉可笑,原来自己还有这么大的利用价值,可惜我却什么作用也没起到,那位首长不惜对我卑躬屈膝,却什么也没捞到,白白费了许多劲。三妹又告诉我,她“竞选”总政文化部长之事,也是被那“老家伙”搞黄的,他说自己正“竞选”总政主任或副主任,三妹如也当上总政文化部长,夫妇两人就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上头肯定通不过,只能确保一方,要三妹服从“大局”,牺牲自己,让他先上。所以三妹说,不是那“老混蛋”捣乱,她完全可以“更上一层楼”,可惜大好机会白白断送了,不过那个首长的目的也未达到。我听了在心里暗道,常言道“一山难容二虎”,他们一家怎能同时出一男一女两个野心家呢?其结果自然要发生火并,导致两败俱伤。命中注定他们这对“政治夫妻”不能白头偕老,却没想到最后竟是这样互相撕破脸皮,以致闹得不共戴天!好在这时我只一旁观战,并未卷入。不过我在另一件事上,却为三妹出了大力,只是最后也没成功,就如她想当总政文化部长一样,也落得个黄粱美梦一场空,反而为人留下了笑柄。这事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全军第二次评衔授衔前后。

美梦难圆,又一好事功亏一篑

按照当年的评衔条例,凡是抗战时期参军的师职干部,都可以授予将军军衔。三妹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即抗战胜利前个把月时到部队的,现在又是正师职务,完全合乎当少将的条件。只是她当时年纪太小,不知咋搞的将参军时间一直填为一九四七年,这就过了杠杠,会失去当将军的机会。她就特地找我商量,怎么把她的参军时间改正过来,我根据以往经验,说只要能找到她何年何月参军的证明人,证实她确是一个“抗战干部”,还是可以当上将军的。她当初是母亲牺牲以后,于一九四五年七月被人送到新四军四师的,因为才八九岁,就被放在师部拂晓剧团,她二姐也在团里,可以照顾她这三妹。一九四七年初他们被并入华东军区文工团,她却把那时当成了入伍时间。到八十年代原新四军四师的老同志还有不少人在,她就去找了一些同志为她写了证明。我又为她找到原四师宣传部长、后来的《解放军报》总编辑赵易亚,作为当年拂晓剧团的直属领导,为她作了更有分量的证明。各种证明凑齐以后,她说还可以找一个更权威的证明,就是原新四军四师张爱萍师长。老师长也真的为她作了亲笔批示,哪知这位老领导对其老部下关心过度,反而为她帮了个倒忙。原来他批示道:我记得你到部队的时间更早,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和父母一起到四师来了,因此你的参军时间应该从一九三九年算起。张老将军的记忆一点不错,三妹的父母确于一九三九年到部队,当时确曾带三妹,只是那时她才两岁,是由父母抱来的,后来父母又奉命回地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却不幸暴露,母亲牺牲了。当年即一九四五年七月,她作为烈士遗孤被送来部队,老师长一直记得这事。但是张老将军把她的参军时间提前到更早的一九三九年,反而造成了一个军中笑话,某某人才两岁,还抱在大人手里就算作革命历史了!于是这位只有两岁的“将军”,也就吹了!三妹白折腾了一番,最后又是鸡飞蛋打一场空,反而为人提供了一个笑柄。其实这事不能怪她,她确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参军的,当时她已九岁,虽然只跟在剧团后头,却是个真正的红小鬼出身的抗日干部,可惜这一切最后因为她又去找老师长,反而把此好事给搞黄了,连我都为她深深感到遗憾。

从三妹与我的交往来看,她对我还是不错的,她个人凡有大事要事,必来找我商讨策划,我也帮她出过不少主意,甚至捉刀代笔为她起草过文稿信函之类。不过我心里一直很有数,我在她眼里只是个可以利用或使用者之一,甚至是她的临时候补亲信之一,所以她需要你时似乎十分亲密,反之则扔在一边,你要是也有什么事,她是不会也不想管的。凡是与她相处过的人,对此似乎都深有体会,所以我从不找她为我办什么事,虽然她确有相当能量以至“魅力”,以致不少大官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出于我与她一家特别是与其二姐的长期友谊,我还是乐意为她们效劳的,不过有时我也有反抗。例如后来我也到了总参,与她共事办公时,要讨论什么文件,她懒得自己一字字看,就嗲兮兮又娇滴滴地对我说,你给我念念吧!我却把文件朝她一推道,凭什么让我给你念?我年龄比你大,资格也比你老,不是你手下的小干事,你更不是伟大领袖,要别人为你念文件,还是自己去看吧!她只得横我一眼,笑笑拉倒。有时我们一起参加什么活动,每逢集体合影留念,她当仁不让和一些高级首长在前排中间就座,从来不招呼我也应该坐过去,我就无所谓地站到后排,又常故意避开不参加照相,不想与她平起平坐,更不想也争点什么,只是在办事时是认真的,真心实意地愿助她一臂之力。

其实我一直很明白,尽管三妹似乎很得意很风光,雄心(更是野心)也很大,她曾大言不惭地对我说,别人能上,我为什么不能,老娘(!)不比别人差!又沾沾自喜地说,有人说我是“戴卓尔夫人”,我就是个“铁娘子”。但我心里却认为,你算了吧,别“癞宝爬秤盘,自称自”了,你有多大能耐、多高水平,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底吗?你为争这么点功名利禄,天天勾心斗角,使出浑身解数,活得累不累呀?而且也早已看出,她从仕途到个人生活,其实都不顺,凡事都不称心,且不说她结了婚又离婚,离了又再结,现在又要离,单讲在法庭上当众“大打出手”,谁受得了这个呢?她最后的最高职务,也就是个总参政治部文化部长,与我同级的正师干部,可我是论资排辈自然到手的,她却是拚拚杀杀挤挤撞撞地争来的,又眼看别的资历不如她、年龄也比她小的人,呼呼地跑到她前头,爬到她头上,她怎么也于心不甘,吃不葡萄从不说葡萄是酸的,但从心里到眼里无不充满了醋意。我常常见她眼圈总是泛黑,面色也较苍白,虽然她不缺营养,也不少化妆,但过于劳累特别是心理负担太重了,她争来的这个官,还有什么“女子军团名誉团长”之类虚名,付出的却是自己全部精力和心力,以及生活的乐趣,别人是有失有得,她却是得不偿失,甚至是赔了老本,直到老了也一无所得。所以和她在一起,常听人吹她捧她说她好话,我却总是暗暗地同情、惋惜并体谅她,谁叫我是她们姐妹的多年老友呢?

美丽多情的二姐,晚景极凄凉

说起她们姐妹,三妹那二姐更是个悲剧人物。她因为出众之美,就成了首长夫人,不幸也就由此开始,先失去了自己多才也多情的恋人,也失去了可贵的青春,得到的却是无情无爱的虚浮生活及其虚名。前已说过,她和自己的早年恋人幽会过,又被伟大领袖“宠幸”过,在丈夫即我那老军长眼里,早已是个对他不忠的自身不洁之人,加之看透玩腻又人老珠黄,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而且这位首长,为人一直很“花”,经常拈花惹草。六十年代已经升到上海警备副司令,有一回紧张备战时,竟找不到这位首长,后来查出他出去找女人跳舞了,为此他丢了到手的副兵团级待遇,被贬到安徽省军区当了个第几政委。他在解放初期就是军长,同级的干部以及自己的部下,都已一一升了上去,他不仅原地不动,实际上还下降了,他是为了美人丢了“江山”。可能正是为此,他常把已不再是美人的自己的妻子出气,家庭生活长期不和。后来从安徽平调到江苏,又当了几年的省军区第几政委,最后又从南京军区顾问虚位退了下来。无官一身轻了,他索性自由自在地连家也不回,不断在各地游荡,回到南京也住进军区医院,就是不回自家︱把他老婆即二姐晾在一边,甚至把自己的警卫员、公务员和炊事员等等,都弄出来只为他服务,不管不顾也根本不理自己夫人的生活以至生死,从精神上孤立以至折磨妻子。这使二姐极其苦恼,有一年她到北京来,向我哭诉了我那老首长对她多年的摧残虐待,她说自己早已无法忍受了,打定主意也要离婚。

我认真听取了她的控诉,努力安慰了她,又和别的熟悉她的战友商量了,一致认为她如真的离婚,可能反而得不偿失,她几十年过惯了首长夫人生活,一旦退出豪门,失去优厚待遇,生活将一落千丈,她已进入晚年,这日子过得下去吗?别人也劝她还是别离婚,真离了你就什么也没有了,不离至少还有个名份,该什么待遇有什么待遇,除了老头子,别人也不能怎么她,她就是不离婚,又可以干耗老头子,不然说不定等于她给别人自动让位,老头子马上名正言顺地娶个比她年青的,自己是白白地帮别人忙了。我们不少人都这样劝她,她听听也觉有理,默默地接受了。我记不得因为什么,二姐这次来京没有住在三妹家,却住到一个战友家里,我那时因为后妻很少到我这来,家里就我一人,就请她住到我这里来。她看了看我那光棍汉似的家,迟疑地说,孤男寡女的,就我们两个,住在一起行吗?我这才想起,自己一直真把她当姐姐了,其实她比我大不多点,并且风韵犹存,我又一贯很欣赏她,是应该避避嫌的,不然就说不清楚了。

二姐自家说来真是不幸,还在安徽时,家里没有暖气,冬天洗澡时,在浴室生了个木炭火盆,一个女儿洗洗,就被煤气薰死了,当时才十多岁,使二姐十分伤心。有个儿子长大了,老军长走后门让他参了军,还是坦克兵。那小子不知为什么忽然携枪逃跑了,据说偷越国界时被抓住,作为“带枪叛逃者”,被判了徒刑,老军长再走后门,将他提前释放。因为是个刑期未满的犯人,哪里也不能安排他,只得长期东游西荡鬼混,有时住到北京三姨家来,也常到我家来,所以有一战友在我家当我的面,说你爸是先把你妈给强奸了,然后才结婚有了你们。这一儿一女的厄运,当然使当妈的二姐心力交瘁,痛苦不堪。虽然还有孩子,但都只躺在老爸树下乘凉,对这老妈不大在乎。后来我们那老军长去世了,我到南京去看望了已成遗孀的二姐,使我大为意外的是,她才刚到古稀之年,却已衰老得惨不忍睹,整个人全变了形,说是中了风,嘴角不断流口水,话都说不清楚了,还抖抖索索地,儿女都飞走了,家里整天就她一个人呆,一边开电视,一边闭眼歪在沙发上,整个一副等死的架势!且不说她当年出众的美貌,就是若干年前她练气功时的样子,竟都毫无痕迹了!当年的美人,我们亲爱的二姐,上哪儿去了?我见她时心痛极了,以后再去南京,明知她很孤独,需要人关心帮助,我却不敢再去看她,只在心里时时惦念她,想像她现在的惨象,每逢看到见过她的人,都仔细打听她的详情近况。也就在这以后,又引发了一个不圆满的故事。

我们老部队另一老首长,即原二十三军陈政委,妻子病故后,他正离休在家,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儿媳离婚跑掉了,全家只剩老中小三根光棍,儿子上班孙子上学后,家里就老政委一人呆。他家是个独院,一座小楼首长住,警卫员、公务员、炊事员和司机等等住在外圈平房里,整个楼里上上下下就他一个老头子,虽然在位时家里宾客不断,退下来后却门可罗雀。老政委年年月月天天独守孤电视,寂寞无聊简直把他给憋死了。他才八十多岁,其儿子最早提出,给老爸重找个老伴,好有人陪陪他,托许多老同志帮忙物色,也找过我。我离休后与三妹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大院里,有次我向她说起此事,她一听就说,把我二姐介绍他不好吗?我觉得倒是可以,老军长不在了,老政委夫人也不在了,两家大人孩子早就相熟,正好合为一家。只是有个问题,这两家一直不和,当年在老部队时,军长、政委就有矛盾,先后都到江苏省军区,分任第二、第三政委,却又不断闹别扭,我就亲耳听二姐骂老政委之妻“地主婆”,因为她出身不好;老政委老伴又向我叨咕老军长,说“这老家伙爱整人”。我想现在“地主婆”和“老家伙”都不在了,留下的恩怨也该消解了,便把三妹的意思转告了老政委。同时又想,现在二姐的健康状况还不如老政委,连陪他说话的本事都没有,加之两家有历史恩怨,很可能老政委不干。哪知我说后老政委竟有兴趣,马上亲自去看了二姐。倒是二姐不予考虑,她不想老成这样还要改嫁,宁愿一人呆在自家,这件好事就没撮合成。

谁知半腰又“杀”出一个“程咬金”,二姐和三妹有个异母小妹,这时才五十多岁,不知怎么也是独身,听说此事后主动跑到老政委家,自荐上门愿当填房来陪老政委。她到后就楼上楼下巡视一番,说自己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来,以后这住房将如何分配,她的人得占多少,又嘱咐老政委儿子道,你们得给我买多少人寿保险,并且从现在起就用专车接送他们来往。老政委之子听了暗道,这“小姑奶奶”这么厉害,还没进门就要独掌大权了,真要来谁受得了?父子孙三人一致决定,决不接受这个“小姑奶奶”。这使老政委至今还是一人呆,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我有回去南京再去看他,他已养了条狗,虽然不会说话,却整天陪老人,一旦来了客人,那狗就连叫带跳撒开欢。那老政委比小狗还高兴,说我到南京怎么不住他这里来,不止有地方住,外出还有专车,其实是可以陪陪他,使这家里有点生气。可惜我不能常来南京,来了也自有住处。我一度参与的由三妹引起的老政委与二姐,以及她们的异母小妹的故事,也就不了了之,没有了结尾。可是二姐呢,虽然早年青春美丽,后来雍容华贵,过了几十年首长夫人的生活,晚景却极其凄凉,我看她之所以迅速衰老,全是由于她过得很不幸福、不愉快、不正常,这才造成她如今的惨相!

折腾一生最后却成了“孤家寡人”

其实三妹的晚景并不比她二姐好,在她与第二任老公打离婚的同时,已经发现了淋巴癌等多种病变,以后的日子不是住在医院,就是出来打官司。离婚官司使她焦头烂额,其癌细胞也迅速转移并日益扩展了,也许是心病引起了身病,或是身病加重了心病,使她五内俱焚,以致加速了自己生命的终结。不过三妹从来不是一个甘愿寂寞的人,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使自己扬名出风头的机会,她离休以后竟又筹建开了什么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中国妇女文化促进会,特别是什么毛泽东文化艺术研究会和毛泽东书法研究会,并且自任会长,一面煞有介事地忙忙叨叨,一面拖病躯东奔西走。在她最后几年居然也办成了一件大事︱不知她从什么时候起,描摹仿写开了毛泽东书法,还写出了一大堆,又为此办了个展览。我对此一直不以为然,曾说她是个没有文化的文化部长,连中国字都认不全,哪能懂得什么书法?还办什么书法展览!就没有关心这事,也没有去看她的书法展览,只从小报上看到有关的消息。还见到有篇吹捧文章写道:“毛体”(书法)在中国只有两个人得其真传,且都是女性,一个是江青,一个是李×,很显然,这与毛泽东的亲传是分不开的。这话说得既含蓄又露骨,就欠赞她也是毛的又一个“第一夫人”了。有的看过这一展览的人,说展览的作者介绍中,将她写成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知道内情者就说,她确是在毛主席“身边”,只是到底干什么“工作”,就不好说了。由她自任“会长”的“毛体书法”研究会,任命她二姐那个无业儿子为“秘书长”,在姨、甥两人到处活动和张罗操持下,这个展览除在北京展出,又先后办到了南京、徐州、济南甚至广州等地,不仅使她又大过了一把瘾,更为此炫耀了她与伟大领袖的不一般关系。我虽然不懂书法,只看过她几件作品,感到也仅仅是形似而已,要达到老人家书法的奔放俊逸和挥洒自如,又谈何容易,她不仅没有这个功力,也根本没有这个工夫,这时她既要治病又要打官司,哪里还有多少精力时间呢?不过这事确成了她此生最后一个辉煌,虽然大大风光了一阵,却又大大加速了自己生命的终结。

我离休后同三妹住在干休所一个大院里,但她比我早进许多年,据说她住了以后,早晨参加院内老干部舞剑等活动时,总是带小保姆为她抱剑来,人们就说她是个带“丫环”的女“贵族”。其实早已既不“贵”更无“族”,只是一个不甘沉沦的离休干部,并在努力撑一副架子。有次我和妻子一起去拜访她,又邀请她也来我家坐坐,我们三人是漫步来我家的,她坐了一会竟打电话回去,让其女婿开车来接她回家。其实从我家到她家,至多只有两三百米远,可她就要摆这个谱,但也可能由于身体损耗太多,体力确已不支,实在走不了这点路了。此前我每次看见她,都听她没完没了地骂那“老流氓”、“老混蛋”,就如祥林嫂见人就说她的毛毛一样,不免有点厌烦,也就很少上她家去。后来大院里通报了一事,说她家被盗了,并且损失不小。我见到她问了此事,她懊丧地说,是有人请她出去吃饭时,不在意没锁好门,被贼钻了空子,进去后把门从里面锁上,她回来时发现家里有人,却打不开门,好容易进了家,那贼已从窗户逃跑了。后来检查只丢了一些现款和存单、首饰之类,总共有五六万元,她说自己多年的积蓄全完了!我却庆幸她那批无价国宝文物没有被人发现,更未丢失,也许是那贼人根本不识货。她最后几年内,二姐的儿子即她的“秘书长”常住她家,她在总参三部的女儿也和其女婿常回家住,另有小保姆侍候,只是在院子里几乎看不见她,也不再参加干休所的各种活动︱她不是在住院,就是又出去办书法展了。我妻子有一次看到她,见她瘦得已经变形了,哪知她竟很快“走”了!

二○○三年七月,我接到关于她病逝的电话,马上去了她家,见她女儿在,精神极其颓丧,真是已丧考妣了。她是七月八日“走”的,享年只六十六岁,如今常说“八十、九十不稀奇,七十才是小弟弟”,三妹还不到“小弟弟”的岁数,就寿限已尽了!我安慰了她女儿,问她有什么后事我可以帮办的,她说已有干休所在办了。到告别仪式时,我和妻子都去了,她的前夫、我的“铁哥们”也到了,只是守在遗体旁她的亲属只有女儿一个。她前夫说女儿、女婿已经离婚,两人又没有孩子,儿子是由母亲安排到深圳工作的,早已下了海,由于父母离弃,一直未再回家,与父母也无联系,近年竟完全失踪了,任何电话、地址都没有,他母亲去世了,竟通知不到他,这使守灵者只剩女儿一人。已离婚的前女婿看了于心不忍,主动上去陪其前妻一起站,他要拉我的“铁哥们”一起去,说是他们两人的身分其实是一样的。这位前夫却不干,说我站在那儿算什么?二姐在南京又在病中,自然来不了,哥哥正在上海没能赶来,大姐倒在北京,也因多病没有来,不知为什么连二姐的儿子,即三妹的“秘书长”也没到,这使多年风光的三妹,最后竟成为个“孤家寡人”,从逝前到身后,都极其孤独凄凉,她的一生“功名”以至“辉煌”,从此灰飞烟灭,毫无踪影了!

告别仪式以后,我拉三妹的前夫,即我“铁哥们”同来我家,想让他就便去看看他们共同的女儿,但他没有去,只和我商讨怎么处理三妹收藏的那批国宝级珍贵文物。我们一致认为决不能继续放在家里,因为她家只剩了女儿一人,孤门独女,什么事都会发生,最好存到银行保险柜中去,但也只能向其女儿建议,因为决定权在她。我那“铁哥们”当天没有去看他女儿,晚上仍回了自家,说是回去再给女儿电话,看来他们父女感情已很淡薄。他和三妹共同的儿子更是如此,竟多年不知音讯。再补充一点,他们这儿子小名为“小东”,似是三妹自起的,也许含有“小毛泽东”之意,不过他长相并不像伟大领袖,与其妹妹一样,只像生母三妹,尤其是其特白的肤色。女儿由于家庭生活一直不正常,性恪似乎有点孤僻,据说她早已转业,也不知她在干什么。三妹这一家,已是四分五裂,完全解体了,这又几乎全是三妹自己折腾的结果。如此一生,过得值吗?

以上所记大都出自本人记忆,其中当然也并非事事亲历亲见,有的也是听说的,特别是关于三妹、二姐和伟大领袖的事。不过这也有书为证,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版第三百四十二至三百四十三页,第三百四十六至三百四十八页,就有关于“毛另一个‘女友’是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的记载,书中写到的事我又另有旁证,决不敢对她们更不敢对伟大领袖“造谣诬衊”。不过在一份小报上却登了另一说法,有篇短文竟说因为三妹是烈士的女儿,毛主席在“亲切接见”她时(不是在伴舞时)说:“杨开慧是烈士,你母亲也是烈士,你姓李,我也姓(过)李,你就做我们的女儿吧!”并且将她与毛的两个亲生女儿李敏、李讷相提并论。但是文中对于她和毛“父女”间的那种事却一字未提(事实上凡在国内公开发表的,都一律不能也不准提),只讲了毛如何关心帮助她,让她好好读书学文化,还几次“资助”她寄钱给自己的父亲等等,这些事我的“铁哥们”即她的前夫也可作证。此文又把三妹吹成“共和国军内外第一位女部长”,并在《国际名人录》上被誉为“英雄气概美人风度”的“东方才女”,此说肯定是夸张虚浮不实之词,因为这种“名人录”中的文字,都是由“名人”自己提供甚至自己写的,其“名人”资格花些钱就能买到,因此小报上那篇短文的素材,看来也是三妹自己提供的,也看来她自己一直追求、迷恋和陶醉于这种“美誉”。

大概也就因为三妹当了这种“名人”,二○○四年三月她的老家江苏邳县派人来到北京,说是县里正在筹建“名人馆”,三妹已名列其中,特来搜集她的资料。其文物。来人也找到我,我应约介绍了她的部分可以公开的情况,也介绍了她的二姐和哥哥的简要情况,又建议他们好好搜集了解关于她们烈士母亲的事迹和史料,据我所知,三妹的父母一九三九年来到新四军后,又被派到敌占区去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被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三妹这才被送到部队并长大成人。我认为应该大力宣扬这样的革命先烈。但是来人对此似乎并无兴趣,原因是其生母不是名人,更没当过什么“长”,他们只注重三妹这样的所谓“共和国第一女部长”。我对此也只能摇头叹惜,我知道三妹是挺有“名”的,不过只是因为她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而这个“工作”偏偏是说不清道不明上不了台面更见不得人的,所以对她的介绍只能“掩其一点,只吹其余”,这种半假不真的粉饰改扮出的“名人”,不知有何值得崇敬之处!

到我写作此文时,三妹已经“走”了一年多,她的二姐、大姐和哥哥虽已不“健”却还仍“在”,倒是被三妹“休”了的前夫,即我的“铁哥们”画家,活得十分健康甚至自得其乐。他离开三妹后,一直埋头作画,因为没有再婚,儿子又不在身边,一人独往独来,过得倒也潇洒。因为此文涉及他和三妹等人的隐私,我只得一律不提本名,只述其事,以保留我党我军我国的这段“历史的真实”。文中写到的各位,各自都有一段辉煌,如今却早已成为过去,一切都已划了句号。三妹晚年虽不如愿,却也捞到点虚名,又位列县里的“名人馆”,还上过什么“名人录”,大概也可“死而瞑目”了。只是我在回顾她和其二姐等的一生时,心中又充满了惆怅与惋惜,他们这样度过一生,值吗?

另一领袖宠妃

写完李氏姐妹的事,还觉意犹未尽,因为除了三妹之外,我还认识或见过别的“红色佳人”或“领袖宠妃”(编者按:这是指陈露文小姐)。其中之一是原来所在军分区司令员的女儿,她在空军文工团舞蹈队时,显然也由于去中南海跳舞,结识了伟大领袖,后来也到了老人家“帐下”,并多次伴“君”随“驾”去外地,据其任务是负责为伟大领袖读读文件,主要是文艺信息,所以这位女舞蹈演员自称是老人家的“文艺秘书”,至于她当时还执行过什么别的任务,外人就不得而知了。我了解到此事后,曾想道:她与老人家交往时,三妹当时也正在领袖身边,她们两人为什么没有“撞车”,更没有发生冲突,原因何在?

后来读一写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回忆录后,才忽然想通了。老人家是伟大的军事家,自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早已“调兵遣将”安排妥当,不使两人同时到他身边,使两人虽然都是“宠妃”,却能互不干扰,可见伟大领袖“战略战术”之精妙。至于在她们两人之外,老人家还有多少“宠妃”、怎么排队一一享受“皇恩”,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已有披露,说明伟大领袖确是“日理万姬”,并能“连续战斗”,即在一个战斗之后接再打几仗,使各路“部队”都在他的调遣之下,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难怪有个“宠妃”在被“宠幸”之后,忍不住赞叹道:“伟大领袖真是伟大,并且什么都伟大,连那个都特伟大……”我还记得三妹对我说过一段绝密的“最高指示”,即老人家认为现在的婚姻制度并不好,应该实行一种“合同制”,即男女有意后,只订一年的“合同”,第二年还有意就再续一年,反之则拉倒,免得离婚吵架惹麻烦。看来伟大领袖已在“试行”自己的“理想”了,不过他连“合同”也没订,即使有,一年也不止订一份,他在这方面确已切身实践并已达到了“自由王国”。

上述那位空军女舞蹈演员,在“吾皇驾崩”之后,无君可伴也不想再跳舞了,通过她爸的老上级粟裕,找到正任总参副总长兼二部部长的我老丈人,由他安插到二部去作什么外事工作,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南京空军文工团搞创作,只是不知搞出了什么创作。就在这时,她和我们在九江至武汉的江轮上相遇了,她和我老丈人本来认识,就随我们一起进了武汉东湖领袖别墅“百花一号”,她说自己跟伟大领袖也曾住过这里。几年以后不知怎么她又去了香港,并且甩掉她已婚的老公︱南京军区一个副司令的公子,独自闯天下去了。一段时间后又听说她在香港混不下去,一度生活无,却又声言要写一部“中南海宫廷秘事”,将交给台湾出版。国内闻讯立即由公安部门把她给逮了回来并圈了起来,以防“党和国家机密”被她泄露出去。但是在港台有的杂志上,还是登出了她透露的一些“宫廷秘事”,因此确为党纪国法所不容,逮她圈她也理所当然。有一年我还到她在南京的父母处,问他们这个女儿现在哪里,他们说只知道在国内,却不知道圈在什么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列述了若干“宠妃”,这一确有其人并且可能至今还在的一位,偏偏一字未提,可见那书中所述,仍有“漏网之鱼”,而“漏网”者未必就她一个。我的朋友三妹自以为独得领袖的“亲传”,因而常常不知自己算老几。其实她只是众“妃”之一,在那本回忆录中又只写其事,未提其名,能名列“经传”者却另有其人,她只算个“等外品”,空军文工团那位更是提都未提,又不知后来被打入何处“冷宫”,甚至不知死活,即使在世,可能也正面对孤灯苦度余生。她和三妹等人,以自己一度的美好青春,换来如此的一生,过得也都值得吗?(原载《前哨》2005年4至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