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29/周松年:一个IT浪尖上的弄潮者

记者:捷克佳

初识周松年,便险些被他那书生学者模样般的形象所蒙蔽。客气寒暄时并没有看出他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极其普通的衣着打扮,书卷气尚存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但是,当周松年回答问题时,就会发现他绝对是一个智力超常、思维敏捷的人物。他的大脑犹如装有一台高速运算的计算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对问题道出一二来,且不断跳转话题,然后再转回原题,有时自己的思路竟然跟不上他那极快的语速。

周松年是加拿大平台公司(Platform Computing Inc.)的首席执行长和总裁。平台公司是一间研发分布式系统管理软件的高科技公司,总部座落在加拿大最大的都市群大多伦多地区的万锦市。作为搏击商海敢为人先的成功人士,周松年在访谈中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位企业家敢想敢拼的精彩人生。

**历经磨砺,人生跑道渐入佳境

(周松年的人生轨迹可以简单地以时段划分:56年出生,74年进入北京内燃机总厂,77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80年转入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82年大学毕业后去伯克利加州大学继续深造,84年硕士毕业,87年博士毕业,然后应聘到多伦多大学作教授,92年与他人合作成立平台公司。)

我们这代人与18-30岁的人是两代人,经历很不一样。我们少年生活中的磨炼对后来事业的发展非常有价值,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话说起来,我的人生有几个转折点。第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二个是77年考入大学;第三个是上大学两年以后就出国;再一个转点折就是平台公司的成立。

文革开始那年我10岁,幸福的童年一下子跌入痛苦之中,因为教育没有了,机会也没有了。我还算幸运,在北京郊区短暂下乡半年,当时家里的兄弟姐妹全部都发配到农村,就我一个在北京,最后回城进工厂工作。全国高校恢复招生后,我准备了两个月就匆匆上场,终于抓住机会上大学。出国以后一下子环境大变,思路也随之开阔。从留学读书再到做教授,这是很多早期留学生普遍在走的一条道路。但是像我这样,从教授转到创办公司则是少见。

其实,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不断转轨。幸福童年就没有想到会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灾难之后也没有想到还能上大学,上大学期间能出国也是没有想到。从出国到当教授这是一个正轨,92年成立公司也是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一般来讲,人生是不能期待它的直线轨道,就是要跟着感觉走。

**意识超前,一路攀登学科顶峰

(不得不承认,周松年的思维和眼光极具前瞻性,意识非常超前。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电视机才刚刚进入寻常百姓家,计算机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在一些专家学者的眼中,计算机只不过相当于一个仪器仪表,仅仅是科学运算中的辅助工具。但他在77年入学后,很快便对由0和1字符串组成的计算机指令产生浓厚兴趣,认定计算机是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认定这就是他今后要走的路。)

当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将很多人都引导到学习纯理论、从事纯研究的道路上,但我更想做一些务实的东西。77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后,我主修自动化控制专业。待学校计算机专业成立后,我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其中,认识到计算机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当时,国内流行的计算机叫DJS-130,我们大学才只有一台,每人上机操作的时间都非常有限。

(读大学时,周松年1980年很幸运地被选中转入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研读计算机专业,然后去伯克利继续深造,一路向前,走到了计算机学科的最前沿,并找到研究方向的突破口,为今后公司的建立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在看来,西方抓住了这个时机,我也赶上这个潮流,而且不早不晚。因为进入太早对社会的影响很小,太晚的话价值就小,创造价值就越少。82东北大学毕业后,我并没有留意那时计算机行业的就业市场,即使市场好也没有兴趣就业,我选择去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和博士。我当时人也年轻,只想多学知识,增长自己的技能。从我个人的兴趣、精力和能力来讲,读书是很好的一条路,不去好好学习那多可惜。

**不畏权威,反叛校风标新立异

(在美国大学中,成立于1868年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以其活跃开放的校风、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想及反主流的倾向而著称,被公认为世界顶尖的学府之一。在伯克利,没有来自保守传统的约束,没有过多的清规戒律。因此,在外人眼中,伯克利是一个敢于对抗权威极具争议性的叛逆者。求学伯克利期间,周松年的最大的感受是个性的成型和思想的成熟,且不畏权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个人在一定年龄时,性格成型,肚子成型,脑子成型。在我看来,在20岁之前和之后出国有很大差别。我是20岁之后出来,刚过20岁。我自己观察,20岁之后出国的,一个是肚子不变,还是喜欢吃中餐,一个是脑子不变,思维方式也已经不太改变。

伯克利的环境与斯坦福、MIT(麻省理工)不一样,她被认为是一个叛逆者。六十年代的自由言论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就是从伯克利开始的,学校的民主自由思想意识很强。我在进入伯克利之前,有关研究思想,逻辑体系的训练很少,而这些都是在伯克利学习期间获得的。

伯克利的校风其实与自己的个性相吻合,就是思考和看问题的角度与常人有异,经常是跟主流相逆,很多概念需要标新立异。比如在我的观念里,计算机的概念都改了,整个网络是计算机,而每台现在的所谓计算机只是一个部件。

因为继承了伯克利不畏权威的传统,自己博士论文的学术观点在开始时并不被人认同。斯坦福的一位教授是我们行业的权威,他说“你这没有用”。他说得确实对,我的研究成果当时没有用。我是研究生,他是教授,今天没用,明天有用。我代表将来,我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已经过午了(大笑)。人才是一代代的,对年青人来讲,应该充分发挥优势。刚出校门,还没有那么多知识和顾虑,因此这一时期,创新思想最强。

我87年博士毕业后受聘于多伦多大学作教授,那时中国人作教授的很少,成立高科技公司的更少。为了把这个超前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成熟的技术,自己以博士论文为基点,又在多伦多作了5年的研究。在92年时,这个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而且市场也到位了,平台公司也就应运而生。可以说,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进化,是一个历史的沿革。

现在回过头看,虽然当初有主观的愿望和想法,但公司的成立不是偶然的,是市场的到位和我希望学以致用两者的结合,可能另换一个教授就不会这样。这样的机会不多,既然有机会,那为何不抓住。而且整个的市场需求已经摆在那里,我就觉得不能不做,要不然研究成果就浪费了。所以,我和王敬文博士就决定成立这个公司。

之所以给公司起名为平台是因为我们的系统软件就是一个平台,Platform在信息技术行业的含义就是平台,或者舞台。平台公司的产品可以支持很多应用,就像一个舞台上可以有很多精彩的表演,可以演话剧、歌剧、甚至于举行音乐会。在一台机器上,一个操作系统比如微软的Windows就是一个平台,可以支持很多软件。不过,现在的计算机系统是非常分布的,已经不是一个本机了,本机在网络这个层次上已经沦为一个部件,而我们的产品就是在网络上的一个平台。

**踌躇满志,认准市场创立公司

(从平台公司网站介绍的历史沿革来看,“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的动态负载共享理论”(Dynamic Load Sharing in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是公司的奠基石。平台公司从为北方电讯公司研发管理软件起步,逐渐将触角伸向电子产品、航空发动机等大型公司,甚至于美国国防部。其后,平台公司产品步步蚕食石油、生物制药、汽车制造、数字图形、金融、电讯领域……)

创立公司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作研究的时候,纵观整个行业的技术走向,计算机越来越多,PC到处都是,将来肯定是分布式系统,而不是孤立的单机系统。这一研究成果超前于市场。在1992年的时候,一些工业界用户对我们在多伦多大学所做的研究很有兴趣,想跟我们合作。他们当时提供研究资金,让我们做产品开发工作。1990年,成型的软件就开始在北方电讯公司内部应用,管理2000多台计算机,提高生产效率达30-40%。

北电的成功采用,意味着今后其他类似的电子行业厂家都会应用。这个系统管理软件现在有用,将来也肯定会有用,而且产品的技术已经成熟也非常超前。这个时候我们就面临着选择,是出版论文然后继续开展研究,还是是自己创业办公司。那时候如果不成立公司,只是限于论文,或许5年10年后,别人才会去开发这个市场。

没有想到满怀希望却四处碰壁。跟计算机系统厂家HP,IBM,SUN, Digital等一个一个谈,没有人感兴趣。因为这是系统软件,这些大的计算机厂家,他们或者没有人懂,或者不愿意做。因为技术很超前,当时的市场发展是非常缓慢的,比自己期望的要缓慢得多。但我们是原意做实事的,不希望纸上谈兵,希望理论与实践结合,把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通过技术层次的分析,我们认定这种技术对市场、对用户是非常重要的,能创造很大的价值,于是我们就决定成立公司。

**经营理念受益于毛泽东思想

(在接受采访时,周松年不时会掺杂一些英语,更冷不丁会冒出一两句毛泽东的经典语句。他说,毛泽东的眼光非常长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他在年幼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文革中能看的书就是毛主席著作,以及家中尚存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但他经营管理平台软件公司的很多理念却得益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是学习“毛选”,他人绷紧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根弦,而周松年学到的却是其中朴素的哲学观。)

平台公司有很多最基本的战略构想是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来的,比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然后各个击破。在市场的开发上,不能一下子开发对所有用户的产品,要全力以赴对某一个或几个行业。全面出击是行不通的,任何一个新启动的公司刚开始都要集中资源,一点突破,然后以点带面。

同时,各个行业的市场发育程度也不同步,有些行业的市场需求相对成熟,所以要选择能解决迫切问题的行业。从一个地方推广,一步步去作。市场对产品的接受亦是如此,必须要发动群众,调动群众,让成功的用户去推荐,这样就可以和其它大的公司竞争,因为用户在你这边。

我们在开拓市场时,首先是解决客户大的问题,之后就有销售,就有投资回报(ROI)。客户使用你的产品就会告诉你产品哪里有缺陷,他们对产品还有什么需要,这样就可以不断地改进自己的产品,产品单凭自己的想象和技术是无法完善的,因为你不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

**全球撒网,寻找商机抢占市场

(追踪周松年的创业历程,不能不提到平台公司和公司的产品。平台公司在全球的雇员有400多人,研发中心(R & D)主要是在多伦多和中国的北京与西安,在全球重要的高技术和大企业的中心地带共设有15个分支。)

平台公司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软件公司。目前在北美的业务刚刚超过50%,欧洲是大约25%,亚太主要是日本、中国、还有一些国家,约占15%。公司的主打产品是一个系列产品,LSF是一个,另一个是Symphony,还有一个叫VM Orchestrator。这些产品的基本功能和目标都一样,均是以platform为基础,只是应用的针对性不同。就像管理医院、管理工厂和管理软件公司是不一样的,但都是管理。我们的软件就是提供网络上的计算机。

通俗地讲,一个百货商店是给大家提供日杂百货,一个医院是提供医疗服务,一个软件公司就是开发、支持和销售软件。具体到我们平台公司,软件产品就是将网络的资源全部集成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虚拟的计算机,充分调动资源,把工作分布到合适的机器上去完成。

目前流行的网格(Grid)是个概念,就是把整个互联网整合成一台巨大的超级计算机,实现各类资源的全面共享。对于某些行业、环境和应用来说,LSF就是实现网格这个概念的一个软件产品,Symphony是实现网格概念的另外一个产品。

网格是近几年才开始在产业界和学术界热起来,作为网格的始作俑者,平台公司为世界级的大企业提供软件建网格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现在微软进入网格市场,与平台公司合作进行软件的集成,但仍属于非常早期的商业行为。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如果微软涉足某个领域,你就知道,这个市场已经有大量需求,真的有机会。可以说,微软只是一个追随者,不是一个发明家,也不是一个领导潮流者。一旦微软介入,它就会极力推动,并试图去支配市场。

**竞争无敌,技术超群一枝独秀

(由于在研究领域内和技术实力上的绝对领先,即使面对微软这样的巨人,周松年在谈话中仍然流露出一种轻松与自豪的神态,那是强者在对手面前的自信。比尔-盖茨1975年自哈佛退学后成立微软公司时,周松年还在工厂生产柴油发动机,而今两位IT人市场里相交,或许明日就会磨刀赫赫兵戎相见。)

IT业的发展可以认为先后经历三次大潮,主机(Mainframe),客户端/服务器端(Client-Server),和网格(Grid)。网格这个市场非常之新,可以分为史前和史后两大阶段。现在正处在史前结束、史后开始的转折点。在史前,某些行业使用分布式的系统,将计算机结合在一起来做工作。史后就是各个领域的横向结合,大的网格市场才刚刚起步。

就平台公司而言,现在还没有类似的竞争对手!微软以PC软件起家,目前的网格研究水平还是很落后,只相当于我们1990年的水平。风险投资机构目前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有3亿美元,我们是在跟3亿美元在竞争,而这些公司都是在过去两三年才启动,我们是在13、14年前就已经启动,超前他们10年。

(10年的差距对于计算机行业来说是异常巨大的。熟悉计算机操作系统历史发展的人士都知道,1990年微软推出Windows 3.0时,奠定了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地位,而对比10年后的Windowns 2000,无论从界面还是功能上已经面目全非。)

我们当时启动的是自己的资金,是客户的钱,没有一分钱风险投资。大部分技术公司的模型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启动几年要烧掉3千万美元,10个公司就要烧3亿美元。这10个公司如果有两三个成功,这个市场就会有起色。这些公司以后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的创业没什么风险,当时成立公司时有三年计划,每年销售翻番,每年盈利,后来翻番还多一点,每年都赢利。因为在当时,我们的技术已经成熟,对产品客户的需求也比较清晰。因此,成立公司并不是那种拍脑子找机会为成立公司而成立公司,是有客户需求,是必须要成立公司来转化我们的技术。

**企业文化:推陈出新领先市场

任何一个企业能够存活的话,要能够持续地发展扩张,都肯定会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不可能是与别的企业照葫芦画瓢,你可以吸收人家的长处,但最终你就是你。企业文化和企业最基本的价值是直接连在一起的。麦当劳就有它的企业文化,它最重要的是它的有效率的操作。平台公司就完全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推陈出新,领先市场,在此基础上创造价值,没有这些,就没有企业存活的余地。

推陈出新和领先市场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优势。平台公司的两个共同创办人,王敬文和我,都是技术专家,都是计算机博士。但两人走向不一样,王敬文主攻产品的研发,我则负责企业与市场,这也是团队协作的体现。

在加拿大和整个北美IT行业的特点都类似,就是技术层华人很多,而且做得很好。这个不是平台公司的特点,所有的IT公司都是这样。但在商业这方面不管是销售、市场、还是管理层的大陆华人很少,究其原因就是华人在北美的历史还比较短,渗透还不够。还有过去中国的教育和管理与这里的差距比较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学习过程与转型过程。

(从学术、教授、技术转到公司、市场,再转到管理,周松年并不认为是内外通吃,而是承认困难和错误很多,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经营观念与西方现代的管理思想之间的冲突对撞。为此,他时常在被誉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著作中寻找和探索公司的管理之道。)

我感觉人在生活的任何一个阶段要有主次安排,而且这些最好是在不断地变化,不要一成不变。这段集中于这点,那一段集中另一件事情。也不要试图全部去做,要不然,什么事都干了一点,什么却都没有成功。人最大的挑战是管理自己。中国有句老话“修身齐家平天下”,首先要把身修了,把自己管理好。每个人都有聪明才智,应该去干那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就可能成功。此外,不要受太多外界的影响,发财、出名,或其他外在的目的。

对一个企业来说,管理也是最困难的。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战略方向的确立都颇费功夫。如何把一个机会变成一个公司,一个公司来推动一个市场,而且要把合适的人很好地组织在一起,能很有效地工作,人尽其才,创造最大价值。中国过去家族式的企业模式在西方现代的工业社会中是不可能成功的,也不可能上规模的。因为现代工业最主要的驱动力已经不是交易,也不是投机,而是真正的实业,而且有很多技术和专长的含量,里面包括很多专业的管理方法。

所谓专业的管理方法就是人尽其才,各尽其责。一个人肯定有自己的专长,但也肯定有自己的弱点。一个非常系统的结构,个人权力和责任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你要让他有责任就必须给他权力,不给他权力,他就无法有责任。那就都是你的权力,也都是你的责任。公司各个部门也都有自己的责任。市场与销售如果在一起,很可能就急功近利,致使短期销售,就失去方向,也就失去投资和市场的开发。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合作,产品不好就影响销售,销售不好又反过来影响产品,不知道开发什么好。两者是互相影响的。

杰克-韦尔奇是通用电气集团(GE)原来的CEO,他有关管理方面的书非常精彩,被奉为“CEO的圣经”。那书不是给人作咨询的,而是自己实践出来的。作为管理者来说,他可能是整个企业行业里最优秀的。

平台公司的管理层现在有7个人,除两个合伙创办人外,其他5个都是北美本地人。现在自己是CEO,公司各方面的结构都尽量简单,这样的团队协作比较有效。办公司要有一个总的战略方向和构想,从最基本的原理开始去逻辑推理,商业的模型本身很简单,需要不断地具体实施和运作。

对于经营企业我可能是有些遗传继承,有点血脉相连。家父本身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不过50年代初的时候私人企业被公私合营吃掉。平台公司成立十几年已经犯了很多错误,以后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困难,而且一般人也都会有局限。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组织建立好,挑选合适的人上来,把这个组织的内部管理好,这里面肯定犯很多错误,因此不断地学,不断地改,如此反复。

**抵抗诱惑,确立长远发展目标

(这些年来,与出国潮相涌动的是归国潮。其中既有留学人员的学成返国,也有身处异邦的移民海归回游,同时也有不少华人以智力回流和资金回流等各种方式报效祖国。毕竟,企盼祖国繁荣强盛,是每一位海外华人的真切心愿。)

现在回与不回已经模糊,不是黑与白那样分明。比如,我们公司在中国的分部有100多人,都是中国优秀的人才,其中有些是海归。他们在做有价值的工作,踏踏实实为中国培养人才,真正开发软件产品并提供服务,中国很多大的公司和企业都是平台公司的客户。对我来说,这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报国,比我回去还强。

在读完博士之后,我非常清楚,如果要做研究,西方的环境更好一些。比如在大学做教授,可以不断接触到最新和最优秀的思想和技术,并能参与其中去创造这些技术,那我能创造价值。这些创造出的价值不是属于美国、加拿大、或中国那一个国家的,而是属于人类的价值。

海归就像大海的浪潮,有涨潮就有落潮。整个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动态的,我来的时候,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受极大,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现代商业……现在,两国巨大的鸿沟正在减少,落差越来越小,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经济会迎头赶上,科技和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出来和不出来的区别越来越小,有时候很可能就会转换过来,出来还不如不出来好。

江山代有人才出,每十年,每一代人的变化很大。年青人应该有上进的动力和执著的精神,应该很清楚来加拿大不是来退休,是要干出一番事业。不过,加拿大非常稳定的社会环境,并不是弄潮儿能够最大施展拳脚的地方。现在两边相比跟我20年前来这大不一样,此一时彼一时,选择会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社会的机会和诱惑很多,也比较浮躁,这种环境下容易丢掉一些信念准则。年青人应以信念为基础,勇于创新,创新就是创造新的思想,新的价值,因为世界越来越多的是以新的思想来推动的。

(注:前有**者为小标题,括号内为黑体编排。)

2006年7月4日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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