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不做泥 on 2012-6-11
有次与国内一家著名新闻学院的同学聊天，逐渐聊到他们在学校里的新闻实践。
“一个学期大概要写多少稿子呢？”
“有一次吧。”
“写了什么题材？”
“当时学校刚好组织了一次大型校园招聘会，老师便派我们去采访那个招聘会去了。”
听完有些苦涩地笑笑，这样的场景我再熟悉不过。大部分在国内读新闻学院的同学或许也有同感：四年下来，除了在校报上露上几手，都没在课堂上写过什么稿子。最早的新闻实践，都是从媒体实习开始的。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的媒体实习，一份国内颇有名气的地方报纸。第一天，带我的记者抛来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个人名，一串号码。“这是＊＊专家，你问问他为什么最近医院看感冒的人多了。”她说。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小纸片，庄重地走向电话，心里默念了无数遍问题，再拿起听筒⋯⋯
这简直是历史性的一刻，我想。
在那历史一页翻开后的两年，我坐在纽约市西116街的Journalism Building里（这大楼在2012年的4月哥大新闻学院百年校庆后，正式更名为普利策大楼），心中同样激动不已。但屁股还没坐热，我们便被残酷的扔到了大街上——脖子上甩着一台刚刚领到的佳能G10, 手里抓着一只奥林巴斯录音笔。录音笔因为头上有两只形似耳朵的麦克风，被大家爱称为“米老鼠”。
在这之后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G10和“米老鼠”成了我们最忠诚的伴侣。
第一学期的核心课程与国内很多新闻学院一样，叫做“新闻采访与写作”。 每周有2－3次课，也从最基本的新闻导语开始讲起，再到故事结构，再到文本分析。课堂上10多名同学，一个主导教授，一个助理教授。但与其它学科不同的是，新闻学院的师生关系，更像是编辑与记者的关系。
但课堂授课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大多数的收获，都来自于每周最少一次的采访实践。而且教授们（或者编辑们）会要求你尽可能地选择没那么容易够得着的事件——在这个前提下，是没有谁会胆敢提出去报道学校内的校园招聘会的。
你只能跳上中国城的长途大巴奔赴两小时开外的康州，跟百无聊赖的新移民老在金沙滩赌场待上一天，在零下十度的半夜里跑出去跟拾荒者拣一宿的垃圾，或者在性派对中瞠目结舌之后偷偷跑到厕所写笔记。
最开始的时侯，我常常在街上傻站一刻钟，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而不知如何拦截开口。打电话时更是小心翼翼，一手记着笔记，一手几乎能把头发绞烂（人不知所措时容易抚弄头发，不信你观察）。睡觉时只要阖上双眼，一句话便在脑海里翻来覆去：Where’s the story…Where’s the story…
何伟先生的中国三部曲在国内大获好评。大家纷纷惊叹，《纽约客》的作者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外籍人士笔下的中国甚至比自己人写得更好。我相信所有好的写作背后都有值得借鉴的技术方法。何伟的方法有一点可能是国内大多数写作者不习惯用的：接近普通人，依赖普通人。
国内非虚构作品，更多依赖作者的主观观察和平时阅读学养积累。这种依靠主观观察为主的新闻写作，在国内是主流。它的好处在于叙事更宏观，但往往因为不够接近观察的主体，腔调起得太高，并且缺乏生动有趣的细节。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主观臆断过剩，与事实南辕北辙。
这不难理解。毕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与陌生人相识相交相谈，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需要后天适应与练习。这种技巧，正是应该在校园时期就得到训练的，而不应该等到真正到了记者的岗位上，在截稿的压力下，才开始一边摸索一边学习。
一周一次不限选题的采访作业上交之后，教授会接着进行详细的批改。每个教授风格不同。我们班上的Dale Maharidge是以写美国底层人民生活而闻名的普利策获奖者。他年纪不算非常老，却恨不得一副刚刚才学会用电脑打字的样子。
他要求大家必须用Courier New——早年打字机敲出的那种字体。还必须二倍行距——这样他就有空间在打印出来的文稿上用彩笔在上面乱写乱画。
完成这一切后，他终于用上了电脑，逐段逐句的敲出评点：
“黄色处：‘社区’和‘居民’重复了，删掉‘社区’”
“蓝色处：描写生动！我喜欢！”
“第二页：63岁的王女士全名是啥？”
这有可能是一份比原稿字数更多的修改意见。
有了这些铺垫，一些学生完全可以直接把课堂作品拿去媒体发表。对于学生而言，在正式实习或者工作前，也有了一份自己的作品集，不需要从零开始。
新闻或许确实无学，但并非代表新闻学院无用。归根结底，这是一门需要自己锻炼，师傅指导的手艺活。没有一个仿真环境的训练，不会知道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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