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523/刘海粟、徐悲鸿之间的恩恩怨怨(全文)

(多维社记者高伐林报导)众所周知,刘海粟、徐悲鸿这两位艺术大师,彼此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就结下很深的芥蒂,一度笔墨对阵,水火不容,影响到中国当代绘画史上不少人的命运和地位。这段公案,时人和后人的评述汗牛充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天无二主”、“文人相轻”、两人“瑜亮心结”,到创作方法分野、美术流派之争、艺术家与当权者的瓜葛、民族气节……各种角度、各个层面的说法都有。

丛志远教授作为刘海粟的弟子,对徐刘之争自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不过,因为他身处美国,拉开了一定距离,他在文章中和在对记者谈及这桩公案时,是相对平和、客观的。

一山不容二虎?

1912年11月,世家出身的刘海粟逃婚到上海,和盟兄乌始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前身)。年长刘海粟1岁的贫寒子弟徐悲鸿,循着《申报》上的招生广告前来投考。

1987年7月25日,刘海粟在新加坡接受《明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徐悲鸿“在校时,我很喜欢他,他家境虽贫穷,但却非常刻苦用功,古文根底很好,文章也写得好。我们常常一道到郊外写生,我画油画,他跟着临摹,我画水彩,他也跟着画。如此维持了半年左右,有一天,他忽然不告而别,一连三天没有音讯,实在令人担心。过后,才知道他到了上海首屈一指的哈同花园为其主管姬觉弥作人像画去了。他通过哈同花园主人,结识了不少当代文化名流,也拜了康有为为师,进入蒋碧薇家,后又在蔡元培先生鼎力支持下,终如愿以偿地到法国深造。”

1927年,徐悲鸿留学回国,不久受聘於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同年,刘海粟赴欧洲留学,於1931年回到上海。

1932年10月15日,上海市政府举办“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展出他欧游前后所作油画、卢浮宫临画、中国画共225幅,参观者达11万多人次,轰动一时,也由此引发了中国画坛影响达半个多世纪的论战。

导火线是评论家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文中说:“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都因在走向艺术道路的初期,遇上了蔡元培这样爱才惜才的师长,他们的艺术道路才会如此辉煌,反之,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徐悲鸿对该文十分不满,立即在1932年11月3日《申报》刊出《启事》,称“今有曾某者为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於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徐悲鸿还指责刘海粟“流氓西渡,唯学吹牛”。

刘海粟被激怒了,也回敬徐悲鸿,称徐悲鸿为“艺术绅士”,并言“美专21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

徐斥刘为“流氓”,刘讽徐为“绅士”,相比之下,刘海粟显得稍有风度一点。

《申报》同时还刊登了曾今可的《启事》:“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意,此启。”

11月19日,徐悲鸿在《申报》上再次刊出《启事》,口气更咄咄逼人:“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刘海粟咽不下这口气,正要回敬时,接连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诗人梁宗岱从北京大学写来的长信,大为激赏他欧游后的画作;一封是蔡元培派人送来的信,说笔墨官司闹得他心里很不痛快,劝他不要跟徐悲鸿一般见识:“以你目前在艺坛上的地位,与他争论,岂不正好抬高了他的地位?兄有很多事要做,何必把精力浪费在争闲气上呢?”

刘海粟消了气,没有再反击。后人倒不免疑惑蔡元培这封信何以如此褒贬分明:他是真认为刘的造诣远高於徐?还是为息事宁人有意给刘多戴高帽?还有猜测说,或许徐悲鸿过於锋芒毕露,招人反感吧。

二人停火,但心里头的疙瘩就此结下。徐悲鸿后来到了北京,刘海粟仍在南方,双方形成画坛上的京派和海派,各自都桃李满天下。

“不能有了画家的头衔品德就打折扣”

到了中共1949年改朝换代,美术界也要重新洗牌排座次了。徐、刘这两大宗师都没有去过延安,也都是“非党民主人士”,不过比起来,徐悲鸿的思想更为进步,与中共人士联系更多,於是坐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交椅。刘海粟就瞠乎其后了。直到1952年,他努力与时俱进,将自己私立美专主动献出,中共接收与苏州艺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改名为“华东艺专”,才任命他当校长。

1953年夏天,周恩来总理邀请刘海粟去北京,在自己家里从晚上8点谈到凌晨1点多钟。周恩来希望他与徐悲鸿握手言欢,先赞扬刘海粟将“创办了几十年的上海美专贡献给了祖国,我代表政府感谢你!”又告诉他:“徐悲鸿先生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也有很多创新的表现……你们可以互相学习嘛。”自知处境的刘海粟点头说:“我很欣赏徐先生在美术教学上的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方针,他在培养美术人才上做出了卓越贡献,我很钦佩他……”又说:自己与徐悲鸿“艺术道路和生活环境不同,又长期不在一起,我们的关系疏远了,曾经有些误解,那时,我们都年少气盛,的确有些意气用事,现在想来,很没意思。我非常希望悲鸿能捐弃前嫌,我们团结起来,南呼北应,为发展繁荣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刘海粟还未离京,周恩来就召见了徐悲鸿,听取美术界对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情况的汇报。他在美术界代表名单中没有看到刘海粟,意识到徐悲鸿心中有看法,就对徐转述了刘海粟对他的称赞。徐悲鸿一点就透,立即说:“总理,我知道你希望我们美术界团结,这也是我的意愿。可是团结不是一团和气,是有原则的。我认为,从事美术教育的人,在品德上也应为人师表,不能因为有了画家的头衔而品德上可以打折扣。尤其是在国土沦陷时期,画家的民族气节应当是首要的!”他坚持,任命华东美院院长“应当考虑德才兼备的人”。

周恩来明白他的矛头所向,委婉地说:“你的意见完全正确。我们在任命美术院校校长之前,就已作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我希望你这个主席在促进画家间的了解和交流方面多做些工作。对某些画家的经历,要作具体的调查研究,不能只凭道听途说而下结论。”

徐悲鸿确实性格倔强,周恩来再三斡旋,他都一点面子不给,坚持不让刘海粟出现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的代表名单上。

不料,一个月后,本来身体不好,筹备文代会又过於劳累的徐悲鸿,在文代会期间突然病逝。刘海粟在上海得知噩耗,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说徐悲鸿去得太早了,“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这是刘海粟毕生唯一对徐悲鸿表示善意的文字。叶恭绰先生称此文有“吴季子墓前挂剑”的深意。但后来人们读到1987年《明报》刘海粟接受访谈,透露出他到老也并未解开心结:“也许彼此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不同,胸襟有别,出身背景有异,故彼此间的一段渊源,却发展成了冤怨,这都是我始终预料不及的。”

徐建融比较“当代画坛几位贯通中西的大家”的画风,“如果说林风眠最冷静,徐悲鸿最理智,那麽,不妨认为刘海粟最狂热,在这,正是与梵高的精神一脉相通的”。徐悲鸿和刘海粟的画风反映在他们的个性和人生道路上,古代的杜甫和李白文风不同,可他们却是惺惺相惜;当代两位大师至死双方都不能原谅,令人扼腕。

刘海粟走过98年人生旅程,于1994年逝世。死后两年,陈传席在1996年第五期《江苏画刊》上发表文章《评现代大家和名家》,全面质疑刘海粟艺术水准和人格,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在广东《岭南文化时报》头版头条又发表《关于“评刘海粟”一文风波答记者问》,进一步列举刘海粟污点的证据。

谁说盖棺能论定?

陈传席的文章说,刘海粟的画“绝对够不上大师称号”;中国最早的高等美术教育、最早兴办的美专、第一个使用裸体模特儿的,都不是刘海粟。他还指斥刘海粟是“汉奸”,周恩来主持的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3日刊有《文化汉奸名录》,第一名周作人,第六名为刘海粟。

陈传席的文章被作家易大旗形象地形容为“拆庙”加“鞭尸”,激怒了很多人。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向《江苏画刊》的主管单位江苏美术出版社要求停售第五期并公开道歉,“必要时不惜对簿公堂”,禁止江苏美术出版社使用刘海粟作品,有人撰文指责陈“继承了文革那一套检举揭发、罗织罪状、上纲上线等老思维老方法”。还有人回过头来揭发陈传书文中的硬伤,披露他曾撰文大捧刘海粟。期间自然也有人支持陈传席。

争论声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自称“旅美画家、艺术大师刘海粟惟一的研究生”简繁的《沧海》三部曲(《背叛》、《彼岸》、《见证》),声称是“根据刘海粟和夫人夏伊乔的回忆录,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回忆和访谈”,火上加油,引起众多有关人士的批评和抗议。作者迫于压力做了若干删改,于2002年8月再次出版《沧海》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介说:“本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厚,极具文学性和可读性。尤其是关于刘海粟大量隐秘的披露,更具独特价值”;“是迄今了解和研究中国现当代美术史和刘海粟的最佳文本。”

率先发难的陈传席并非等闲之辈,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美术学院艺术史论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组织中国美术界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还组织全国36家博物馆(院)明清绘画联展,出版著作36部。他健笔了得,2006年将包括评论刘海粟在内的中国著名画家的文章辑为《画坛点将录──评现代名家与大家》,由三联书店出版,十分畅销,引起更大争议。

2006年《这片画坛》杂志首篇推出许宏泉和该刊主编唐朝轶《关于陈传席〈画坛点将录:评现代名家与大家〉的对话》。许宏泉本行是绘画,现为《边缘艺术》杂志主编,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过小说卷《乡村十记》和随笔卷《燕山白话》。与陈传席相识多年的他,用客观的语气分析了陈传书所批评的一系列艺术家的得失,称陈的这篇文章“表现出那种带有文革色彩的话语暴力,说这是一篇学术文章,还不如说它更像‘大字报’”。许宏泉“不敢认同”陈所说的“刘海粟的绘画在摹仿古人”,还说“我觉得“汉奸”一说最好要慎重”:

……我以为对待历史问题还是慎作定论性的发言,“汉奸”之身份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陈教授在一张民国时期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组汉奸的名单,就认定了刘海粟是汉奸不免太草率。……是不是汉奸关键要看他有没有做了对不起国人的事,有没有“奸”行,这最重要。

许宏泉引用了一条历史资料来说明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中,所谓的“洁身自好”太难了:《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1日《梁逆鸿志嫁女贺客一览》:“来祝贺的,名单上登出42人”,排在第一名的就是国人传颂的“蓄须明志”的梅兰芳先生。(《万象》杂志2005年11月)许宏泉说:刘海粟作为艺术家,当年在沦陷区上海难免与某些人物有一定交往。但对于个人名节,刘还是很清楚的,他曾劝阻吴湖帆“下水”任伪职就是一例。

“汉奸”问题总是最牵动国人神经。指责刘海粟是“汉奸”的一条主要“铁证”,是说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用军用飞机从爪哇专程送回上海。其实这是刘海粟最不堪回首的一段屈辱经历:他在南洋举办画展和演说募款以支持抗日时,在上海的妻子成家和,爱上了萧乃震。按照石楠《沧海人生──刘海粟传》一书中的叙述:想当汪精卫政权的“荐官”的萧乃震,急着要把刘海粟弄回来好让成家和与其办离婚手续,托周佛海的路子去动用了日军飞机,将刘威逼回了上海。刘海粟的“汉奸”帽子是这样被扣上的!还有文章披露,出版《刘海粟》时曾请示江苏省委,省委说“没有汉奸一说”。文章说:刘曾以中国书家访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日本,难道能让汉奸去访日?仅仅根据重庆那段非常时期报上一条消息就定为“汉奸”实在不妥。“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冤假错案难道还不足引起我们反省吗?”

许宏泉在对话中还指出,陈传席作为美术史论家,书中配合评论的插图却有不少十分可疑,像黄宾虹的两画肯定是假画,吴昌硕、陆俨少的作品也值得商榷。陈传席《画坛点将录》中说:“本书的图版文字和画家简介,由我的研究生石莉代劳”,陈娶石为妻,后来有细心读者指出,将假画塞进书中的原来是亦生亦妻的石莉。

2006年,是刘海粟诞辰110周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了“沧海一粟──刘海粟艺术展”画展,不少人重新认识刘海粟,深为折服。许宏泉就说:“徐、刘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由于其间种种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刘海粟的作品,包括刘海粟这个人,始终进不了北京这个城池。他的个展好象一直未在北京展览过,更不要说中国美术馆了。”他看了画展,“非常震惊,可以说近现代他们那一代油画家,刘海粟是真正地能够理解东西文化的最杰出最有才情的艺术家。也只有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才可以看到东方文化在西方艺术中的意义。”

(《多维月刊》2007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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